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
——阮真的大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观

沈芝霞

【内容提要】阮真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语文教学法专家。他既有国学文学的根底，教学的经验，又有教育的眼光，科学的头脑。阮真以学生实际程度、兴趣、需要、国文的性质等为出发点，分析中学国文教学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大一国文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看法。他的“顺行而上”的大中衔接观，对国文基本教学的论述是科学的大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观点。

阮真（1896—1972），又名阮乐真，浙江省绍兴人，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语文教学法专家。

阮真自述自己的研究经历，“一个人所以要发愿去做一种专门研究，一定有许多原因和条件凑合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事。”阮真幼时在传统书塾中读了六年经书古文，接着进改良书塾、现代学制的高小学习。十六岁进师范校，二十一岁进了南京高师文科，因对国文教学不满意，一面努力自修国文，一面努力学习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教学法等科，立志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好的教员。大学四年级，师从陶行知专门读了一年的教育专科。后来南高改大学，又转回国文系毕业。阮真曾任小学、中学、大学国文教师，毕生致力于大中小学国文教学和研究。1929年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教授，担任语文教材教法硕士研究生导师，后又在上海暨南大学、广西大学、无锡国专、无锡高等师范学校、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大一国文课教学。阮真认为，国文教学研究不是文学的研究，而是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除了必须的国学文学的积淀，还要有教育的眼光，科学的头脑，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的基础，国文教学研究是无止境的。

《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是阮真对1942年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进行质疑的一篇文章，集中体现了阮真大一国文的课程与教学观。

一、大学基本国文之课程现状（围绕统编“大一国文”教材的论辩）

1940年，民国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委员大会决定统编“大一国文”教材，会议推定魏建功、黎锦熙、朱自清、伍俶傥、卢前、王焕镳六人负责编选，魏建功为负责人。魏建功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大一国文谈话会记录，结合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征集到的各大学院校现行教材，分别统计编目并拟定编选办法，征求其他五位专家意见，并要求每人先初选若干篇目，1942年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两天，魏建功等六人齐聚重庆最终商定了一个选目。“大学国文选目”凡五十篇目，排列次序依经史子集四部。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令转知国文教员遵照采用。选目一经颁布，它的复古倾向遂引起争议，许多高校并不遵照采用，甚而《高等教育季刊》推出了“大学国文教学特辑”，由拟定者与异议者各自发表意见。其中朱光潜的文章直接发难，魏建功、朱自清做出回应，阮真以自己的方式提出质疑。综合当时情况及作者们给出的信息，围绕大学基本国文实际有多个群体，分多种角度，提出或践行着不同的大一国文教学观。教育部、魏建功六人编选小组、朱光潜、阮真等异议者，各大学国文教师、大一学生。不同的群体因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对大学国文的态度不同。

教育部作为教育最高领导机关，提出并组织了此次编选，据大一国文谈话会内容看，教育部对学生阅读、欣赏、发表、修养方面的要求和学习内容都或明或暗兼顾了“古今”，即文言文和白话文。教育部通过《高等教育季刊》发表的“大学国文选目”，并未按四部分类，只是罗列。同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下附有的“大学国文选目”仍然未按四部分类。对此黎锦熙还颇有微言，“排列次序依经史子集四部（此层部令中未注明，致外间有疑为次序凌乱的…）”从教育部编选大一国文选目的初衷及选目确定后，教育部发表时对经史子集顺序的忽略，都说明此次选目并非教育部本意。

魏建功作为“大学国文选目”的召集人，对于被质疑复古，给出的解释，一是选文标准其中一条是“生人不录”，二是教育部最近修正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精读”选文规定“各学年均以文言文为主”。三是征集到的全国二十所大学院校的国文选目均以文言文为主。他认为应该“有条件”的承认学生的国文水平，“我们注意事实的说法是要有条件的，不然，恐怕愈注意事实而事实上要愈加无法进步。”魏建功把 高等教育上大一国文课程设置的问题，归结为中等教育里国文课程标准教学实施成效的不完满，结论就是不能将就学生的程度。反过来说其实是魏建功把“大学国文选目”的标准建立在部颁高中国文标准之上，逆行而下要求高中国文水平的提高。

