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充实中国科学院科研人才队伍的持续努力与实践

向 明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在体制内扮演多重角色。既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等职。后虽有调整，但一直担任科学院院长。在科学院这个重要阵地，郭沫若有哪些重要的思考和作为？这对郭沫若研究学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对其在现代史上的角色就难以有整体的把握，对其进行全面评价也构成困难。学界对郭沫若的研究，自他成名之日起就层出不穷，累积至今已是浩如烟海。涉及文学创作、政治实践、史学研究、心路历程、人格独立等诸多方面。但是对郭沫若与中国科学院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分布零散。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投入很大精力的一个岗位，他对科学院的建基立业也做出了系统的贡献，充实科学院人才队伍是其一直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对科学院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做全面系统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吸引海外人才回国

“中国科学院大厦”是在接收、调整旧机构的基础上拔地而起的，如何推动科学院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指引下为人民服务、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是一个长期困扰郭沫若的难题，实践中只能从基础抓起。1949年11月14日，科学院成立伊始，郭沫若主持召开了全院干部代表大会并发表了讲话，逻辑清晰。他先介绍了科学院的组织体系，接下来介绍了科学院的筹备经过和未来的轮廓，重点论述了落实《共同纲领》第41条至44条是科学院极其重要的任务。希望大家认识到：“科学院的任务重大、各方期望甚殷，我们不要使人民失望，只要我们抱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同心协力地做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的好的”。因为“各方期望甚殷”，只能加倍努力，以期“不要使人民失望”。

发展科学，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一支专业的科研人才队伍，全面推进科学研究就无法实现。为此，郭沫若在院内外一再强调：“积极培养科学干部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环节，没有新生力量的不断增长，科学事业将停滞不前”。但是科研人才队伍严重短缺与短时间内国内高校培养不出的矛盾客观存在。在这样的情境下，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时，在海外的留学生主要有三类：第一、不准备回国的；第二、近期急于回国的；第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处于观望状态的。帮助第二类及时回国，为第三类讲解政策引导其快速决定加入回国队伍是当时中央的指示。这项工作在欧美依靠中共地下组织以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民主人士，前期就已秘密开展。以英国为例，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地下党员曹日昌、曹天钦等人为想回国的人提供全面的帮助。据天文学家王绶琯院士回忆：

曹日昌是有联系的，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是学生会主席。曹天钦当时在剑桥，剑桥我有时也去去。……后来曹日昌跑到香港，开了个银行，装成资本家。我回国就是曹日昌做的“铺保”。当时香港政府的规矩是要从香港过境的必须有人作“铺保”，“保证不是坏人，不会住下来”，而这个“铺保”还必须有一定的资本。

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也较多，是统战工作的重点。据化学工程学家侯祥麟回忆：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真正拥护国民党的很少，多不赞成国民党统治，但是对共产党又不了解，报纸等舆论宣传的结果使大家对共产党很怕，真正了解甚至同情共产党的人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状态，既反对国民党，又怀疑共产党。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国内的情况介绍给大家，让他们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面对上述情况，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骨干考虑到美国中部地区留学生较多，就首先在那里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国中部分会”。据化学与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保功回忆：

1948年冬，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首次筹备会。与会者有二三十人。……由我担任秘书，负责纽约本市内外的通讯联络工作。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国中部分会”的国内领导组织名称叫中国科协，是周恩来抗战期间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部署。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正式成立并选举了领导机关，通过了《总章》和《宣言》，决定出版《科学新闻》月刊。经选举，竺可桢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涂长望为总干事，李四光为监事长。后涂长望先到达英国，1946年4月，又从英国来到美国，向留学生宣传中国科协的宗旨和目标，在北美播下了火种。

通过上述资料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地下组织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民主人士，已经在欧美留学生中进行了组织宣传，为成批量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打下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政务院也随即领导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950年1月27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致电留美科协：“新中国诞生后各种建设已逐步展开，每方面都迫切需要人才，……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与此同步，郭沫若以国家科学领导机构负责人的身份发表一个声明是必要的且是紧迫的。这时，他公开致信海外留学生，欢迎他们参加国家的建设。很多人正是看到了科学院的成立和郭沫若的公开信后，才加入了回国队伍。

