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兼容的中华文明是“一带一路”的文化起源
——阿拉伯埃及汉学家、翻译家穆赫森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观察

黄学呈 张福贵 哈赛宁

【内容提要】基于作者对埃及汉学家、翻译家穆赫森·加尔法尼（Mohsen Fergani）教授的采访，记述了：穆赫森的学术生涯；2018年8月穆赫森参观访问贵州的见闻和对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的认识；穆赫森翻译阿来小说《尘埃落定》情况和他对中国文学多样性、丰富性的认识；穆赫森翻译《老残游记》情况和对中国文化自省精神的认识。穆赫森的基本翻译理念和对当下“中译阿”相关情况的见解。及穆赫森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古代中国人开拓的“丝绸之路”是多元文明的交流和融合通道，当代“一带一路”的文化起源是和合兼容的中华文明。

本文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埃及的汉学家、翻译家穆赫森教授。基于作者对穆赫森教授的访谈，系统介绍：穆赫森学术生涯，翻译中国经典文本、研究汉语言文学的情况，近期文的学翻译和文献研究视野，及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观察、对世界文明交流的见解。

一、汉学家、翻译家穆赫森博士简介

穆赫森·加尔法尼博士（Dr.Mohsen Fergani），埃及人，1959年出生于伊斯梅利亚省，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The Faculty of Al-Alsun，Ain Shams University）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翻译委员会成员，埃及国家翻译中心中国语言文学专家组成员。中国著名中东学者和阿拉伯语泰斗杨孝柏先生的博士弟子。

穆赫森的学识和成就得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广泛的认可。2011年43届开罗国际书展上，穆赫森获得主宾国中国的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阿文学翻译与出版奖”。2013年8月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6年1月20日，在埃及开罗，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为他亲手颁发了“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艾琳：尼罗河畔话情谊 中阿友好万古长—“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开罗举行，《友声》，2016年，第3期。。前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现中国驻突尼斯文化参赞陈冬云博士评价他“是迄今直译中国古代经典最多的阿拉伯学者，厚朴执着，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端庄，翻译精益求精。是阿拉伯世界最了解古代中国的人”。

穆赫森是阿拉伯埃及系统培养的第一代汉语人才，也是中国和埃及共同培养的杰出翻译人才。穆赫森1977年进入艾因夏姆斯大学开始学习汉语，1981年5月中文系毕业，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在中方导师杨孝柏先生和埃方导师易卜拉欣教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象声词》。1997至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年，2003年参加北京语言大学外国汉语教师培训班，2009年在杭州师范大学外国汉语教师培训班进修。

穆赫森的学术视野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和哲学，从古代经典到当代名著，均有所涉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系统的了解。1990年代，穆赫森着手学习、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穆赫森熟悉英、法、阿、汉四种语言，是阿拉伯世界直译《论语》《道德经》《战国策》《四书》《离骚》《孙膑兵法》《列子》等中国古典文献为阿拉伯文的第一人，阿拉伯世界汉学、中国学的拓荒者和领军人物。2018年翻译完成的中国清末文学家刘鹗的代表作《老残游记》，是阿拉伯世界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2012年，在莫言获得诺奖后，穆赫森开始深度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前后主要关注鲁迅、莫言、阿来、马原、铁凝、冯骥才等作家，他曾经专门采访过冯骥才并撰文发表在埃及文学周报《文学报》（AKHBAR EL-ADAB）上。翻译了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高行健的《灵山》和《车站》、莫言的《牛》、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2016年11月，在前开罗中国文化中心陈冬云主任邀请下，加入和组建“阿拉伯翻译家与汉学家联谊会”，着手培养打造埃及“中译阿”高端翻译团队。应中国作协邀请，2012年8月在北京参加了“第二次汉学家文化翻译国际研讨会”，2016年8月在长春参加了“第四次汉学家文化翻译国际研讨会”，2018年8月在贵阳参加了“第五次汉学家文化翻译国际研讨会”。和中国作家群体有着广泛持续的交流。

二、穆赫森研究和认识中国的途径

穆赫森认识中国途径主要是阅读和翻译、考察和体验、写作和研究等。在阿拉伯中国学（汉学）和“汉译阿”发展的初步阶段，这些基础性工作非常艰巨，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

（一）阅读和翻译

上世纪70年代，埃及缺乏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甚至有人认为学习中文就是向“红色中国”靠近，向落后的国家学习，没有前途。由于穆赫森迷恋于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乐于刻苦钻研，也得益于中国教育部门外派埃及的老师悉心指导，他的汉语学习日积月累、渐入佳境。

阅读和翻译是穆赫森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文献如阿拉伯沙漠浩瀚，时光如尼罗河悠长”。跨文化的阅读，是跨文本、语境、思想的对接。上世纪80年代，埃及的文献氛围是一个以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为混合的情景，几乎没有中国文献的阿拉伯语版。在“阿拉伯-伊斯兰”语境中，穆赫森开启了对汉语古典文本的探索和认知。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直接阅读中文原始文本和资料，同时查阅英文、法文的资料，还要常常通过邮件、短信请教中国学者。四十年如一日，通过持续的阅读、辨识和思考，以汉语文本为舟，穆赫森浸润和游弋于中华知识体系和历史长河中，他神游了中国的山川八荒，领略了中国的悠久文明。

