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国防思想

儒家治世理论提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庸》，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4页。，围绕“仁”“礼”核心命题展开。其国防思想也以此为据，追求文武相资、强调内外相维，特别是在涉及安全形势认知与评估、国防思想倾向与国防建设取径、治国安邦中武力定位与运用等关键问题上，始终强调“民本”原则，以“致中和”的精神，统合文武、权衡内外，注重家国天下总体的长治久安。

一、从先秦到“大一统”时代儒家国防思想的发展轨迹

先秦至汉唐的发展轨迹，完整呈现了中华民族及文明上升时期国防史全貌，也贯穿了儒学由初创到成为“正统”主导王朝格局构建的发展过程，几乎涵盖治乱兴替所有要素和环节。对探究治世理论指导下儒家国防思想的萌发、演变、成熟过程，动态把握理解其特点规律，极具参考价值。

（一）从崩解到重构：先秦“崇仁尊礼”架构下儒家国防观的雏形。儒家学派由孔子开创于春秋中晚期，针对“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积极倡导以“仁”“礼”为核心的治世理念，以期通过重塑周政，挽救乱世于危亡。其在论述家国天下安全发展方面，也由构筑稳定秩序出发，展现出“文事武备”“武事文备”交相资用的特点；以其对时势的关注把握，损益发展“敬天保民”“封邦建国”“制礼作乐”等设计主张。至战国，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针对更加纷乱的现实，围绕家国存续、天下安平及士人担当等重大命题，进一步发展出高屋建瓴的“仁政”及敦本务实的“礼治”，共同搭建并强化了文武结合、内外相维的国防观，逐步培育出“大一统”“崇礼尚乐”“内圣外王”“以治为胜”等核心理念；同时，赋予武力“王道”“仁义”“民本”“救亡扶危”“禁暴除害”等丰富内涵，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以致条件成熟时能够力压诸子成为主流。

（二）从边缘到中心：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与国防战略调整的互动。西汉武帝即位，突出加强君权主导下的中央集权，对内破除权贵及武功之臣干扰、进一步清除封国威胁；凭借“文景之治”的积累，外向调整国防政策，“以强制强”发动对匈奴的战略反击，基本肃清了北部边患，构建了较为有效稳定的安防网络；后期，随着安全局势趋缓、内部矛盾上升及“与民休息”需求迫切，重新调整内外政策成为大势所趋。此过程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顺应“大一统”历史潮流，集中对“治平天下”观深挖改造，积极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渗透，开始发挥纠偏补漏的参议作用。至昭帝，以文学贤良身份首次集体亮相盐铁会议的儒生，从“民生”“国本”出发，针砭时弊、阐发经义，宣明贯彻“轮台诏”向内转型的主张，充分表达了平衡“安内”与“攘外”关系的诉求，为国防布局调整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更是为进一步深度融入参与朝政、进入统治核心打开了通路。

（三）从战乱到治平：东汉光武重建一统过程与儒家智慧的集中实践。光武帝建立东汉是为“中兴”，以其独特的儒家治世思维，对新莽以降之乱局进行了调整清理，较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治内与安外、政治与军事等重大关系问题。在武力再造统一过程中，提炼出“柔道安邦”的整体施政方针，凭借刘姓宗室的身份优势，高举“兴复汉室”旗帜，很好地贯彻了“为政以德”“止戈为武”等儒家理念。伴随削平群雄，同步推行“精兵简政”“与民休息”等举措，着力缓解社会矛盾、迅速恢复安平秩序；在妥善处理与豪强权贵、周边“四夷”关系上，运用威势突出“居重驭轻”“惩办首恶”“剿抚并用”原则，重构了成本代价极低的安防体系，使之有效运转。此外，儒家群体尤其是“儒将”为光武帝统一大业出谋划策、呕心沥血，在出将入相中，树立了以“解民倒悬”为主旨的“仁义之师”形象，进一步推动了“以儒统兵”文武关系模式的发展演进，为后世平衡“文治”“武功”树立了典范。

