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性报刊男女社交之争与女性思想启蒙

温彩云

【内容提要】男女社交公开作为女性解放的一个核心性问题，在民国时期的女性报刊中曾经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讨论热潮，这些论争纠正了针对男女社交自由的封建偏见，促进了女性解放的步伐，同时也对女性思想启蒙的推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女性报刊关于男女社交自由的论争也反映了女性思想启蒙本身具有附属性、男权色彩和思想杂糅性的事实。

从晚清开始，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社会变革的途径时，就把女子解放看做中国社会变革中重要的一环，他们大力提倡兴办女学，利用报刊宣扬女权思想，促进女子解放的社会变革。在戊戌变法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诞生，其将女性解放与国家命运放置在一起，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发展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一大批女性报刊和大报女性副刊陆续问世，专业的女报人和女作者相继涌现，对近代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五四前后，始于晚清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想经过长期的酝酿找到突破口，西方女权思想涌入，女性报刊也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影响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创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女性报刊，对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之，在清末民初这个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女性报刊对中国传统性别观念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驳，促成了性别观的现代转型，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巨大变革。

女性报刊自诞生之日开始，一直以宣扬女性解放思想为己任，倡导男女平等观念，提出女性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参政权等各项权利要求，与女性解放的思潮互相呼应，成为女性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

男女社交公开是女性解放的产物，是女性思想启蒙的催化剂。如果男女社交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女性解放的其他问题都无法得到充分的解决。因此，男女社交关涉到女性经济、家庭和婚姻等女性解放的各类问题，是一个核心性问题。本文聚焦于民国时期女性报刊上登载的男女社交公开的文章内容，对其进行思想梳理与分析，围绕男女社交的思想争论，探索其对女性思想启蒙与社会文化思潮的促进作用。

一、男女社交之争对女性思想启蒙的推动作用

男女社交公开在1911年《民视日报》五周纪念汇刊社论中被正式提出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由于触动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设置的男女礼防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反对。1919年新文化革命重新提出男女社交公开的议题，《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男女社交公开——破除男女界限，增进男女人格》一文，对维持封建礼教的人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有了礼防以后，是否没有发生不贞与奸淫的事情？第二，女子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第三，礼防与道德是不是一回事？作者通过对三个问题的回答，反驳了把礼防看做道德，把女子看做私有财产的错误观念，正式提出男女社交公开的主张，并倡导开办男女同校的大学。自此，关于男女社交的讨论日益广泛，许多女性报刊都纷纷登载相关文章甚至开设专栏进行讨论。支持者围绕男女社交公开导致的社会问题以及常见误解等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辩，通过讨论澄清了男女社交公开的思想根源、实施路径和对人类社会的意义等方面的认识，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女性思想启蒙。

（一）男女社交公开之争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理论基础，强调了男女平等观念

男尊女卑观念在中国具有长期的历史，并且成为封建礼教三纲五常道德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低下地位的思想根源。女性报刊对男尊女卑观念提出了大胆的质疑。1920年，《妇女杂志》提出男女是平等的，男女社交公开是“把变态的社交回复为自然的社交”，有利于打破男女之间不平等的道德要求，也是妇女解放的基本要求。《帼光》则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提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社会长期的男女社交不公开导致的智力发展不均衡，人类社会的进化需要男女同等的智识与互助。因此男女社交公开是“承认女子是人的方式……因其是人，是独立的人，所以不必三从，全以个人自由意志，对等地和男人交际。男女社交的真谛在此”。

当时男女社交之所以遭到反对，正是由于新思潮只是从形式上打破了礼防的第一重监牢，却没有从思想根源上消除障碍。不但一些封建卫道士强烈反对，甚至一些新思潮的鼓吹者也对男女社交的思想根源存在着相当的误解。《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引述某些人的观点认为 “中国的社会生活太干燥不过，男女社交就是解救这干燥生活”。这种错误观念实质上还是把女子当作玩物，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观念，才导致男女社交难以达到真正的效果。另外许多新思潮的倡导者过度重视男女社交的形式，把社交当做义务，利用道德绑架强迫自己和别人执行，将社交自由变成社交束缚。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交改革在思想启蒙刚开始的时期具备某种典型性，《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因此专栏登出系列文章对这种“新谬见”进行了剖析，并指出这种“社交的糊涂的观念之妨害社交，实和礼教之妨害社交无异！”要想贯彻真正的男女社交自由，就要秉承男女平等的观念，打破旧礼教与新谬见的双重障碍。如此，两性才能达到平等、互助和合作，才能共谋新世界。