阮真的教学经历自小学起，经初高中师范国专大学各级程度。阮真自己的概括是“如百战老卒，行伍出身也。”阮真曾对历届入学考试文卷，亲自批阅、统计，得出结论，学习了十二年基本国文的学生，考试中的文言文、白话文连通顺这一基本要求都做不到，大学一年级多数学生的基本国文水平，实际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的标准，中学国文教学根本失败。阮真研究中学国文教学，以小学程度为最低出发点，顺行而上，非以大学程度为最高出发点，逆行而下。这种大中衔接的观点，在民国诸多的国文研究中可见。如前文提到的魏建功。阮真和魏建功虽都讲大中衔接，却又根本不同，魏建功等是自上而下，自大学到中学，即站在大学的立场，或者只是专家、学者的角度凭自己的兴趣，对初高中教学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标准。阮真是自下而上，以中学国文教学实际情况为准，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研究成果，注重学生的现有基础和水平，提出切合实际的大学国文教学目标。

阮真在无锡师范期间（该校为高中程度），所选教材，几乎和初中水平相当。在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国文时，其他教授明知学生国文程度，说不上初中，简直和小学水平差不多，所教授的教材却是大学、中庸。或以大学教材不能低于高中为由，教授“国学概论”。阮真则取孙俍工编中学特种读本。阮真注意学生程度与教材教法，以学生进步为目标。其他教授则以学术思想、名著杰作为目标，学生能否领受获益不问。

美国课程学者古德莱德（Goodlad）提出，课程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层级：理想课程、正式课程、感知课程、运作课程和经验课程。理想课程是由研究机构或课程专家提出的应该开设的课程。正式课程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列入学校课表中的课程。感知课程是指一线教师对课程的感知，不同教师感悟不同。运作课程指教师在课堂上实际实施的课程，教师的个人感悟和课堂实际实施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经验课程是指学生实际体验到的课程。

古德莱德（Goodlad）提出的课程虽分五个层级，课程内容是一致的。反观当时的大一国文课，发现专家研究制定的课程既没有体现教育行政部门的意图，也没有以高中毕业生国文实际情况为基础，这样的课程虽被教育部作为大学必修科目认可颁行，却没有得到国文任课教师的承认。教育部、课程专家组、大学任课教师，彼此之间各行其是，虽各方都在谋求改进，结果却是改而不进，以至于大学基本国文课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内容，每个教师有每个教师的理解，有教楚辞、离骚的，有教大学，中庸的，也有的教经史百家杂钞简编，各行其是，大学基本国文的混乱可见一斑。

阮真认为今日国文教学主张纷纭，莫衷一是，实际是由于国家教育政策缺乏系统研究而造成的自相矛盾。要根本改变国文教学现状，提高学生国文程度，应由国家教育部门牵头，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聘请专家，并协同各省市学校，从调查统计分析国文教学的基本问题入手，结合各项政策的调适做全面的研究。这项工作，时间长，牵涉面广，短时间内难以完成。

阮真反对恪于理论标准，要求大学国文一定要高于高中国文，反对为合于部定标准，顺应文学史发展次第，选取中国文学上各体各派之代表作品作为大学国文教学内容。阮真认为由于中学国文教学的失败，目前大学的基本国文只能是补修，称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亦可名之曰‘补救国文’，在关于大学基本国文的论述中，多次出现”补救“、”补修“、”救济“、”救“等词语。在当时大学基本国文的混乱局面中，阮真于忧虑、担心的同时时刻保持理智科学的思考。

