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解放
——论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批判潜能的重建

陈太明

[山东财经大学，济南 250100]

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导人展开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判开始，大众文化与浅薄、商品、工具、宰制等一系列现代概念关联在一起。在此意义上，大众文化陷入一种危机倾向。大众文化作为启蒙及随此而来的现代性之延伸，承继了启蒙精神，延续了现代性特质。要想为大众文化“正名”，首先必须将其放入现代性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厘清其思想资源；考察其转型模式；从而揭示其内在逻辑演进并对之加以重建。经过批判重建的大众文化，得以恢复其内在的交往结构，也重新获得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所具有的解放意识。

一、大众文化危机

依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对资本主义合理化本质的分析，资本主义在两个层面完成其合理化进程，即社会的合理化与文化的合理化。(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惠美、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社会合理化过程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越来越趋向以可计算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的判定模式，以及行政管理走向越来越严格的程式化、科层化并以之甄别效率高低的道路。文化合理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过程具有相同的发展逻辑。两者都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对概念主导下不断趋近其合理化目标。依韦伯所见，与价值、信念、规范相关的具有实质合理性内涵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倒向形式合理性。只有这样，文化价值自身才能得到客观评价，因为实质合理性本身并不具有可以独立评价的标准。所以，现代社会的文化必然越来越走向与形式合理性相靠拢而与实质合理性愈加疏远的发展进程。韦伯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之合理性路向的分析，给我们指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现代文化与启蒙这个思想资源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启蒙所指向的首先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自觉，它通过开启心智唤醒人的自我解放意识，从而使理性人脱离那些外在于人的宰制要素获得自主。然而，经由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演进路向的剖析后，现代人似乎与启蒙原本所追求的自我解放背道而驰，而沦入自由丧失与意义缺位的现代牢笼。因启蒙而来的现代性与文化之间便具有了一种内生性质的逻辑关系，可以说现代文化缘起于现代性的精神特质。要辨明大众文化是否还有批判解放潜能，就需要阐释清楚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的大众文化是不是必然地走入韦伯所说的现代牢笼，换言之，其是否陷入一种不可调转的危机；其二，如果没有，大众文化在何种意义上还具有批判解放的潜能。

(1)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必须首先甄别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可能含义。现代性概念本身含混不清、外延不明，各思想家对其不同理解，有人从编年史意义上，有人从空间意义上对之解释。然而，不管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现代性，除了徒增现代性概念的含混外，对把握现代性并无多少助益。为了规避以上理解困境，哈贝马斯主张，现代性不过是承继了启蒙解放精神的一场革新运动，其断裂意识代表着与旧有意识的告别。不论其他哲学家从哪一方面理解现代性，给出多少对于现代性的理解，甚至宣告现代性的死亡而步入后现代，现代性始终规避不了自身是一个“未完成的谋划”(2)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and Seyla Benhabib(eds.),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7, pp.39-55, p.45.这一思想路线。哈贝马斯认为，对待现代性这个概念，不能像后现代学者所做的那样，割裂它与西方理性传统的内在关联，也不能如韦伯那样把现代性仅仅与工具理性联系在一起。倘若如此，现代社会的文化必然失去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失去其作为被实质理性引导的价值的规范意义。社会这个系统就会被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所货币化、权力化。如其所言：“自足发展的社会现代化正是从这个角度把自己同看起来已陈旧不堪的文化现代性区别开来，而仅仅履行据称已组成一个独立系统的经济和国家、技术和科学的法律职能。因此，社会进程的不断加速，似乎变成了一种枯竭的、进入凝固状态的文化的对立面。”(3)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页。在现代性的自我谋划中，文化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并不会因外在的工具性含义而丧失其本身的合理性内涵。“凝固状态的文化”迫使现代文化转变自启蒙以来的批判解放角色，它不复是人的意义追求的根基，也不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而完全沦为货币和权力的附属。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这种未完成状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个方面，而文化在深层次上与人类理性之未尽的批判解放潜能有关。大众文化的批判意识仍可藉由人类理性潜能而得到拯救。所以，在把大众文化理解为继承了现代性精神这个主题上，所谓的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就是一个伪命题。而韦伯所谓的因形式理性统治实质理性而带来的文化凝滞或意义、价值之丧失也不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

