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理论70年的嬗变与发展
——以教材的编写为考察重点

董学文

【内容提要】新中国文艺理论70年的嬗变与发展，是一个筚路蓝缕又高歌猛进的过程。70年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逻辑和辩证法角度看，这三个阶段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表现为“正-反-合”的运动。这个发展过程，总体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朝着实现自主建构的方向前进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始终是这个演化和发展过程的主轴。我们应总结和珍视这个经验，以增强建设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信心。

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伴随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70年里，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有过高歌猛进的辉煌，也有过浅唱低吟的艰困；有过大面积的躁动与混乱，也有过反思后的冷静和清醒。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总是同祖国和人民同行的，总是在风浪中不断地探索跋涉的。

如果把这70年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段，并用这70年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状况相比，同此间欧美和苏俄文艺理论的变化情况相比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也有自信做出如下的判断，即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是日新月异的，是在世界文论格局中后来居上的。得出这个判断不是凭空编造的，而是建基于新中国文艺理论70年来取得的巨大变化与成就，建基于纵向和横向客观比较与分析基础之上的。

我国文艺理论70年来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什么呢？为了回答得简明，我想用三句话来加以概括：一、它使一个原本凋零羸弱的单薄的学科，变成了一门根基扎实、视野开阔、学理深厚又不断创新的重要基础性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二、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汲取、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目前已经达到与国外优秀文艺理论同步发展、平行对话甚或有所超越有所创造的理论状态与水准；三、它在反复实践、试验和创新的过程中，总结了中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提升到了空前自觉的高度。

毫无疑问，上面这种对我国文艺理论成就的概括，是有其特殊视角的。也就是说，这种概括，不是从某些具体的文论观点变化出发的，而是从宏观的整体状况进行总结的，因此，它可能有不够全面的问题。再者，这种概括，由于不是从文艺理论的某个具体时段或某一具体现象出发，而是从半个多世纪文艺理论运动历史长河的轨迹和趋势中加以归纳的，所以，它也会有遗漏、有盲区，且线条比较粗化。但这种宏观的概括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省略对一些细枝末节的辨析和评价，并能带来俯瞰文艺理论发展规律与前瞻趋势的效果。

新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70年，应该说是一个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时区。倘若再给这70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划出几个明显阶段的话，那么，我认为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即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前的所谓“前三十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至2012年，大体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所谓“后三十年”阶段，亦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直至如今的阶段，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提出并付诸实践的阶段，也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并实践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当然是相对的，是从历史的大脉络出发的。倘若有研究者从某些具体的文艺理论现象出发，从某些重要观点的演变出发，或者更换一下探讨角度，从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特征出发，那么，得出与上述三个阶段划分不同的另外阶段划分方案，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有其实际意义和价值的。

新中国70年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涉及的面很广，探讨的问题很多，为了论域的相对集中，本文在分析70年文艺理论演变和发展时，主要以文论教材的编写为重点，同时兼及一些相关的问题。

二

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破旧立新的阶段，是筚路蓝缕、高歌猛进的阶段。这一阶段，拉开了我国文艺理论当代学术传统的序幕，确立了当代文论的价值导向，重建了文论研究的规范，是我国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固定学科的确立期和奠基期。当然，这一阶段也经历了探索中的波折，前进中的坎坷。

