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民族创伤·历史文学
——论《南京安魂曲》中的三次飞跃

刘家妠

对于中国国内的读者来说，哈金的名字和作品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并且，在当代华裔美国作家群体中，哈金也是享有国际赞誉、获奖众多、最有特色、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赴美读博之后就在美定居的哈金，用自己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英语写作和中国人物的故事征服了许多国内外的读者和批评家，一些评论家甚至称他的小说获得的成就代表了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高峰。虽然中国国内只引入了《等待》等少量几本哈金先生的作品，但是无论褒贬，国内学者对他的关注始终是有增无减。哈金的作品在经过了“平浅而褒贬分明的早期研究”阶段之后，逐渐地进入到了“深入而日趋热烈的近期研究”[1]。尤其是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安魂曲》，以南京大屠杀这一民族的创伤和历史的伤疤为题材，用独特的叙述手法加上哈金一贯朴实简约的文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南京安魂曲》应该是哈金投入精力最多的作品。他直言这部小说在修改到第三十二遍的时候才找到合适的叙述视角，前后共修改了四十余次。写作中途自己也放弃了两次，因为再也写不动了，然而经过挣扎他觉得这本小说“死活得写出来”，因为“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2]。著名作家余华、王德威教授、施战军教授等学者都给予了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但同时，它也受到了一些争议。评价上的褒贬不一以及两极分化几乎是哈金所有小说作品在口碑上的统一特色，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南京安魂曲》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曾给出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3]笔者无意评述《南京安魂曲》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中国小说”，唯愿探讨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

一、由“东方主义”到真正的国际经验的飞跃

近年来，萨义德(Edward. W. Said)关于东方主义[4]的理论几乎变成了批判华裔美国作家作品的“万灵药”，一旦发现作品中显露出了东方男人的懦弱、东方女人的神秘或是对东方的政治、传统、社会等方面有不堪的描写，莫问缘由，无论对错，必定会有人挥舞起“东方主义”的锤子先一通乱砸。对哈金最大的质疑无疑正是来自对他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东方主义”的批判。有着华裔美国人这个特殊的离散身份，又离开国家已久，哈金作品中“中国特色”的确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多有不符，有时为了艺术效果他也不得不夸大人物的性格特点，这些无法否认的弱点使得批评家们批判得有理有据。是武断地评判也好，是毫无恶意的解读也罢，即使哈金坦言最初写作的目的是谋生，他也绝不会有意图地去贩卖扭曲的“东方特色”，博人眼球。正如王德威教授所言：“哈金的写作是很辛苦的，他从来没有写一个小说只是为了卖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主义。”[5]

就《南京安魂曲》而言，哈金作品中被人频频指责的“东方主义”仍有端倪，因为在特定的时代的历史场域中，人物和故事都确有其事，但这并不能作为哈金犯了东方主义的错误的证据。比如书中提到的，面对侵略者，南京守卫兵溃不成军，这样的史实就不能一概而论为东方男人无能懦弱的标志。再比如，许多中国难民受到外国人的庇护而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存活下来，这样的事实也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在讨好和迎合西方的读者群体，继而更加弱化东方的形象。在《南京安魂曲》的作者手记中，哈金明确地说道：“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其中的信息，事实和史实细节则源于诸种史料。”[6]紧接着，他列出了创作这部作品所参考的文献和史料，包括中外已发表的著作、回忆录、影片，等等。