（四）从裂变到融合：唐太宗“贞观之治”与儒家“王天下”的契合。东汉后“大一统”格局发生断裂，在长期战乱中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儒学也出现相应分化。其中，南朝以“正朔”自居却走向玄学、清谈，北朝则多陷于词章考据、琐碎不堪任用；佛、道的“异军突起”，更是加重了混乱。李唐继隋而起，太宗励精图治、匡正时弊，在以魏征为代表的儒臣引领下，重估战乱中首次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的总体安平局势，树立“四海一家”立国原则，提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三年》，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88页。经典论断，恩威并施、相时造势，迅速安定内外局面；通过建章立制、整理故旧、阐发经义等举措，融合南北经学、重塑儒学权威；将“刚健有为”气质注入“通经致用”传统，使儒家治平思想迸发出了新活力，展现出更为宽大的格局；国防建设部署方面，积极启发贯彻“圣王之治”，充分借鉴参考前朝经验，采取更加灵活变通的手法控制成本，促进并深化了“天下共主”的局面。

二、儒家国防思想的基本内容

儒家治世理论的萌发与展开，总体上以“五经六艺”为起点，着力践行“仁”“礼”；治国安邦方面，“一以贯之”地强调文武相资、内外相维，初步架构了国防理论实践的基本遵循。后世演进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确立主导地位，也开启了在“大一统”语境下探讨家国天下治平问题的历程，其思维模式、价值体系、实践路径等，始终保持了独有且稳定的特征。

（一）“大一统”语境下政略优先。儒家描绘的“大一统”，是其家国天下治平的基本框架和逻辑起点，源自对《春秋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195页。的解读，倡导的是周王室“文治”“武功”并行并立、赢得天下归心的整套做法，强调对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及“政自王出”的尊崇。儒家立为国统后，上承五帝三代“圣王之治”，更加突出“大一统”政略布局的统领地位，对内建设高度集中的军政体制，于外培育强大凝聚力的文化核心，将之定位于“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③［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523页。。战略上，注重把控运用武力的限度，从整体上贯彻战略从属并服务于政略的原则；在儒家眼中，战争不仅是政治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始终被视为一种“非常态”，往往聚焦于禁暴除害、治乱平叛、保境安民，通常直指“不义”“不臣”，赋予战争正义性，以赢得最广泛的支持，瓦解孤立敌方、降低争战成本，还注重将政略引领作用延伸至战后秩序恢复，以迅速实现总体安平。

（二）“文修武备”的旨趣恒定。从先秦初创至“大一统”时代，儒家逐步明确了“文以治国”“武以安邦”的定位，将“慎德”引入“慎战”，成为“文修武备”的注解。孔子参照文、武、周公典型做法，明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宪问》，第2512页。的君子标准，致力于“六艺”并重，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②［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15页。主张，奠定了“文”“武”合一、交相资用的基本架构。从治世总体需求角度，着力于“备战”与“慎战”的辩证统一，如孟子视修明政事、延揽人心为“先胜”前提，实现战略政略双赢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争战；荀子强调“教诲”与“调一”相配合，倡导好士爱民、政令有信、民齐兵一、赏重刑威，将“壹民”“附民”作为用兵求胜的基础，拓展出“六术”“五权”“三至”领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明晰了备战着力点；将慎战落脚在君道王治、国富民信上，追求“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③［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议兵篇》，北京：中华书局，第280页。的终极目标，更加务实地推崇集王治、霸道、强力于一体的“仁义之兵”。

（三）“民本”取向对“武事”的规约。儒家以“民惟邦本”衡量“武事”，主张维护“民生”、保持“足兵”、树立“民信”，对内强调“固本”、于外倡导“武德”。孔子首先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颜渊》，第2503页。的经典论断，将此视为实现安平的前提；孟子认为“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离娄章句上》，第2721页。，是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无敌天下的原则；荀子突出“善治”在富国强兵、成就王业的决定作用，强调“修仁义”“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务本事”“积财物”的重要性。此外，还主张“固本强基”与“为武以德”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882～1883页。相统合，从正德利用、安居乐业、备战防灾、吊民伐罪等定义“武事”。如《礼记·中庸》所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庸》，第1629～1630页。，从宣扬“王道”角度，强调武力和谐上下、怀柔内外的功能作用。

（四）“内圣外王”的积极防御思维构建。儒家以“三纲八目”打通个体、家、国至天下的进阶脉络，启发维系“家国天下”谐和运转的自觉，积极打造内外安定的治理格局。对内以“仁义为本”“民心所向”作为构建中央权威的合法依凭，按等差序列将君子、帝王的责任担当与生民相挂钩；于外从文化上确定夷夏界限、辨别亲疏远近，将宗法礼乐作为维持天下治平的基本遵循，注重动态平衡“安内”与“攘外”，主动谋求“安民”“养民”，积极打造安防体系。具体展开以国力民力为基准，主张顺势而为，极力避免“穷兵黩武”“师老兵疲”的被动局面；集中运用武力平定乱世后，往往回归“安内”正轨，着力于清除苛政流弊、恢复“与民休息”、保持必要武备；凭借“武功”的威势，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赢得天下归心。总的特点为：按照“居重驭轻”原则、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确保中原政权内部稳定的同时，积极寻求与周边“四夷”的联合，共同建构沿线及区域内的安防网络。

