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与志书、艳史及《申报》*
——兼论晚清沪上文人的“俗写”传统

段怀清

一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也就是说《申报》——包括早期《申报》文人群、《申报》文艺副刊[注]这里指《申报》早期的几个文艺副刊，包括《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以及“申报馆丛书”——乃上海文艺之滥觞，或者说近代上海文艺之源起[注]海上漱石生《报海前尘录·词章补白》一条云：报纸以词章补白，始于《申报》，缘彼时日报风气未开，材料艰窘，达于极点。……惟文人每喜弄笔，时以词章等稿投至馆中，主任人披览之余，择其格律谨严、可以供人一读者，选付手民，作为补白之用。为日既久，投稿之人愈众，渐至有游戏文章，及骈四俪六之长篇巨著，函请登载，各报来者不拒，皆选刊之。于是作者之诗文，得赖报纸以传，而报纸赖作者补充篇幅之力，亦殊不少。《沪报》《新闻报》继起，当然与《申报》一律，亦以词章为补白之需。。而考虑到上海文艺与晚清文艺之间的关系，说“申报”文艺乃晚清文艺之重要源流，似亦并不太为过[注]《申报》并非是当时沪上将小说纳入报端连载之先行者。海上漱石生《报海前尘录.小说入报》一条云：以小说入报，亦始于《沪报》蔡紫黼先生。将《野叟曝言》全书，每日排成书版式之一页，随报送阅。蝉联而下，从不间断。……厥后《中外日报》，亦曾有笔记体裁之《庄谐选录》一书，购阅者殊不乏人。《新闻报》则余尝欲以所著之《海上繁华梦》刊入，讵为股东张叔和君所阻，致不获果。后在余自办之《笑林报》小报内出版，订报者亦数千份，可知小说力号召之宏，无怪后来各种报中皆有小说刊登。。而晚清沪上文艺，所突出者概莫过于小说一途，其中无论是所谓“狭邪小说”抑或“谴责小说”——这也是彼时沪上小说之中蔚为大观者——均带有颇为明显的现实性与写实性，表现出书写者对于真实存在的现实空间、日常生活形态以及普通人物命运的切实关注。

而对于《申报》文艺来说，无论是《申报》早期文人群，抑或是对于《申报》文艺副刊以及“申报馆丛书”，王韬(1828-1897)的贡献皆有目共睹，甚至亦被当时沪上文人奉为领袖群伦者。考察晚清上海文艺，王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而纵观王韬一生著述，在传统之经史、诗文以及颇为自傲的“西学”之外，还以小说杂著引人注目，在《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以及《遁窟谰言》之外，尚有《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以及编纂的《艳史丛钞》，包括为邹弢的《断肠碑》(又名《海上尘天影》)等当代小说所作的序言等。

王韬在小说杂著方面的书写，与当时同侪相比，具有几个较为明显的倾向或特点，即当代性、现实性、批判性以及进步性。而这些倾向对于晚清沪上的“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甚至于“言情小说”等，均有不同程度之影响，由此而扩展延伸出来的写当下、写世俗、写现实的“俗写”传统，成为此间上海小说的一个较为集中而突出的文学特征。而上述文学上的诉求或倾向，表现在书写实践及文体形式上，就是对志书类著述的青睐热衷，换言之，就是对于地方志、城市史、行业亚文化以及人物时代命运的深切关注与书写热情，对此，用王韬的话来表述，即“享帚知珍，怀璞自赏，庋藏敝箧，不忍弃捐”[注]王韬：《瀛壖杂志·自序》，陈戍国点校，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页。。而在同侪蒋敦复看来，王韬对于新兴都市上海及其地理、历史、人物、风俗等的叙事兴趣及书写实践，既有其渊源来历，亦有其个人忧患抱负：