众所周知，上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个弱项。当时文艺理论研究的著作不多，比较规范的文论教材也很少。据有学者统计，到上世纪40年代，虽说对文艺自身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突破和进展，但从论文和教材的数量上看，还不及30年代。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40年代文艺理论教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基本保留了30年代以来在内容和体系上以西方教材为主的范式；一种是提出了一些新理念，体例上也较之先前有较大调整，为其后的50年代文论教材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初步基础。这其中，有一定影响的，是重庆华中图书公司出版的田仲济著《新型文学教程》（1940）、大连实业出版公司出版的王秋莹著《文学概论》（1943）、上海永祥印书馆刊行的顾仲彝、朱志泰合著《文学概论》（1945）、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以群著《文学底基础知识》（1945）、世界书局出版的张长弓著《文学新论》（1946）、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蔡仪著《文学论初步》（1946）、香港中国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林焕平著《文学论教程》（1948）等。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改变了这种文艺理论凋零的局面。文艺理论研究不但从内容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学科规模和研究队伍也急剧扩展。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建设了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机构，聚集和培养了一批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与此同时，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引进并学习苏联文艺理论，也为我国新文艺理论的确立起到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在文艺理论上是实行“一边倒”政策——向苏联学习的。当时我们承认“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苏联则“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请苏联文艺学专家到中国来讲学，办文艺理论研究班，就是我们在文艺理论上向苏联看齐学习的具体表现。客观地说，这种学习和借鉴对推动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形成和进步，就是今天看来也是有益处、有帮助的。这种益处和帮助，我认为至少有两点：一是使我们的文论界初步了解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理论学科的基本面貌，尽管它是“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苏式”的文论系统，但确实是同新中国成立之前那种旧式西方文论格局严格区别开来了；二是它有利于我们实现一种对“教科书理解模式”的建构，有利于实现了以苏联文艺理论教材为新中国教材建设蓝本的转变，有利于实现对文艺学学科基本原理的全面把握。这对正在建立自己学科系统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有指路的功能的。

以苏联专家毕达可夫1954-1956年在北京大学讲学及举办文艺理论研究班为例。实践证明，这个研究班的确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文艺理论家和学者，在其后的我国许多高校和科研部门发挥了突出作用。毕达可夫的讲稿，一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出，名为《文艺学引论》，1958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便在文论界产生不小的影响。1956-1957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讲学的苏联专家是柯尔尊，讲稿由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译出，名为《文学概论》，195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也产生了类似影响。上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还翻译出版了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阿拉伯莫维奇的《文艺论教学大纲》等教材。这些书对推动我国文论研究和教材编写起到的示范的作用。

此间，受季摩菲耶夫、毕达可夫及其他苏联文艺理论教材的影响，也因国内高校文艺理论教学的急需，在1956年前后，我国相继出现了多种文艺理论教材，初步统计有不下十几种之多，翻译的文论著作就更丰富，可以说，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迎来了它的初创和奠基期。

当然应该承认，那时的向苏联文艺理论学习是有局限的。造成这种局限，既有时代条件的因素、苏联文论自身缺陷的因素，也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研究和理解不够的因素。对此，我国有些文论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譬如，毕达可夫文艺理论研究班班主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杨晦先生，就在为《文艺学引论》教材出版写的“后记”中，郑重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该书“所讲的只能是从苏联方面出发，所能运用的也多是苏联的文艺理论成就”，因此，中国读者“必须避免教条主义的搬用”。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要同中国的文艺实际相结合，要总结和提升中国自己的经验，言必称“希腊”，本本主义是不行的。杨晦先生的看法，代表了中国学者自信而求实的态度。

我们不难看到，接下来的中国文艺理论，走的正是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或者说，走的是一条探索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这样，我们的文艺理论就从学理和框架层面摆脱了“苏联文艺学模式”的弊端，汲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营养，并重点结合我国古今进步文艺作品的经验，为初步建立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教条主义是要不得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也是要不得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文艺理论，它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都要跟自己国家的历史方位、文化传统、文艺水准和实际状况相吻合，不能犯水土不服的毛病。因之，我们必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

在这方面，我认为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196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1978年被定位高校文科教材）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61年成立编写组，1963年形成讨论稿，1978年被定位高校文科教材，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一版），这两部建国后首批全国统编教材，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我国构建有自己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达到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形象一点地说，是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两座高峰。这两部教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结合我国的文学实际，总结、发展了以前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石。由于它们正处在草创阶段，加上时代因素与编著者的某些局限，难免有种种缺陷。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代表了建国以来文艺理论教材的最高水平，标志着我国有自己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初步建立。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它们被许多高等院校采用，其框架结构与论述方式，也为以后的许多文艺理论教材模仿、采用，影响深远。”剔出这两部教材中历史局限造成的瑕疵，把它们拿来同当今欧美和我国某些流行的文艺理论教材相比，应该说是立得住、不逊色的。