如果说哈金在以前的作品中无意识地确确实实让笔下的人物患有了“东方主义”的病症，那么在《南京安魂曲》中，他所塑造的人物则突破了既定的传统形象，更加积极、丰满和人性化。在《等待》中，哈金着重塑造了两个女性：贤良淑德的缠足女人刘淑玉和貌似敢爱敢恨却内心脆弱的吴曼娜。其中，淑玉这个形象几乎被所有批评哈金作品中的“东方主义”的学者拿来作为例证。与此相似，《战争垃圾》中东方女性声音的缺乏和对东方女性角色寥寥几笔的刻画，也的确使得哈金很难撇清嫌疑。然而，在《南京安魂曲》中，哈金刻画了非常不同以往的东方新女性形象，如第一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吴校长，有思想、有文化的女性知识分子高安玲，充满了抗争精神的刘美燕等，女性角色不再是曾经被人批判的“面目模糊，言行缺乏逻辑的叙事道具和表意符号”[7]。在男性角色的刻画上，哈金也显示出了东方男性在民族危难之际所表露出来的独特的阳刚魅力。比如说，南京图书馆员张先生在被日本人带走时，迸发出了宁死不屈的坚定一面：“接着，让我们震惊的是，张先生自己解开扣子，把大衣丢到地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薄的上衣，他就这样面对刺刀，稀疏的胡须山挂着鼻涕。”[8]在日本士兵用刺刀将其残忍地刺穿之后，张先生颤抖地重复着“报仇”两个字。类似的男性角色还有不肯苟且偷安而加入抗战最后死在炮火下的白路海，宁愿背井离乡去逃亡也不在傀儡政府当官的高耀平，为了保护日本妻儿被迫当“卖国贼”的浩文……在这部作品中，在为数不多的关于男性角色的描写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挣脱了“缺乏行动能力的苍白贫血的窝囊废”[9]的标签，代表了中国男性在面对日本侵略时的抗争精神，显露了刚柔并济的东方知识分子体内“刚”的那一面。

除了树立不同以往的新形象以外，使得《南京安魂曲》具有更深邃、更广阔的意义之处还在于小说中引入了许多外国角色，通过他们的视角将整部作品从单一的东方民族的经验史升华为了整个世界人民共同的经验史。金陵女子学院的代理校长“女菩萨”明妮·魏特琳，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的霍丽·桑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孤儿院院长莫妮卡·巴克利，积极参与建立安全区并且保护中国难民的瑟尔·贝德士，以及乔治·费奇、爱德华·施佩林、普莱默·米尔士、寇拉……这些人来自美国、德国、俄国等不同国家，共同经历了中华民族这一段充满创伤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日本军队的暴行。除此之外，这部作品的视野范围还涉及一些良心未泯、为自己民族所犯下罪行而感到惭愧的日本角色，比如直到亲眼所见才相信日军恶行的田中副领事，为自己民族的军人的行为愧疚而落泪的松井将军，喃喃地对着失去父亲的中国孩子们说着对不起的日本基督徒，听罢难民的故事以后鞠躬道歉的与口先生……对以上日本角色的描写，也正体现出了这部作品的包容之处。在对待日本人角色的态度上，哈金并没有出于民族仇恨将犯罪民族的人民一概而论之，而是通过在丧心病狂和拥有良知的日本人中建立对比的这种方式，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加上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物的多维视角，哈金还原了一段更为真实的历史，让容纳了多方话语的《南京安魂曲》更具有包容性。

《南京安魂曲》中体现出了有深度、有广度的国际视野，对比之前类似的作品，其伟大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一次采访中，哈金谈到英国诗人伊丽莎白·詹宁斯的名言：“只有一样东西必须清除，那就是模糊不清。只有清晰才能通向人性的高度和深度，并超越人，达到理解。”[10]在展露出了作者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同时，哈金在作品中正是用不同民族的人民的眼睛去看待同一个民族的灾难，达到了让这段历史更清晰、更客观这个目的。

二、从民族创伤的沉默到发声的飞跃

毫无疑问，《南京安魂曲》是一部对于民族创伤的书写。故事开篇，一个叫作本顺的男孩就讲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对无辜百姓的残杀，对女性的奸杀，对孩子的凌虐……读到如此清晰的细节，就像是再揭一遍伤疤一样疼痛。但是，对于创伤而言，越痛苦就越难言说，所以，小说第一句话“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其实是在隐喻对于民族创伤的这段历史，从沉默到发声着实不易。哈金写这部作品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觉得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创伤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多写，而不是少写，但必须要写得好。”[11]对于受到创伤的中华民族，甚至于共享这段创伤的世界其他民族来说，已存在的有关文学作品的肩膀太过单薄，仍承担不起这段沉重的历史。