（五）“文化中心”思维与刚柔并济手段的选取。周公以礼乐宗法为依凭封邦建国，建立完善“五服”朝贡体系，勾勒中原文明内部、中原文明主体与周边“四夷”之间的关系。如明确“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⑧《国语·周语上》，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页。，制定采取劝诫、责让、刑罚及征讨等措施予以保障。其中，“绥服”（宾服）介于中原和外族间的地区，担负推广中原文化以及整顿武备拱卫“甸服”“侯服”的双重任务，通常予以安抚和羁縻。这种将王室、诸侯与“四夷”统合考量的灵活部署，配合以“德服”“威服”“力服”⑨［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公孙丑章句上》，第2689页。手法的变通选取，搭建了大小诸侯相互照应牵制的架构，调和了与“四夷”的关系，视武力征讨为“保底”举措慎而用之，既不单纯强调中原文化核心地位，也不针对“四夷”强求完全实际的掌控，做到了有礼有节，在历代王朝广为沿用并发展充实。

三、儒家国防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国防建设及思想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其中以治世理论主导的儒家国防思想，进入汉唐“大一统”时代，逐步确立了文武相资、内外相维的基本取向，为中华民族及文明千百年来的存续发展，贡献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历史影响来看，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大一统”思维的形成及发挥作用，为处理中原政权内部、中原文明与其他民族文明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根本遵循；二是“礼乐”“宗法”相配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历代王朝统御天下及确保总体安平的基本法则；三是“内圣外王”贯通家国天下一体，提供了个人修身进阶的路径，也是历代国防建设质量效益与“王天下”对标的评价依据；四是刚柔并济、造势任势，成为确保总体安平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国防成本的必备手段。儒家学说上承五帝三代之治，围绕维系周王室权威及统御秩序展开，推崇具有普遍价值的“仁政德治”，倡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季氏》，第2521页。，以“五服”朝贡体系构建调谐内外关系，近乎完整地勾勒出“大一统”格局的基本要素；进入汉唐，基本沿着这条既定路线展开，更加突出中央集权及君权的核心地位，并在建立“文治”“武功”上发展出更为灵活变通的手段举措。需要强调的是，除充分肯定儒家国防思想正面价值外，对其消极作用也应予以高度警醒。如学说本身具有固守求稳的特性，在长期和平稳定环境中往往转变成懈怠麻木、慵懒自负的思想行为倾向，如不能及时纠治，往往会激化矛盾冲突，甚至演变成战乱，进而导致毁灭性后果。历史上这种悲剧的发生并不鲜见，其间从辉煌走向毁灭的转切过程更是发人深省。

从现实意义来看，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修武备”“止戈为武”的安全观，有助于战胜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斗争。儒家安全观，是将主动建设与积极防范相统一的设计；通常把理顺治理关系、发展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视为安全稳定的根本举措来经营；武备投入运用则立足降低成本代价，突出关键区域和重要地带，平衡力量调配的稳固性与机动性；以“武德”禁暴除害、利民惟和为参照，集中精准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发挥经济文化的辐射和凝聚作用，积极搭建安防网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其次，“柔远能迩”“讲信修睦”的外交观，有助于地区安全与合作。儒家向来主张“和为贵”，以仁德、信义指导发展对外关系，统合远近内外，如对较远区域多采取怀柔羁縻举措，维护周边及沿线共同安全利益上寻求协作，对较近的往往以文化为感召、国力为基础，明确权利义务，实现互相认同和尊重，建立保持互信友好关系，在必要时多以武力联合对敌，震慑为主，不以追求利益拓展和殖民掠夺为目的。最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礼运》，第1413～1414页。的天下观，有利于化解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复杂的，集中体现在前者在积极谋求发展空间、为维护和平稳定做应有贡献时，常常引起后者的警惕敌视，时不时因受冷战思维影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误会，甚至产生摩擦或分歧。如何予以弥合化解，需要将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放在更宽大的格局中考虑，而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结晶的“大同世界”的提出，本身具有打破界限藩篱、实现共同繁荣的意蕴，以今天人类文明普遍价值追求来看，这无疑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