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黄志岭，黄昭放

（浙江财经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近几年多次下发关于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措施。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特别是今年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大、稳就业任务重的状况下，作为一种初级创业形式的自我雇佣，是解决就业和吸纳就业的一种有效就业形式。其次，从农民增收角度来讲，农民增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社会问题。占我国人口50%左右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也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更是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也是当前学术界和政府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之前的研究大多从农民资源禀赋，如土地、生产性固定资产、资金及相应的制度资源来探讨农民增收问题（黄祖辉和王朋，2008[1]；蔡昉，2010[2]），但这些资源及与这些资源有效利用相对应的制度，比如农村土地制度，在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就业方式主要有两种，自我雇佣和雇工，二者获得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国外一些研究表明，农民从事自我雇佣对促进农业收入、就业机会甚至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均具有积极的作用（Henley，2002[3]；Gerber，2001[4]）。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日益重视自我雇佣问题的研究，但大多关注农民工群体或与城镇职工的对比上（黄志岭，2012[5]；叶静怡和王琼，2013[6]；章莉，2018[7]）。这些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网络、金融资本等对个体的自我雇佣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自我雇佣行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黄志岭，2012）[5]。一些研究也表明从事自我雇佣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收入（Wang等，2011[8]；曹永福等，2013[9]）。

相对来讲，以农民自我雇佣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较少。Wu（2006）[10]采用1996 年《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调查数据》，重点考察党员身份对个体自我雇佣行为的影响。发现党员身份对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影响不显著。黄志岭（2016）[11]采用2013年CGSS 数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家庭财富和父亲的就业类型对个体选择自我雇佣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信息、资金约束是农民从事自我雇佣的主要障碍。但对于从事自我雇佣的农民群体来讲，他的收入受哪些因素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几乎没有涉及到。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白，以农民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以期为农民群体更好从事自我雇佣提供政策依据。

二、数据和基本情况介绍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2014 年进行的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CHIP2013），该数据调查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国家统计局的支持，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联合国内外专家共同完成。样本覆盖15 个省份126 个城市，11 013户农村住户样本，39 065 个个体，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查问卷内容涉及个体教育、就业和收入等丰富信息，可以较好地支撑本项研究。针对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在样本筛选方面做了如下规定：（1）要求是农村住户，为农业户口（包括改为居民户口时的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而且户口所在地是现住的乡镇（街道）内；（2）年龄介于16～70 岁之间，将农村地区的工作年限上移至70岁是考虑到在农村还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障和退休制度，因为生活所迫，许多农民60 岁以上仍从事劳动；（3）只选择当前就业身份为自我雇佣者①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将就业类型细分为雇员、无酬家庭帮工、自营劳动者（不雇佣任何雇员）和雇主（雇佣一个或更多的雇员）四类，并将后两类就业类型定义为自我雇佣。本文对农民自我雇佣的界定采用该定义，同时借鉴Mohapatra 等（2007）[12]对中国农村自我雇佣问题研究中的做法，将雇佣人数的上限设定为8 人。就是说，本文的农民自我雇佣是指从事自营劳动者和雇佣人数小于8 人的雇主。；（4）去掉收入数据中的一些异常值。最后，再去掉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样本总容量为1 204 个。

样本数据显示农民年均自我雇佣收入为32 413.04 元，相对城镇居民要低得多，城镇居民年均自我雇佣收入为47 496.70 元，前者只有后者的68.24%。样本中，男性的比重接近70%，显示自我雇佣群体中，男性居多的现象。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还较低，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8.16年，近82%的群体学历在初中以下。农民群体自我雇佣的初始投入资本只有15 612.45 元，而且雇佣规模也很小，平均只雇佣0.48 个劳动力②采用CHIP（2013）城镇样本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自我雇佣的初始投入资本有21 046.37 元，雇佣规模1.28 个劳动力。。绝大部分（83.55%）农民自我雇佣群体未雇劳动力，从农民的初始投入资本和雇佣规模看，农民群体自我雇佣大多从事生存型的自雇类型。从行业来看，农民群体大部分从事服务类行业，高达76.0%，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群体分别为7.14%和16.69%。这么高比例的服务从业人员，是否意味着是一个好的行业选择呢？从后面分行业的收入水平看，更多可能是因为农民所从事的服务业属于投入低、门槛低、收入低的低端服务业。

