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渔村社会变迁与渔村妇女地位的变化
——以舟山蚂蚁岛为例

■于 洋/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

一、前言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浙江渔村社会在经历了渔业民主改革、渔业人民公社和渔业合作经济之后，面临着新的解体和重构的巨大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中渔村妇女在渔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等领域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以浙江舟山蚂蚁岛渔村妇女为研究对象，运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探讨分析生活在渔村社会的妇女们如何与时俱进地随着渔村整体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身各种角色的变化的。

蚂蚁岛1958年9月26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渔业人民公社，蚂蚁岛渔村妇女参加劳动的历史全国闻名，其社会发展变迁过程成为浙江渔村发展史的缩影，对蚂蚁岛妇女为的研究分析也更能代表浙江渔村妇女的整体情况。蚂蚁岛，面积3平方千米，人口1959年586户，2849人；1999年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后人口迅速增加到1236户，4573人；进入新世纪随着外出打工的人数的逐年增加常住人口逐渐减少。1982年人民公社解体前，以渔业为主要产业，改革开放后，在大力发展渔业的同时开始积极发展工业。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传统渔业产量逐年减少，蚂蚁岛开始转产转业到休闲渔业，在东海岸造船厂兴建后，蚂蚁岛进一步将将产业重心转移到造船工业上来。2018年，蚂蚁岛以“特色样板小镇”为目标，创建提升蚂蚁岛红色旅游概念，试图把蚂蚁岛打造成以现代海洋经济休闲生态岛为定位的“海上红船”。

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浙江渔村社会变迁的四个阶段

（一）渔业民主改革（渔区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8）

新中国成立之初，浙江的广大渔村的社会环境因战火被破坏地及其严重，渔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蚂蚁岛当时渔业全面崩溃，全岛只残存了40几支渔船和近300多失业的妇女和老人。土改结束后，在1952年，蚂蚁岛乡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组建了渔业生产互助组，自此蚂蚁岛实现了从“长元制”逐渐变迁到渔业互助组的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在之后的1954年，又将渔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并为“蚂蚁乡渔业生产合作社”。

（二）渔业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2）

1958年8月24日，蚂蚁岛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成立之初，男女劳力合计1101人。1969年渔业生产受到破坏，水产品产量持续减产，直到1971年，渔业生产才渐渐恢复。人民公社成立后，渔业生产因劳动力不足，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大力提倡发挥自身的“半边天”作用，和男人一道加入到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劳动中来。自此，妇女开始为家庭贡献了“看得见”收入。但同时她们还要兼顾家庭的所有家务、农业生产活动和部分渔业辅助性劳动，甚至还要负担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搬运劳动。同时，在这一阶段也渔村妇女也开始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和参与一些公社的社团活动，在家庭内部也逐渐开始管理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并逐渐改变了对自我劳动意识的认知。

（三）渔业合作经济时期（1982-2000）

1983年3月，蚂蚁岛开始根据各大队的自主选择来确定各自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其中长沙塘、兰田岙、穿山岙三个大队选择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所有大队在1987年确定了各自的经营提质和责任制形式，同年3月，成立蚂蚁岛海洋渔业公司，并下设冷冻厂和捕捞船队，拥有职工340名，其中男性280名，女工60名，开始走向开发外海资源的新途。渔业公司的建立，标志着蚂蚁岛渔业合作经济向开放型和企业化的方向发展。

改革初期，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普及。蚂蚁岛在1982年，也结束了30年的人民公社时代。随着乡镇企业的设立，渔业股份合作制开始步入历史的舞台。渔民开启了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模式，纷纷开始运营以家族为单位的私营企业，同时，在这一阶段，渔民开始逐渐外出打工，渔村传统的家庭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渔民夫妻双方同时外出打工或者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在家的新型渔村家庭模式已成为新的常态模式。

（四）传统渔村的解体和重构后的现代渔村时期（2000年至今）

2000年以来，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渔获量大幅降低，渔民收入大幅减少，大批渔民开始转产转业，在渔村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渔村劳动力也呈现了偏向女性化的转变趋势。到2003年，蚂蚁岛总人口4070人，其中女性劳动力955人，占劳动人口的41.1%。而外出人口1218人，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52.4%。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在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集中在18～50岁的人群时，留守在家的人群则几乎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此妇女也自然成为留守在家的主要劳动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渔村在转产转业的过程中，大批渔民转产到休闲渔业的大军中来，部分渔民家庭将全部生活重心转移到以“渔家乐”项目为载体的经营中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从传统的家庭“纯劳力”向现代渔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逐渐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妇女开始逐渐形成了自我劳动的主体意识。同时渔民子女的教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因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本地常住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的锐减，蚂蚁岛唯一的学校也被废止，导致岛上渔民的子女不得不在适龄就学时到到沈家门的学校里读书，因此大批渔民子女的母亲都会同子女一道去沈家门陪读，并在当地打工维持生计。这导致现在蚂蚁岛目前的常住本地人口90%是学龄前儿童和老人，因此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日渐凸显。

三、结论：渔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一）政治地位

渔村妇女从建国初期生活在渔村社会的最底层，不能参与任何社会活动和公共政治事务，逐渐通过人民公社时期参加公社的各项政治活动，并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参与到渔村各项政治活动中来，特别是在渔村两委中也都有了女性的身影，这都说明渔村妇女通过70年的不断努力，通过积极主动参政议政，在渔村社会发展中的话语权也从无到有，并开始受到重视，其政治地位得到了巨大地发展。

（二）经济地位

传统渔村妇女劳动强度巨大，但她们所从事的所有劳动均不能带来“看得见”的家庭收入，因此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非常低。到人民公社时期，渔村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劳动“赚工分”，实现了“看得见”的家庭收入的重大突破，其经济地位得到质的飞跃。

（三）文化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广大渔村妇女也开始逐渐识字，接受教育。改革开放后，渔村妇女基本消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同时，随着海岛旅游业的不断兴起，渔村妇女开始自发承担起传承渔民传统文化的重任。她们积极地通过各种文艺表演形式和创作渔民画的方式，展现渔民丰富的文化生活。

（四）家庭地位

解放初期，在传统渔村的扩大家族的大家庭里，男尊女卑观念束缚着广大渔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低。虽然几乎承担着大家庭中所有繁重的家务劳动，但因为对几天没有“看得见”的经济贡献，因此在家庭中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可言。之后随着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参与公社劳动赚工分，传统的扩大家族也逐渐分解为核心家族的模式，妇女一方面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逐渐成为核心家族中的重要经济来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改革开放后，随着渔民转产转业，渔村妇女更是成为核心家族的重要甚至主要经济来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并成为重大家庭事务的主要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