众所周知，在这两部教材出现之前，我国文艺理论教材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深受欧美影响的模式，主要在解放前使用、建国初做了一些改良、后来就基本弃之不用了的；一种是采用翻译过来的苏联教材或者采用国人编写带有苏联文艺理论模式特征的教材；一种是1958年提出“教育革命”口号后出现的一批比较简单化教材。这类教材多是学校组织集体编写，体例上有较大变化，突出强调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及相关文艺论述，存在破多立少、科学性和知识性较差、思想方法片面绝对的弊端。

前述两部全国统编教材就不同了。它们没有对哪一种理论生搬硬套，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文学的外部和内部规律以及创作和鉴赏的一般规律为主干，同时继承中国古代文论注重读者与批评、重视作者创作过程的优良传统，大大完善了文艺理论的结构系统。同时，紧密结合中国和世界的文艺实际，引用古今中外大量的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以详实、丰富、有力的内容来论证自己的理论，使文艺理论不再只是空洞的口号和论断，而是成为与文艺实际密切结合的有血有肉的完整的整体。这在新中国文论史上是第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是发展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贵的一步。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文艺理论历程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这种认识高度，应当有这种理论自觉，应该承认并开掘其突破性的进展和巨大的创新意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当我们把这两部教材放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史和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的时候，我们是有理由也有权利指出它在创立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超越前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单就打破了沿袭苏联教材模式这一点，单就与本国国情与文艺实际深度结合这一点，单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理解的准确度这一点，单就改变了当时学术风气、树立了良好学术规范这一点，单就它语言朴素平实、自然流畅，表达方式上十分中国化这一点，单就它制定出从本质论、作品论、发展论到创作论、批评鉴赏论逻辑框架这一点，说这两部教材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教材的真正开始，标志着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进入了新水准的阶段，是完全能够成立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学者还这样评议：“这两部教材在我国建国后文艺理论建设中的地位，是应当肯定的”，它们不仅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在高等学校中的中文系教学中，发生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后来的教材“从整体来看，在较长时期中并未超越它们的成就”。这种个人意见也是实事求是的。

前些年，我国学界曾有一种看法，认为“文革”前包括上述两部统编教材在内的我国文艺理论研究，都是受“苏联模式”影响，都是教条主义的，因而主张应把这一页彻底的翻过去。这种看法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实际的。诚然，这两部统编教材自身是存在某些简单化和政治化缺欠的，但这是时代的印迹，并非是根本性的缺点。不难发现，两部统编教材之后“另行编写教材，也基本上是以其为蓝本，并没有超过其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的范围”，理论发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先前缺陷的逐步克服。这一情况，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两部教材在观念和范式上的价值。

文艺理论研究在“文革”时期是乏善可陈的。由于受到“左”的思潮影响，上述两部优秀的全国统编教材遭受冷落，此间出现的一些适应政治环境的文艺理论著述，其观点和学术内容多陷入绝对、偏激的泥淖，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地位也遭到丧失。这一时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给工农兵学员进行文艺理论教学的需要，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思想的研究和篇章讲解式《马列文论》教材的编写。这一情况，是在先前文艺理论教材遭到批判、不能再讲授的环境下，我国文艺理论教师和文论工作者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学习、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说的方法。它对后来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还是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三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本世纪初，是新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严格说来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并从多方面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任务。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由于坚持改革开放，我国文艺理论的思考空间获得了极大拓宽，我国文艺理论事业取得了空前发展。这一阶段，我们形成了完整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架构，形成了文艺学本科、硕士、博士健全的学位授予机制，形成了阵容比较齐整的文艺学科研队伍，出现了研究领域扩容、拓深，大量教材、专著和论文叠出的可喜局面。