穆赫森阅读的直接目的是文本翻译。对于重要作品的处理，穆赫森是慎之又慎。2018年，在他的书房里，墙上贴着三类文字，一是毛泽东诗词和言论，二是《儒林外史》《老残游记》语句，三是《尘埃落地》的片段。对于许多文本的意思，穆赫森是在反复的诵读中理解的，也是在连续的琢磨中找到恰当的母语词汇进行表述。他说“必须对文本负责，经典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历史的穿透性，经典往往被译者和读者僭越。译者和读者面对经典作品，以自己的视觉和环境为基础解读和理解文本内容，跨时间、跨地域、跨文化、跨种族进行个性化的解读、翻译、融通和延异”。

穆赫森讲述，埃及非常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过去一直关注西方作品。关于对中国的经典的翻译和引入（“中译阿”），曾任埃及著名报纸《文学消息报》主编的埃及著名作家、学者哲迈勒·黑托尼是有先见之明的。1995年左右，在法国、德国和埃及参加书展时，哲迈勒·黑托尼发现，书展上没有阿拉伯人直接翻译的中国经典。他提醒和建议埃及官方马上动手翻译。当穆赫森翻译完《道德经》后，黑托尼立即安排在《文学消息报》连载，在埃及文化精英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著名记者、学者海格尔看见译文后，在凌晨打电话问黑托尼“是谁翻译的？我们埃及也有人能翻译中国经典？”。海格尔拿到报纸后，已经反复诵读一夜、竟然熟记一些句子，开始和黑托尼讨论“道”“阴”“阳”等概念了。海格尔是纳赛尔总统的笔杆子，长期关注中国的新闻记者，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海格尔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知道中国文化的博大和重要性，他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经典出现在西方文献充斥的阿拉伯世界。受到他们的鼓励，穆赫森接着翻译了《战国策》《四书》《列子》等书籍。回顾翻译的日日夜夜，穆赫森感慨“在我们翻译界来说，汉语是中国，中国即汉语”。

穆赫森重视青年翻译人才培养。穆赫森带领十数名青年译者，翻译了埃及文化工程《世界文学编辑系列》的中国部分，其中包括残雪、王安忆、莫言、鲁迅、苏童、铁凝等作家的作品。他告诫青年翻译家：翻译作品要忠于原著，不能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偏好和本国读者好恶随意删除作品的语句、章节，随意篡改省略故事情节。过多的回避或删除不符合本土文化的语句、或繁复强化自己喜欢的文本，都是不合适的。阿拉伯地区某些人，看见不符合伊斯兰文化习惯的文本就略过不译，破坏了原著的整体性。穆赫森还强调，“作为译者，有义务将作者、创作环境讲述得更清晰一点，有利于读者合适的接受。我的文学翻译，首先要讲清楚创作的社会环境，说明白作者的状态。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翻译者要考虑读者的认知范围，读者不能理解译作，翻译者的工作就毫无意义，而且亵渎了作者和作品，也浪费读者和自己的时间。用简明的语言表述清楚文学创作背景，是译者的基本素养”。

（二）考察和交流

穆赫森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认知，也源于实地考察和文化交流，进行体验式、互动式的文化参与。

在留学和访问中国期间，穆赫森努力了解中国的古代存留和现实状态。他的考察目光触北京的古城，杭州的水乡，长春伪满时期的建筑以及西部贵州苗山侗寨。穆赫森说：“游历很接地气，看见中国40年的动态发展，也看见中国的文化积淀。在文字生长的土地上走一走，和作家接触、面对面聆听他们的心声，和作品的‘原产地’接触、体验创作氛围和经历，获益良多，感觉非常好。目睹了许多新鲜的事物，有些在书本里看到过、有些是闻所未闻，这让我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印证了所读的文献，启发了对现实的思考。在北京学习生活的时间最长，去的次数最多，见证了北京的巨大变化。驻足北京的街头，我也常常猜想古代的北京，尤其是那些书写经典的先贤们，那些文明河流的开拓者。”。

在中国生活期间，穆赫森积极接触专家学者，也和普通民众进行交流。2016年8月，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的盛情邀请，穆赫森到吉林长春参加第四次汉学家研讨会。他和莫言、阿来、贾平凹、铁凝等中国作家，面对面谈论作品和翻译，谈论生活和文化，谈论创作和翻译。他在长春也体验了夏日中国东北的凉爽气候，也看见了日伪时期留下的建筑、了解了日伪和东北历史，他说“看到日本留存的在长春的建筑，就想到中日关系，就想到阿以关系。敬佩百年中国的努力”。2018年8月，穆赫森在贵州出席第五次汉学家研讨会，他和中国作家朋友们亲密接触，到肇兴、松江民族地区考察、采风，参观了“中国作家从江创作基地”，并就“一部作品的诞生：我的创作和生活”“为什么选择翻译您”等主题进行学术交流。一些中国作家和学者就打趣说，作家对译者的生活、工作和思考也很感兴趣，翻译家们要及时披露工作动向，作家们也希望能听见异国译者和读者接触作品后的感受。