今天下省、府、厅、州、县咸有志，此官书也。又有一家言，入于说部，犹之正史之外有裨乘云尔。……上海夙称壮县，自开海禁，估舶直达，地益饶庶。西人从数万里外通商而至，筑室以居，官斯土者，辄豢肥鹤飞去……有识者早忧之。忧之无如何，则作一书以示后，庶少裨乎！此仲弢之志也。[注]王韬：《瀛壖杂志·蒋敦复序》，陈戍国点校，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页。

这无疑是解读王韬在此方面的用力与书写的视角之一种，不过其更多观察与肯定的，还是传统文人心忧家国天下的情怀，同时对王韬的此类志书著述有一精神文化意义上的总揽概括。

如果说蒋敦复对于王韬的志书类书写的核心精髓的认识把握，尚偏于书写者的社会志向与政治抱负的话，钱徵对于王韬此类著述的关注评价，则延伸到了文体以及中国小说传统领域：

自来说部书，当以唐人所撰者为最。有宋诸家，总觉微带语录气。元明人欲力矫其弊，则又非失之诞，即失之略，故皆无取焉。惟我朝诸公能力惩其失，而兼善众长，盖骎骎乎集大成矣！然求其洪纤毕具，网罗中外各事，足以扩见闻、助惩劝、备搜采者，前之人或犹未逮，而要惟我外舅先生为创始。[注]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钱徵跋，陈戍国点校，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36页。

这是对王韬的志书类撰述在“文学史”或类型书写传统中的地位、特征及贡献的概括总结，也是较早注意到王韬此类著述的创造性一面者。而王韬的志书类著述中，既有《瀛壖杂志》《瓮牖余谈》以及泰西诸国志、《普法战纪》一类，亦有其撰述的《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以及编纂的《艳史丛钞》等一类所谓“艳史”。“艳史”类著述，不仅是王韬志书类著述中的一种独特形式，在其一生著述中亦有其独特性。“艳史”叙事包含了王韬对于女性——城市——社会与时代这样一个时间、空间与人的生活的亲身体验及深切观察，体现了王韬一种既有继承亦有超越的女性史、社会史、风俗史、城市史的叙事探索，它表面上或许表现出王韬个人社会与政治立场上的某种颓废与退隐，但在其内部深层，反映出来的是作为小说家的王韬如何以一种个体的、自我的方式来获得充分的自由表达的尝试与坚持[注]有关王韬在“艳史”类著述方面的贡献，参见段怀清《王韬与〈艳史丛钞〉〈香艳丛书〉及〈艳史十二种〉》一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二

值得注意的是，王韬的志书类著述并非只有《瀛壖杂志》和《瓮牖余谈》一类，还有《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及其所编纂的《艳史丛钞》一类。而后者对于晚清沪上冶游一类的著述乃至狭邪一类的小说书写影响尤甚。

而《申报》上首次出现“艳史”这一术语，即始于王韬编纂的《艳史丛钞》。1879年4月23日，《申报》“新书出售”广告栏中，刊登王韬多种著述广告：

王紫诠先生撰《普法战纪》，竹纸每部八本，价洋三元；《瀛壖杂志》，每部两本，白纸价洋六角四分，竹纸价洋五角五分；《弢园尺牍》，竹纸每部四本，价洋四角四分；《海陬冶游录》，竹纸每部二本，价洋三角；《重刻西青教记幷附西青文略》，竹纸每部四本，价洋四角四分；《艳史丛钞》，竹纸每部八本，价洋八角。以上数种均托上海申报馆及二马路千顷堂、昧三堂、文魁堂书坊代售，伏祈赐顾。