这一阶段，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最大特点，就是借国门洞开之机，大量引进外来学说，对文艺理论学科的特性认识更加多样和多元，其研究的外延不断拓展，内涵不断深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方法、多角度、多层次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格局。这当中，有一些学者是以绍介、引进和诠释外国文艺学说特别是现代西方文艺学说为己任；有一些学者是以吸收和转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营养为己任；也有一些学者则是在复杂多元的文论境况下，把探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从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转化与过渡作为重点。这三类学者，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景观，他们又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贡献。

第二个阶段的文论研究，如果从具体的语境出发，那么可以说是从清算多年存在的“左”的文艺思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开始的。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随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提法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提法，大大激发了文艺理论的生产力，使我国文论研究迅速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未曾出现过的中外文论大规模交汇、交融、交流和剧烈碰撞的局面。西方文艺学说——无论是近代的还是现代、后现代的——都接二连三、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被引进来，登上中国文艺理论的舞台。一时间，让人有一种目不暇接、五颜六色、眼花缭乱的感觉。这是由国际国内环境巨大变化造成的新面貌。这种面貌改变了学术交流不畅、原始资料匮乏、研究条件简陋的局面，使我国文艺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机遇。

由于能够倾力且直接地汲取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成果，所以，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突破和更新，有力地推动了文论观念和话语体系的拓展，极大地转变了原有文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催生出文艺理论形态的多样化和各种文艺理论的分支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文艺阐释学、文学叙事学、文艺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比较诗学、新批评、接受理论、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少数话语研究、身份研究、区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等。这些分支学科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竞相迸发。这种多元探索、多向思维、多层深入的状况，极大地活跃了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头脑，使他们有了更广袤、更宽阔的理论空间，使他们更加看清了我国文艺理论在世界文论版图中的位置与特性，并为我国整个文论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近来有学者这样说：“向国外文艺理论敞开开放的胸怀，用国外的理论来激发出文艺理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并以此作为构建中国文艺理论的养分和基础，突破了过去僵化的文艺理论体系，使文艺理论学科成为当时最活跃的理论领域，这正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重要经验。”这个评论是许多人感同身受的。

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它有开放的心态和探索的勇气。从开放而到引进，从引进而到消化，从消化而到反思，从反思而到创建，这正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走过的一条路，也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取得进展的一个标识。新时期文艺理论领域提出过许多新的“转向”、命题，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学术论争。这些“转向”、命题和论争，尽管角度不同，学术见解有别，但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艺理论学说、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文艺观、如何科学有效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而进行的。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些“转向”、命题和论争，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而进行的。时间和实践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充分说理的讨论，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守正”，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上的指导地位；“创新”，最本质的诉求就是要体现出具有时代色调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文艺理论研究只满足于自身的自娱自乐是不行的。文艺理论研究不能只当“留声机”，当“二道贩子”，不能只从事从理论到理论的“知识旅行”，更不能搞成只是少数人吹嘘、追捧和欣赏的“圈子文化”。文艺理论研究要保持一种与时代和人民相向而行甚或携手同行的理论襟怀和学术激情，改变理论研究眼睛向外、无视或滞后于社会现实和文艺实践的状况。有学者把文艺理论不停的“转向”，归结为“40年来中国文论由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由审美范式到文化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并以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文论思维方式由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再到文化历史主义，也即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这种归纳，显然比较表面和现象化。事实上，前述这种“演进过程”，从范式转型角度讲是一种“进化”，若从学理本质或价值取向上讲，则是一个逐渐疏远和偏离唯物史观的“退化”过程。

