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奠基之作
——以三大“党书”编辑发行研究为例

1941—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要任务是整顿学风。为了总结中共历史经验教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密切结合，实现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部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文简称《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下文简称《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这三部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系统、自觉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成果，对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党史研究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教材。这三部署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文献集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党书”。

一、三大“党书”的编辑发行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三大“党书”于1941年、1942年、1943年先后发行，对理解两条路线斗争内容和实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后整风运动的开展和七大的召开作了思想认识上的准备。

（一）《六大以来》的编辑。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陈独秀右倾错误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错误，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批判和纠正了王明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囿于当时正处在长征的紧张状况下，再加上一些同志对此还需有一个认识过程，因此，对王明路线的产生根源、错误性质和严重危害，中共中央还来不及从思想上和政治上予以彻底清算。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建立了稳固的立脚点，拥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部分同志对王明路线有了新的不同认识。这样，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彻底纠正王明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机终于成熟。

延安整风以前，由于党自身的不成熟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左”倾错误曾三度统治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造成党在思想上的严重混乱。1940年3月19日，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表达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印发了第3版，并且在序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①郭德宏：《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59页。“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②郭德宏：《王明年谱》，第459页。。王明这一挑战性的行动，把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突出地摆到中共中央的面前，这种情况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是非常不利的。“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③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46页。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机关和高级干部学习、讨论党的历史，尤其是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并于1941年9月成立了专门研究理论、探讨现实问题的课题组——延安高级学习组，以此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党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三大“党书”中，最早编辑发行的是《六大以来》。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中国共产党自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起初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既考虑将其作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学习研究资料，也为了给预定1941年上半年召开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在收集、审核过程中，毛泽东看到了很多他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中央文件，其中不少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机关向全党下发的一系列“左”的训令、决议等。历史文献的阅读使毛泽东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他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党的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前两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毛泽东认为，研究分析六大以来党内的各种原始文件，是总结历史经验、清算王明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成功召开七大的重要前提。而“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间，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究竟是不是路线错误，还需要有历史文件的辅助，来唤醒人们的记忆，用新的思想方法来分析那一段不可割断的历史”④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页。。于是毛泽东在1941年八九月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建议将其编辑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会议同意了他的这一建议。

《六大以来》于1941年12月正式编辑发行，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8个专题，收录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期间党内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分上下册，约280万字。

由于《六大以来》内容浩繁，想要通读一遍也非易事，如果要在处理好日常工作的同时再对其进行研究就更加困难。毛泽东在编辑时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在编辑的过程中就有意识地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筛选，挑选了86篇重要文献，以散页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内容主要是反映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和反映我党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这些文献在1941年12月合订成选集本《六大以来选集：党内秘密文件》（简称《六大以来选集》）。《六大以来选集》在帮助高级干部分清两条路线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来》共印500套，而《六大以来选集》印数则在千册以上，前者只分发中央各部机关、中央局、军委、军分区等大单位，后者分发对象不仅有单位，也有个人，但个人只限党的高级干部。分发手续非常严格，不仅要逐一编号登记，而且凡受书的同志必须对中央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管，不得遗失，不得擅自转让他人。（二）如果本人离开原任工作，必须把所受书转交继任者，并报告中央。（三）万一遗失，须立即报告中央。中央还明确规定，如果违反上述各项，取消其阅读资格，并交党务委员会议处。”①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80页。

（二）《六大以前》的编辑。《六大以来》编辑发行后，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干部们产生了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许多同志向中央提出了系统研究党史的要求，提议学习研究党史干脆从一大开始，希望像编《六大以来》一样，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1942年初，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前》共收录1922年5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献184篇，按时间顺序编排，分为上下两卷，于1942年10月在延安编辑发行。在文献取材上，《六大以前》以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文章为主，约占总篇幅的2/3，其中绝大多数是《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登载过的，同时还收入了一部分党的决议、宣言、通告以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决议和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有关论述。《六大以前》与《六大以来》一样，只发单位，不发个人，且分发保管十分严格。《六大以前》发行时，全党正处于整风检查的紧张阶段，虽然它不像《六大以来》在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对于大家认识、了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并把它同王明抗战时期的右倾机会路线作比较有着很大帮助。