二、大学基本国文之教学目标

在大一国文选目编选之时，教育部专门召开大一国文谈话会，为编选确定大方向。根据大一国文谈话会讨论的学科教学目的：1.在了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2.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3.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作品。4.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廿九年部颁高中国文课程目标：1、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2、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3、陶冶学生文学上创作之能力；4、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将大一国文教学目标和高中国文教学目标比较，两者的第三条、第四条标准范围既广，希望又高，这里暂且不论，单就前两条来说，实际都是对阅读和写作的要求，非常相像。较之高中国文教学目标的文言文读写目标，大一国文教学在了解方面，特别强调了阅读的范围是“古今“，发表的方面，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当时的发表文字显然是白话文，如此看来，大一国文的教学目标更偏重白话文，顺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实际标准是降低了。

徐中玉总结当时对大一国文教学目的的讨论，“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应有其独自的目的，和高中的不同；另一种认为大一国文不过是高中国文的延长，因为中学程度低落，才来设立这个课程的，所以大一国文只是一种补救的局面。”徐中玉同意后一种说法，大一国文教学不必另外规定目的，只需在前述高中国文教学的四项目标中，特别注重第一项，即加强学生作文能力的训练。

魏建功六人小组的大一国文课程目标，在理论标准和实际情况间游离。一方面承认，以目前的高中毕业生的常态，大一国文只能是“补高中国文之不足“，补不足的具体任务是训练语文工具常识即文章形式的”知“和”能“，文章形式还没有搞懂，根本谈不到内容的充实。另一方面又觉得，“从课程标准来说，似乎他们的水平线不至于怎样低，从实际成绩的现象看，似乎他们的水平线也太不应该这么低；我相信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今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国文程度低浅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结果，似乎不可以悬格先卑来将就。”最终屈服于理论标准，大一国文课程目标一定要高于高中国文。

许是由于教育部预定的大一国文教学目标和专家组心里认可和实际执行（体现在教材选目）教学目标不相符，教育部颁发《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除要求大学各学院遵照采用“大学国文选目”作为教材，其他未作说明。因此，阮真在《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中，“然教部于此种基本国文之教学目标以及教材教法，无明文规定，而各大学国文教授，所学各有专长，所教各有偏颇，教学乃至无定准。”

教学目标是指引教学方向的，它是所有教学活动的先决条件，也是决定教学成效的关键。阮真凭其先进的教育理论素养和丰富的语文教育实践经验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这一问题。阮真认为不能只根据理论标准来确定教学目标，以为大学国文标准一定要高于高中。正确的态度是以学生的实际水平为准，如果学生的水平仅相当于初中，却要他达到大学的学习目标，结果只能是浪费学生时间，让学生从心理上更加反感国文。此种情况，一定要降低教学标准，实际程度才可能提高。反之，教学标准愈提高，则实际程度愈降低。阮真的原则是“取法乎中，可免几乎中。取法乎上，必得下下“。阮真确定国文教学目标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对学科的研究

大学国文重文重质的问题是国文教学至今都存在的问题。“文”、“质”就是形式与内容。重文，即重视语文篇目的文章属性，如修词、造句、布局、谋篇等作文方面的技术。重质，则重视语文篇目的思想内容，学术思想、国学常识，甚而把多记几本书名、多识几个作者都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国文教学究竟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阮真认为，国文不是国学，教学生读文，不是教学术内容，而是教读书方法。教读书方法，学读书方法，应该重文。教学术内容，才是重质。如果分不清国文和国学的根本区别，国文国学混于一谈，国文和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哲学等课程不分，弄不清国文的特质，则国文教学很难有根本改进。

叶圣陶先生持有相同的国文性质观，“依我们的信念，国文科和别的学科性质不同，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以外，是拿不出独立固定的材料来的。凡是在白纸上写着黑字的东西，当作文章来阅读，来玩索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工作，否则不是。一篇《项羽本纪》是历史科的材料，要当作文章去求理解，去学习章句间的法则的时候，才算是国文科的工作。所以在国文科里读《项羽本纪》，所当着眼的不应只是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应是生字难句的理解和文章方法的摄取。…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

（二）对学生的研究

课程是学生的课程，学生的需要是制定课程目标的基本依据之一。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制定须调查学生现在的程度与理想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明确了，才能确定在固定时间内超越差距达到理想目标的可行性

