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荆州江南土著武力集团兴替探微

(玉林师范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

“永嘉之乱”引起北方平民大批向南迁移，荆州成为流民聚集之地，以致造成“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1]598、“雍州流民多在南阳”的局面[2]2752。又“成(汉)平寇将军李凤……屡寇汉中，汉中民东走荆沔”[2]2739，“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3]2621。至西晋末年，刘弘任荆州诸军事时，“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3]1766。两晋之际，流民屡次发动叛乱，中央政府对其主要采取镇抚兼用的政治措施。然而，逃至荆州的流民根本无所谓政治社会地位可言[4]228-231。与此同时，荆州士族阶层也开始迁徙，其迁移的方向为“北人南来之上层文化士族，其先本居南阳一带，后徙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权后期渐次著称。‘永嘉之乱’以来，居于地域的次等士族与上等士族同时南徙，但次等士族多止于襄阳一带”，其中居于襄阳的次等士族至“胡亡氐乱”后，才逐渐形成武力集团[5]113。杨德炳指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使缘沔一带几乎成为蛮族的天下，……无疑会给荆州本土的大姓豪强接二连三地带来深重打击，而荆州的大姓豪强，由于自身实力过于弱小，基本上被排除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外，荆州本土的大姓豪强，一般只能充当幕府僚佐之类的角色，能充当方面之任及升迁至中央为官吏者寥若晨星。”[6]182陈国燦也说：“魏晋以来，江陵地区的土著，不论华夷，多不显于史。”[6]162可见，两晋之际荆州土著士族阶层因无强大的政治实力，基本无法控制荆州的政局。

两晋之际，无论北来流民，还是荆州土著士族阶层都没有能力影响及控制荆州的局面。本文所讨论的焦点是，两晋之际是何种政治力量影响或控制了荆州政局？该政治力量是否一成不变？主要以刘弘、陶侃等人的史实阐明，以飨读者。

一、刘弘治理荆州：江南土著武力集团的萌芽时期

太安二年(公元 303年)，因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急，失蛮夷心。义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欲为乱”[2]2680。恰在此时，西晋朝廷下“壬午诏”，征发荆州百姓，去讨伐远在成都的氐族流民的叛乱。荆州百姓害怕远征，遂和流民一起响应张昌。此时，因控制西晋朝政的长沙王司马乂和成都王司马颖不睦，长沙王司马乂怀疑司马歆和司马颖连谋，故不听从司马歆出兵讨伐张昌的号令[3]1126。而其他两支援军，即豫州刺史刘乔、荆州刺史刘弘皆因支持司马乂，观望不进，致使张昌势力日益炽盛。除此以外，西晋朝廷曾诏河间王司马颙救援荆州。然而司马颙为保存实力，拒不奉诏出兵。后司马歆被迫与张昌决战，终被杀害，成为西晋宗族内讧的牺牲品。司马歆死后，西晋任命刘弘接替了司马歆的职位。刘弘上任后，大胆启用下层寒族将领，如皮初、蒯恒、陶侃等人，使荆州乱局得以扭转。荆州将士在陶侃的率领下，最终擒斩张昌。

事后，刘弘有意培植私人势力。具体表现为：第一，拉拢、奖掖江南土著寒族武人。如任命牙门将军皮初为襄阳太守、南蛮长史陶侃为镇南将军府司马，并使其“典论功事”，参军蒯恒任山都令。同时，任用荆州土著士人，如补虞谭为醴陵令，征士伍朝为零陵太守，任命仇勃为归乡令，郭贞为信陵令等[3]1764-1766。第二，驱逐荆州异己政治势力。如刘弘击斩范阳王司马虓所任荆州长官张奕，据史载：“(刘)弘之退屯于梁也，征南将军范阳王(司马)虓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弘至，亦不受代，举兵拒弘；弘讨奕，斩之。”[2]2684永兴二年，刘弘又“逐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于宛”[3]105。第三，刘弘审时度势、善于迎合西晋朝廷，并以此得到执政者的信任。如上文，刘弘为讨好长沙王司马乂，借故拒不出兵援助司马歆。此外，在东海王司马越被司马颙击溃时，刘弘仍坚定支持司马越。又当司马越的对手成都王司马颖逃至荆州宛县时，刘弘拒绝司马颖入其地，如史载：“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3]1767最终，刘弘得到了西晋实际掌权者司马越的信任。第四，培植、重用陶侃。陶侃“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3]1768，出身于东吴将门之子。但陶侃“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3]1768，其社会政治地位不高，陈寅恪疑其为地位低下之溪人[7]90-92。然而刘弘十分器重陶侃。他曾说“吴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3]1769，以此来勉励陶侃。并委任陶侃为南蛮长史，为陶侃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通过上述措施，最终形成以刘弘为核心的荆州集团。刘弘死后，其子仍得到其部下的支持，如《晋书·刘弘传》载：“高密王略代镇……诏起(刘弘子)璠为顺阳内史，江汉之间翕然归心。”[3]1767