我们联系这一时期文艺理论教材的建设状况，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教材建设，的确琳琅满目、百花齐放、可圈可点。据不完全统计，也不把翻译的以及美学方面的教材计算在内，仅就我国学者自主编著的各级各类文艺理论教材，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之初，大概就有近二百部，它们犹如满天星斗，各自闪烁。但仔细分析，情况却很复杂。这里有基本沿袭60年代统编教材模式的；有力图加以修补、深化认识和进行局部突破的；有大体依据或效仿西方某一文论学说进行构建的；有别出心裁、另起炉灶、重新思考理论框架的；有主张编写教材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出新不出格”的；有主张要彻底“审美化”或“文化化”的；有主张贯穿“主体性”、实践存在论或生命哲学的；有主张采取反本质主义立场的；也有主张面对理论碰撞要进一步体现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因此，这一时期我国文艺理论教材编写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观。其中，影响较广泛的有《文艺学新编》（王向峰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文艺学导论》（吴中杰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文学原理——发展论》（钱中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文学原理》（王元骧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文学原理》（孙子威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艺术生产原理》（何国瑞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文艺学新论》（狄其聪、王汶成、凌晨光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文学理论新编》（陈传才、周文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文学理论》（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文学理论新释》（顾祖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文学原理》（董学文、张永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文学理论新读本》（南帆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在学术规范和观念领域的巨大变化。

从反思的角度看，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在迅猛发展的同时，确也普遍存在明显的弱点和不足。这个弱点和不足，倘若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引进西方学说和探讨文艺理论问题时不能很好地同中国文艺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相当一部分文艺理论研究在哲学根基上出现或整体或局部的偏离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倾向。其具体表现为：有些文艺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存在消化不良、水土不服或“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些文艺理论研究存在缺乏自主话语，“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或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现象；相当一批文艺理论研究在对待引进国外学说时如何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在如何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说问题上，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党提出了在理论上“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号召。进入新世纪不久，党中央在2004年就组织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马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集中全国十多位专家（后来又补充一些年轻专家）开始起步编写的。几年间，七易其稿，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谓新时期我国对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投入最大的一个项目。这部教材今天看来虽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从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历程来看，它毕竟是明确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论旗帜的重要成果，毕竟对扭转之前一段时间文论研究的严重混乱和“西化”倾向起到了遏制与校正的作用。该教材在指导思想中明确写道：“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活动的特征和规律，帮助学生初步掌握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树立科学的文学观。”这就无可辩驳地再一次证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才是正路；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才能实现科学化；“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马工程”重点教材《文学理论》的出版，大大推动了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重新重视，大大提振了构建文艺理论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觉和自信。

到了2009年，教育部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项目又上马了。从全国各高校抽调来的12名文艺理论教授组成编写组，历时将近十年，几经修改，特别是后来增添和补充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相关论述，到2019年基本完成了全书的编写和修改工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继《文学理论》之后，又一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大工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部教材，其最大的功绩，是它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前提下，首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完整的体系性建构。这种体系性，不仅包含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囊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尤其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部内容。它把170多年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成就有机地组织在一部教材中，并勾勒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状貌，这不仅在中国文艺理论界，而且在世界文艺理论界，都是具有首创之功的。它是中国文艺理论家为世界文艺理论做出的新贡献。

四

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第三个阶段，同第二个阶段是彼此衔接着的。但为什么要把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单独划出一个阶段呢？那是因为我认为从文艺理论发展史角度考察，此间确实发生一些带有新质特性的变化。

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阶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对应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让人们看到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雏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划为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是因为有习近平关于文艺问题系列重要论述发表作为标志的。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2019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的讲话和2019年7月16日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不仅高瞻远瞩地总结了我国70年来我国文艺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而且带有世界眼光地擘划了新时代文艺创作和理论发展的未来；不仅深刻透彻地揭橥了新历史条件下文艺活动的普遍规律，而且鞭辟入里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诉求、新前景和新路径；不仅探索创新了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充满问题意识地解答了人们关切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实践之问。习近平关于文艺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提升了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境界，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了新阶段。