汉学家引导着一定范围内大众对中国的目光和思维。在阿拉伯地区，穆赫森常常出席一些座谈会，有时会参加关于中国话题的电视节目和论坛，就重大事件和问题，帮助普通民众解读中国。由于信息渠道单一稀缺和西方媒体的渲染，埃及人对中国存在巨大的文化疑问和现实偏见，过去埃及人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功夫片、长城、筷子、廉价商品。这些年，反映中国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电视剧、电影在埃及上映后，迅速改变了当地人们对中国的认知。《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在阿拉伯国家有很高的收视率，起初大家以为是韩剧，后来发现比韩剧更丰富、更广阔、更生动，才意识到他们看见了当下中国人的起居饮食、喜怒哀乐。埃及百姓需要全方位观察世界，汉学家、翻译家是阿拉伯普通民众观察东方中国的眼睛。穆赫森感叹“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发展日新月异，全面了解和解读中国的确很难”。

（三）写作和研究

穆赫森说“其实很早意识到仅仅专注于阅读、翻译是有局限性的，游历和实践之后，还是要归回研究。写作和研究是增加翻译家认知的最好方法，作家的观点展现于文本之中，评论家和学者的表述在学术论文中，翻译家的研究是上述两种方式的集成和延伸。”2018年贵阳之行对穆赫森影响重大，穆赫森说：“贵州的采风活动已经改变了我，所见所闻令我文思涌动……。此次贵州之行，对我的学术上的一个节点。从现在开始，我将向古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学习了。时不我待啊，我要开始笔记生涯了，要做一个细心的考察者、研究者、记录者。我乐意站在跨种族、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角度，聚焦、研究、翻译和介绍中国。不仅翻译和关注古代中国，也要记录和分析当下中国，将自古至今的中国展现给阿拉伯百姓”。

穆赫森认为，翻译家的普及型写作和研究是必要的，译作的最终目的是被社会阅读和思考。翻译不容易，译本知识的普及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再单一文化氛围中的简单事物，到跨文化情境下，就显得比较复杂了——即便是一些基本常识，也需要有人去详细普及和解读。汉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两种文化联通和解读。比如，《天方夜谭》中的自然景色、阿拉伯头巾、长袍，当代中国人看来比较奇特“男人怎么能戴头巾呢？”，其实那是生活环境的选择和文化流传的结果，古代中国人也穿长袍，夏天凉快啊。《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描述“中国的鸡极其肥大。不论雌雄都比我国的鹅大。鸡蛋也比我国的鹅蛋大。”。阿拉伯人总想看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中国人也在考证这个问题，伊本·白图泰到底看到了什么？

三、穆赫森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观察

四十年来，穆赫森以中国文学翻译研究为途径观察中国社会，以中国现实社会为标本印证中国文学。他跨越知识的浩淼海洋和认知的重重山峦，不断地近观远眺中国文学和中华文明。2018年，穆赫森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的主要观察如下：

（一）苗山侗寨是“东方民族现代化”样本，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兼容性和融合性

穆赫森在贵州的考察对他影响深远。穆赫森描述道：“这是我的第一次贵州之行。贵州之行刷新了我对中国的印象和认识。八月贵州的天气，没有开罗的炙热，没有北京的酷暑，温度适宜、空气清新、随处芬芳。美到不能想象，也不能用语言表达，在远离噪杂喧嚣的都市之处，满眼青山绿水，满山高大树木，到处奇花异草。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设施也很好，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清洁有序。”

穆赫森对苗山侗寨彝村落的文化印象记忆尤为深刻：“肇兴、松江的民族和民俗，令人大开眼界，在岜沙苗族山寨游览时，看见了佩带火枪的男人、镰刀剃头、祭拜古树；在肇兴侗寨，村落依山而建，从高处放眼望去，住宅融合了儒家的思想，按‘房族’分成仁、义、礼、智、信五个自然片，鳞次栉比，五个‘房族’的五座鼓楼错落有致、矗立寨中，蔚为壮观。我也听到了令我心生向往的原生性神话。当地人讲，他们部族是在天鹅的指引下找到来到眼前的这片富饶之地，天鹅使得人们繁衍生息。他们从骨子里尊敬祖先和家族，从心底里敬畏自然，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有高度认同。彝族的文化充满了原始的力量和激情，他们的铜鼓和火把令人精神振奋，如今已经演变为和平和喜庆，古代的铁血变成了演艺，百姓在娱乐中发展经济。感觉他们生活在信仰的世界，相信自然之神、大地和祖先，也生活在现代世俗里，受惠于当下的政府”。穆赫森评论说：“苗山侗寨显然是在保持东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接受传统汉文化的浸染和统领，剔除了暴力、粗陋、血腥的成份，已经脱离了东方民族曾经的贫穷，能和中国社会主流同步发展经济，但保持自己风格，别具一格、时尚独特。”

穆赫森先生将贵州的苗山侗寨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进行比较：“不同于北京、上海、杭州、长春等地的中国百姓，贵州接触的苗、彝、侗三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字、作品、服饰、歌舞、饮食、住宅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很好地保护和延续，大量原生态的文化群落依然存在。传统生活方式得到尊重，传统文化和经济方式在持续创造财富，充满活力。当地百姓的精神状态也很好，安居乐业，成年人都是质朴热情的笑，孩子们欢乐可爱。看到青山秀水和袅袅青烟，你就感觉到世外桃源，你的内心都将慢慢回归平静……身临其境也领会到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我看见的贵州的社会形态是独特的，一方面有现代的经济和生活，另一方面又保存了大量民族性、传统性的东西。贵州侗寨、苗寨的发展是东方民族现代化的样本。寨子融合了传统习俗和时尚生活，调和了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我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看到了‘真正的’现代化——人与人、人与自然、民族和民族是一种完全融和的关系，这些东西我在中国的经典作品中看见过，这就是‘大同’的基本形态。《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过程和结果值得关注和研究。看来东方发展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复制西方，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