(2)由此，也就过渡到第二个问题，即如何藉由理性潜能的开发走出韦伯所揭示出的大众文化危机。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的批判确实导向我们对于大众文化危机的一种基本认知，因为现代文化承继自启蒙的神话力量使“人类不断远离它的源始，但并没有摆脱神话的不断施压”。(4)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27页。但是，霍克海默的这个判断却是对现代性的理性精神之误读基础上的，“在文化现代性当中，理性最终被剥夺了有效性要求，并与纯粹的权力等同了起来。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和无效命题的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了”。(5)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30页。大众文化危机之展开逻辑，并没有被霍克海默等人阐释清楚，如果说现代性的理性诉求仅仅意味着神话启蒙的宰制，意味着自我持存目的战胜一些伦理的、价值的、甚至宗教的规范性基础，那么大众文化无疑已经陷入无法拯救的危机中。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具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合法化危机，它还有一种动机危机倾向，“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可以说动机危机(Motivationskrise)出现了”。(6)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82页。动机危机之不同于其他危机之处就在于，其他危机本性上受货币和权力规导，而动机危机则只是由于权力对有效性要求的不合理侵入而产生。社会的发展或进化，是多个系统共同作用之结果，文化价值系统所追求的意义结构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基础。因而，就现代性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谋划这个命题而言，大众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依然是一个没有走到终点，并能够在重建意识下获得规范性力量的解放因素。不自觉地在某些方面步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思路下表现出与后现代主义者相同的认知，即大众文化发展遵循的是一个极简单的逻辑：启蒙揭开了自我持存的潘多拉魔盒，由此导致启蒙理性蜕变为一种工具理性，从而在文化价值领域导致自由的丧失与意义的丧失。

以上两个问题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不同意这种将自然的技术规则之意义诉求等同于现代文化的内在精神之理解。依其所见，技术规则意义上的文化自我理解最终抹杀了大众文化的拯救内涵，也因此自我消耗掉其自身的解放潜能。文化传统作为意义来源和规范根基，“是不能操纵的；意义必须依赖于传统的自发性和自然性”。(7)Leslie A. Howe, On Habermas, Belmont: Wadsworth, 2000, p.58.现代性根本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具有辩证意义的双重界定。现代性可以是霍克海默技术含义上的现代性，也可以是康德自我解放意义上的现代性，而后者才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但显然，后现代主义阵营的思想家并未意识到这种区分，因而未能给出大众文化走向碎片、浅薄、虚无的强有力证据。更为致命的是，这些思想家对其中的逻辑内涵并无清醒认知，就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整合资源——主体间性的交往结构，更未做进一步考察。要想重建大众文化的解放意识，首先要对大众文化的转型模式进行经验考察。

二、大众文化的“私”与“公”之纠缠

哈贝马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结构转型借助了一对概念——“公”与“私”。就“公”的方面而言，他关注的是资产阶级大众用批判思维公开讨论公共事务，尤指与所有人利益相关的政治、文化事物；而就“私”的方面而言，则主要指的是公众作为私的个体之独立性，尤指市民社会之成员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与不受干涉之自由。(8)参见John Sitton, Habermas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29.文化作为受该文化影响的共同体中被所有人接受、创造并得以传承与更新的精神构建物，它首先具有“公”的性质，即文化之为文化必然是由所有人共同接受并能得到言说和商讨从而具有可传播性质的。因而，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理解哈贝马斯文化观念的基本视角，即“公”的视角与“私”的视角之间的统一与分立。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页。文化作为与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存在样式，其在公共领域之“公”的环境之下获得更新与再生产。文化在哈贝马斯那里是意识形态批判对象，只有将之视为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文化模式之潜在危机才得以被正确揭露出来。同时，这种文化危机作为社会发展的动机，如果不能从批判视角加以纠正、揭露其逻辑、发现其问题的话，资本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的现代成果就会沦为虚设。

