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观的小说文化表达

张志昌 张旖华

【内容提要】城市化导致了城乡的分离、对立及融合，城市内部也形成类似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和断代，因而城市相对于乡村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复活》中贵族大地主的怜悯无助于土地问题的解决；《白鹿原》叙事表明只有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革命成功社会进步才有可能；纠结于守土离乡矛盾心理的《秦腔》《高兴》体现的城乡观根子上是民族自信问题，这些作品都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小说文化记录。文学的创造性书写表达作为历史合力之一亦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有活力和精神的城市与宜居美丽的新农村才是城乡融合互动物我合一的理想蓝图。

检阅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观研究的既有成果，大体上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关于马克思恩克斯城乡关系理论的内涵研究，包括背景、制度、沿革等；第二类主要涉及这一理论的当代解读，包括城乡融合统筹、城市病及其治理、“空心村”成因及对策等；第三类是关于基于方法论视角的研究，既涉及马恩研究问题的不同介入角度，也涉及以田野调查和工农业经济发展的数据研究等；第四类是对列宁及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对马恩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及实践研究。第五类即本文尤为关注的是从城乡文化变迁的角度，或以乡土小说或以文化地理为个例进行的一种精细分析。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是把城乡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来对待，兼顾了系统性、逻辑性和前瞻性，态度科学严谨，成果丰富细致。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角度，从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调研和论述为依据，重点以托尔斯泰、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小说中的城乡观叙述为样本，借助小说叙事魅力，试图更深入地挖掘阐释马恩城乡观。

一、基于文化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观的内涵

（一）城市化导致了城乡的分离、对立及融合

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是城乡关系分离的原因。马克思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这种围绕商品交换的社会分工造成城乡对立运动，构成了经济史的全部内容。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国家制度的不合理和优质资源被资本家垄断就会让扮演不同经济职能的城乡分离逐步固定化。“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创造了比以往都要多的生产力，随之城市一派繁荣之下是农村土地搁置、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和乡村空心化现象。

城乡对立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状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相应地，城乡融合也是一个与城乡对立相反的历史范畴。“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乡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蕴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论住宅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的城乡融合思想表明，“通过消除旧的社会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种工种、所有人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城乡融合表现为：社会没有了分工和私有制，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人都可以得到全面且自由的发展，劳动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满足每个人按需分配的要求。

（二）城市之间及内部也形成类似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和断代

不同城乡之间及同一城市内部同样可以见到文化的断代和鸿沟。城市功能定位及不同区域功能的差异、不同层次人群聚居和文化的差异、治理阶层注意力和投资建设的差异、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等共同构成城市间的文化鸿沟和断代。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调查表明，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工人阶级过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工人阶级最集中的许多大城市中，“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差距达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当时的英国大城市、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同样如此。

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角度看恩格斯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惊人恶果，“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鸿沟在伦敦等一切大城市如此，在上海直到解放前亦如此。在旧上海，穿考究的衣着、喝讲究的咖啡、操熟练英语的社会阶层出入南京西路，居住别墅洋房，奢华闲适；里弄、平房、棚户区中则是一派寻常质朴的市井生活，居民多衣衫褴褛饥寒交迫，伤痛悲苦在底层文化心态浸淫延续，杨华生的《七十二家房客》集中叙述了1947年的上海市井阶层的住房和心理窘态。脱胎于市民阶层的大资产阶级追求时髦雅致、傲慢排外和未脱彻底的市侩气息与市民的务实自私人情淡漠附庸风雅形成天壤对比。这种城城之间和城市内部的文化差别今天乃至今后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三）城市相对于乡村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

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源于生产力的“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非农人口非农产业涌现，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发展，“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马克思的观点依然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矛盾体所构成的生产方式的演进是推动文明更替前进的动力。