（三）《两条路线》的编辑。《六大以前》编辑发行后，毛泽东根据中央整风学习的要求，着手准备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选编一本关于党的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即《两条路线》。后因受西北局高干会议、整风学习总结、“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等事件的影响一度中断。直到1943年8月，毛泽东才开始继续着手进行编辑工作。《两条路线》资料来源主要是《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毛泽东挑选了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文章等。由于有前面两种“党书”的基础，加上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活动的开展，党的历史上代表两条路线的文献可以比较明确地选择和认定，所以毛泽东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两条路线》的选编。《两条路线》收录从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到1943年10月《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献共137篇，分上下册，共印2000套，因而分发范围很广，不仅延安的高级干部人手一套，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也差不多人手一套。但中央总学委对该书的分发作了严格规定：凡受书者都必须登记，并负责妥善保存，不得遗失，不得转让，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该书出版后，即取代《六大以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文件集，在延安整风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三大“党书”的主要内容

三大“党书”所收文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中期，时间跨度长，从不同侧面充分反映了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总体上看，三大“党书”所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反映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的制定和形成过程的文献。这类文献在其中占了主要地位，是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重点及依据。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来看，《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收录了一些真实反映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前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努力克服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实现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早日到来的文献：《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9.22）、《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8.1）、《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12.19）、《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2.10）、《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1937.7.23）等。有关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反映我党全面抗战路线及独立自主方针的重要文献，则体现在所收录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10.5）、《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5）、《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7.2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11.5）等文献之中。

二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形成、危害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克服和战胜这些错误的历史脉络，及不同历史时期全党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方面的文献。这类文献在《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中占有相当比重，对于中国共产党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提高马克思主义识别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如：《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4.25）、《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1926.9）、《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4.5）、《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8.7）、《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1.9）、《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1.18）、《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1.8）、《挽救时局的关键》（1937.12.27）、《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11.6）等。

三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思想观点的文献。这类文献的收录，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及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六大以前》较多地收录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彭述之、刘仁静等论及中国革命的政治论文；而《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则大量收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述，有：《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11.25）、《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10.5）、《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12）、《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30.1.5）、《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1937.7.23）、《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8.25）、《战争与战略问题》（1938.11.6）、《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3.11）、《中央关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指示》（1941.5.8，即：《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部分文章，同时也针对性地收录了王明等人的有关文章，以便于研究和批判。

四是反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类文献所收篇数不多，却是三大党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基本线索。《六大以前》中主要辑录的文献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2.17—3.1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1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5）、《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5.24，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论中国》（1927.8.1，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上的演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28.2.25，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在第二次国际大会上的演说》（列宁）等。《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中辑录的文献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7.9）、《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1930.6.11）、《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1.18）等。上述文献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它对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中国共产党本身亦缺乏应有的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原则方针，致使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盲目服从，机械照搬，出现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认真吸取和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而开始由幼年走向成熟。

三、三大“党书”对中国共产党建设影响及历史意义

毛泽东主持编辑三大“党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具有非凡意义。

（一）为“九月会议”的召开和开展延安整风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二十多年历程中所发生的数次“左”的和右的错误，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虽然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形式上也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但实际上很多过去的错误依然存在着。尽管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我们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方面执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这些“左”的政策使军队和苏区的损失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更大，因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但事实上，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一些同志并不认同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结论。当时许多人包括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容易理解政策错误，但不理解什么是路线错误。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促进全党的团结和统一，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这篇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作相关的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让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解决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为了突出反对主观主义，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1941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先后作《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负责并兼任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在同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

1941年9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简称九月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讨论了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肯定中共中央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犯了“左”倾政治路线性质的错误。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共高级干部整风的开始。9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高级干部学习整风的决定：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由工作在延安的中央委员组成的高级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先后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发给大家学习，要求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方法，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

