学者传记：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底色”

梁庆标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传记发轫于“五四”时期，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起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转化，如今基本上汇入了世界传记洪流，大致保持了同步发展的势头。据统计，仅1984-1990年6年中出版的传记数量就超出1949-1983年这34年，而90年代以来，每年传记出版的数量保守估计在6000种以上，发展之迅速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记佳作和传记大家，不过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传记写作中所发挥的重要引领、推动作用，或者可以称之为“传记的学者化”现象——即传记家为专业学者而非作家或一般的传记写手。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这与中国高等教育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就西方而言，在现代传记的发展中，学者们就贡献了不少精品佳作，如霍尔罗伊德的《斯特雷奇传》、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马钱德的《拜伦传》、艾尔曼的《乔伊斯传》、皮埃尔-甘的《普鲁斯特传》、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施塔赫的《卡夫卡传》，等等。与昙花一现的流行传记不同，他们为严肃传记赢得了声誉，泽被深远。

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及人格培养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身为知识分子，其实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早期传记倡导者与身体力行者，大都是知名学者，如梁启超、胡适、朱东润、林语堂、李长之、李健吾、吴晗等，他们吸收了西方传记的滋养，在传主选择、传记体式、叙事方式、伦理情感、理论建构等方面都进行了拓展，将学者本性的严谨与诗性的灵动融汇在一起，试图使传记既厚重可信又生动可读，基本奠定了现代传记的格局，或者说呈现了现代传记中最恒定、最坚实的一类。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传统又得以承续，并被继续发扬光大，依然构成当代传记的坚实支柱，也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传记成就的重要参照。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匡亚明主编的系列传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个人传记则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及“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包括《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董健的《田汉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吴福辉的《沙汀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余斌的《张爱玲传》、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等等。

在当前躁进虚华的社会语境和精神生态中，学者写传这一现象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主要源于此类作品的“智性品质”与“精神厚度”。这些学者基本上是传主的研究者，他们学术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投身于某位传主的世界，因此对传主几乎了如指掌，莫逆于心，在人生观念和精神品格上都试图达到相互“契合”的境地，传记凝聚了其研究精华，因而呈现出高度的专业化水平，是提升民众智性的重要媒介。这类传记又与枯燥的纯学术研究不同，它们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维护了传记的清誉；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如霍姆斯所言，推动的正是传记家、传主与读者的“握手”，其人性塑造力量不可低估。

传记家皮姆洛特认为，在当下这一传记的“黄金时代”，“传记的地位依然令人不安”。因此，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趋势下，肯定和发扬学者传记的严谨精神、人性深度和独立品格更显得迫切。中国传记精神要“薪火相传”，中国传记要赢得世界声誉，端赖于这类传记中的更多佳作，它们是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