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公”的概念自古希腊时期的广场政治就已经有其最初形态，经历了封建社会的代表性公共领域之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才慢慢形成。但不管是古希腊的广场政治，还是以展示威严而发展出来各种礼仪形式以彰显其“公”性质的代表性公共领域，都不能算作真正的公共领域。因为在这两种形式中，均没有出现代表公共领域之最终标志的“公”与“私”之间的辩证张力。只有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才具备真正的“公”之性质，因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才产生出了与公共权力进行斗争以维护市民社会之“私”的自律这样一个辩证领域。而作为公众的行动者通过何种途径来反对国家的公共权力呢？哈贝马斯认为这主要借助的是新闻、报纸以及各种因相同主题而建构起来的各种团体。但是在国家为主导的公共权力机关中，国家权力把持着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早期的媒体登录的仅仅是有关一些小道消息诸如灵丹妙药、生活趣事等等。而且，就其阅读群体来说也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以及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中。可以说，这种形式的公共领域虽然具有了公共领域的外在形式，但却并没能发挥出公共领域之大众作为“私”的主体活动。要想揭示出其中的批判力量，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经验历史地考察，这便涉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问题。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经历了多个层次的转换，它首先从文学公共领域的母体中诞生出来。在其早期的文学公共领域时期，因对某个文学作品的共同爱好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在咖啡馆、沙龙、宴会以及其他公共场所进行相互间的讨论。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学公共领域逐渐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化，这种公共领域以批判的力量来表达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制衡。“随着等级特权为封建领主特权所取代，代表性公共领域萎缩了，这就为另一个领域腾出了空间，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权力领域。”(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页。这些公共的权力领域具体表现为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及为保障国家的安全而设置的军队，而就经济领域而言，不管是交易所中的交易还是出版物的流通，都被以经济交换的平等原则而主宰的经济体制规定为一种国家层面的行为。当然，在这里公共领域作为可以把握到的私人的对立力量，仍然处在公共舆论的批判视野之下。

因而，在公共领域诞生之初，其兼具思想交流与权力批判的功能。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的逐渐增强，源自于文学公共领域的政治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它的批判与反思力量，“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他对不表达整体之压制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1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0页。这一点实际上正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极力批判的“文化工业”之所在。所谓的“文化工业”指的正是在丧失了其作为公共领域应有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功能之后的现代性文化的一个单向度的文化表现形式。举例来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等都被以速成的商品形式流通。这些速成的商品在具有时效性、娱乐性的同时也成为被制造出的需求。作为这些商品的消费者的公众，就像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一个标题所表明的一样，经历了“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之结构转型。这里发生转型的主要不是公众的群体组成而是公众在大众文化中随波逐流的非批判意识状态。早期在文学公共领域内形成的以文学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公众因为对消费观念的依赖，而使得“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87页。

而文学公共领域内之公众之所以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关键则在于，市民文化并没有沦落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因为沙龙、俱乐部和读书会中私人的批判意识并非直接受制于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受制于基本生活需求”。(1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87页。即使这种文学公共领域纯粹的以文学形式展现，它也已经具有了古希腊时期公民对政治制度的批判功能。这里最为关键的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文学公共领域的原初设定中并不包含生产与消费对基本的概念。以往，文学的样式、题材以及所反映的主题，只是从文学家所观察到的素材中产生出来，而经过消费化转换的文学则完全“作为具有专利的文化工业公开的生产秘密而得以传播，其产品经由大众传媒散播开来，从而在消费者的意识中制造出市民私人性的表象”。(1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88页。如此，原先具有批判潜能的文学公共领域就因为生产与消费的介入而转变成了一种商品形式。文学作品的产生，首先必须适应公众的消费需求与对信息的获取这样的功能。资产阶级对文学的原初诉求，即希望从文学公共领域之“完备的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中发展出的批判意识，完全变成了公共权力的入侵口。公共权力通过其具有的强制功能操控了文学的生产、消费，从而使文学这一文化表现形式变成了典型的意识形态。

虽然说，这个时期的文学样式依然具有公共批判的意味，并在不断延续这种趋势。但是按照哈贝马斯的判断，这种趋势已经在慢慢减弱。因为虽然公众也在诸如电视传媒、出版社以及各种协会甚至是公开发行的各种报刊上组织公开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之发表批判的意见，而是要在某种潮流的消费驱使下进行带有工具目的的讨论。这一点，典型体现在我们随处可见的流行性新闻的讨论中，大众各抒己见、互相谴责，甚至是发展成无理性的随意谩骂。表面上，各种意见之间没有限制，实际上，讨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讨论本身具有了消费形式”。(1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92页。与文化有关的商品市场成为受消费主导的不断扩大的商品休闲市场。现在，这些文化物品与交换价值联系在一起，文化物品的内在价值与其交换价值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适应市场化需要，以及大众文化消费需求产生出的文化速食占据着整个文化市场，“市场规律已经深入作品之中，成为创作的内在法则”。(1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91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定：“大众文化这一可疑的名称之由来就在于，它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以增加销售，而不是将广大公众导向一种实质未受损害的文化。”(1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91页。在这里隐藏在市场规律背后的生产消费之辩证关系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化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文化市场，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条件的提升改造来降低生产成本，一方面通过市场培育消费需求，从而使大众获得文化商品的能力不断提高。文化不再是贵族、知识分子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享用的东西，而是一种商品，一种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沦落为用经济学上的价值进行衡量的商品。