这第三阶段，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它从历史逻辑和辩证法的高度，完成了新中国文艺理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完成了一次大跨度的“正-反-合”的矛盾运动。可以说，它既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回归，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创新；它既彻底摆脱了外来文论的不良影响，又透射出俯瞰21世纪的新锐发展的理论目光；它既是完全自主和中国化的理论，又自信地站到了世界文论版图的中央；它与前两个阶段是一派相承的，其轨迹又显示出超迈和升华的特征。中国文艺理论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文艺理论家族中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力量。这是我们主张把这第三阶段单独列出的又一理由。

这第三阶段还在进行当中。通过分析此阶段业已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也可以判断出这一阶段文艺理论内涵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号召，随后在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又提出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他一再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并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想，这个号召和要求，对我国文艺理论界同样是适用的。我国文艺理论面临着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艰巨任务。这是我国文艺理论界跟上形势，立足国情、世情和实际，提炼文艺新特点，总结文艺新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成果，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不断推向前进的需要，也是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梦想与追求。建设“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正在成为第三阶段的实质性内容。

必须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在持续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张力结构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展现出它的独特容貌。换句话说，在当代世界文艺理论的大棋盘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获得了自己特有的身份，而且为人类文艺理论的未来提供了新的选择与发展的可能性。

在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统辖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它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功能落到实处，进一步明确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战略，提升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总体水平，增强文论研究的创新动力和广阔空间，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更好地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先进文化的精髓，坚持问题导向，弘扬批判精神，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正成为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钥匙。这是新的发展阶段赋予文艺理论的使命。习近平同志提出并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出并倡导“中国精神”和“中华美学精神”，这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有学者这样评述，认为“充分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典型特色”。“倡导中华美学精神，是富有新时代特色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突出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相合的成果。”这个判断是能够成立的。

第三阶段在文艺理论体系和学理内容上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地方：其一，是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在这一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这是当代我国文艺理论面临的特有的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有适应和占有市场的一面，也有拒绝市场消极取向、独立于市场趋利性的一面。如何在观念、制度和政策上找到社会主义文艺和市场经济的平衡点，这是现实和历史给文艺理论提出的一道新课题。这个课题在习近平的系列文艺论述中，已经基本予以解决了。其二，是初步解决了处于与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激荡中我国文艺理论如何既保持开放心态又能构建起独立的民族精神大厦的问题。这本是个老问题，但如今却有了新难点和新特点。例如，为什么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怎样才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如何“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如何使“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等等。习近平的文艺论述，结合中国的文艺实际，都给与了有时代新意的回答。其三，是初步解决了全媒体时代文艺理论面临的诸多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在全媒体时代，文艺的形态、存在方式、情感模式、思维理路、表达形式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改变。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人在这个时代成为介质人、媒介人。人如何在这场媒体革命面前讲述文艺，文艺如何表现介质化、媒介化存在的人，同样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文艺问题。”“新文论体系构建必须关注新的时代人的新质，揭示文艺与人的新质的关联，推动文艺去表达人的新质、建构人的新质或批判人的新质。新文论体系有责任使人的新质透过其所倡导的优秀文艺作品取向，变成更好的新质、更丰富的新质。”应该说，习近平的文艺论述，已经带动整个文艺理论界去攻关许多新的课题，已经把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推入到新的阶段。

五

新中国70年文艺理论走过的路，既是平坦的，也是坎坷的，既是康庄的，也是曲折的，其中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说：“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我们文艺理论界也应当做好揭示这个“内在逻辑”的工作。

我们如果不为浮云遮望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那么完全有资格说，新中国文艺理论的70年，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断深入和加强的历史，就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领下，从具体历史语境和文艺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有自己特色文艺理论的历史。

70年的跨度，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三个阶段，从本质上讲，进行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和探索。这三个阶段之间有区别，但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对立。总结和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的历史经验，应当把前后相连的三个阶段贯通起来考察。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文艺理论运动更高一级螺旋式上升的高度，通盘审视和把握以往文论发展所反映的主客观条件。

如何把这70年文艺理论变化的进程统和起来加以研究，这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需要文论研究者付出艰辛而长期的努力。这里，我只就其中的关键之点做些初步探讨性的尝试。