除了发表公开信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以外，善于宣传的郭沫若也会抓住重要事件进行舆论宣传，以激发留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引导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的回国在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轰动效应。1950年9月12日，当轮船经过日本横滨时，赵忠尧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扣留，并被投入监狱。得知这一情况后，1950年9月23日，钱三强同吴有训“联名以近代物理研究所聘用赵忠尧工作名义致信郭沫若，说明由于赵忠尧被驻日美军扣押后，其家庭断绝经济来源，申请院方核定赵每月薪金1300斤小米（为当时教授最高薪），并按70%发给其在宁家眷生活补助费，直到赵有所工作为止。此申请迅即获得郭沫若批准，并于10月7日由院人事处通知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自10月起将生活费按月发给赵忠尧在宁眷属”。紧接着，郭沫若抓住这一事件，利用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平台广而告之。1950年9月25日，他致电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请其呼吁全世界的科学家谴责美国的暴行。在国内，他也围绕这一事件组织活动制造反美的气氛，据郭沫若女儿回忆：“9月30日首都189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联合发表抗议，向全国、全世界发了通电。父亲一方面组织营救工作，一方面批准了吴有训、钱三强等科学家的建议”。郭沫若以此主题推动的反美宣传，既为营救赵忠尧等科学家回国提供了支持，也有力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科学事业发展的大力重视。在舆论压力下，美国中情局释放了赵忠尧。1951年1月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研究工作。赵忠尧回国后，郭沫若出席了多部门组织的欢迎宴会，充分展现了科学院及其本人对海外归国人才的热烈欢迎。

除了营救陷入困境的学者回国，郭沫若也积极联系有成就的科学家回国。如时在英国的李薰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金属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急需发展技术科学，这一领域的高端人才奇缺。郭沫若即以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写信给他，请他回国筹办冶金研究机构，为发展钢铁工业贡献力量。收到邀请后，李薰决定回国，并且邀约了几位同行一道加入回国队伍。“这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于听过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留学国外的学者，很不容易下决心返回中国大陆，李薰等人的决定是难能可贵的”。

建国初，郭沫若在科学院院长岗位上吸引海外人才归国的系统努力，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促进了海外人才归国小高潮的形成。截至1950年11月，到“北京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登记的已达600余人。此后人数陆续增加。这批留学生回国后，不少加入了科学院。如曹日昌回国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曹天钦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后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王绶琯回国后长期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钱保功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等等。

二、开启研究生培养

中央政府对科学院的期望甚高，要求其担负领导全国科学发展之责，在改造科学家思想的同时，推动理论结合实际开展科学研究。面对中央对科学院的定位，院长的压力很大。1950年6月14日，郭沫若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发布了关于中国科学院方针和基本任务的指示，指出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国家的工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

在发展生产的大背景下，科研任务的持续增长与科研人才队伍不足的矛盾客观摆在眼前。据科学院统计：截止到1952年底，科学院有研究人员1524人，产业部门领导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约有1300多人，高校的教授副教授有3000人左右（估计四分之一可以从事研究工作）。显然，这支队伍人数是不足的。在郭沫若的理解中，把所有这些力量都加在一起对于配合国家大规模建设来说还是极不够的。接下来几年，科学院科研人员总数的增长也是缓慢的，据1953年9月底科学院内部统计：“全院共有1725个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347个”。两年后，人才队伍总量还是不如人意，据1955年科学院内部统计，“全院2071个研究人员中，副研究员以上的还只有392人”。人才队伍总量不足，高级研究人员屈指可数是科学院发展科学事业的重大阻碍。

人才不足只能求助于高等教育部，郭沫若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将科学院定位为隶属于政务院的政府机构，肩负领导全国科学发展的重任，高等教育部人才分配应该优先满足中国科学院。但结果是不如人意的，高等教育部对此问题支持力度不够，导致科学院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高等教育部为了充实高校教师队伍，自己需要留下大批优秀毕业生。

为解决这个问题，郭沫若认为眼下只能自己培养科学干部。如何培养？一个重要举措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苏联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办法”。恰逢向苏联学习的大背景，这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学习苏联培养研究生。落实此项工作，郭沫若在大方向上给予了明确指导。1954年6月25日，科学院召开第一次研究生暂行条例起草委员会会议。1954年7月3日，又召开第二次会议。紧接着着手制定草案。草案拟定后，恰逢学部成立大会召开，在学部成立大会报告中，郭沫若说：“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我们拟定了一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草案）’提交本次讨论会，修正后将呈请上级批准、实施”。《暂行条例》于1955年8月25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随后科学院启动了研究生招生。1955年，举行了第一次研究生招生考试，导师有华罗庚、赵忠尧、钱伟长、汪猷、杨钟健、秉志、冯德培、贝时璋、胡绳、范文澜、罗长培等。但不足的是，招生人数少，据统计：1955年，中国科学院招收了第一批27个专业的研究生共65名，1956年又招收第二批研究生，包括174个专业共270名。不过，总体来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能够顺利落地，郭沫若是满意的。1956年4月3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到会做题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讲话，特别提到：“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生力量。……拿科学院来说，我们已经采取了苏联的办法，培养研究生”。