阮真“查阅并研究中山大学及广西大学预科入学国文试卷一千七百七十一卷，在广西考阅旧制师范及新制高级师范毕业生之国文试卷八十八卷，在厦门考阅闽南各初级中学毕业生国文试卷五十余卷，而平日教学，亦尚注意于学生程度之考察”

多年的教学实践和调查研究，阮真看到的学生考卷，文言文通顺的，不到十分之一，语体文中，文言白话夹杂，表述不清，文法不通，词汇贫乏的占到十分之八九。综合得出的结论是今日大学一年级大学生的国文程度，多数没有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三）对社会的研究

课程与教学目标必须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的现实需求，学生今天的文化学习是为明天走入社会、适应社会做准备。大一国文的文言白话之争即是教学内容是否联系社会现实的具体体现。1936年阮真和汪懋祖就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讨论中，汪懋祖主张中小学生学习文言，阮真则力主先要学通白话文。阮真认为，如果普通社会及各种职业人才，都不需要文言文，则理农工商等科都不用学习文言文。文法师范等科，因其专业特点，应分别对待。阮真也曾就文言白话的问题询问朱自清的意见。朱自清自高等学校开设“大一国文”以来，一直主讲此课，朱自清觉得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让初中水平的学生学通文言文是不可能的，而社会需要，又是白话文大于文言文，所以西南联大（朱自清当时任职于此）的学生学习白话文。

阮真综合考量学生、学科、社会需要几方面，制定出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目标。“余为救济今日大学一年级生之国文基本程度而定其教学目标曰：现代通用白话文之未顺未纯者，先求其顺而纯。现代常用文言文之未通未畅者，先求其通而畅。卑之无为高论，则方可根本治疗其难于救药之病。基本国文之教学，究应以学通作文为最重要之目标。”

有人认为阮真的大一国文教学目标过于卑近，阮真答曰“以言卑近固矣。然使卑近者尚未达，则何能语乎高远？良医因病发药，良师因材施教，但求其当而已。得其当，则不得谓之过于卑近也。设今后高中毕业生之国文实际程度可提高，则大学基本国文之教学目标亦当提高。”

三、大学基本国文之教材选择

教材是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具体体现，是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课程与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进而影响教育质量。

教材的选择应在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紧扣教学目标，有什么样的教学目标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教学内容与之相匹配。对于“大一国文选目“，黎锦熙的解释也代表了六人专家小组的理解，大一国文承接高中，廿九年部颁高中课程标准：2、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4、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在这种培养目标下修习国文并毕了业的，对于国文选目五十篇文章的‘读解’和‘欣赏’能力会一点儿都没有吗？对于这五十篇文章所包含的‘固有文化’，一点儿都不能‘深切了解’吗？但事实却是，抗战以来，高中毕业生的程度较前更为降低，大学国文选目五十篇，的确是讲习困难，不易‘读解’‘欣赏’，无法‘深切了解’。以正常的状态为标准，就该假定高中毕业生的国文程度，已经近于部颁标准所定的毕业程度了，事实究竟如何，不必多顾虑，这才是合理的统筹。此次部颁的大学国文选目，是想勉力做到合理的一种统筹。

教材是为学生选择的教材，学生是教材的使用者，并通过教材的学习最终达到教学目的。阮真选教材是在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综合考虑学生的程度、兴趣、需要、处事应用，学科特点，以及教学时间、教学效果。阮真于中学读文教材选择的主张，“宜近而不宜高。宜纯而不宜杂。宜重文而不宜重质。宜顺应学生学习作文之途径，而不宜顺应文学史发展之次第。今于大学基本国文选材之主张，仍复如是而不变。”当时多数教材的编选都依文学发展史的顺序，选取中国文学上各体各派的代表作品，一本国文教材包罗了先秦、六朝两汉到魏晋唐宋明清各个朝代各种体裁的文学篇章。阮真认为，今日学习唐宋，明日学魏晋，后天又要学六朝两汉。今天是散文，明天是韵文，后天又是辞赋骈俪，对于仅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学生，每一篇文章都是蜻蜓点水，浅尝则止，这样的“文学盛宴”对文言不通，白话不顺学生毫无益处，反而会败坏了胃口，不仅更加更加不通不顺，甚而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阮真反对重理论之标准而忽实际之程度，国文教授据于国学文学之观点，以学术思想，名著杰作为目标，一味追求“大学教材不得低于高中“的选材目标，不问学生能否获益。此种层累而上之空中楼阁，毫无补救于学生之实际。