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引领和先导。渔猎社会的主要存在形态是氏族部落；农业社会则是乡村；工业社会中城市成为主要存在形态。聚集辐射效应使得城市集中了大量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成为工业和贸易中心，也成为信息和知识生产中心。欧洲中世纪乡村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进程不谋而合，这一进程即是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和农民利益的剥夺，痛苦却必须，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资源配置和市场上的优势在供需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有效调动下，资本周转更加迅速，建筑用地得到补偿，城市崛起、工业化、城乡分离、人口集中、商业财富迅速集聚等风起云涌，“村镇变成了小城市，小城市变成了大城市”，漫长野蛮的乡村城市化文明过程就这样历史性地展开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标志着城市相对乡村而言根本上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正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分析和预判了更广阔意义上世界市场形成的依据。

世界各地崛起的城市如布满天空的星辰一样成为商业经济和政治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风格各异的城市文化遂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五大古老文明均是以人群的聚居相通形成一定的中心城市、思想的多元融合形成不同流派、制度的明晰形成相应的体系、器物的丰富绚烂呈现不同的外部表象等为差别和特征的。城乡间在上述元素上的差别构成不同的势能。城市高于乡村的文化势能不再是同一文明时代社会分工造成的差别，而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和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差别。

城市相对农村的较高文化势能还表现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容量，更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水准和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加之所有制形式下利益差别、资本资金的集聚调动能力、城乡人群社会分工的不同缺陷，城乡二元对立呼之欲出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乡分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分工，每一个体都将屈从于分工，从而工业掘进的同时伴随着农业的衰退和农村文化贫瘠和农民精神的困顿。典型如作家哈代（Thomas Hardy）的叙事。他笔下1872-1896年代的英国乡村风光田园质朴，宗法世界下的威塞克斯满怀希望，创造快乐，可人们封闭保守，愚昧宿命，铁路、火车等工业文明快速蔓延，环境被破坏，机器取代人工，土地流失，人们四处流落打工。乡村文化熏陶的理想人物苔丝姑娘避免不了自身悲剧结局，成为处于高低位文化势能差的牺牲品，因为存在“一股遥远而不能阻挡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似乎决定了农村和农民的命运。”

二、土地问题：城乡观的小说文化学例证

叙事小说是要铺陈故事的，而故事必须借助明确的时间空间来组织情节，因而提取时空情节人物心灵等要素，充分考虑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新史学和“知识考古”的角度还原真实记忆与社会痕迹，进一步研究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城乡关系变迁仍是有潜力可挖掘的。

（一）《复活》：贵族大地主的怜悯无助于土地问题的解决

托尔斯泰的《复活》创作前后耗时十年（1889-1899），历经三稿。当时俄罗斯处于1905年大革命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创作《复活》，托尔斯泰参观多处监狱，旁听审判，采访律师囚犯等，查阅档案资料，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持续十年的创作激情铸就经典之作。列宁高度评价了其作品对现代一切国家、教会、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激烈批判，“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

忠实代言封建宗法制农民利益，托尔斯泰敏锐捕捉到了社会剧变前夕的复杂矛盾，深感于类似聂赫留朵夫的内心痛苦和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和思考，愿意提出矛盾的解决方法和人物出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土地改革和农民解放，以农民运动为基础的创作，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聂赫留朵夫曾经成长于受益于沙皇专制制度，精神上一度昏昏欲睡，生活穷奢极欲，无所作为。作为贵族其物质生活居于物质文明的顶端，穷奢极欲的消费理念及对物质华丽贵重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下层民众满足一般需要的程度。贵族们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推动换句话说对社会精神的贡献并不必然匹配。岂不知，一个个高贵华丽的皮囊下行走着的是一具具伪善颓废的灵魂。痛苦的聂赫留朵夫在承袭了大量产业后一度是高兴的。他当年是斯宾塞的忠实读者，信服“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身为大地主，他不愿意违背信念而占有土地。虽然心理上不时受到斯宾塞、乔治两位经济学家土地私有不合理这个“光辉论证”的叩击，但是他毕竟奢侈生活过惯了，除了土地他没有其他生活资料，怎能说放弃就放弃？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只是自己年轻时图慕虚荣想一鸣惊人的欲望，实践中无法当真的。作家是矛盾的，也是有局限性的。托尔斯泰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在描写了大量俄国社会复杂矛盾的基础上，极端苦闷，真诚地为社会找到的救世良方是皈依宗教，寻求慰藉。在批判决裂的同时，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打开了《福音书》，“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