穆赫森对否定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化”表示质疑，忧心忡忡的谈到：人们服从和跟随工业化和西方观念，一些传统特色的东西已经成为形式或完全毁灭，改变了当代和未来地域传统文化的应有结构。中国的大城市大致上是一个模式：建筑类同、氛围相似、人群密集，工业化、城市化、西方化现象很普遍，百姓生活并不舒服。现代化对埃及开罗的影响很大，许多民族的、历史的精华事物也在逐渐消失和湮灭。

穆赫森认为，贵州多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共生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实例和样本。感慨“在贵州，我看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统治中国，但是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消灭或排斥当地土著文化，而是兼容和提升，教化和统领，这就是所谓的‘中庸’‘共生’在民族治理上的体现吧。而侗族、苗族、彝族仅仅是中国56个民族的一部分，这让我惊讶和赞叹，也让我想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有怎样的丰富和多元？”。

（二）《尘埃落定》是东方文学的代表，讲述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理想和合作理念

2018年是《尘埃落定》发表20周年，这一年10月份，经过断断续续八年的努力，穆赫森翻译完成了《尘埃落地》的阿拉伯语版本。对于《尘埃落定》的翻译，穆赫森说：“是在逐字逐句理解的基础上，按情节意译，进行再创作。”许多部分使用阿拉伯诗歌韵文，有些节章仿佛是阿拉伯传统说书人吟诵。2018年8月24日，埃及重要报刊《文学消息报》刊载了译文章节，主编审稿时称赞说，非常好，是东方的关于灵魂的诗歌，热切期待全部译文的出版。

穆赫森在贵州访问时见到了阿来，寒暄之后，对话不多。原因一是集体活动日程紧凑、单独相处时间少，二是他俩都不爱说话，往来电子邮件上交流的，比口头上说得多。穆赫森说：“尊敬和理解他的沉默或寂寞。我在读他的书、翻译他的书的时候心潮澎湃，见面的时候想说话，却也不知道说什么。沉默的阿来在我眼中是沙漠里的泉眼，阿拉伯人说‘泉窠虽静，其内丰盈’。沙漠中的泉眼，虽然安静，但其中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阿来将最美好的语言用在写作上，我们翻译家的最生动的语言是译作，殊途同归。”“处于对阿来和他《尘埃落定》的尊敬，我断断续续翻译了八年，其实是酝酿发酵再创作的八年。”

穆赫森对阿来和《尘埃落定》做过系统的评价。关于阿来，穆赫森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东方的作家，也是世界性的作家，《尘埃落定》就是他的代表作品。阿来本人身上流淌着不同民族的血脉，也融合了不同的文化。阿来的祖先来自尼泊尔或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是印度、孟加拉，他爷爷和先人信仰伊斯兰。先人们穿梭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做生意，后来落脚到了川藏地区，在生活和时空的迁移中融入了中华文化和社会生命系统。穆赫森遐想，可能就是落脚在类似于《尘埃落定》中二少爷“傻子”的集市上，受益于和平兴旺的集市，生儿育女，整个家族在藏地被浸染和同化，开始融入藏区和中华文化体系。内容上，《尘埃落定》创作涉及很广阔的社会背景，是世界的、多元的。小说中二少爷“傻子”的经历见闻，笔锋触及土司之间的内部纷争、二战和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内战“红汉人”和“白汉人”之争，甚至设置了远在英国捐献飞机抗日的叔叔、贪得无厌的姐姐等角色，还有“坐着漂在海上的房子从英国来的”、收集矿石样品的“传教士”查尔斯。穆赫森说，从作品中看到了巫术和宗教、宗教与宗教、宗教和世俗、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隐含东方和西方、殖民地和反殖民地之间关系等，但所有的问题在“傻子”的智慧中化解了：和平是“傻子”的理想，合作是“傻子”的方式。创作手法上，《尘埃落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的主人公听见野画眉的叫声，一直到小说结束“二少爷”被仇家刺杀、感受到自己血液变冷凝固为黑色，生动深刻，自然流畅，质朴动人。穆赫森说，阿来从内心出发寻找和观察世界，从《尘埃落定》中，能读到伊斯兰的清明透彻、佛教的安静神秘、藏地的宏伟高远、儒家的务实和道家的豁达，阿来用汉字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叙述中国的一个童话式、叙事式故事，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创作集成。思想上，《尘埃落定》是东方的民族史诗、神话，是恍如隔世的传说和叙述，是东方的灵动的精神世界。东方人注重自我反省和整体价值，悲天悯人，重视和平。阿来笔下二少爷的贸易集市就比大少爷的强取豪夺更加文明，这是阿来所倡导的。小说渗透了冥想、独白、辽阔和自然，读出的是纯洁、质朴和自然的人性，也是神性的东西。现实中，这种味道弥漫在中国、印度、尼泊尔、西藏，也弥漫在东方人的思想中。

穆赫森说，自己始终被善良、真挚和神性的东西所吸引，不断思考人性最根本的东西。他喜欢阿来、马原和他们的作品，并将马原和阿来归于一类。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讲述几个外来年青人在西藏地区的见闻，描写了冈底斯山脉下原始的风土人情，并且借助类似口述的艺术手法，微妙地传达了藏区神话世界和现实纯朴生存状态对现代文明和都市人的“诱惑”，也是对人类文化走向的关注。