比较上述广告中所涉著述，既有颇为严肃之西学著作《普法战纪》，亦有关于上海地方文史人物志类的《瀛壖杂志》，另外还有为一般正人君子、卫道之士不屑一顾的《海陬冶游录》《艳史丛钞》。其中《海陬冶游录》基本上为王韬之耳闻目睹的自撰，而《艳史丛钞》则为其辑录他人撰著(其中亦收录王韬自己的《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两种)。这也是王韬遵循“尊文阁主”的征文邀约，为“申报馆丛书”提供的一批庋藏行箧的志书类著述，“岁乙亥，尊闻阁主人有搜辑说部之志，徵及于余，潆洄歇浦，结海外之相知；迢递珠江，检簏中而直达”[注]王韬：《遁窟谰言》自序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从上述所提及著述来看，王韬当时的志书类著述颇为驳杂，既有《普法战纪》这样的专书，亦有《瀛壖杂志》《瓮牖余谈》这样较为传统的笔记类志书，还有《海陬冶游录》《艳史丛钞》这样“冶游”类类书，以及《艳史丛钞》这样的类书选编。

在上述广告之后两年，即1881年6月18日《申报》所载“新印书籍出售”广告中，《艳史丛钞》则又混杂在各种中学、西学、新学著述之中，显示出《申报》以及晚清出版商业性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性的一面：

新印书籍出售

《袖珍汉魏丛书》，白纸十元；……《明末贰臣逆臣传》，五角，铅板；《艳史丛钞》，八角；《弢园尺牍》，四角五；《新刊火器说略》，四角；《日本杂事诗》，四角；《普法战记》，三元；《法兰西国志》，一元；《米利坚志》，七角，精校正；《续唐宋八大家》，文皮纸印成，每部三元；……诸君鉴赏者请至二马路味三堂，或宝善街北首醉六堂均可。城内醉六堂启

对于王韬辑录以及自撰的“艳史”类著述，当时之人依然将其纳入到“稗官野史”“风俗志纪”一类。早期《申报》主笔黄式权在其《淞南梦影录》一书中即有此类言论：

稗官野史专记沪上风俗者，不下数家，而要以王紫诠广文韬之《海陬冶游录》为最。永既去之芳情，摹已陈之艳迹。鸳鸯袖底，韵事争传；翡翠屏前，小名并录。其于红巾之扰乱，番舶之纵横，往往低徊三致意，固不仅纪花月之新闻，补水天之闲话也。近日潇湘馆侍者所编《春江小史》，差足媲美。他若袁翔甫大令之《海上吟》，则专采韵语。朱子美茂才之《词媛姓氏录》，则第叙青楼，梨枣未谋，难传久远。至《沪上艳谱》、《沪上评花录》、《冶游必览》、《广沪上竹枝词》等书，皆系书贾借以牟利，凌躐蹖駮，颇不足观，置之弗论可也。[注]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其实，上述文字除了将王韬的《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等著述归入到“稗官野史专记沪上风俗”一类，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王韬的相关著述之外，还罗列了不少他人著述。而在黄式权看来，这些著述与王韬的著述以及《申报》，显然有着密不可分之关联。单不说王韬与早期《申报》之间的关系，在黄式权之外，袁祖志(翔甫)、邹弢(潇湘馆侍者)等人，亦与早期《申报》关联甚密，显然可以归属于早期《申报》文人群。而他们的这些著述，亦大体上属于所谓“稗官野史专记沪上风俗”之类。由这些著述者以及著述，初步扩展并形成了一个当时沪上具有一定“流派”特征的松散文人团体，且逐渐形成了一种书写小传统。这种小传统与晚清上海的都市文化、地方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相辅相成，并通过此间新兴报刊媒介以及产业化的出版传播方式等而得以成型，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志书书写传统有所继承关联，但亦有所区隔或者差异。相比于历史上的那些志书类著作，晚清沪上的这些“稗官野史传记沪上风俗”一类的著述，其文本及文化的通俗性、消费性色彩更为明显，而且它在消闲娱乐方面所更为靠近的，也不是文人士大夫，而是新兴市民读者群体。换言之，从存在事实看，这些著述呈现出一种更为混杂而且松弛的空间——无论是在书写者的品质及自我修养，抑或是在文本的文学性及审美严肃性方面，其内在的空间弹性不断遭受到外部世界的诱惑拉扯。这里所谓外部世界，基本上就是新兴都市里的消费文化以及出版商业化、产业化所带来的文化生产及消费环境、方式以及速度所影响并塑造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晚清上海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以及竞争加剧，再加上都市里文人生存条件缺乏社会及自我保障，这些都为写作著述的商业化、市场化的加速甚至恶化提供了助推。而沪上大众读物写作与出版社会监管机制的缺失，进一步为此种“导淫”“宣欲”著述的泛滥敞开了大门。