三、农民自我雇佣收入因素对比分析

在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分析了几个主要因素与自我雇佣收入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因素与自我雇佣收入关系

（一）初始投入资本与自雇收入

为了分组分析，我们将初始投入资本按5 000元以下、5 000 元～10 000 元及10 000 元以上分三组，并报告各组小时收入。发现不同的初始投入资本对个体的自雇收入有较大影响。初始资本投入5 000 元以下初始资本投入的，其小时收入为14.18 元，初始资本投入5 000 元～10 000 元的，其小时收入为17.08 元，10 000 元以上的，其小时收入为25.81 元。

（二）雇佣规模与自雇收入

按雇佣规模0 人和1 人以上分成两组，两组差异较大。无雇佣劳动力的，其平均小时收入只有17.32 元，而雇佣1 人以上的，其平均小时收入24.61 元，后者比前者多出将近1/3①前面介绍过自我雇佣定义不超过8 人，按八组分类统计收入，最大的差距在于有无雇佣工人之间。。

（三）学历类别与自雇收入

小学以下的，小时收入为15.06 元；初中学历的，小时收入19.43 元；高中学历的，小时收入20.03 元；大专及以上的的，小时收入17.49 元。学历跟自雇收入之间并没有明显正向关系。

（四）行业类别与自雇收入

从事农业的，平均小时收入为22.65 元；从事制造业的，平均小时收入为23.21 元；小时收入最低的是从事服务业，平均小时收入只有16.87 元。我们猜测，这是因为农民从事的服务业投入低、门槛低。我们的数据也初步支持了这个看法，从初始投入资本来看，服务业是最低的，只有13 459.04元，远低于制造业的26 442.75 元，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雇佣规模的行业分布也有类似结果，服务业远低于制造业。

四、农民自我雇佣收入的回归分析

表2 报告了农民自我雇佣的OLS 估计结果。男性自我雇佣者收入比女性高出43.3%，且在统计上显著。农民自我雇佣的性别差距比之前研究的工资性别差异要大的多，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性别歧视，另一方面由于自雇工作比较灵活，女性选择自雇，除了经济考虑外，可能还要更好兼顾家庭，所以收入相对低些。对于从事自我雇佣的群体来说，农村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只有1.1%，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与之前的研究较为类似（黄志岭，2013）[13]。随着群体年纪和资历的增长，自雇收入也随之增加且在统计上显著。党员身份虽然影响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行业上，从事制造业和农业的群体的收入远高于服务业，分别高出39.6%和24.4%，且在统计上显著，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农民从事的服务业大多为投入低、门槛低的低端服务业，前面从初始投入资本和雇佣规模上的分析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点。初始投入资本越高、雇佣规模越大，从事自我雇佣群体的收入就越高，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农民自我雇佣表现是否成功较大程度地受资金约束。中部和东部地区自我雇佣从业者的收入要比西部高出13.4%和19.4%，且在统计上显著。

表2 农民自我雇佣收入的OLS 估计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2013 年CHIP 数据研究农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农民自我雇佣年收入32 413.040 元，相较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城镇居民自我雇佣年收入为47 496.700 元，前者收入只有后者的68.24%，而且在初始资本投入和雇佣规模上都较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2）从主要的几个因素分析和回归结果来看，初始资本投入、雇佣规模、所从事行业等对农民自我雇佣收入有重要的影响。（3）而从行业上看，服务业的收入最低，从我们数据来看，服务业从业人员投入低、雇佣规模小是服务业收入低的重要原因，这说明资金约束是农民自雇收入大小的重要制约因素。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1）积极营造农民从事自我雇佣的政策环境，改善商业环境。采取积极的政策引导有条件的自我雇佣活动走向规范化，为自我雇佣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让那些创业、营销和技术等方面有能力的乡村能人能够施展才能，鼓励他们从事自我雇佣活动。（2）大力推进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市场主体的竞争力。采取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增强提升农民对自我雇佣机会的识别和把握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市场拓展能力，进而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促进自我雇佣水平的提升。（3）放宽用地限制，妥善解决农民从事自我雇佣场所问题。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当前相当规模的自我雇佣从业人员存在于违章建筑物中，如果在当前政策环境下真要全部拆除，将会损失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大幅提高自我雇佣成本，使本来就很困难的稳就业雪上加霜。因此在不影响城乡规划、而且符合安全生产的条件下，对于真正涉及民生就业活动的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整改期限，妥善解决农民从事自我雇佣生产场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