由此可知，在荆州初步形成了以陶侃为代表的江南土著武力集团和以刘弘为首的中央实力派。川胜义雄认为当时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开发领主制的体制，武力集团相互之间用私人的主从关系维系在一起[8]185。此观点十分恰当地为刘弘与陶侃之间的关系做了注脚。总之，“永嘉之乱”形成了以刘弘为核心的荆州集团，江南土著武力集团最初成员也恰逢时机，政治地位得以提高。

二、晋元帝夺取荆州：江南土著武力集团的发展期

陈敏之乱时，刘弘以陶侃为江夏太守。在此期间，陶侃积极树立个人威信，如史载：“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3]1769同时积极拉拢并取信于荆州土著士人。从而为其以后在荆州建立以江南土著武力集团为核心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在此期间，陶侃也受到刘弘亲信的怀疑，事情起因是陶侃是江南土著人，并“与陈敏有乡里之旧”。陶侃为表明心迹，“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多亏刘弘用人不疑。陶侃力据陈敏，并击败陈敏弟陈恢对荆州门户武昌的侵犯[3]1769。

后陶侃回家守孝，刘弘去世，荆州政局再次发生变动。司马越派高密王司马略代镇，并任王澄为荆州刺史。司马略是司马越的胞弟，王澄是王衍堂弟。因此，以司马越为首的中央势力控制了荆州，原刘弘部属作为异己势力被排挤。虽然司马略在任时，任用刘弘子刘璠为顺阳内史，以稳定荆州政局。但司马略死后，山简接任。山简不理政事，并担心刘璠为乱，请求朝廷征之，竟得许可[2]2740。不久，朝廷下诏强行遣返在南阳的雍州流民，“流民以关中荒残，皆不愿归”，山简“遣兵送之”，王如、严嶷、侯脱等趁机起兵反晋，荆州遂乱[2]2752。而镇守江陵(今湖北荆门市)的王澄，镇压巴蜀流民，竟残酷地将流民八千余人投入江中。湘州刺史荀眺“欲尽诛流民”。最终，流民遂推杜弢为主，遂乱湘荆二州[2]2758。

雍州、益州流民起兵荆湘之时，陶侃服阙已满，被委任“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不久，江州刺史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今湖北武汉)[3]1769。陶侃屯兵夏口，手握兵权，有了返回荆州、立功建业的资本。此时，司马睿出镇扬州，后又授镇东将军。华轶因不听从司马睿的指挥，终为其所灭。华轶失败的一个主因是他失去陶侃支持。据史载原为华轶人质的陶侃侄子陶臻投靠司马睿，司马睿“见之，大悦，……(陶)侃乃与华轶告绝”[3]1770。陶侃虽已处在中间立场，但司马睿仍因兵力单弱，只好依靠甘卓、周访等人灭掉华轶[8]161-162。甘卓、周访等人也是江南土著武力集团之代表，他们虽然比不上江东豪强(或称为武力之强宗的周氏、沈氏)，但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如甘卓灭陈敏，后又和周访助司马睿除掉周馥势力。司马睿对此江南地方土著武力集团采取了容忍和拉拢的态度，故得甘卓、周访等人死力相助。