穆赫森坦言，他和中国人看阿来和他的作品的视角不同，中国人内部用民族观念，划分民族作品、民族作家，研究民族表述。他更多看作品的整体轮廓，将这些作品和西方的、非洲的、阿拉伯的作品比较。将阿来的作品放在‘东方’和‘世界’语境中远眺近观：阿来的作品，是中国多元化文化树上的文学果子，是中国和合兼容文明的文本和记载，是中国多元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体现。东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孕育了阿来和他的作品。阿来是独立的、安静的、神秘的史诗级的东方作家。

（三）从《老残游记》到鲁迅小说，文学批判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自省精神和自新历程

2018年，穆赫森翻译了《老残游记》，这是阿拉伯世界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在当年末交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穆赫森综合了好几个汉语版本的内容，进行系统性整理和翻译，把原来中文本删除的一些题跋加了进去，有12个章节，是一个完善完整的阿拉伯语版本。穆赫森是从鲁迅先生英文版《中国小说史略》得到提示，他才关注和着手翻译这本书的。鲁迅说：“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穆赫森说：“《老残游记》记录了最为衰微的中国时代，物极必反，也是中国觉醒的开始。全书的形式结构自由，叙述行云流水，描写生动活泼，如茶余饭后的闲谈慢聊，徐徐道来，展示刘鹗对所处时代的观察和品味。这本书是古典文学中相对比较容易阅读的，对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末期有非常重要价值，与《狂人日记》、《孔乙己》有前后的传承。作为阿拉伯人，我能通过《老残游记》能很好了解明清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的社会原始状态”。

穆赫森将刘鹗和鲁迅的小说进行比较，他认为两位作家的小说记载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两个阶段，记录和反映他们两位作家的心态、眼光和当时社会现实。

穆赫森认为两人创作相同之处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穆赫森说看到刘鹗写众人围观戏台看戏，就想到鲁迅的写的“围观”杀人，认为一脉相承。社会走下坡路时，政府草菅人命，人们熟视无睹，以他人为娱乐，自己也被娱乐，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两位作家的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是一样的。作者厌恶现实，向往自己的“乌托邦”。所以在文学中，现实世界变得更可恶、乌托邦更美好。

穆赫森认为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之处是，一个侧重反映，一个凸显反省或否定。刘鹗的小说是反映作品的典型，他描写了一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他的目的是通过人物、场景和事件来再现社会镜像。作者当然有自己的态度和判断，简约和浓缩后，选择和创造了典型，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格外触目惊心。《老残游记》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含蓄的自省精神，面向普通百姓和新兴市民阶层，将中华传统的经典教谕改变为讽刺和谴责。书斋或殿堂之中的教诲不能够对社会进行正向指导时，将“清官之恶”披露给世界、讽刺和谴责明清时期社会，给予垂危的社会提醒和警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阐明：“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论，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穆赫森说，鲁迅的批判有具体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他用典型人物直白地表述自己的观念，呼喊狂飙式的革命和变革。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极度衰败、混乱，又看到日本等国家追随西方崛起和变革，了解了西方世界的初中期的进步。鲁迅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了解了重新解读和理解社会的工具。于是基于生活认识，他“拿来”西方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手法，以笔为武器改造人们的思想，笔法明快，淋漓尽致。《狂人日记》《孔乙己》的发表，是本土现实的压力和西方文化的纠缠后产生的呐喊。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字和文本入手，中华文明开始系统地学习新的（西方）思想和表述方法，删繁就简、推陈出新。

穆赫森认为，受到创作时代和作者视野的框定，文学的批判功能有主观性、定向的、具体的、感性的、局部的。吴敬梓《儒林外史》、刘鹗《老残游记》中的世界，反映了明清时代中国东部地区的某个社会层面或社会角落的面貌，不是当时社会的全部。现当代鲁迅、莫言、余华的小说，也只是反映当代特定时期的一个小小的部分。鲁迅小说是中国讽刺小说的巅峰，鲁迅针对特定时代，在切肤的斥责中，否定中寻找新生，毁灭里发现希望，忤逆后里进行重塑。但穆赫森对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疑惑，在他眼里是“迷雾”。穆赫森问询：当代中国如果继续否定传统文化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将会怎样？估计鲁迅只是在反省，而不是否定。反省是为了重构和更新，否定的目的是颠覆和毁灭。如果是反省，他为何又是那样的极端？那样泛滥？穆赫森也感慨，“鲁迅是泣血的子规鸟，是他的悲切声音唤醒了民族。也许动荡的埃及就缺乏这种决绝勇毅的声音和斗志，所以这些年阿拉伯徘徊不前”。

穆赫森接着梳理了中国文学对社会批判的脉络：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批判，是社会自省体系的一部分，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过去三四百年时光，中国文学创作在借鉴、吸纳西方文学的方法，是中国文学学习、融合和更新的过程。从中国古代经典的殿堂式的教谕、家庭式的启发，走向《老残游记》类的街巷式的反省、讽刺和谴责，落脚到《狂人日记》的战斗式、叫阵式的咒骂和批判，批判程度由浅及深，批判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与政治概念的灌输和引导不一样，如今文学对社会的批判趋向或回归于混杂的市井化的调侃、隐喻、谴责或挑战，比如王小波、莫言、余华的小说。