从学科的意义上看，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苏联到学习西方、直至自觉建构中国自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明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从不成熟、不完善逐步地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应是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区别于其他国家文艺理论建设的根本标志。我们应该把文论建设的主要精力，放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上来。

从前瞻的意义上看，虽说大的形势为我们提升文艺理论话语权提供了历史机遇，但真正要提升我们在世界文艺理论上的话语权，还是任重道远的。应当承认，目前世界上的文论格局总体上还是“西强我弱”，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文艺理论话语权，仍处在结构性的弱势地位。这是由复杂的多种多样历史原因造成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理应在国际文论话语体系中开辟出一条新路，理应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破除迷雾、不懈拼搏，保持定力、凝聚智慧，为人类文艺理论科学做出更大贡献。但这要靠什么呢？归根结底，还是要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特别是要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是70年文艺理论历程得出来的结论。

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说来发展我国文艺理论行不行呢？我的回答很坦率：那是不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新形态的左派学者其实并不多；一些左派学者实质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质，借助各种外在资源和新奇的形式包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装扮成一种‘时髦’的商贩文化；少数左派学者甚至在根本立场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不同方式批判、否定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我们不能拜倒在“西马”文论的脚下。所以说，以文艺理论“西马化”来取代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不妥当的。我们应当重视对“西马”文论的研究，但这种研究，说到底是为了把握蕴藏其中的有价值的问题，从而为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我们自身问题服务，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习近平同志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这应是我们对待“西马”问题态度上的根本遵循。

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文论而热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因很多。但我以为，这跟有些人习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恩格斯当年批评经济学家对待黑格尔全部遗产时所说的那样，认为它“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不无关系。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显然是将其中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活的灵魂与威力给窒息了。

众所周知，文艺理论话语权的核心是同国家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艺理论话语权，体现的是包括国家价值观因素在内的文化观念和审美理念。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无论发展到那一步，都不能忘记这一条。不仅不能忘记，而且应该把其中的道义优势转化为学理的话语优势，以此稳实地站在世界文艺理论的前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习近平的这一忠告，为我们总结文艺理论70年的经验指明了方向。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70年间我国文艺理论经历的多次论争，其本质上都是围绕着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进行的。以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例。上世纪50至70年代，学界和文论界一直把“文艺”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80年代后逐渐废止了这个界定，提出“文艺”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看法；到本世纪初，有学者又指出“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及其理论不科学，文艺应当界定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的社会意识形式”。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了正确理解和领悟马克思主义对文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也说明了文艺理论的偏颇和失误多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述的误读和曲解造成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我国文艺理论不断发展的前提。我们既不能被外国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走某些西方学者那种随意把某种西方学说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拼凑”、“融合”、“嫁接”的老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增强实现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性，增强构建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要看清存在“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的缺欠，不畏艰辛，不辱使命，为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再者，70年文艺理论的历史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确“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什么时候“双百”方针贯彻好了，我们的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就有大的发展；什么时候漠视或背离“双百”方针，我们的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就会萧条沉闷。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一定要有学术讨论、争鸣和辩论的氛围，这是推动其发展的不竭动力。实践表明，学术争鸣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理论发展，反而会成其为发展的助推器。文艺理论争鸣上的沉寂期，往往就是发展的停滞期。真理是越辩越明，是存在于讨论之中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不能没有讨论，没有争鸣，不能自认为合理就行了，一定要在讨论、比较和争鸣中获得发展。任何轻视和放弃“双百”方针的心态和做法都是有害的。

历史告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特征；坚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课题；坚持处理好古今中外文论之间的关系，立足实践，努力创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主要途径。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是不能躲躲闪闪、含糊其辞的，是不能“当绅士”、做“骑墙派”和“看风派”的，是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的。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但学费不能白付，要吃一堑长一智，举一反三，避免同一种失误一犯再犯”。我们的文艺理论变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它是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因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原理不能丢。这是透过70年文艺理论运动的风风雨雨得出来的最基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