社会尽管存在诸多的不合理现象，现有秩序还能维持下去，为什么？要让社会更稳定和谐地继续维持下去还缺少什么？“社会和社会秩序所以能维持，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受法律保护的罪犯在审判和惩罚别人，而是因为尽管存在这种腐败现象，人们毕竟还是相怜相爱的。”人与人之间虚弱的关心爱怜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可能是应验的，因为他是精神上走向复活新生的一个代表，但是大量的贵族特权阶层应为维护固化阶级利益的根本需要，却绝不会像他一样背叛本阶级。

大革命前夕的社会是混乱的，情急之中的作家真诚地为社会开出的良方只能是一个祝愿。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给全世界人民贡献了长篇小说的明珠，但提出的办法却是局限于自身世界观的。依靠一两个善心地主，解决不了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皈依宗教，遵守戒律而非奋起反抗，推翻旧阶级的统治，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这就是托尔斯泰为社会找出的救世良方。聂赫留朵夫这类脱下旧贵族外套实现自我救赎走向精神复活的新新人类拯救社会的使命也大抵就是如此了。文学的表现形式是观察和描摹基础上的表达和体验，本质是基于社会进步意义上的批判。《复活》等三部巨著之所以能成为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就是因为通过长篇小说这种特殊形式，诚实的托尔斯泰完成了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

（二）《白鹿原》：只有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革命成功社会进步才有可能。

生活在城市和乡村都是生存的不同方式。千百年来，城市以富庶发达成为文明的集中地，乡村以朴素生态诠释着绝大数生命的延续。富强民主自由是最终目的，一体化协同发展应该是共同美好的前景。陈忠实笔下《白鹿原》市井繁华的民乐园地区类似于张恨水、鲁迅笔下的北京前门地区，都分别成为商业文化、会馆文化登堂入室的代表，显现出恣意活泛的亲民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围绕买地卖地夺地的风波在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的劝诫下却成为白嘉轩、鹿子霖处理土地问题的最终认同。滋水河畔，终南山麓，“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乡村以一种特殊魅力诠释着生活的另一种方式，成为记忆和希望的“如梦如幻的地点。”

陈忠实早年生活在农村，当了专业作家后进入城市，体验了水泥森林下的城市生活，写作《白鹿原》时却矢志蜗居在乡下西蒋村的老屋里，孤独苦闷，愉快悠然地抒写生命体验。如何准确真实地反映小说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脉搏和精神，艺术追求上达到当时时代的文学水准，对陈忠实而言，小说篇幅长短是其次，深度广度却是关键，无关城乡居住地的差别，却关乎长年累月的忍受寂寞和持之以恒的韧劲。

民族的发展和城乡的进化同样充满苦难和艰辛，同样存在一个对腐朽落后的剧痛剥离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忽视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客观科学的历史辩证的正确态度。黑娃和初期的鹿兆鹏尚不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者。从小说叙述的情景来看，打土豪分田地，从而解决诸如像李寡妇那样贫苦农民依托的战略性策略还尚未在白鹿原大地上全面展开。解决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阶级斗争在白鹿原白热化的导火索，财东乡绅占据大量土地，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时，国民党的反扑就开始了。田福贤等贪官污吏未得到惩罚，农协计划中的土地分配未及开始，“四一二”政变发生，“斩草除根”的行径异常凶猛和残酷地上演了。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3年开始彭湃起草的《广东农会章程》、《没收土地案》等指导了蓬勃兴起的全国农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和全国农运提供借鉴。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红旗飘飘五角星，共产党来哩有田分。”“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土豪劣绅都打倒，山林土地回老家。”当时就传唱的民谣反映了农民千百年期盼满足之后的兴奋。