通过对“公”与“私”这对概念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发挥的辩证关系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之批判潜能丧失的揭示基本上按照一个统一的逻辑思路而展开。在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与消费这对概念在文化工业中的关系展开这一线索，而生产与消费恰恰表现在“私”的概念之经济性特征中，文化商品不再被视为具有批判潜能的“公”领域，而是作为平等交换的“私”的领域之市场规律的产物。顺应这一逻辑，文化批判的公众便转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由此，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之“公”“私”范畴的辩证关系之此消彼长渐渐深入到大众文化领域中去。大众文化的大众性，只在于它具有满足不同人群，适应经济效益的增长需要的可消费性。然而，作为对现代性从而对现代文化充满信心的哲学家，其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试图进一步揭示大众文化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消费特征之深层逻辑，并试图重建大众文化的理性基础，从而最终恢复大众文化的解放潜能和拯救效能。

三、大众文化解放意识的重建路径

众所周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启蒙辩证法》中，将启蒙运动辨识为一种以反对神话的初始姿态出现，最后却褪变为一种神话从而沦为宰制因素的悖论性过程。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启蒙无疑抱有一种绝望态度，而当其将对启蒙的这个判断应用于大众文化批判时，便出现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的观点。在《启蒙辩证法》之“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这部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从文化工业的消费性质来判定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与启蒙神话之间的关联关系。按照他们的论述，文化工业在生产与消费的主导下逐渐的产业化、商品化、强制化，一切在技术合理性的支配之下加以量化，本来具有批判功能的文化“消除了它们拒不妥协的特征，使它们遵循着固定的程式，而不是作品本身”。(18)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13页。在分析了文化工业的这些令人窒息的控制欲望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悲观地指出：“大众性不再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性有任何联系。”(19)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27 页。大众文化在霍克海默那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在他看来，今天人们谈论的文化实际上是对人类精神创造的一种刺激、操纵和销蚀，因为大众惯常谈论的文化与艺术的真理性和自由性无关。不管是霍克海默还是阿多诺都以一种极度悲观的心态来审视现代文化，这一点可以说继承了韦伯关于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导致意义丧失与价值丧失的基本判断。在韦伯的文化合理化这个命题之下隐藏的是对人类理性模式的质疑。霍克海默等人将这种质疑进一步神话，并对现代文明表现出的控制因素进行了批判，从而开启批判理论的批判之源。这一点，无疑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现代性充满乐观态度的哈贝马斯却希望从深层次上重建大众文化的解放意识。

表面看来，哈贝马斯对文化工业以及大众文化的批判与《启蒙辩证法》的思想并无多大的区别。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哈贝马斯的批判文化工业以及大众文化的核心虽然仍在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但哈贝马斯之所谓大众文化的消费特征，指的并不是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书籍、报纸、杂志本身的消费化。作为这类文化载体，它们本身必然是以商品化作为前提的。哈贝马斯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其所言：“尽管，文化商品的商业化曾经是批判的前提；但批判本身却根本不处于交换关系之中。批判是私人财产所有者作为‘人’，而且仅仅作为‘人’的交往领域的中心。”(2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91页。大众文化的批判潜能之丧失的实质倒不在于其随处可见的便利性、快餐化以及浅薄化，而在于“商品形式控制了文化，并因此接管了人的一切功能”。(21)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389.换言之，大众文化的那些现象在于对人的扭曲，因此要想真正找到大众文化的问题，就要回归到人，回归到人的理性本身。