阮真认为，碑志，箴銘，颂赞，以及寿序墓志，是专门文人的文章，非文学专业大学一年级生不需要也无兴趣，则不选。需换成讲演，评论，宣言、通电等今人发表意见最多最需要的文字。骚、七、辞、赋、骈俪、连珠，虽然是文学上的代表作品，但今日学生学科众多，时间精力有限，不能模拟则不选。相反阮真自己所作的散文，因内容水平更贴近学生实际，学生因为对内容感兴趣，写作方式易于模仿而进步神速。阮真认为这是“卑近者亦几，而高远者难攀也。”名家选本，或因结构剪裁的优势而选，或为专门学习古文观摩而选，是好文章，可作为国文系历代文选的教材，却不宜做各系学生的基本国文教材。阮真主张文、法、师院一年级生，可以学习各体古文，而理农工商学生，学通白话文即可满足其日后的发展需要。

为了解学生程度、兴趣及需要，阮真搜集民元至民九年中学作文题目1670题，民十至民十三年中学作文题目2266题，民十四至民十七中学作文题目1405题。分类统计了解中学生阅读写作之兴趣。针对 学生作文偏于文艺的兴趣，指出“诗文固属盛世之业，当今国危民困，中学生宜专其必力，于救国济民之实学，国文求其文从字顺，能抒情达意，足以处世运用而已。”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进行，有时候需要使学生勉强而行之。

阮真主张基本国文教学，以学通作文为最重要之目标。希望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和近代文言写作明白清楚的文字，教材的编选应将选文和作文训练密切结合，以今日学生能模拟习作为主。

阮真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国文教授时，为先修班选择教材的主张，“其一：降低教材标准，提高作文程度。其二：教材力求单纯，作文力求清通。”他解释，“降低标准者，降低今日部定之标准，使与实际程度接近，易于拾级而登也。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是也。苟其进一步得一步，拾一级登一级，则作文程度逐渐提高矣。教材力求单纯，则学习心力不分，心不驰骛而尽力专攻一途，则文易清通，先得清通而后再求进步自易。”阮真了解得知，先修班学员国文程度参差不齐，有三分之一初中二年级程度，多数约与大学一年级程度相当，还有程度远超大学一年级的。为达教学目的，同时适应同班三种程度，制定教材计划：

一、第一学期选唐宋至明清古文十五篇。第二学期选孟子、左、国、史、通鉴，十五篇，共三十篇，是为主要精读，文皆须熟读背诵。约以每周一篇为原则。

二、每学期各选现代文及应用文七八篇，共十五篇，是为辅助精读文，虽需精讲精读而不必背诵。约以两周一篇为原则。

三、每学期各选文语互译之文十五篇，共计原文三十篇，译文十五篇，是为略读文。

三种教材学生都要学习，然而第一种适合优等程度者，第二种适合中等程度者，第三种适合程度较差之补习者。

四、大学基本国文之教学实施（教法）

教学实施流程即完整的教学工作，包括备课、上课、课外作业的布置与批改，课外辅导、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等环节。上课是整个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课堂教学要优质高效，教师须将教育理论，学科知识，教学经验结合。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学研究几与世界同布，阮真南高期间学习文学和教育学，并师从陶行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语文专业知识的结合是阮真的优势所在。陶行知先生提出教学做合一，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阮真将“教学做”的观点用于国文教学。“我认为这个理想是不错的，是可以应用到各科教学法上去的。所以我主张中学国文教学法，也可以适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