（四）经典作品和历史事实表里一致、互为佐证，展示了和合兼容的中华文明图景

穆赫森对中华文化经典进行分析：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文本沉淀，基本源头和存在是“四书”“五经”《道德经》为源头的系列经典。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兼容交流、推崇礼仁、主张实用。推崇“顺应自然、以人为本”的实用哲学，以“大同”为统领，不预设分裂社会的宗教概念和悲情图景，经典文本不散播仇恨、割裂人群，专注人性的知行统一、内敛自律、乐观向上，最终实现现实社会治理的目的。基本方法是推己及人、中庸之道、通而同之，在承认、尊重既有现状基础上，谋求相关方的最大共赢和合，尊重整体利益。“君子和而不同”、“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其光，同其尘”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

穆赫森评论，经典文本虽然不足以涵盖整个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但文本是对历史的记录和传承，对未来和构想和引导。经典作品和历史事实表里一致、互为佐证，构成中国的文化图景。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超乎想象，这可能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不断更新、未曾中断的原因。是因宽阔，所以久远。

从内部融合看，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兼容性形成于多元部族的融合演进和共同成长。中国经典文本和历史实事相互佐证，映衬出五千年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人类社会早期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在自然给养丰富的独立的亚洲东部大陆，中国观察自然和模仿自然，构建了以“易”“道”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生活观念。华夏族和汉族先后担当了文化核心和实践核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道德经》“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描述了这一进程。儒道文化和弱小民族文化和谐存在，与内部弱小民族文化“共生”并实现对其的相对统领，使得自身不断增生和丰富。国家内部按照层次分类治理，而不是用对抗、分权来制衡。

从外部沟通看，中国文化对外沟通的过程是学习、借鉴和交流的过程。中国在三千年的“草原之路”“丝绸之路”、佛教东传、伊斯兰东传、基督教东传等重大文化交流活动中，汉文化在其中主导但不霸道，宽容巧妙地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书写了整体上和谐共进的中华文明交往史，当然也构成世界文明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对外交往方式大多时候是外交和商贸，非战争和掠夺。无论张骞、还是郑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显而易见。儒道文化构建了庞大的中华文化圈，还派生出日、韩、东南亚文化。外部沟通给予中华民族巨大的生命力，中国对外开放的时代，都是繁荣发达的时代。明末清初，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没落，而西方社会却在崛起。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统治者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社会对外交流的通道，使文化失去了开放性和交通性，社会就成为“酱缸”。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为剧烈，表现整个民族自上而下的自我反省，主动变革，能够接受他者批判，主动接纳西方文明并加以消化和吸收，不断丰富并壮大自身文化。即使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出现短期的极端倾向，但中国文化自我修复功能强大，能迅速反省、纠正和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当前，中国文化自觉意识更加增强，不断升级更新的中华文明显示出综合人类先进经验的磅礴之气。

穆赫森对中国文明影响西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和整体的观察。他说，在阅读和翻译经典作品时，经常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的评点。中国古典文本很早就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一直或明或暗的影响着西方文化，刺激或滋润着整个西方文明的成长。穆赫森认为，观察世界近代史，不能简单地视为西方引领世界，西方学者的思想同样受到包括中华文明的东方文明的巨大影响。诸如：西方学者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沃尔弗（Wolff Christian，1679-1754）、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1723-1789年）、康德（Immanuel Kant，公元1724-1804）、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这些西方思想家，通过文本认识中国，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认知和思考过程，最终看来，是肯定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运行机制的。歌德晚年甚至开始模仿中国手法进行诗歌创作。《中德四季晨昏杂韵》之一：疲于为政，倦于效命/试问，我等为官之人/ 怎能辜负大好春光/滞留在这北国帝京？/怎能不去绿野之中/怎能不临清流之滨/把酒开怀，提笔赋诗/一首一首，一傅一傅。《中德四季晨昏杂韵》之十二：为何破坏我宁静之乐？/还是请让我自斟自的/与人交游可以得到教益/莽身独处也能诗兴蓬勃。歌德对他的朋友兼秘书爱克曼说“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任何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四、穆赫森对世界文明交流观察

穆赫森立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经典文本和社会现实为参照，关注世界文化格局和文明交流，对中阿、西阿、中西文明交流和发展，进行分析、对比、鉴别和设想。

需要说明的是，穆赫森生活的埃及，由于历史发展原因、政府管理问题、几次中东战争等原因，社会整体发展缓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汽车在埃及已经得到普及，埃及的经济发展状况好于中国。但是40年后的今天，埃及依旧变化不大。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之后，埃及社会动荡，民生压力巨大。穆赫森和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充满忧虑。阿拉伯人曾经寄希望于西方，但过去百年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理念似乎解决不了阿拉伯的问题。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目光因此“向东看”，转向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其背后的文明。

（一）“西方至上”主义正在衰落

谈及文化冲突论、文化亡国论，穆赫森比较认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说法：文化冲突论是西方为掩盖其经济、政治侵略的借口和说辞，西方想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种族方面，否定“他者”。目前西方世界在竭力维护“西方至上”主义，只是手段通过精心设计的经济、金融、教育等伪装了。“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穆赫森认为：历史进程是复杂的，受到文化、政府治理和自然等因素多重影响，评价文化也要站在历史的长河来看，文明的形成和演进有其历史轨迹的实践痕迹。因此，文化和历史有相对独立性，不认同“文化决定论”“历史终结论”。