哈贝马斯由霍克海默等人狭隘的分析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的工具化本身转向了对人的功能之分析。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人作为启蒙之后获得独立性的能动主体其自身的独立性是否受到了大众文化的伤害。哈贝马斯有一个基本的论断，即整个社会的整合模式之核心在在于行动者的团结与合作，而这种团结与合作的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这种相互理解必须是无压迫的、无强制的因而是自愿自主的。所以说，按照这种模式理解，大众文化虽然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特定制约模式，但如果我们去剖析这种交往模式之主导性因素就会发现隐藏在其背后的乃是更深层次的、隐含在人际交往中的扭曲。按照这种方式，大众文化并不全然是消极的，伴随着工业文明进程的是各种交往手段的提升，新的技术增强了交往能力，扩大了交往空间， 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便捷而少受限制。大众文化涉及的首先是某种意图通过大众传媒这个工具来进行社会整合的现象，其表现为艺术作品的偶像化，文化成就的物品化，以及艺术享受倒退成为商品消费等等一系列现象。(22)参见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p.370.此类现象的出现让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充满了敌视与讽刺的悲观情绪，但哈贝马斯认为，阿多诺认识到了大众文化的缺陷所在，但是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之缺失的失望却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基于人的功能的理论分析。这主要表现在其未能分析出大众文化解放意识缺失的背后之逻辑，也因而未能分析出恢复其批判力量的动能。

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之所具有的商品消费形式并不能完全否定大众文化的批判潜能，我们可以通过回归人的功能尤其是理性功能的分析来对其进行重建。这是哈贝马斯走出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合理化之困境的关键所在。在霍克海默看来，大众文化已经失去了其交往沟通的艺术性质，(23)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第227 页。因而大众文化存在的理由并不在于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只是作为社会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在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过程中充当了工具性作用。依哈贝马斯之所见，阿多诺等人批判的“文化工业”之消费主义特征是极富创见与启发意义的，但是阿多诺等人却存在破而不立的悲观主义倾向，而这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未完成之状态的判断相悖。依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一方面是以理解为取向的相互交往。(24)参见哈贝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页。马克思的劳动观念以生产力的发展即工具理性行动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批判标准。按照这个观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状况之所以会出现“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这个趋势，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为规范结构的文化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以一种历史学的观点分析，文学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批判反思的功能，并作为具有较好教育背景的公民之主要的活动空间。这种文学交流形式本身并未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结合在一起，文学写作的内容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文学评论等新兴领域并未与商品、交换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已经包含了后来形成的政治公共领域的雏形，所不同的是文学公共领域以批判的意识来对自我进行反思，而政治公共领域则本身作为一种批判的力量来反对公共权力，并以此尝试对公共权力进行革新促使其向更为公平的方向发展。所以，不管是文学公共领域还是政治公共领域，都很好地保持了它们相较于金钱和权力的独立性地位。而保持这个地位的关键则在于其内部的交往结构并未受到外来强力的破坏。

人与人以交往为目的相互理解乃是人际关系最为根本的存在形态，而沟通的首要媒介在于语言。霍克海默等人所批判的大众文化继承的乃是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的交往模式，他们并未意识到在工具理性之下最根本的还有一个交往理性，这个交往理性才是社会之规范结构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交往范式下的理性，乃是以人与人之间没有压迫与暴力的主体间性之理性结构之下的。工具理性以主客二元关系来看待世界，因而在工具理性主宰之下的世界必然以成功为基本的导向，它旨在征服外部自然、控制他者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未赋予他者以平等的地位。而交往理性虽然在批判的视角下似乎越来越失去了他的根本地位，但是当批判的视角深入到基本的语言结构时就会发现交往理性一直深藏在人类语言的沟通功能中。由此，大众文化作为启蒙也因此作为现代性的嫡子，在交往意义上并未失去其解放潜能，关键是通过深层诠释发觉大众文化混乱表象之下的那个理性结构，由此重建大众文化的解放意识和拯救效能。

综上，大众文化作为批判哲学的批判主题当然需要批判，但批判的目的却是经由批判重建潜能。大众文化之价值在于它依然没有脱离沟通本性，依然在交往理性驱使下展现其解放意识。大众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倾向下是多样交往形式的体现，有其积极意义，因为这样的方式建基于人类技术进步之上，人与人之间借助这些技术可以有力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它不应该是损害交往，而应该是使交往变得更加快捷、便利，从而缩短传统社会因为技术限制而导致的交往不畅或受阻情况。霍克海默等人将目的与工具混淆，将工具误认为目的，将解放误认为神话，却没有找出其深层结构。按照交往的观点来看，这些交往受到了工具理性模式的影响，从而使依赖大众传媒的大众文化没有办法发挥出其本来就有的解放潜能，重建交往结构之根本在于交往是否能够通过尊重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化前提下协调人的行动，“而不是取决于市场规律是不是越来越深入到文化生产过程中”。(25)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one: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p.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