小说人物黑娃缺乏的正是这些科学理论和正确实践！农民出身的黑娃一生中没有机会掌握一套科学思想武器。在三个月农讲所学习中也没有受到系统的革命理论培训，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思考自己受压抑，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和中国革命的现状、问题和战略，错过了走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的机会。鹿兆鹏对他的启蒙也只是来去匆匆，只言片语，临去延安前交给他一本毛泽东的著作，也缺乏进一步的讲解启发。黑娃在白鹿原上开展的“风搅雪”式的革命也只是对不合理现象的报复，不计后果且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思想的空虚和迷茫始终存在。传统儒家文化虽然把黑娃改造成了一个知书达理学为好人的谦谦君子，但并没有给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和朱先生、白嘉轩一样执迷于传统文化的乡村精英们包括黑娃一类的后学新秀在与现代化思潮的对决中日渐衰落。文化上的落寞和孤单无依靠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提不起精神的诱因，但问题的最终实质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茫然无知。在人生最紧要的关头，一种先进理论的支撑和武装足以成为信念信仰动力，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阶级足以成为其前行的引导力。

《白鹿原》塑造的白嘉轩、鹿子霖是代表中国农村社会的两类典型农民形象，然而更是代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两类典型人格。现实生活中，我们希望有时候要有白嘉轩的固本坚守，有时候要有鹿子霖的诙谐达观；有时候反感于白嘉轩的不近人情和精于算计，有时候痛恨于鹿子霖的沦丧无底线。白嘉轩不大进城，鹿子霖时不时进城，文学形象非线性复杂性让我们咂摸着家国、家园；咀嚼着黄牛、狐狸；体会着繁华和落寞。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抓住农民问题，解决了土地与人民之间的隶属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革命才取得了全面成功。从土地这一角度看，《白鹿原》的文学书写作为历史真实写照才铸就经典，意味隽永。

（三）《秦腔》《高兴》：守土还是离乡——城乡观根子上是民族自信问题

城乡观不仅关乎城乡差别，从根子上说还是一个民族自信的问题。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人类并不是生来就为了要像蚂蚁那样挤成一团，而是为了要遍布于他所耕种的土地。能够更新人类的，往往是乡村。”因此，把农村建成宜居生态的家园，把城市建成蓝田白云的花园，让身处不同城乡的人们凝心聚力安居乐业，是执政党的胆略和担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性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生动体现。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国家在治理上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把近八亿到十亿的农民稳定在广袤的乡村从事农业集体生产，加快消除城乡差别，巩固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是新中国建国后长期发展的写照。在以后的年份中，当然有一些脑瓜灵活的农民进城务工，做生意，挣了钱，也有走上邪路的，更多的农人则扎根这片土地上。城里人就真正生活优越，精神富足吗？大多数城里人生活在城市底层，依然过着贫困、卑微屈辱的日子或过着与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主人公一样的泛喜剧式生活。

社会转型是复杂而漫长的，建设新农村，加快城镇化是一个大趋势，重要的是改变农民心里根深蒂固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传统观念。有些观念无所谓先进或落后。人对自己的苦日子是淡然相处习以为常的。生下来是农民，不种地又能干什么？社会给他们又提供了什么平等的机会吗？《高兴》中黄八认定农村就应该和苦瓜一样苦，这种天经地义的观念并无所谓先进落后。实际上，社会不公正、苦难、贫穷是这个物质繁荣时代的一种现实，人们包括农民，思想的解放，理想的飞扬，人格自觉的空前提升，同样应是这个时代的现实。

城市是率先实现代化的场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核心，是商品生产、制造、流通、消费的中心，汇集除了农业以外的所有行业。人口高度聚集，消费潜力巨大，工业布点集中，存在大量的岗位需求和巨大的生存与发展机遇空间。农民眼中的城市是财富的象征，诱惑力巨大。《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在一批批荣归故里的打工返乡者的示范下，义无反顾的走进城市寻求属于他们的一方天地。