对于这种专记冶游一类的“风俗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亦有论述：

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自明及清，作者尤多，明梅鼎祚之《青泥莲花记》，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是后则扬州、吴门、珠江、上海诸艳迹，皆有录载；且伎人小传，亦渐侵入志异书类中，然大率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惟所记则为伶人。

正如鲁迅上述所言，此类伎人小传，“渐浸入志异书类中”，辗转变迁而为王韬所情有独钟之志书艳史一类，成为王韬抒发历史意识、描写当下生活、反映都市风俗的一种得心应手的文学书写方式，“志书之流，近亦多矣，或记方隅，或录异域，或追想今昔之盛衰”，并借评论日本《东京繁昌记》一书，来传递自己对于此类著述书写所寄托之“深意”：

江户为都会名区，固繁华薮泽也。其间如楼台之崇绮，园囿之广深，士女之便娟，民物之殷阗，海外诸国无不荟萃于此，贾胡列货于市廛，火齐、木难，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以至鱼龙曼衍，变幻万状，而平康曲里，窈窕其容，丽都其服，灯火笙歌，彻夜不绝，录此者殆侈其极盛欤？然而有盛必有衰，不可恃也。惟为上者有以持盈保泰，去其僭侈而汰其靡丽，使之务适于中。古者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是所望于主持风会之君子[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读日本〈东京繁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不过，这种为文之“深意”，有时为王韬所看重，“余之所感，要更有深于此者。扶时念事，怀古伤今，悲身世之飘零，嗟天涯之沦落，未尝不叹名士才媛同为造物之所忌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艳史丛钞〉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但有时似乎又成为他刻意逃离放弃的“重负”。

而此种纠缠矛盾，其实也反映出王韬在对待近代都市、都市人性以及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方面认识立场上的“游移”与“内心挣扎”。

三

而就此类著述的书写文本而言，从对于城市历史、地理的描写，扩展到对于当下都市人物及现实生活的描写；从对地方名人大德的关注，下移到对于普通市民尤其是特殊行业人群的关注；从全景式的城市叙事，转向较为集中的“专题”——女性及当下都市的性别存在及性别关系和性欲望——王韬对于上海开埠以来城市史的描写，经历了上述诸多“调整”“转变”，其书写探索与尝试，不少又通过《申报》报刊及出版系统发布传播出来，成为晚清与上海这座新兴城市密不可分的一种文学——文化存在。王韬与《申报》及上海之间的关系，亦是晚清上海文学的一个典型缩影。

在上述与“上海文艺”有关的晚清以降的通俗文学的“俗写”传统相关者中，王韬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起源，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集。而在王韬的个人书写中，与“俗写”相关的多为志书类著述。这些志书类既有有关上海城市发展史方面的著述，亦有像《海陬冶游录》《花国剧谈》这种都市亚文化类型的著述，甚至于他的《淞滨琐话》《淞隐漫录》以及《遁窟谰言》中不少作品，亦带有与上述都市、市民、日常生活、现实存在等相关的叙述。

如何看待王韬的个人著述系列中“艳史”类著作的存在？又或者王韬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一书写行为及偏好的？对此，王韬《艳史丛钞》“序”中有所涉及。而在其所提供的相关说明之中，都提到了来自于《申报》的出版“诱惑”。

