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历史地位再探讨

王 斐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陕西延安71600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等17名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全会科学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总结了抗战经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强调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实现中共对抗战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这次大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学术界对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已做了一些探讨[注]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能在抗日战争初期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便很难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作出进一步研究。

一、为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领导保证

在中共党史上，中共在处理与国民党统一战线问题上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但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由于中共在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上理论与经验的缺乏、党的领导人对国民党丧失应有的警惕、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敌强我弱的客观革命形势、国民党右派的奸诈狡猾、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渗透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共和革命群众惨遭镇压，伤亡惨重，给中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痛。

但在抗战初期，仍有一些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缺乏应有的警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内“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便开始出现，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1]202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国，12月4日，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批评否认了中共中央自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的正确方针和政策。[2]在随后的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王明进一步论述其主张，继续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已经形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右倾错误一直持续到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曾指出了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3]从抗战伊始就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顽强斗争。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抗战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抗日战争发展到新的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4]602“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4]602这就在实际上指出了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种统一战线不是像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那样，是不平等的统一战线，而是国共长期合作、共同配合的平等的统一战线，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从事实上反驳了王明等人关于统一战线中中共要服从国民党的错误思想，强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的独立自主问题，为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领导保证。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组织大规模的会战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但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因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本性，逐步改变了以往的政策，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活动，领导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而中共也不辱使命，通过坚持游击战争、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积极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等方式，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人力保障。这既是中共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共领导才能取得成功，这一点已被历史和事实所证明。上述情况说明，在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关头，中共内部高层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王明是否有否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进而否认现任领导的合法性意图？这些都不得而知，但这些分歧至少给党的领导路线的执行带来了波折。毛泽东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曾经指出：“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5]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才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始终保持了独立性，挫败了国民党试图解散中共的阴谋，最终赢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若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若没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协者和投降主义者取好不调和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持革命态度的政党，便是不可能的。”[6]这一点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同样适用。

二、为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现实可能

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独立自主，这要求中共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向导，结合实际探索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适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7]独立自主内涵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基本的依靠力量，依靠自身的努力来实现革命的纲领和目标。但自力更生并不是绝对的原则，一切都要看形势、需要与可能，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已充分认识到，必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进行革命，才能使革命较为顺利的发展乃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曾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领导，这种支持和领导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如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共迅速建党并提供了一些经费，指导中共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些都对中共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机械搬用苏联的革命经验、片面强调中共对于共产国际决议的服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情的不完全掌握、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过分依赖、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搞颠覆渗透活动丧失应有警惕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中共党内接连发生的三次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都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党内存在过分相信王明而比较怀疑、轻视毛泽东等国内领导人的错误倾向，一些人觉得王明是代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是真理和正确路线的代表，所以认为他关于国内政治路线和政治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怀疑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实际推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王明也以“钦差大臣”自居，不仅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还提出了另一套依靠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并在长江局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为了克服这种错误倾向，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远赴苏联，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2021938年7月，在回国前夕，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明确表示王明不应和毛泽东争当领袖，中共中央内部应继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在九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道：“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8]106王稼祥又补充说明了季米特洛夫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8]106很显然，这是共产国际对王明回国后种种错误倾向的针对性批评指示。这就剥夺了王明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中共党内争夺最高领导权的资格，王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行为丧失了合法性的基础，这对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和加强中共党内的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8]106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解决中华民族的抗战战略、发挥中共在抗战中先锋模范作用及中共应该坚持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等问题。有国外学者指出，9月29日，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毛泽东的胜利得到确认，意即毛泽东在抵制王明的错误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胜利，这种胜利对于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如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4]571这段话说明，中共在对中国形势以及中共在抗战过程中所应发挥作用的判断已今非昔比，中共要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领导、推动坚持长期抗战，而不是做国民党的尾巴，这与王明的想法大相径庭，对王明错误的批评与抵制就不言而喻了。由于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及会上的诸多决策都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会议大体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和思想，为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现实可能。此后，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共产国际解散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了整风运动，召开了七大，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现实可能。

三、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参与中共创建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对理论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如何切实地开展革命活动似乎仍缺乏一些具体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一开始采取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但由于中国与法俄具体国情不同，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三大敌人”的强大，使得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在大革命失败、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仍然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军事指挥上依靠主张大兵团作战的李德，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提出以主要力量打击中间势力，要求采取“进攻路线”，结果造成重大损失。当然，这种不切实际的错误指挥在革命根据地，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1]148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235“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240实际上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错误指挥的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王明等宣传的空头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合理性，毛泽东主张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具备了真理性，有利于从指导思想上破除对苏联、共产国际及王明等人的迷信，使中国革命根据现实需要和形势发展产生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当教条看的错误现象，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4]650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651这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六届六中全会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也是全会历史地位的重要体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结合中国国情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才能使中国的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四、为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筑牢了坚固根基

六届六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反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坚持了毛泽东等提出和实行的政治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内思想，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还不是十分的稳定和巩固，在一些留苏归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领导人看来，毛泽东大概只是一个依靠经验领导中国革命的地方级别的领导人，缺乏正统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经验主义者，还缺乏成为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资历与能力。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虽然创建了支撑中国革命的红军，但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以至于发生了毛泽东被剥夺军权的事件。经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特别是中央红军在湘江血战中付出的沉痛代价，党内一些领导人特别是一线红军将领认识到博古与李德错误军事领导的极端危害性，开始支持毛泽东复出，希望通过毛泽东指挥军事来摆脱红军在与国民党作战中的被动局面，于是有了1935年召开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158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这种地位主要是军事方面的领导地位，所以才有了后来长征中张国焘挑战毛泽东领导权的事件。经过长征，许多领导人认可了毛泽东在军事领导方面的才能与地位，但在党内，由于王明的挑战以及共产国际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支持毛泽东，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还不是十分巩固。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等人回到延安。在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报告与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针锋相对，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右派主张。由于王明自诩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所以他的报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迷惑了许多人，使许多人暂时附和了王明的错误观点。于是，根据王明在报告中的错误观点，许多人承认洛川会议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确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9]也由于王明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党内思想的不统一，一些与会者支持王明的意见而否定毛泽东的意见，使毛泽东在党内显得有点“光荣孤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中共中央三月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后。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被派往苏联，他向共产国际说明了当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从事实上说明了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从理论上说服共产国际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对于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于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改善与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六届六中全会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功绩在于挫败了王明更改中国共产党既有政治路线的图谋，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加合法化。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用一切努力团结和组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这是保证抗日持久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10]这些主张与毛泽东自瓦窑堡会议以来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是相同的，说明六届六中全会充分抵制了王明的错误意见，坚持了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相对独立性，既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有利于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与发展。

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与抵制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的政治路线逐渐被更多的中共领导人所接受，这为此后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正式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正如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指出的那样：“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同时一致指出党在这时期的进步与成绩。党在政治局领导，全党同志努力，和全国军民拥护之下，在极艰难复杂的条件下，顺利的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从国内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政权对立的局面，转变到提出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抗战基本趋势的分析，对于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和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以及其他事项，扩大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11]

有学者指出：“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2]总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几乎与遵义会议同等重要，是解决中共政治路线问题的一次会议。正如在七大上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204会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抗日战争高歌猛进，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已成为大势所趋。而这一切，都是六届六中全会所奠定的政治路线和领导力量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