《南京安魂曲》恰恰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那一段黑暗不见天日的民族创伤的文学叙述。虽然创伤难以用恰当的方式表述，一旦找到合适的方式将之表述出来，就给予了受创人直视的勇气，就具有了治愈的功能。“由于创伤事件超出了人的常规体验尺度，并且具有骤发性与毁灭性的特点，对受害者的身心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创伤体验难以用文字表述。另一方面，叙事有治疗的功能，受害者可以借助这一方式整合体验帮助自身走出危机。”[12]在这部作品中，哈金用自己一贯朴实无华的文笔“直视上世纪黑暗的中心”[13]。哈金不仅借中国人本顺的口描述了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的践踏，也借了很多外国人的视角引入细节。比如魏特琳和高安玲一同路过尸横遍野的刑场和她们所目睹的死者凄惨无比的死状[14]，又比如被日军欺骗之后愧疚不已的约翰·拉贝讲述的日军对中国劳工的暴行[15]。通过文学的手段，哈金秉持着把故事讲清楚的原则对这段民族创伤作了既客观又充满情感的还原，让历史和民族创伤发出了真实的声音，这对当下的一些民族争议和社会现象有着特别的意义。

不仅如此，《南京安魂曲》中民族创伤的发声还对一直否认历史的日本政治家以及虚构派的学者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学家藤原归一曾经说过：“日本国民并非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的闭上了眼睛。”[16]《南京安魂曲》中出现了一段对于日本政府隐瞒罪行的控诉的对话：

我停止胡思乱想，对明妮说：“我看报纸上说，整个东京都在庆祝攻陷南京。连小孩子也把帽子扔向空中，女人们胸前都贴上标语，挥着太阳旗在街上载歌载舞。我们的灾难，是他们的好运啊。”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17]

日本不仅在日本国内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隐瞒，他们还试图通过控制报纸媒体篡改自己的恶行。在看到《新申报》上日本人民给中国人民分发食物、和他们愉快交谈、同小孩子玩闹嬉戏的照片时，明妮不由得感叹道：“真是骇人听闻啊。”[18]作品中还提到了约翰·马吉将记录日本罪行的胶片缝在大衣里面带出国的危险性：一旦日本军方知道了这件事情，马吉将会遭到拘押，甚至被杀害[19]。日本的这些恶劣行径也为民族创伤的发声造成了重重障碍。

在日本国内学术界，就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问题至今仍存在两个派别：承认大屠杀的“肯定派”和否认大屠杀的“虚构派”。不仅如此，从昭和天皇以来，日本的任何天皇都没有过正式的反省或是谢罪，反而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彻底的销毁。以上种种都显示出了日本妄图掩盖历史、篡改历史的昭昭野心。同样是二战的战败国，同样犯过残酷的杀戮之罪，日本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和德国对待犹太人大屠杀的态度可谓截然不同。由于日本和解诚意的缺乏和对犯罪历史的否认，不仅中日民族之间产生了隔阂，东亚共生共荣的和平发展道路也多了重重阻碍。在如山铁证面前，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自欺欺人的恶劣态度只会让日本失去国际社会的信赖。《南京安魂曲》通过对民族创伤的书写发声，在现在全球共同祈求和平共生、和谐共荣的年代，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悼念，一种疗伤，更是对未来的启示：敢于直面历史的民族才会更繁荣地发展，勇于反省错误的人才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

《南京安魂曲》中对民族创伤和历史的还原，对近年来中国国内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起到了警示作用。调查表明，近年来，在2012年全国上映的200多部电视剧中，抗战剧及谍战剧就超过70部。2012年审批近代题材电视剧303部，近代革命题材过半，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战剧[20]。抗战剧如雨后春笋一般勃发本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其中粗制滥造者为数不少，更有甚者在抗战中加入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元素，将抗战剧改造得面目全非。造成这种低水平、无营养的抗战剧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恶劣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个别商业化、庸俗化的抗战剧打着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幌子，使民族自豪变成了盲目的民族自大，同样也扭曲了中华民族对于抗日战争的记忆。对于这一点，施教授也指出：“将触目惊心的受难一味地过度夸张成浪漫的英雄传奇，也是不可取的。”[21]小说和影视剧同样都属于文艺产品，要想创作出有意义的好的创作，就必然要投入大量的心血，尤其是在面对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这样严肃的主题时，万不能出于商业目的，以牺牲民族的共同记忆和真实历史为代价，在荧幕上哗众取宠。为了让这段民族创伤发出真实的声音，哈金参考了大量的翔实史料，包括《魏特琳的日记》《拉贝日记》以及本多胜一和松冈环等日本学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记载等。直面这段创伤历史，并不只是针对日本，对于当代中国，尤其是近年来的一些现象(尤其是抗日剧庸俗化)，也有着特别的指引意义。