按照王韬说自己的说法，其编撰《艳史丛钞》，显然与“尊文阁主”以及“申报馆丛书”有关，“迩见海上尊文阁主人集吴门秦淮画舫诸录，付之手民，播于艺苑”，且“征集于余”。这足以说明，当时《申报》作为一家刚刚创立的报刊出版机构，它在推动作者的写作以及影响甚至于塑造市场出版方面，已经显示出不容轻觑的主导意识及力量。王韬的叙述，也呈现了晚清沪上文化著述市场初期作者与出版商之间互动及合作的原初形态，也较为清晰地展示出晚清沪上文化著述的写作出版之中商业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生成方式。

如果检查光绪三年(光绪三年夏五月)缕馨仙史(蔡尔康)编撰的《申报馆书目》，会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那就是在《申报》创办6年以来所印刷出版的著述50余种之中，王韬的影子随处可见。新印总书目共分1)古事纪实类(2种)2)近事纪实类(5种)3)近事杂志类(4种)4)艺林珍赏类(5种)5)古今纪丽类(5种)6)投报尺牍类(3种)7)新奇说部类(14种)8)章回小说类(7种)9)新排院本类(1种)10)丛残汇刻类(4种)11)精印图书类(3种)，凡11类53种。而在这11类53种新印图书中，王韬的著述有2种，即近事杂志类中的《瓮牖余谈》，和新奇说部类中的《遁窟谰言》。而古今纪丽类中所列新印图书，基本上为王韬选编“艳史”中诸书。而恰恰是该类所列图书与王韬选编“艳史”之间的高度交集，反映出《申报》馆丛书出版以来(1872-1878)的最初6年之中，王韬与《申报》及《申报馆丛书》之间颇为密切的关联。这种关系，显然不仅只是出版机构与作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单纯简单，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韬在其著作者身份之外，还很深地参与到了早期《申报》馆丛书的出版选题的策划、出版图书的选定，甚至包括版本的选用等。某种意义上，王韬几乎可以被视之为早期《申报》馆丛书的馆外总策划。这种关系，已经不只是出版机构对于著述者的影响塑造那种单向度的生成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彼此影响的同构关系，也正是基于此，也可以说王韬的著述观，显然也影响了早期《申报》馆的图书选题以及出版计划。

而对于《申报》馆在办报之外发展出版事业，在《申报》馆丛书面世之初，“尊文阁主”对其在商业回报方面的诉求就不讳言，“本馆得蝇头之利，感何可极，幸莫如之”[注]《申报馆书目·尊文阁主手辑》，《申报》馆刊，光绪三年夏五月。。显然与这种商业方面的诉求或考量有关，《申报》馆丛书在著述选择方面的原则是力争兼顾不同读者阶层、群体之需求，故有所出版的图书为“古今来雅俗共赏之作”的目标定位。这种兼顾普通读者的需求而不是仅仅片面服务小众的出版理念及图书市场定位，显然与当时商业化、产业化的文化发展模式密不可分。

事实上，王韬在早期《申报》馆丛书中所出版的《瓮牖余谈》每部4本、价洋3角，《遁窟谰言》每部4本、价洋4角。尽管不清楚这两部著作实际销售数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申报》馆丛书所出版的著述，作者或编撰者应该是有稿酬的，这明显不同于给《申报》早期的几个文艺副刊的投稿，因为后者是没有稿酬的。

也正是在这种面向雅、俗不同读者阶层的图书出版广告中，可以发现一些基于商业利益考量的晚清图书出版机构及出版方对于这些著述的“重新”认知与市场定位。在对于《瓮牖余谈》的出版介绍中，格外重视并突出王韬在当时特殊的经历与著述者身份，“盖先生曾命驾至欧罗巴洲，故能熟悉洋务；又身历戎行，故于贼党灼知其奸。”[注]《申报馆书目·〈瓮牖余谈〉》，《申报》馆刊，光绪三年夏五月。“故于西学之精，洞窥底蕴；狂寇之暴，直达腠理。……阅之可以明西人之微妙，粤逆之猖狂。”[注]《申报馆书目·〈瓮牖余谈〉》，《申报》馆刊，光绪三年夏五月。于是，《瓮牖余谈》作为一部新刊著述，亦就被定位为“经世之新书，实当代观世之秘本。”[注]《申报馆书目·〈瓮牖余谈〉》，《申报》馆刊，光绪三年夏五月。如果说“才富而学博”一类的言语不过是常见之恭维，那么对于王韬曾“壮游泰西”又“身历戎行”的双重定位，显然是一种基于市场销售因素的考量。