三、启动本科生培养

对科学院而言，充实科研人才队伍的捷径是招收研究生。然而研究生导师数量和招生数量都是有限的，还不足以应对“向科学进军”的大形势。为此，郭沫若继续呼吁高教部门重视人才分配，优先为科学院输送优秀人才。不过，高教部门的“本位主义”还是令郭沫若失望。一段时间内，高教部门不仅不扩大人才输入数量，还指责科学院乱挖高校的人才。毛泽东得知此情后，向郭沫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体现对科学院的支持，“主席一见面就问郭老，不完全是科学院的问题，主要是高等学校的问题，高等学校过去没有搞科学研究，人心向院这也是原因之一。目前科学院要掌握稳定高校的方针，来院的人比以往少，主要应采取合作的方针，拟请郭老向科学家解释说明：向科学进军并非向科学院进军，科学研究需要，生产也需要，教学也需要，号召科学家服从整个国家需要互相协调”。当然，毛泽东从大局考虑，主张科学院和高教部的矛盾也不要激化，希望郭沫若在院内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切实担负起科学事业火车头的责任。也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同时找来高教部长杨秀峰和郭沫若，对着二人说：“你们两个有意见，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么”！

外求不得，只能自己培养。恰逢大跃进的时代背景，科学院提出在人才培养上也要来一个跃进。在科学家的支持下，郭沫若于1958年初提议科学院办一所大学。随后，科学院党组于1958年5月向分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提议“为适应我国科学工作大跃进，……提议由科学院试办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央于6月2日批准了科学院的请示，随即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备委员会。

聂荣臻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筹办非常支持，在校址选择上给予了大力协助。郭沫若在实地考察后，明确了校园选址，“校址几经斟酌，聂荣臻同志认为玉泉路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二分院所在地不错，7月8日郭老在张劲夫同志陪同下到实地查看后觉得满意，就定了下来”。因为看重的校址上尚有驻军，郭沫若登门协调。看到郭沫若上门拜访，驻军首长积极配合，据张劲夫回忆：“我向郭老汇报后，他很高兴，约我一同去拜访工程兵设计院。郭老和我到设计院门口时，院长唐凯少将已在门口迎接。一见面,这位唐将军快人快语,主动先开了口，郭老来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保证在一周内搬家，绝不会耽误开学”。

身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一职的郭沫若非常重视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开学前，郭沫若陪同聂荣臻元帅到校仔细查看了教室、实验室、运动场和宿舍，检查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也关心校园文化建设，为起草校歌歌词，他广泛征求意见。在与科大新生第一次见面时，他请来校歌作曲者、全国音协主席吕骥给大家教唱校歌《永恒的东风》。

从一开始，中央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定位就非常清晰，培养尖端前沿人才，“主要是培养目前世界上最新的尖端性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干部。所设的专业是目前在一般大学中尚有困难建立，但在科学院则具有一定条件的，如核子物理、放射性化学、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超高频技术、计算技术、地球化学、高空大气物理、放射生物、半导体等”。因为要培养尖端学科的人才，科学院采取了系所结合、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过虽然瞄准尖端前沿科学，郭沫若也要求中科大学生学好基础科学。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分析了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的辩证关系，“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训练出大批尖端科学的人才。要搞好尖端科学，基础科学如象数学、化学、物理、力学等是不能不重视的”。

一贯讲政治的郭沫若，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政治教育也格外重视。如1961年为纪念五一节，郭沫若给科大师生做了报告，强调了五一的意义:“五一”在我们国家，是人民检阅自己力量和庆祝胜利的日子。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劳动人民流血斗争的日子。特别强调:我们的胜利是经过多少人流血牺牲才得到的。人们过去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我们要把它改成“每逢佳节倍思党”。他也数次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或有关方面领导和英雄模范到校做报告。1962年6月26日，陈毅元帅到校作报告时曾幽默地说：“郭老两次写信邀请我来作报告，不能再推了，只能从命”。

结语

张劲夫曾说：“当时郭老是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较多,对文艺创作、历史考古研究等方面,又一贯孜孜不倦，花费了他大量时间,但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他仍是极其认真负责,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来关怀和领导”。张劲夫的评价较为中肯，“充实科学院人才队伍”就是郭沫若长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来关怀和领导”的重要工作。中国科学院起步阶段，科研人才队伍总量严重不足，难以完成国家安排的任务。在做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工作计划时，郭沫若特别提到了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科学院的任务，不仅是指导其所属各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应该是组织及领导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并计划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因此在确定本院工作任务时特列出下列各点：即（一）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使能把握马列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二）与大学及其他专门人才训练机构联系，相互协助。全面地转到专才的训练；（三）调查全国科学人才作有计划的分配与补充；（四）号召并协助留在国外的科学研究人才回国服务”。

由此可见，上任科学院院长伊始，郭沫若就深感科研人才队伍对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性，明确指出科学院的人才队伍壮大主要依靠高教部门分配输送，理想化地认为可以以国家科学领导机构的身份做好全国科学人才统筹，同时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也就是说，起初郭沫若没有想到要在科学院开办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愈益发现现实的严峻，可以说“依靠自身培养人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为此，郭沫若在党组的支持下先是启动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后又启动了本科人才培养。这样一个面对矛盾、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决策影响是深远的。时至今日，中国科学院在总结自己的历史时，常为“人才队伍国际化走在前列”深感骄傲，常为“授予博士硕士人数最多，质量中国一流”深感骄傲，常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人才高精尖培养的特色”深感骄傲。这不仅是中国科学院的共识，也是高等教育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