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的中国数字媒介生态环境建设

袁邈桐

新时期以来，中国数字化技术迭代进一步加快，广播电影电视行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攻坚阶段，深度嵌入在数字基础设施中的广电网络也进入了数字转型的社会进程，三网融合呈现出全面推进态势，在此背景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媒体的形式、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改变。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2019年3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文章中指出：“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

对于“全媒体”概念的解读，可以归纳为：在信息传播中，通过融合采用文图、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综合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介形态，针对不同类别、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终端的受众的不同需求，通过纸质媒介、广电网络、电视网络、互联网络、电信网络、户外媒体等多种渠道与平台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融合传播的一种新的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形态。

从最直观的用户端来看，全媒体在当下我国数字媒介生态环境中的呈现形态为“多屏多平台”模式，城市中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楼宇和公交系统及其他公共空间媒体终端构成的信息网络已经能够实现多重覆盖并能随时保障人与媒体的无缝接入，数字化生态环境已经初具完整构架。

对媒体生态（Media Ecology）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媒介研究发展的黄金时代，基本观点是：媒介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层面，其构成要素之间，媒介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呈现出类似于生物学生态圈的“统一性”。上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使用了标志性的“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和“媒介就是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等隐喻和短语表达了多重含义，媒介研究学者将其解读为：新技术媒介所包含的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大于对它的实际使用本身，也被视为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依据。1970年，尼尔波兹曼提出：媒体生态研究就是关于媒介环境的研究，目的是明确媒介如何构建我们的感知世界并影响人类行为（The Shape of the Future，1970） 。媒介生态学的第三位奠基人沃尔特·翁，提出了对于媒体生态结构的论述：“我们现在对各种生态的迷恋与信息爆炸有关，随着信息爆炸，我们变得越来越清醒了。宇宙中包含所有生命和结构的相互关系，随着我们越来越深入理解的宇宙和进化，最终人类的生活关系是以生命为中心建立的。”

上世纪末，数字媒体以非常迅速的方式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从“媒介化”（Mediatization）到“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on），媒体平台本身逐渐成为沟通过程中的一个活跃元素，媒介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不可分，无处不在的数字移动终端使“人”趋近“赛博格”（Cyborg），“联网”（Accessibility）的便利性无限提升了人们频繁沟通的意愿。在移动化、场景化、交互性的媒体应用中，传媒载体本身与媒体内容的功能性、技术性与艺术性具备了更为立体的意义空间和不同于传统媒介环境的表达方式。当前世界正在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人类步入信息社会并朝向生态文明社会发展，数字化浪潮将产品与服务推向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场景，同时媒介融合又将新旧媒体边界与平台再次打破。

我国数字媒体生态环境的物理架构由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融合构成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各类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媒介硬件和媒体机构构成;运营商提供的新媒体服务类别包括数字转型中由传统广播影视等视听平台扩展出的互联网应用服务（Over The Top）、流媒体播出（Streaming）、订阅视频点播（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和交互式网络电视（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等等。

数字媒介生态环境的建设得益于三网融合的实现与推进，体现了我国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1994年4月20日，中国接入互联网，经历二十五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迅速提高并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经济格局和传播格局。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三网融合推广方案》，三网融合将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数据网融为一体，使广播电视、通信和计算机技术与业务互相渗透、融合，推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在此背景下广电、电信业务在全国逐渐实现了双向进入，融合业务和网络产业开始勃兴，信息消费快速增长。如今，广电网络基于三网融合与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形成了全新的傳媒格局，媒体从网络架构、节目制播、节目传输、产业规制、产业样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全媒体时代的中国数字媒介生态环境指的是由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融合构成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各类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媒介硬件与媒体机构与平台构成的总体形态。其存在形式从广义上可以分类为上游内容生产;中游分包机构和下游的播出平台。在我国整体的政策监管与文化语境中，上述平台彼此间具有不同类型的连接方式，在内容方面也参差交错，共同构成了多样性十足的数字媒介生态环境。

数字媒介环境激发了传媒业态的根本变革，以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为例，新型业态快速的渗透到全媒体传播的各个场域，形成了多主体的“全员媒体”，具有“多元参与”、“多向互动”的创新性特征，同时在监管和市场方面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重要论断：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面对全球一张网，需要全国一盘棋。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全媒体时代传媒公共服务的新挑战是深度嵌入在数字基础设施中的广电网络的数字转型。面对“数字中国”的发展前景，政府、产业、市场和人民的共同期待也逐渐由“未来可期”过渡到了“未来已来”。在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下一阶段，随着5G技术的全面应用，数字基础设施的拓展和延伸将更为深入与细化，未来的融合媒体将更好的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融合发展进程中要时刻把握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

本文为中国瑞士科技交换基金（Sino Swi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