穆赫森认为，文明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某一时期某种文化在领先而已。他倒是怀疑西方文明是不是东方文明科学技术“工具”的一部分、是不是东方传统中某个时段科技方面的延长和放大。比如中国“四大发明”，阿拉伯的建筑技术、医术和天文学，在历史的某个契机和时段，西方将东方文化的种子移植培育成为树木，然后否认种子的作用。西方走的是否定和征服之路，将科学和技术性视为自己的文化。但事实上，科学和技术永远是工具，相对独立于文明。谁都能掌握工具，近40年中国的崛起就是典型案例，中华文明和现代工具结合以后，也同样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

谈及中东和埃及社会发展缓慢，穆赫森和许多阿拉伯学者一样认为，除了阿拉伯自身的原因，其它主要因素是“西方至上”的欺骗、误导和掠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宣扬个人主义，崇尚斗争，鼓励功利，放纵欲望，认为向自然和他人攫取便是成功和荣耀。当个人主义通过国家演化为霸权主义的时候，将会忽略人类整体的和谐发展。虽然过去三四百年，西方的科技和管理巨大地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但个人主义催生的“工具理性”的根本性弊病是：当人类的探索范围达到一定程度、而能力达不到欲望之时，试图突破自然的禁锢将不择手段，于是人类不再重视人和人类本身，也不重视依赖的自然世界。西方国家的原始积累来自暴力掠夺，过去是殖民主义，现在是霸权主义。马克斯·韦伯所说“工具理性”——“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中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

穆赫森说，西方偶尔也关注东方的事物，但重点关注“形而下”的“术”“技”，对东方的“形而上”人文精神只是娱乐尝试和休闲调侃的态度，殊不知其社会人文心理是人群的根本价值的承载。其试图将自身的“形而下”工具理性用暴力凌驾于东方人文价值哲学之上。人类发展到现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需要收敛和反思，需用东方文明的平衡、调和与修复，东方古老思想的价值需要重新挖掘，这是未来实践的命题。中华文化有了务实与温和内部整理机制，关注人类，关注自然，关注整体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必然有所外溢。外溢的具体形态是多样的，体现在“一带一路”的方方面面，中华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意义重大。

穆赫森关注文明和经典文本的共生。他认为：过去三百年，西方文本在大规模地形成和普及，东方的许多文本在不断地流失和湮灭。面对西方化的冲击和破坏，保护传统经典有巨大压力。文本的散播、思想的传承和内容的实践是当前面临的问题。这些年，中国较其他东方国家似乎做的更好，在国家层面、高等院校、民间有巨大的普及和传播行为。

（二）中阿文化全面交流刚刚开始，经典翻译和普及需要重视

穆赫森对中阿文明的观察是：中埃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文化交流与历史发展同步。古代的交往，有民间自发的交往，也有官方的互动，中国和阿拉伯地区遥相呼应，历经草原之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阿文明互相影响。近代社会，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经历相似，有着同样的衰落和挣扎，历经殖民侵略、独立斗争和改革图强。当今中阿文化交流已经全面出发，显示出欣欣向荣的图景。

国家政治交往是文化交往的基础，中埃政治交往推动文化交往。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同病相怜。1956年5月30日，中国和埃及建交，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独立的阿拉伯国家。1956年7月26日，中国率先支持纳赛尔总统将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1949-1966年间，中埃文化文学工作者往来频繁，散文家杨朔曾经在埃及长期工作，郭沫若曾经组团访问埃及。即便是文革期间，中国撤回中东其它各国的大使，还是保留的驻埃及大使馆。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埃文化交流渐入佳境，成绩斐然。1999年，两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并到埃及南方古城卢克索，在卡纳克神庙共同出席了“埃及中国文化年”启动仪式。

穆赫森对中国驻开罗文化机构“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有很高的评价，对最近两任主任陈冬云女士和石岳文先生赞誉有加。他说，“陈冬云女士去了摩洛哥，我们常常想念她，她会说开罗方言，听见她说开罗方言时，我们就觉得他是尼罗河的女儿了，是地地道道的开罗人。开罗文化中心的建设上花费了不少心血。她和埃及许多学者、作家都是好朋友。诸如：黑托尼、海格尔、尤瑟福.卡伊德，埃及学者敬重她的坦率、真诚和干练。石岳文先生这两年组织了很多文化交流活动，许多埃及青年人乐于参加，在埃及社会影响很大。特别是2018年6月份，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中国作协代表团与埃及中文翻译家、汉学家对话会’，铁凝、刘震云、麦家、余华、杨红樱等作家冒着酷暑，到开罗参加会议，十分重要。是中埃、中阿文化交流中的盛事、里程碑。他们也到艾因.夏穆斯大学访问，石先生的热心、乐观和勤奋也让我们喜欢”。

穆赫森认为，现代文明交流初期的关键在于政府推动。建议中阿政府继续重视经典翻译工作。经典是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中华典籍是深邃和丰富的海洋。翻译是文明互相借鉴的需求，阿拉伯人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经典和文本中认识中华文化。虽然中阿双方提出了宏伟的翻译计划，但翻译速度还是跟不上现实的需要。学习、研究、翻译中华经典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