比较之下，《遁窟谰言》的图书介绍，就明显依托于《瓮牖余谈》所确立的著作者身份定位，以及图书定位，“与《瓮牖余谈》实相辅而行。盖《瓮牖余谈》专记事实，此则参以精意，运以灵思。”[注]《申报馆书目·〈遁窟谰言〉》，《申报》馆刊，光绪三年夏五月。而这些语言的“商业广告”的色彩明显。这两则图书简介广告，均出自缕馨仙史手笔。

当然，在发现并明确王韬此间在“艳史”(《申报》馆丛书中以“纪丽体”名之)著述方面的热心，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仅仅是出版方及商业利益的诱惑。王韬曾坦陈，“余少时好为侧艳之词，涉笔即工，酒阑茗罢，人静宵深，一灯荧然，辄有所作。”[注]《艳史丛钞·序》，刊《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此亦足见对于王韬这样的作家来说，对于“艳史”一类著述的热衷，似乎并不只是市场及出版商合谋共推的结果，著作者个人的自主性其实亦甚为重要。在《花国剧谈》“自序”中，王韬曾提及自己在“艳史”类著述书写及编撰方面的“主动性”“连续性”及“系统性”：

予辑《艳史丛钞》，凡得十种，皆著自名流而声腾艺苑者。不足，因以旧所作《海陬冶游录》三卷附焉。嗣又以近今十余年来所传闻之绮情轶事，网罗荟萃，撰为附录三卷、余录一卷，而后备征海曲之烟花，足话沪滨之风月。[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可见早在《申报》馆“尊文阁主”征稿之前，王韬的此类著述已经庋藏行箧之中久矣。而《申报馆丛书》的刊行，某种意义上不仅是与王韬在此方面的兴趣所见略同且一拍即合，而且也为这些著述的问世并且得到商业上的回报提供了机遇，某种程度上亦扶持了此类著述的书写。这种著作——出版关系或模式，在著作者与出版商完全隔绝的时代环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申报》馆丛书所开启并推动的这种著作者与出版方的对接与协作，事实上是近代写作——出版模式的一种探索尝试。

四

王韬的“艳史”类著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他所编撰的《艳史丛钞》，以及自撰的《海陬冶游录》《花国剧谈》之类，其二是他的《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及《遁窟谰言》。习惯上后面三种被视之为文言短篇小说，其想象性及虚构性与第一类中的纪实性构成了一定差别。

对此，缕馨仙史在撰写《遁窟谰言》的出版说明广告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特别说明“《瓮牖余谈》专记事实”，而《遁窟谰言》则“参以精意，运以灵思”。这里所谓“精意”与“灵思”，事实上都是指作者个人的意志及文学想象力，用王韬自己的表达，则是“以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这里的“神明”，并非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基于经验阅历基础之上的个人“觉悟”，对于人性、人生、社会以及天下、宇宙的洞悉，也就是王韬所谓的“境以阅历而始知，情以缠绵而始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艳史丛钞〉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王韬的上述思想主张中所包含着的对于现实存在、实际人生的重视，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实际经历以及现实遭际对于认识理解人生与人性，以及社会世界的重要；另外，小说的功用与功能，亦有其用世的一面。而正是与这两种观点主张相关，王韬的志书、艳史一类的著述中，明显体现了他的现世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立场与态度。

