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流域“花山族群”历史考析
——也谈花山岩画族属问题

羊绍全

一、问题提出

广西，先秦时期属百越之地。广西壮族起源目前可以追溯到距今4万至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其中，左江流域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作为广西壮族发展的重要区域而存在。左江，古称斤南水、斤员水。《分篇水经注·温水》注：“(温水)又东，至领方县东，与斤员水合。”(1)载至(北魏)郦道元、(清)戴震、杨应芹，分篇水经注(下)。左江之上有硃涯水、侵離水注入，亦即今之水口河、明江河[1]。左江发源于越南北部，沿西南向东北流，有水口河、平而河、明江、三叉响水河、黑水河、汪庄河注入，于南宁市宋村三江河口与右江(古驩水)合，汇于邕江(古鬱水)。左江流域，含今之崇左市大部、百色市靖西县、防城港市上思县等地域，流域面积32 068平方千米，国境范围内20 489平方千米。左江流域被誉为壮族先民骆越族群的发源地之一。关于骆越一族的记载，目前较早的为《逸周书·王会解》中的“路人大竹”，其中“路”通“骆”。这一时期的骆越族群的地理范围无法考证，因此左江流域是否属于同期的骆越族群也无法得到印证。那么，在这一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左江流域的族群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我们或许可以从左江流域花山岩画中去寻求答案。

花山，又称画山、岜莱，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的代名词，因左江支流宁明江畔耀达“岜莱”(壮语，意为绘有画纹的山，译为“花山”)最为壮观，因此左江流域岩壁画也就被称之为“花山壁画”。古壮族先民以色彩(赭红色矿物原料)绘制而成崖壁画。沿左江、丽江及明江支流分布，延绵200余千米，存184余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这一文化载体广泛地存在于左江流域，是左江流域民族文化的核心。如此壮举，为何人所创？为何仅存于左江流域？这就需要我们基于花山岩画的历史去分析左江流域“花山族群”的演变，以期找到左江流域族群发展与花山岩画的关系。族群是人类历史上用于区别我族与“其他”的分类方式之一，族与族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族内有血同源、文同源、语相近、地相连的特征。“花山族群”，以左江流域花山岩画文化为代表，以左江流域为地域空间，族群活动遍布于左江流域之扶绥、江州、宁明、龙州、大新等区域，无论从区域之文化生态角度还是从河谷自然生态之角度，均能说明左江流域“花山族群”以自身部族特征而存在。

二、族群根源：左江流域“花山族群”的初成

广西发掘古人类化石颇为丰富，“成为研究人类化石的中心。”[2]左江大新县牛睡山黑洞，1957年发掘三枚巨猿牙齿；2008年，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古人类下颌骨残段，距今约10万年；2000年，崇左扶绥南山洞，发现人类化石及蒙古野驴化石，距今约3～4万年。巨型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均出现于左江流域，表明左江流域为广西人类起源与发展之重要地域。

新石器时代，左江的代表性文化是“桂南大石铲文化”，以左、右江及邕江交汇之河谷地带为中心，沿左江逆流而上，扶绥、江州、龙州存量较大，西至德宝、靖西，南至宁明。1950年，南宁至友谊关(左江沿线)道路建设发现大石铲；1960年，扶绥金光农场发现存量规模巨大的大石铲；随后，1962—1965年在南宁地区、1973—1978年在扶绥县那淋遗址、1980年在扶绥县中东遗址、1985年在江州区吞云岭遗址、1985年在靖西县那耀遗址等左江流域均有发现[3]：印证左江流域乃“桂南大石铲文化”核心区之一。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对石铲文化核心区之一隆安大龙潭遗址碳十四测定之结果，石铲遗址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延伸至商周时代。1955年，桂东南贵县(今贵港)桐油岭，石铲与铜器、陶器、铁器、玉器、五铢钱共存，考古实证“桂南大石铲文化”起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延至于商周时期，甚至可能止于西汉时期[4]。

黄现璠等在《壮族通史》中提出：“(至西汉时期)广西南部、西部距今二千年左右，仍是父系氏族公社阶段。”[5]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广西东北部、东南部、南部及中部地区存大量几何形纹陶片，西部区域无发现，证实西部左、右江落后于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末，宁明、江州等区出现海贝，柳江、浦北、玉林出现石铲(2)宁明、江州地区处于内陆，远离海洋；柳江、浦北、玉林地区没有制作石铲的材料。，此为“以物易物”之商品交换现象，物之交换为部落交往之实证，印证氏族部落存在异同，区域族群分化开始出现。

综上所述，左江流域自古人类遗址起直至前秦时期前，人类活动相对较为频繁。此时左江流域人类族群与广西其他地区人类活动存在大量相似之处，尤以大石铲文化为典型代表。但同时左右流域人类活动又具有自己之特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形成具有左江流域文化特征之氏族部落，并与钦州等沿海地区及广西其他地区开始交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左、右江流域受地域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方式落后于其他地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族群文化等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左右江流域族群区分于其他的较为显著的特征；同时，左江流域开始出现以“物物交换”为特征的部落文化，族群本身的文化特征逐步形成。由此带有明显区分于其他区域文化特征的左江流域“花山族群”初步形态逐步展现。

