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互动的理论依据

胡建敏 郭人菡

1.北京京大(杭州)律师事务所，浙江 杭州 310012；2.浙江树人大学现代服务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政社互动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也是法治社会目标导向的必然产物。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转型是从政社一体到政社互动，这种转型在主体上实现了从一元主体向多元共治的根本转变，在职能上实现了从管理职能为主向侧重服务职能转变，从指向上实现了单向管控向良性互动转变。它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

一、政社互动的基本内涵

虽然政社互动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学界对其定义并不统一，甚至有望文生义之嫌。有的将“政社互动”解释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有的理解为政府与整个社会互动，都欠缺准确。实际上中央对这个概念有权威的解释。“政社互动”，其含义是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与双向互动。政社互动的的基本内涵可明确为：尊重人民当家做主权利，还政于民，允许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等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通过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其政策基础源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然后经过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而不断丰富完善。

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

政社互动理念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果。在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并没有如此清晰，中国更是如此。虽然形式上存在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双重结构，但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关系，本质上是一元结构。区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第一人是黑格尔，他深刻剖析了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以国家为主语，而以市民社会为谓语。马克思将其颠倒过来，以市民社会做主语，国家做谓语，认为国家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并由后者决定。一致的是，二人都将市民社会定位于经济基础范畴。哈贝马斯则将市民社会含义延伸到文化等上层建筑范畴，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完全从经济基础范畴剥离开来，归入上层建筑范畴，并且，他将社会分为“国家、经济基础、市民社会”三部分。正是有了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理论，才为政社分开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社会转型理论

政社互动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政社互动理论是社会转型理论框架下的一个分支。考察政社互动必须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探讨。从西方看，社会转型理论经历三个时期：分别是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以及现代转向时期。首先，经典理论时期。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西方学者们就探索性地将社会转型问题确立为主题，建构了转型理论基本框架，明确了转型理论的论域，形成了基本的方法论。经典进化主义是这一时期转型研究的核心思想。孔德(A.Comte)和斯宾塞(H.Spenser)是这种经典进化主义转型论的奠基之人。第二，实证研究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宾格勒(O.Spengler)和汤因比(A.J.Toynbee)所奠基的形态史学逐渐兴起。这种学说主张每种文化类型的演化特点各不相同，都有其发展道路，并对经典转型进化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一元论进行了批判，创建了多元的文化史观。第三，理论转向时期。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转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进路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够通过“飞跃”直接进入发达社会；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需要通过“过渡阶段”转变为“现代社会”。而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我们才有可能具有建构不同于西方社会转型范式的“理论自信”。

四、“善治”理论

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其汉语意义而言，一般是指“良好的治理”。不过，作为源自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善治其实特指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活动。善治不是官之治，而是一种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呈现，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全新关系，是权利与权力的一种妥适状态。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法治原则是善治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法治精神是善治的精髓。善政是善治的关键。善政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中国古代将良好的统治称为“仁政”；从西方学术界来看，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是实现善治的两种理论学说。合作是善治的基础。在善治的语境里，两者改变了地位的失衡状态，成为相互平等的治理主体。通过平等互动，尤其是民主协商，双方找到了解决矛盾、共同追求的契合点；共识高于分歧，合作代替对抗，愿景召唤使命，长治久安的良序社会由此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