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我们自己读书，常常先读完全文，了解大意，然后再去弄清一字一句的意义。教学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先教字、词，再一句一句的读解，直至教完，学生才明白全篇的意思。教的方法离开了学的方法，以至于教学过程枯燥乏味，结果是教学的低效率。

教学生学知一事一物，不如教他学习的方法。我们教学生读一篇文章，不仅要他能读这篇文章，更要教他读这篇文章的方法，要他渐渐的会读别的文章，发展其阅读的能力。学生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便是教学的失败。“教作文只令学生作文，而不教他如何做这篇文章的方法，教师只管出一个题目，教学生去做，如在考学生的作文。这个题目究竟做不做得出好的文章，教师自己也不知道”。

阮真主张，“为谋时力之经济，教学之功效计，读文作文，必须联络，绝对不应分离是也。故必以教作文之观点教读文，使读文为作文之预备功夫。以教读文之依据教作文，使作文为读文之应用练习。”读文应先读文章题目和体裁。题目与作者的立意构思有关；体裁与作者的运笔、谋篇、造语遣词有关。次令学生概读全文，概读全文可摄取其全文大意，以探究作者立意构思的整个过程。次则为段节层次的分析，通过其布局、剪裁、排比，探究作者运笔谋篇的过程。再次则为更小部分之分析，研究其语句、文字，以及声韵平仄，探究作者造语遣词之过程。阮真认为必须使读者对于作文之 过程完全明瞭，而后才可以进行朗诵、欣赏、批评，以及摹拟习作。此种教法，必须设想作者作文的整个过程，有时还要与读者之作文相比较，以为“现身说法“。其目的，在使学生之读法做法的能力同时并进。

读文的教法，注重预习，之后才讲解。预习必有笔记。在《先修班国文教约》中，阮真详细规定学生精读文、辅助精读文、略读文的预习内容和笔记要求。精读文笔记约分三项十目，即1、概读：（1）题旨及文体（2）全文主义（3）各段大意。2、探究：（1）考证（2）注释（3）结构（4）文法与修辞。3、开展：（1）欣赏及批评（2）疑问及心得（3）作文练习。辅助精读文中应用文教学，先为习作，后授范文。理由是学生一般觉得应用文平淡无奇，枯燥无味，学习中往往不认真，容易忽略，到真正写作，又不知如何下笔。先做后读，为的就是引起学生注意，以便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略读文，则于上课时，指定学生讲读，其他学生批评，有错误处，再进行矫正。

作文必须根据读文以命题，教师不仅不能乱出题目，还必须随读文程度之进步，而提高其作文题目之程度。如初中生白话文读鲁迅的故乡，则作文题目应为“我的故乡”。大学一年级选教老子道德经，文题为：一、评老子之处世哲学；二、评老子之政治理想；三、驳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说；四、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论；五、老子谓柔弱胜刚强，试据事例证明祸福相依附说。因为班中学生程度不齐，所教子书理论太深，故不得不多出题目，令学生选择。虽然对于大一学生来说，程度过高，但“在读毕一篇文章后，即附习作题目，或为文章之模仿，或为内容思想之发挥，事实之评论，必取与所读文章相联络。”教子书必须在子书中出题目，教经书则须在经书中出题目。教离骚、楚辞，文选，就必须令学生学作之，而模仿其体以命题。如其不可，勿宁不教。

应用文字及翻译等习作，因文章短小，要求学生二小时内完成。其他习作，教师应先出提目，学生预先起草，到上作文课时，再修正誊清。阮真自己批改作文，力求精详。批语有眉批总批，眉批批其细，总批批其大体。使用各种圈点标号表示。批分分甲乙丙丁四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三级，自四十几至九十五分，每级差五分。不足四十分者，要重写。这样批改一篇作文，大概半小时到两三小时不等。

阮真自述，“余每日上午七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晚七时半至十时半，均在校中，竭全力于教课改文、编教案、阅考卷、及撰述、译作研究。”

阮真竭其毕生精力于国文教学，他将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结合，既有科学方法，又踏实努力，他的大一国文教学观是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实际体现，值得当代语文教育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