城市里情况复杂多了，远远超过乡村的一两个村子那样简单的产业结构和人际关系。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生在社会资源与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心理上行为上难免流露出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某些市民还形成身份上的优势意识。刘高兴凭借辛苦和善良捡垃圾卖钱生存，物质贫困，精神自得，满足于既有现状，愿意适应和奋斗。他面对城乡差异和心理落差，是一个天然的乐观派，坚持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一心想成为西安人。时不时的社会不平等让他的精神游离于城乡之间，扎不下根又回不去乡，“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城市化进程中，行将过去的故土在渴望强大，活得儒雅的需要中在梦茔牵绕，无法释怀。

在中国农村全方位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贾平凹的《高兴》和《秦腔》都是反映传统文化和传统生产方式崩溃过程的代表性作品。社会变化给农村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农民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作家的责任是想清楚，说清楚。《秦腔》写的是社会变迁冲击下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农民的生存方式；《高兴》写的青年农民刘高兴进城打工极力融入却又不被城市接纳的尴尬状态，两者有逻辑上的衔接关系。作家精神自由、责任充溢地观察现实，描摹生活，探索出路，寻找现实条件下农村发展的出路和农民进城后的心灵安放、产业承接方式，痛苦难解。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要在城市落得住，关键是要根据城市志愿禀赋，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特别是要着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让更多的“高兴”无论守土还是离乡，都真正高兴起来，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中华民族自信和魄力所在。

三、小说文化表达的启示

（一）乡村的欠发达制约城市主流或相对强势文化的繁荣和传播。

主流和非主流、强势和弱势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能够对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且发挥影响的就是强势文化，相反就是弱势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逐渐消解与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努力渗透是城乡文化交融的常态。十九世纪末爱尔兰乡村农业的传统落后会使都柏林的主流文化兴盛与发展受到限制，才使得乔伊斯（James Joyce）小说《阿拉比》中小主人公神往的阿拉比大集市交通不便，货物稀少，质次价廉。《白鹿原》中主人公白嘉轩也只有在人财两旺后，才坦然走进鹿家上房，和鹿泰恒大叔商量翻修祠堂、兴建学堂这类“无量功德的大善事”。村经济发展的不足自然制约人们对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因为物质条件的满足和延续是首要障碍。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没有生产方式的转型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就没有生活方式的转型和精神文化的消费。确保农村居民逐年增收才是消灭文化高低势能差的关键一招。

（二）在城乡反差和融合中凝集文化书写人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所讲的城乡文化发展的这种断裂，反过来又加剧了城乡差别扩大的程度。因而，不独《秦腔》中作家夏风和妻子白雪之间的都市文明与乡村传统秦腔之间的冲突，王海鸽小说《新结婚时代》中从沂蒙山区考到北京的何建国与北京本土女孩顾小西之间发生的乡村与都市文化冲突，都是转型时代的产物和吊诡。现代化给中国人带来物质极大丰富，同时却是人情趋淡和传统没落，“与物化时代水火不容却又符合人本心的需要（如乡土田园般美感的纯美爱情），现代人失去了它灵魂自然无所依附！”

“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的职业决定了他与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作家的前瞻性决定其它的任务不是顶礼膜拜，也不是歌颂宣传，而是怀疑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世界对人生意义怀疑的立场上，而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名利而批判。作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适度紧张有助于出现好作品，有助于强化作品的深刻和厚度。贾平凹的看法是基于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和社会体验提出来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反映了他的创作道路和出发点。以农村鸡零狗碎的人和事，以白描为主要手法完成的《秦腔》亦堪称是这种矛盾心理的代表。

“巴黎本身即是巴黎市民集体的记忆，巴黎跟记忆一样，连接着事物与场所。”这些“事物与场所”就是历史和乡愁，足以唤起当下人们的自豪和尊严。广袤的中国乡村曾经现在仍然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发生地，有什么理由不能激发人文化上的庄严感从而提升文化软实力呢？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借助马克思的理论，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描写的巴黎当成心理地理学；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神话传说及历史故事遍布中国城乡，完全能通过传统、庆典、符号、记忆、乡风民俗等建立辐射力广泛的文化凝聚体。