对于现实生活美满、和谐的向往与实现追求，尤其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上的期待与憧憬，是王韬性别关系叙事的一个重要情感及精神支撑。而在此方面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王韬并不将男女之间的这种美满、和谐的情感生活，视之为一种遥不可及的、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幻想，而是视之为一种可以通过个人现实的、勇敢且不懈追求能够真正实现的生活理想。也正是因为此，王韬的性别叙事中，尤其是有关男女两性关系的叙事中，就带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于那种虚幻性的性别叙事的生活感与实在感，带有能够且致力于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得以实现满足的“现实主义”色彩。

在《〈浮生六记〉跋》中，王韬毫不掩饰地充分肯定了该著在男女家庭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超越于世俗、礼教以及文化传统诸多禁锢的自由与勇敢：

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卜宅沧浪亭畔，颇擅山水林树之胜。每当茶熟香温，花开月上，夫妇开尊对饮，觅句联吟，其乐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几何时，一切皆幻，此记之所由作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6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浮生六记》中不止《闺房记乐》部分对于王韬的现实人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或共鸣，其中《中山记历》部分所记游屐远行，对于王韬后来的泰西壮游以及扶桑之行等，显然亦有着某些暗示，“余少时读书里中曹氏畏人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6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这种“艳羡”，成为王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两性关系的情投意合、琴瑟和谐，追求一种基于现实可能性及实现性的具有真实感的两性关系的心理基础。而这种认知及思想审美，亦极大地影响到了王韬的笔记小说——志书艳史——中对于两性关系的想象和叙述。在王韬的相关文本中，通常并非是来生来世或者虚无缥缈的天堂仙境，为人生的最高最后之理想追求。今生今世之中的现实安稳与满足实现，才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目标及自我实现途径。

换言之，正是与上述个人处境及认知相关，王韬的两性叙事文本，尽管亦会假托鬼狐幽灵一类，但其叙事仍会带有一些革命的浪漫性和批判的现实性色彩。这里所谓“革命”与“批判”，又恰恰与王韬所谓的“一己之神明”有关。

如果说上述专注于现世与现实一面的诉求，与王韬个人所强调的“今生今世”的实现性立场密不可分的话，他在文词小说著述方面所坚守的“用世”立场，又呼应并支持了上述在人生哲学方面的观点主张：

既已自甘于遁，又何必以文词自见哉？况使即以文词见，亦宜立言不朽，刻画金石，黼黻隆平以鸣国家之盛，独奈何沾沾自喜下为此齐谐志怪之书、虞初述异之记，智同狡免，禅类野狐，不亦颠乎？不知用世与遁世无两途也，识大与识小无二致也，曼情诙谐可通谏诤，庄周游戏并入文章，前人谈谐之作、琐异之编，其得入《七录》而登《四库》者指不胜偻，其间神仙怪诞、狐鬼荒唐，直欲骇括八纮，描摹六合。洽闻殚见、凿空矜奇，曾何足以供实用哉？而所以不遭摈斥者，亦缘旨寓劝惩、意关风化，以善恶为褒贬，以贞淫为黜陟，俾愚顽易于观感，妇稚得以奋兴。则南董之椠铅，何异逎人之木铎？斯编所寄，亦犹是耳。倘若见诮于雅流，丛疵于正士，以之覆瓿糊窗，亦弗所计。至于引睡南轩，招凉北牖，茶余饭罢，酒醒梦回，或亦足以消忧破寂也欤。[注]王韬;《遁窟谰言》自序二。

尽管上述文字不乏自我辩护的色彩，甚至亦未必完全符合王韬著述的全部事实，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韬并不否定或者忽视文词小说在娱乐普通读者的同时所应当承载实现的“用世”功用。

当然，在文学写作不断受到商业化、市场化的诱惑侵蚀的时代环境中，对于后者的坚守事实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但就王韬个人的著述而言，“雅俗共赏”似乎依然是他的一种个人坚持。这种书写实践及信念坚持，亦成为晚清沪上文人“俗写”传统的一种典型表现——既不放弃对于现实的世俗人生的关注乃至关怀，但亦并不自甘堕落于媚世混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