（二）男女社交公开之争倡导了女性经济独立，支持婚姻家庭制度变革

1920年，美国妇女运动先锋纪尔曼夫人著作《妇女与经济》的部分内容被《妇女杂志》登载。文章指出，男女两性要想达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的社交，必须先从经济关系和婚姻、家庭制度上入手。两性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家庭制度的不平衡，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因而被迫进入男性的厨房与卧室，成为家务和性的奴隶。只有女性经济独立，与男性拥有平等的经济地位，男女才能真正平等。由此，婚姻制度应该保持双方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婚后各自的经济独立，家庭制度也应该容纳更多的家庭形式，比如配偶家庭和同性大家庭。家庭不应该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社会单位和情感单位，包括育儿服务在内的家务应该由专门人员完成。这样，个人保持经济独立和平等地位，从家庭经济和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家庭成为愉快的休息所。只有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进行配套变革，男女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社交自由。

经济地位对两性平等的作用得到了《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等的认可与支持，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男女社交与旧礼教》提出男女社交一方面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妇女要谋生的需求，因而提出要改造经济组织，《再论男女社交问题》则认为当时非驴非马的社交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但二者并没有对经济对社会制度作用做进一步的论述。相对来说，《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更为深入，其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远古社会到现在社会制度的变迁，认为女子失去了经济基础，就必须依赖男性，必须靠保持节操来满足男性的私有愿望。藏在深闺的女子和出卖节操的妓女性质相同，一个是获取长期的生存资本，一个是短期的生活维持手段。男女社交公开由于没有满足基本的经济平等，导致“男子轻视女子和专在性上认识女子的心理，女子卑视自己和专在性上认识男子的心理，都还没有完全消灭”。因此，只有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才能实现男女平等，男女才能自由交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或作为家庭的附庸，或从事短暂的行当作为经济的来源，女性的生存主要依赖于男性，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随着近代社会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女性开始进入工厂开始了职业生涯。虽然绝大多数女性由于知识的不足从事的是低廉的体力劳动，但也给女性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上述对女性经济独立的思考给中国妇女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给男女平等提供了切实的实现路径。

（三）男女社交公开之争反驳旧伦理道德，试图重构性别伦理道德体系

因为男女社交公开涉及与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等女性解放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对它的道德伦理争辩很受重视，如《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就专门开设了男女社交问题讨论号，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后续很多读者来信继续探讨男女社交的问题。据笔者统计，仅1921年登载在该刊上的男女社交文章与来信就有16篇之多，可以说男女社交问题引发了一个小论战热潮。综合来看，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性关系的道德伦理问题上。反对者手持道德大旗对男女社交进行讨伐，而倡导者也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这些道德误认进行了逐一反驳：

一是对“男女礼防=道德”的反驳：反对者把男女礼防看做道德，男女社交即突破了道德伦理。对此，《新青年》发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道德”是真、善、美的，“礼防”是伪的、虚的。所以有礼防并不足以致道德，无礼防并不是不道德。即使要守旧道德，也不妨使男女之界域破除，交际公开。

二是对“男女社交=淫乱”的反驳：反对者认为男女社交公开会导致男女关系混乱，也会导致离婚率上升。《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登载的读者通信还讽刺某些已婚男性的恋爱就是“嫖堂子”。对此，《妇女杂志》文章提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男女间没有人格观念，而非社交自由的缘故。男女社交公开不是导致淫风、私奔和奸杀等现象的元凶，相反，没有男女社交自由的封建礼防才是罪魁祸首。男女之间社交机会越多，在性的结合上所铸成的错误越少。

三是对“性爱=兽性”的反驳：反对者认为男女之间的恋爱是纯粹肉欲的爱，是动物本能的表现。对此，《民国日报·妇女评论》文章认为男女青年都是礼教的牺牲者，带有礼教所赐予的“兽性”，兽性正是礼教的恶果。进而，倡导者更为推崇“精神之爱”。《女青年月刊》也认为男女交际在本能上虽有互相吸引乃至互相爱慕的可能，但这样的可能性，不一定就是“肉欲的追求与贪恋”，最能激起双方灵性深处的感应和欣赏的是对方的人品才貌和学问思想。

男女社交之所以受到反对派的诟病，很大程度上也是开放之初实施社交公开的男女青年有意无意把男女社交等同于自由恋爱，由此导致了社交目的不纯。更有甚者，结婚的男性经常到社会上打着社交的旗号欺骗女性，导致女性受骗和家庭分裂。因而到了三十年代，对男女社交的误解也仍然存在。虽然女性报刊发文驳斥反对者的道德指责，但是也承认男女社交公开要打破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禁锢，必然会出现弊端。有文章写道：“现在的男女社交有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无论男子看见女子，或女子看见男子，心里总先存下一种念头了，以为对手方面就是自己的妻，或丈夫。”而“女性未免盲从，以为我是新世纪的人，要除去了那旧礼教，来行这新世纪的事”。事实上，当时很多女性并不能自由社交，其一旦拒绝男性的求爱就会被反目诋毁，另一些女性则受一时情感迷惑而被骗，因此女性对男女社交常会产生畏惧心理。