一是翻译人才需要抓紧培养。汉语、阿拉伯语都是非常难学的语言，希望大家首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学者，在经费、图书、信息、培养等方面给予充足支持。一个阿拉伯人学习汉语15-20年左右方能成气候，况且中东学习的条件没有西方学生那样优越。西方有很多基金在赞助，许多中东学生全靠自己努力。有的好苗子做导游、做商务，提前去谋生，浪费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希望最优秀的语言人才在保证衣食无忧的前提下，从事翻译、研究和交流工作。

二是建立翻译监督机制。译者水平不一、译作参差不齐，翻译作品的水准不是个别人说了算。除了请专家评审外，也要看读者的选择，经常开展一些评比活动。不主张文学翻译的垄断，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翻译要对文化负责和历史行为，文章千古事，不是即食快餐。说的更远一些，所有的经典作品属于全人类。保护经典的不仅仅是原产地国家的事情，也是接受国翻译家的责任。只有精确系统翻译原著，才能全面准确了解经典。

三是重视基础文献的翻译，经典是首要的。中阿交流势头很好、发展迅速，但是文化和思想交流不够深入，经济热、文化凉，不平衡。另外中阿翻译数量不对称，或者说是单向的。过去由于中国国家的重视，“阿译中”成果丰硕。中国有30多所高校开设阿拉伯语，阿拉伯国家的经典向中国翻译的比较及时和全面。但“中译阿”并不是很多，而且质量也需要提高，真正阿拉伯本土翻译家的译作并不是很多。一个文化的源头在其经典，了解阿拉伯世界要看《古兰经》，了解基督教要看《圣经》，了解中华文明就要看《四书》《五经》《道德经》。对经典的翻译，最好是研究性进行。有一次穆赫森参加埃及的研讨会，有人说：人手不够，先翻译眼下需要的经济、政治类书籍，文史哲经典书籍就不用翻译了。穆赫森当即反驳：那怎么行？典籍是我们的参考书、工具书，应该列入学者要阅读的基本书目、首要书目，中国、印度、波斯的东方典籍尽可能多译一点。

四是借助于其它语言文本，加速文化的交流。穆赫森曾经参加了埃及东方省“亚洲研究所”组织的关于“中国—阿拉伯历史研究”主题的会议，多位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参考书籍太少，翻译的速度又跟不上，怎么办？穆赫森建议，争取中国方面向发展中国国家多提供一些中国典籍英语法语版，以解燃眉之急，毕竟英语法语的普及程度比较高。

五是翻译的经典需要及时向民众普及。经典翻译之后，不能束之高阁。但经典往往很难深入认知。所以普及的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科学的方法。比如《论语》及其译本，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只有少数精英能够认知阅读和透彻了解。现代科技和媒体很发达，文学和思想传播可以充分使用网络科技、影视和多媒体。当哈赛宁翻译的莫言小说《红高梁》和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同时出现在埃及学生面前时，学生接受就很快。

（三）“一带一路”的文化起源是和合兼容的中华文明，将重构世界文明格局

谈及“一带一路”，穆赫森高度称赞它与汉代张骞开拓“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七下南洋”、周恩来万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的现实体现。

穆赫森对人类文明的观察：纵向看，诸多文明形态，交错引领世界前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领头羊”，但能自始至终存在的只有中华文明。先是古代埃及、亚美尼亚的辉煌，后来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佛教三足鼎立的“轴心时代”，后来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并驾齐驱，近代西方文明借助科技和管理走向物质时代。真正的文明的是关注人类族群的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够关照和温暖人类群体情感，中华文化基本做到这一点了。中华文明未曾依靠铁血向外扩张，却消除了许多暴力、集成了许多精华。其他文明类型也曾经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湮灭或萎缩。横向看，能“立己达人”的，只有中华文明，当下唯我独尊的西方文明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世界发展极不平衡，西方依靠工具性，积累了物质丰富，单纯的利己主义和制度掠夺无法维持人类的进步。近400年，印度社会过于动荡，目前由于历史和现实、宗教和种族原因导致社会分层严重，没有主流、核心的思想体系，短期内不可能对世界形成牵引力。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曾经是殖民者猎取财富的场所，独立后的国家总体发展不平衡。撒哈拉以北，历经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法国、英国的统治，以前没有稳定的核心思想力量，目前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阿拉伯文化正在复兴和整合，但受到内部分化、西方势力的左右，短期无法恢复。

穆赫森回顾2016年习近平在开罗的话语“中埃友谊、中阿友好也一定会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助推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道出了他自己对“一带一路”的观察：中华文明的活力在于它的和平性、合作性、兼容性、引领性，在于顾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情感。透视历史和举目全球，人类的精神沟通和契合，“和而不同”只有在中华文明平台上才能实现，这是一项精妙、持久和宏伟的系统工程。古代中国人开拓的“丝绸之路”是多元文明的交流和融合通道，当代“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时空延伸，是人类“新轴心时代”的交流机制。其文化起源和支撑不仅仅是经济和科技，更是和合兼容的中华文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和实践将极大推进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仅是开放的中华文明的前进，也是世界各种文明的整合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重新设定世界文明构架。

穆赫森强调，“这绝不是恭维的言语，因为我们阿拉伯人知道、你们也知道，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世界是没有发展的，当下的中东就是最鲜活的例子。世界的确需要和合兼容的中华文明的引领。作为一个译者，我想对语言文学工作者说，立即行动起来吧！从文本的翻译和语言的交流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