三、从历史到文学的飞跃

《南京安魂曲》其中一个伟大之处在于它很恰当地在维持了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将历史变成了文学作品，很出色地调和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阈限，完成了从历史到文学的飞跃。“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这种叙述不仅提供给人们以事件，而且同时决定了人们理解这些事件的角度和方式。通过文学叙述，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叙述方式的影响，看到的是叙述者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一面。”[22]

想要将历史事件变成文学故事，叙述策略和叙述方式是至关重要的，既要保持事件的真实，又要增加故事的可读性。所以，哈金找到了一个明妮·魏特琳的“代言人”——中国女性知识分子高安玲，通过高安玲的视角来写出魏特琳的故事。为了显示出故事的主次，哈金有意让安玲“处处表现出谦卑”[23]，这样，故事的中心就会落在魏特琳的身上，即使是在魏特琳远离了高安玲之后，高安玲还是通过爱丽丝写给她的信将魏特琳的故事继续下去。也即是说，其实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与其说是安玲，不如说是魏特琳。哈金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首先，明妮·魏特琳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南京大屠杀中参与保护中国难民，她的《魏特琳日记》成为记录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暴行的强有力证据。在作品的人物中，哈金在描写大多数传教士的时候用的都是真实姓名，加上他在创作过程中对史料的用心研究，《南京安魂曲》用清晰的细节带给人一种“纪录片般的真实感”[24]。其次，以魏特琳的经历来讲述这段南京的灾难史，会让故事多一份客观的力量。魏特琳不是中国人，所以对比起一个纯粹的中国主人公，她的经历和判断显得更加公正而不会有失偏颇，更加不会因为中日民族之间的仇恨而使故事的某些方面发生扭曲或者是出现过犹不及的虚伪感。如此，通过这样特殊的叙述方式，读者看到了魏特琳所看到的，看到了高安玲所看到的，也看到了哈金想要读者看到的。

当然，对于一段严肃而真实的历史，叙述并不是随便按照谁的视角去叙述、怎样去叙述都行的。在处理这种包含着真实的巨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在将之转换为文学作品的时候，随着叙述者的视角而变动的历史叙述会有相对主义的嫌疑，但这种相对主义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学者王霞以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的历史书写为例，探讨了相对主义是否会走向虚无主义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历史阐释的相对性要受制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性以及人类基于是非善恶而形成的道德价值底线。”[25]即使历史的阐释形式多样，但并不意味着过去荡然无存。正如哈金借魏特琳之口所说的：“不管怎么样，这里应该被记住。”[26]在这部作品中，哈金紧守这个道德价值的底线，把故事交给魏特琳和高安玲，让她们用自己充满良知的眼光和心去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把个人的故事融入在历史中，最后，将历史故事升华成了文学。

四、结语

《南京安魂曲》是一部充满了人性的作品。其中对人物、事件和历史的描述真实、细腻又充满情感，不但在中华民族内部产生了认同感，还在更大范围内激发了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曾经的历史灾难的同情。通过不同民族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共同见证，哈金很成功地将民族经验分享成了国际经验；在让难以言说的民族创伤发声的过程中，哈金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对历史真相的追寻给当今社会提供了特殊的警示和指引的意义。哈金说：“历史是昨天的新闻，而文学的任务是怎样把它变成今天乃至明天的新闻。”在保持历史原汁原味的条件下，哈金成功地把历史升华成文学，为全世界讲述了一个“动人的而又不完全依赖于时间的故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