女性报刊一方面驳斥旧的封建道德，一方面在思索如何构建两性之间新的伦理道德标准。对此《妇女杂志》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交应该存在于同性和异性之间，友爱不等于恋爱，因此，社交自由的首要任务是泯灭性的意识，“男女社交与同性社交丝毫没有两样。”甚至“男女两方面都须回到小孩时代彼此的脑筋里，没有性的差别，才可以谈到社交公开。”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决不能因为青年男女的越轨行为由性的冲动而起，便主张人类不该有性的冲动的。”我们要做的不是消灭天然的性本能，而是经过过滤让它符合文明人的行为，应该区分择偶与猎艳（一种是高尚的行为，一种是游戏的举动）。在男女社交中不排除择偶是重要的目的，但是需要同时培养的是男女青年的恋爱观和婚姻观，是建立符合人类文明的两性道德。不过，《妇女杂志》提出了构建新的两性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却并未明确提出具体的两性道德标准。《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则把这种道德模糊地指向了“灵”，以此与“肉”区分，认为两性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在灵魂层面，即使是肉体的欲望也应该在灵的关系中产生。

女性报刊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论争伴随着整个女性解放与思想解放的过程，通过这些探讨、辩驳与反思，纠正了当时对男女社交问题的社会偏见，思索了女性解放的意义与实质，提出了男女社交公开的正确路径，促进了当时女性思想的启蒙，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进行了反思与巩固，同时促进了后续社会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深入认识是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思想启蒙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二、男女社交公开之争反映的问题与不足

从女性报刊登载的文章来看，由于当时女性解放的经济、社会条件并未具备，女性思想尚未发展成熟，男女社交自由的推行效果尚有不足。1937年《现代家庭》巧妙地把当时的男女社交关系比喻成一枝半枯萎的花，认为一些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中年人（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希冀圆满的正常社交，自己过的却是中古世纪的方式，他们指示青年以他们为典型，但是自己却没有健全的社交关系。前文有述，男女社交自由是关涉到女性经济、家庭和婚姻等女性解放各类问题的核心性问题，是实现女性思想启蒙的必要传播途径。男女社交中反映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女性思想启蒙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女性思想启蒙本身的附属性

男女社交自由倡导之初，女性报刊上就对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限定条件，《民国日报·妇女评论》提出“言语不可诙谐””，“行动当光明正大（不可稍有暗昧秘密等事）”，“非有三人以上，男女不可自行出游（以免人议论而为社交之障碍）”等教条。同刊文章还不断叮嘱“男女相遇的时候，要存人心，去了兽心”。这些观点反映了最初时期男女社交自由观念就存在与旧礼教妥协的不独立不彻底姿态。因此，1931年《青年月刊》认为男女社交公开这个半新不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相当的解决，有重新探讨的需要。1941年《浙江妇女》还反映了见诸于报端的许多现象，比如父母登报纸与公开社交的不肖女儿断绝关系，男女同学同游被官府抓去打屁股，学校不准男女同学私相交接，男性喊着社交完全公开，但是一旦有了爱人就希望限制她的社交，女性有了丈夫就不和自己的朋友来往等等。就连一些进步的救亡团体中也发生因男女同志接触而谣言四起的情况，有些部队甚至要枪决恋爱。上述所有现象都是详细标注了报刊出处来源的真实事件报道，可见在40年代合理的健全的男女社交自由仍然没有完成。

上述男女社交自由的不彻底姿态反映的是女性思想启蒙本身的附属性。从晚清就开始的女性解放思潮，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是国家制度乃至社会制度层面的思考产物。即使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女性思想启蒙仍然从属于国家层面的改革。可以说，妇女解放运动一直是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有力工具。因此，妇女解放的起点和目的都从属于更高的政治革命，女性启蒙思想也依附于更高层面的民族主义解放思想。在当时的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运动中，女性思想启蒙必然的附属性也成为男女社交自由的不彻底性的潜在原因。

（二）女性思想启蒙带有浓厚的男权色彩

经历了几千年男权社会的中国，很难在几十年之内快速完成女性思想的彻底启蒙。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基础教育并未普及，最初倡导女性思想启蒙的大部分仍然是男性，况且当时女性主义思想在全世界也并没有发展成熟，这让民国时期女性思想启蒙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男权色彩。由中国的男性精英发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女性思想启蒙是国家主义运动的附属成果，女性自身也处于配角地位。当时思想先进的知识女性喜欢着男装并模仿男性，例如秋瑾、丁玲和萧红等都着男装拍过照，这些现象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男权思想在女性思想启蒙中所占有的位置。