三、族群兴衰：以“左江岩画”为代表的“花山族群”的繁荣与衰落

(一)从独立的“方国”到古骆越国的“花山族群”

族群文化的形成必然经过较长时间的集体思维和集体意识逐渐形成，花山岩画的创作需要较为稳定的族群共同体、较为稳定的集体思维和意识，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形态的“花山族群”到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集体意识的族群共同体，是“花山族群”在本质上的一个改变。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商朝时期“产里人”的出现。

1.古文献考析

夏时之左江无文献可考，自商之后，有文献谈及广西地区。“百越”乃中原政权对南方部落之统称，古书中“南夷”“苍梧”“南瓯”“南海”等均指“百越”地区。《逸周书·王会解》之下篇《商书·伊尹朝献》中记载：“正南瓯邓(3)学者对“瓯邓”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瓯国与邓国是两个国家；一种认为“瓯邓”应为一国，主要因为其后国家均为两个字。笔者也认为瓯邓本为一国，从对比朝贡物品来看，瓯邓贡珠玑，桂国贡瑇瑁，损子贡象齿，产里贡文犀，百濮贡翠羽，九菌贡鹤及短狗。、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徐松石指出“产里(即产里国)，初都临尘，即今广西邕宁县西”。[6]临尘位于左江流域，这表示产里一国核心地区在左江流域，但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一文中对产里的论述是否可信，值得考证。《商书·伊尹朝献》中所指的“桂国”，据《山海经》记载，“桂国”其都城在今湖南郴县一带[7]，桂国之地望广西东北至湖南南部区域。损子国亦称啖人国、噉人国，在今广西、广东一带，《后汉书·南蛮传》记之“今乌浒人也”，其地与西瓯交错[8]。明·邝露《赤雅》记载：“乌蛮古损子产里国也，即乌浒蛮也……汉建武中，国除，蛮遂散居山谷，其风不改。”表明产里和损子两国交互，交错杂居。在广西地域范围内的瓯邓国主要居住的是瓯人，瓯原分布于浙江、福建一带的族群，史称东瓯，广西一带瓯人史称西瓯，瓯之地望桂东、粤西地区，瓯之大东临苍梧，北接桂国，西起桂西、桂西北，南至郁江邕江、右江一线与骆越交错[9]。但《商书·伊尹朝献》中未提及骆越一国，历史记载骆越南宁盆地为核心，地望至右江流域，与瓯交错杂居，至于商汤时南界止于何处，无考。若此时左江流域归于骆越，产里一国位于何处？因此，产里位于左江流域与骆越、损子交错，北为骆越，东临损子，就地理空间而言是恰当的。上述，笔者认为徐松石关于产里国的论述可信。即产里于商汤时出于左江，依此判断，商之前的夏朝时期，左江流域便存在产里一国，至少夏朝时左江流域之“花山族群”是存在的。

《逸周书·王会解》记“路人大竹”，清·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记载：“路音近骆，疑即骆越。”《逸周书·王会解》还记载，苍梧之翡翠贡于中原，亦明成周之时骆越、苍梧为岭南之主要邦国，与中原交往甚密，但是书中对岭南地区之瓯、产里、损子等邦国并无记载，难道其不与中原交往？不得而知。但是，梁·顾野王《舆地志》记载：“交趾(4)交趾，又交阯，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等地，秦时在此设交趾郡。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汉书·南越王传》也记载：“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瓯骆相攻，南越动摇。”西汉初年，骆越两国相攻，此为两国之实。表明商周至汉，岭南地区本不稳定，瓯骆两国相互攻伐，此消彼长，周时骆越国占据主导地位，而西瓯占据次要地位。当然，周时的骆越并非只与西瓯攻伐，其必然与周边之邻国交战，并在交战中获得胜利。在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这一时期的产里国在遭到周边方国或部落的攻伐而被兼并。当然，也不排除在交往的过程中主动融入其他方国，但从历史记载中能发现，产里、损子等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因此，笔者认为产里人在经历商朝时期的一个短暂的“方国”时期后，在周时被纳入骆越古国之地界，成为古骆越先民的一个重要部落。

2.考古辨析

古文献中载有“骆”“瓯”“产里”“损子”等岭南方国之名，同时在中原地区流行的青铜礼器亦有“南夷”“南蛮”“南瓯”之铭文。这就表明，商周时期岭南与中原之间交往密切。解放之后，考古学者在兴安、灌阳、荔浦、忻城、宾阳、武鸣、横县、灵川等地出土一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全州、兴安、灌阳、平乐、富川、钟山、贺县、昭平、苍梧、梧州、岑溪、平南、容县、北流、浦北、武鸣、合浦、钦州等地出土一批几何纹陶片。以此看，广西之青铜文明、陶器文明是由中原地区经湖南、江西等地传入广西，在广西由桂林、贺州等地传入，再经柳州、玉林、南宁等地传至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并通过此传播路线传入越南等国家[10]。但在考古研究中，左右江流域类物品极少，甚至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此路线何以绕开广西左右江流域？一则认为，此时左右江流域尚处于原始部族时期，生产上尚处于金石并用时期，对外界认识较少；二则认为，左右江流域虽已纳入古骆越国，然部落文化相对较为封闭，部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由此而言，左江流域在商周时期仍是原始部落状态。当然，这也就为左江岩画的创作打下了坚实之族群文化意识形态基础。