（三）土地问题始终是城乡观和治理层关注的重点

作家是矛盾的，也是有局限性的。托尔斯泰面对大革命前俄国的社会矛盾，提出的土地问题方案并不为农民接受，主人公在《福音书》的寻找是徒劳无功的。要彻底解开把农民和地主间锁在一起“结实的锁链”就要把土地无偿交付农民，不必付任何租金赎金，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正确策略。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无法提出伟大的社会变革方案，自然这本身也不是作家分内职责。

白鹿原的革命还没有接触到群众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土地，只是不断地进行外围的形式改革，有足够的震撼，但没有触及根本利益，目标也零散，没有提出或者严格贯彻一个科学系统的纲领。工农革命推进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涉及土地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这是广大群众的呼声和焦点。土地越集中，矛盾越尖锐，社会越衰退，只有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才能适配，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是现代化工业正在崛起的传统农业国家，农民勤劳善良，贫困落后，从农村肇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面貌，农民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但改革没有借鉴榜样，前路怎么走？贾平凹以故乡商州清风街为例，写出世事的乱象和困惑。“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农村农民农业问题重重，土地和劳动如何有效结合进一步驱动财富创造也不是作家的责任，说清楚事实就行。

（四）文学书写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

“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迈向现代化是不同国家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时段中，总会有人厌倦繁琐，想要回归纯真。这种愿望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并且通常要借助文学和艺术来实现。要塑造有活力和精神的城市，要建设宜居美丽的新农村，要让人类文明进步之花开篇城乡，城乡之间的融合互动物我合一才会实现马克思主义城乡关指导之下的理想蓝图。“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绝不是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宜居乡村。理想图景中的乡村决然不是一幅民生凋敝的惨相，城市也不是以文明之名压抑人性的水泥动物园。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认为经济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力量。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甚至是个人意志、文学的创造性书写等，都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艾利森（Ralph Ellison）说：“描写广大复杂的美国经验中我最熟悉的片段，这些片段不仅使我可能对文学的成长有所贡献，而且对自己心目中理想文化的塑造也可能略尽绵薄之力。”从小说文化学的角度而言，关注土地在城乡关系中的流变，关注人和人性，从而探求现代性的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存在和乡村自在自为间的关系是当务之急。

（五）中国城乡和城乡中国须臾不可分离

除了城市，就是乡村；除了乡村，就是城市。中国城乡，城乡中国犹如鸟之两翼，须臾不可分离。“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这不仅是发展的指向，也是路径。天人合一、田园栖居、诗情画意是中国城市传统文化的精华，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思路大致一理。美丽的田园风光对英国人已经成为一种世代相传的民族遗产、文化符号和国家财富，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份财富应当得到珍惜与保护。“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历史上如此，未来，“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以“城乡文化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城乡文化应该在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发展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文化传播从来就是双向互惠的，魅力乡村和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罗马等一样也不是依靠某一群体的一己之力一天建成的。城市文化的强势先进开拓创新；乡村文化的仁厚精髓质朴向善都应是不同质性文化输入输出的侧重点。不然，离乡游子走在城市繁华街道上和初涉乡村的城里人一样茫然。“田园将芜胡不归？”精神陷入迷途，自然“奚惆怅而独悲！”“觉今是而昨非。”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城市和自然的融入问题时强调，“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人物”“事件”“物像”“场所”为纽带，以街区、村落、建筑、遗迹、工农业遗产、湖泊、林草、山水等为载体，有效保护不同城乡的自我风貌，唤醒乡愁延续认同文化记忆是战略性部署。西湖、西子、白居易、苏轼、《白蛇传》与杭州；外滩与海纳百川胸怀、弄堂与王安忆书写的凡人凡事与上海；耿直勤劳重诺守节耕读传家与《乡约》、白鹿原与陈忠实的生命体验；商山洛水、贾平凹与雅致灵韵等才会成为有机融合的凝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