这种男权色彩表现在女性报刊对男女社交现象的认识上，也很明显。1931年《婚姻报》文章叙述了作者住在上海旅馆的见闻，男女学生三五成群来往旅馆，甚至一男一女共处一室落锁，作者因此对男女社交公开提出质疑。文章接着讲述一位朋友的择偶经历，他征婚很多次，最终在众多应征者中选择了并不美丽也不读书的妻子，妻子性情很好，轻易不出门，一出门必有母亲相随。最终作者感叹只有温和的性情和高尚的品德才可使婚姻永远美满。这篇文章貌似是针砭时弊，并不反对男女社交公开，但是在字里行间仍然表露出性别偏见。其站在男性立场提出了婚姻标准，认为对女性来讲，婚姻才是第一要务，为了获得好的婚姻，女性应该修炼自己服侍男性、忠于男性的美德，相反美貌和读书都不是最要紧的事情。文章虽然道出了一点男女社交公开后的现实问题，却充斥着一股老夫子的味道和明显的男权主义立场。

同年《沪大周刊》也登载文章认为男女社交公开后的结果就是得到解放的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家务不闻不问。家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只有良好的家庭才有良好的社会，而妇女们对家庭的观念早有厌弃之情，这样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命运。文章呼吁“改良家庭的责任，是在受过高等教育新女性肩上！”这种对女性单方面的家庭责任要求，并不符合男女平等的观念。不管男女都对家庭负有责任与义务，男女共同建设家庭，才能让社会健康运转。

上述两篇文章在性别观念上仍然持有传统偏见，这种不彻底的性别观念在民众中仍然有市场，前者还得到编辑的盛赞。可见男女社交公开的实施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女性报刊的性别视角仍然存在偏颇，社会中的观念认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三）女性启蒙思想具有杂糅性

晚清民国时期，中西文化在碰撞交融，各种新的思想与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对男女社交公开的倡导与论述都不同程度带有各种思想的痕迹。女性报刊在论述男女社交公开的思想本质时，多位作者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例如沈泽民、冰和茂华等人都从进化论的理论出发，认为人类高于动物的一点就是就思想、有情感，将来社会进化的趋向就是男女互助，正常社交，共同谋求人类的进化。另外一些学者（如汉俊、个侬、陆合丰等）则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发，探求私有制对于女性权利的束缚的经济制度源头，认为只有打破私有制，让妇女从家庭私有制和现代工厂中脱离出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还有一些学者借用西方社会的天赋人权观点（如力子、杨潮声、应远涛等），认为男女都是同样的人，都是社会的重要分子，男女之间应该互为朋友，互助合作，才能共同谋求世界的改造。

女性报刊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论证男女社交公开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女性思想启蒙的杂糅性。正处于开始萌芽时期的女性思想启蒙，既有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思想、阴阳互补思想等，例如康同薇等就利用中国阴阳学说来论证男女关系的平等与平衡。另外爱伦凯的母性天职说也对中国女性思想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上述女性思想的杂糅状态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思潮复杂多元的并存状态，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些杂糅相间的思想既对当时的女性思想启蒙起了启发和促动作用，也必然会使其充满张力和矛盾。

如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女性报刊作为女性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通过对男女社交公开的探讨与思想论战，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理论基础，强调了男女平等观念，倡导女性经济独立并进行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的相关思考，并试图构建新的两性关系道德体系，纠正了当时对男女社交问题的社会偏见，直接促进了当时女性思想的启蒙，推动了社会思想运动的发展，但是由于其思想源头女性思想启蒙本身存在的附属性、杂糅性和不彻底性，也让男女社交公开运动表现出矛盾性和反复性，呈现螺旋式发展模式。

虽然男女社交自由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男女平等也不断推进，但是文中关于女性思想的思考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纪尔曼夫人关于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思考，对当代女性对社会职业的高参与度情况下政府如何开展相应的婚姻政策和家庭劳动社会化策略的开展具有启发，家庭妇女地位低下，也与家务的社会价值得不到承认有关，家务劳动的价值社会化将会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争论中所提到的男女社交自由的负面现象在当代社会也存在，有些地区收彩礼要婚房的婚姻习俗，是婚姻制度中经济不平等的源头，也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因此，男女社交自由已然实现，女性解放的相关议题被快速推进，但男女平等观念有待进一步落实，女性思想启蒙仍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