“九月会议”及其随后的学习教育使党的领导层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取得了一致。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作用”②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3页。，“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二）直接促进《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产生。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看到了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充满教条主义和极“左”倾向的文件，阅读研究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错误路线。为此，毛泽东剖析了能大致反映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9个文件，写了一篇长达5万字的文章《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从思想、政治、组织以及策略等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篇长文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所作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在形势估计、党的策略任务、党内斗争等问题，也包括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阶级关系、土地革命、反帝斗争、革命战争等的解决上存在的错误，这种路线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章在批驳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阐明了解决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正确原则、策略和方法，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胡乔木将此长文称之为“九篇文章”，但由于一些原因，“九篇文章”并没有发表。

继“九篇文章”后，毛泽东又为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草案”是以“九篇文章”为基础，综合九月会议的揭发批判，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性质、内容、根源等问题作了比较正确的分析，是对那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的一个初步历史结论。这个“草案”共列出16个问题，近2万字。“草案”本来是准备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通过的，但后来毛泽东打消了这个想法，主要是考虑当时全党包括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一时还难以达成共识。该“草案”是最早的历史问题决议稿。

随着三大“党书”的相继发行，加上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检讨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中共中央把重新起草决议的问题摆上议事日程。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通过前毛泽东连续作了七次修改。这个决议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着重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决议》使人们对党内的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逐渐消除了“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全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统一，党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是中共党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没有三大“党书”，就不会有《决议》的产生。

（三）促进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高度团结。“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早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有意识有组织地在党内掀起了一个学习的高潮。但历时两年多的学习运动并没能有效解决党内思想问题。为着使全党学习更有计划、更有成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各种不同层级的学习组，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上决定成立高级干部学习组，并明确延安及各地方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将重点放在高级干部组的学习上，主要学习材料就是《六大以来》。学习期间，毛泽东还亲自给党员干部作了一场《如何研究党史》的辅导报告，成效非常显著。高级干部通过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在大量的历史材料面前，终于认清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路线，终于认识到王明所主张和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左”倾路线。

三大“党书”的编辑发行，促进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真正成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进行理论武装的“基本武器”，促使全党在思想认识和组织上实现统一，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道路理论的本土化。

（四）进一步提升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真正得到全党、全军的公认是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但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获得进一步拥护是经过1941年“九月会议”、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三大“党书”功不可没。《六大以来》的编辑发行，开启了整风运动的序幕，助推了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保障了《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的顺利编辑发行。《两条路线》的编辑发行，在促使整风更加深入的同时，使大家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认识，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对此，胡乔木说得很清楚：“《两条路线》的编出，使整风更加深入了。两条路线是什么性质的两条路线？哪些文章是代表哪条路线？哪些文章又是代表哪条路线？这在编《六大以来》时分不清。到编《两条路线》时已经清楚了，已经有针对性了。它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认识过程，也是全党的认识过程。”①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50页。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至此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军内获得空前的认同和拥护，毛泽东个人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获得绝对巩固和大大提高。

（五）为中共党史基础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大“党书”汇集了中共建党以来二十余年党的各级组织的内部文件和中央有关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文件，由于其全面性、系统性、准确性、科学性等特征，遂成为此后中共党史资料汇编的底本。1942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汇编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和1942年11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的《军事文献》， 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行的在党史学界影响很大的资料汇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其资料来源主要都是三大“党书”。包括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资料汇编，也都或多或少地参考了三大“党书”。所有这些都表明，三大“党书”，是难得的史料工具书，为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六大以来》采用专题分类和按时间分序相结合的方法，《六大以前》按时间分序，《两条路线》按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三段有序进行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则是专题文献编辑形式的发轫，此后，各类汇编多以专题形式出现，如整风问题、经济问题、领导方法、评白皮书等。

新中国成立后，《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更加受到党史工作者的喜爱，虽然数次再版，但仍然供不应求。此外，三大“党书”所收文献涉及领域广泛，反映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因此对整个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三大“党书”的编辑发行，体现了党抓思想理论建设注重以历史资料和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实事求是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三大“党书”内容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从萌芽到发展形成的过程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为全党在认识党的历史和分歧问题上提供了政治依据和基本方法，统一了全党对建党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加深了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为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