后陶侃、甘卓、周访等在统帅王敦的率领下，消灭了杜弢的流民之乱。陶侃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甘卓委以湘州刺史之职，说明江南土著武力集团开始深入到荆州(湘州原属荆州)。这也反映出司马睿有意以江南土著武力集团牵制王敦集团的意图。可惜王敦似乎识破这一变局，遂在陶侃讨伐杜曾失败后，出人意料地将其调离。如不是因为碍于周访，陶侃甚有性命之忧。陶侃走后，王敦任其弟王廙为荆州刺史，荆州终为琅邪王氏所有。然而由于王廙不善抚恤荆州土著士人，并杀害名士皇甫方回，失荆州士民心。杜曾趁机将其击败，荆州政局再次发生变化。洛阳的西晋朝廷委任第五琦出任荆州都督，杜曾与之联合。在这种复杂局势下，王敦独木难支。司马睿遂委任周访为梁州刺史，以反击第五琦和杜曾的势力，并暗中牵制王敦。王敦为拉拢周访，许其事成，定委以荆州刺史之任。周访不负众望，击败杜曾，并生擒第五琦。然王敦知周访终不与己同，未兑现最初的诺言。但司马睿以周访牵制王敦的计划却得以实现。纵观周访屯兵襄阳期间，王敦反叛建康的计划未得施行。周访死后，司马睿立派甘卓接替周访为梁州刺史，并任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以继续牵制王敦。然甘卓虽忠于司马睿，优柔寡断。在王敦的诱惑下却犹豫观望，遂使王敦起兵成功。甘卓后被其下属出卖，终被杀害[9]23-27。部分江南土著武力集团成员，如周抚、邓岳等人甘心效力于王敦。王敦二次起兵，司马睿借助北来流民帅的武力支持，最终将其击溃。王敦死后，司马睿赦免周抚、邓岳等人，并委以他用。

三、陶侃任荆州刺史：江南土著武力集团达到鼎盛

王敦死后，朝廷任陶侃为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和荆州刺史等职。陶侃的出任，意味着荆州江南土著武力集团达到顶峰。此外，同属于江南土著武力集团的周抚被任命为益州刺史，使其集团势力得以延伸。无疑，明帝司马绍的背后支持是陶侃等江南土著武力集团显名于荆州的主因，《晋书·明帝纪》记载：“(明帝)改授(陶侃)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3]165田余庆也认为：“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10]48故以陶侃代替王舒都督荆州，“迁(王)舒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后)徙为湘州刺史”[3]2000。不言而喻，明帝安排陶侃处于上流，以此遏制在朝之王氏家族。赵立新也提出：“陶侃出镇上游可视为朝廷意志的延伸，属于明帝集中权利于朝廷的措施之一。”[11]131

后明帝薨，陶侃不得预顾命大臣之列，与庾亮矛盾深。陶侃趁势积极发展荆州实力，如平定郭默，进而控制江州。与此同时，流民帅桓宣率淮南部曲进入襄阳地区。陶侃为做大荆州，极力拉拢桓宣。其目的：一是为了扩大以他为首的江南土著武力集团的实力；二是任用桓宣经营襄阳地区，准备北伐[12]。因桓宣与陶侃同受建康执政者的猜忌，促使他们有了联合的政治基础。以后，荆州出现了以北方流民御边、江南土著武力集团控制荆州的政局，形成了与建康王导、庾亮等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不同的地方实力集团。

陶侃虽为江南土著武力集团在荆州的代表，其本无觊觎司马氏皇位之野心。史书诬其有篡夺皇位之心，实是庾亮等人的诬陷[13]70。前人已为其辩诬，此处不再赘述。陶侃自知无法跻身建康核心集团，再加之病重，毅然辞职回乡，不久即遽然而逝[3]1779。荆州江南土著武力集团随后便被庾亮收编，陶侃之子陶称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庾亮杀害。后来桓宣也因受到庾亮的排挤、压制，发愤而死，其部曲也为庾氏家族收编[10]111。以庾亮为首的庾氏家族最终控制荆州，从而有了同建康琅邪王氏相抗衡的政治和军事资本。不久，王导去世，庾氏家族又控制了建康朝政，东晋王朝出现了“庾与马共天下”的局面[10]87-112。直到东晋灭亡，荆州始终为门阀士族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