3.遗传学辨析

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中采用遗传学方法考证，通过对邕北、右江、田林、桂边、红水河、桂北、邕南、左江、上思、德靖等地壮族各支系之Y染色体SNP分型频率之分析，认为左江、右江、德靖支系联系比较紧密，与红水河支系，尤其是邕北、桂北等其他支系相距较远[11]。邕北地区，在考古发现及历史记载中确实为骆越古国之核心，这也就印证了左江流域族群虽归入古骆越国行政管辖，但其族群文化之独特性仍然存在。

综文献、考古与遗传学论述，左江流域在商周时期从产里一国逐步以族群部落形式与古骆越国交往，期间不排除古骆越国对左江流域的攻伐，存在族群的融合与分离。自此之后，左江流域作为骆越古国之附属而存在，直至骆越王国消失，但其族群性质仍然存在，直至东汉时期“乌浒蛮”国除，然“其风不改”，其“民风”一直保持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是左江花山岩画的初作创期，在此谈论岩画族属之根源，确定这一时期左江流域之族群，关系到左江花山岩画之根本。左江岩画正是在战国至东汉时期所作，学者们认为作画之主体为古骆越先民本无可厚非，但是此说不尽准确，此时左江流域民族虽融于古骆越族，其民族主体意识仍然存在。笔者认为，左江花山岩画应为古骆越民族之一只——“花山族群”本身所创作。这也就印证为何左江流域之岩画仅仅只出现于左江流域，在古骆越国之其他范围包括南宁盆地、右江流域及越南红河流域均未出现之缘由。

(二)“花山族群”由繁盛走向衰落

1.“和辑百越”的越人得益于自治政策，族群文化得以传承

秦为统一大业，为获取岭南地区之丰富物产(5)《淮南子·人间》载：“(秦)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以与越人战。”，始皇二十九年(前218)派尉屠领兵五十万，分五路攻瓯骆之地，即“五岭之戎”。《淮南子·人间》载：“一军塞鐔城之岭(今广西桂林兴安县越城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今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萌渚岭)，一军处番禺之都(今湖南省东南部郴州市骑田岭)，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省大庾县大庾岭)，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省余干水上游)。”五路之军攻入岭南，直接与西瓯交战。然瓯骆之地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直至春秋时期原始社会才解体，阶级等级制度才出现，然多以部落或部落联盟形式出现，且部落间战争不断，无法抵御秦之大军，秦军攻下西瓯，杀“西呕君译吁宋”。但是，秦军进入西瓯腹地，与西瓯部落君作战却困难重重，遭遇顽强抵抗，致使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秦军进退两难，在今桂林兴安县置秦城(6)[南宋]范成大：“秦城，相传秦始皇发卒戎五岭之地。”，以守为攻。经三年之战，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任嚣、赵佗攻西瓯，并向骆越之地发动进攻，次年统一岭南，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秦在三郡之下设县，但是由于古籍资料阙载，对县之设立无过多考证。左江流域有记载的仅“临尘”一县，《清统一志》载“(临尘)今太平府崇善县地”，即今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境内，临左江河流；学者韦福安[12]提出临尘位于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于丽江、明江汇入左江之河口地带，《茂陵书》载“象郡治临尘。”[13]总体上来看，临尘一地无论位于何地，均在左江流域范围内。秦统一岭南后，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采用移民开发之策略，南征的五十万大军(除亡者)均留于岭南之地“适戍以备之。”为使士卒安定，南海尉赵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7)载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使之与越族杂居。因此，中原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逐步影响了岭南地区，但秦郡县制及其后南越国郡县制对岭南的传统影响有限，瓯骆之地部族文化影响深远，根深蒂固。同时，赵佗建立政权后，采用“和辑百越”之策，让越人参政，并准从越人之习俗，因地制宜，以越人自治等方式管理南越。

左江流域，秦统一之后，隶属于象郡，与岭南地区其他部族一样，故风故俗保持依旧，这也使岩画之作画习俗得以继续流传。秦在岭南虽设三郡，然并没有设郡守，“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8)《晋书·地理志》载：“后使任嚣、赵他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岭南秦之郡县制有别于中原之郡县制，因越人部族势力加大，为实施有效的控制，军、政、财统归于“南海尉”。

以此来看，在此时，瓯骆之地部族形制仍然保存，并影响着中央对区域的统治。此时，左江流域“花山民族”不仅仅融合古越国的其他民族，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也开始传入左江流域，但是这种外族之融合，仍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受“和辑百越”的越人自治的政策的影响，左江流域“花山民族”仍然以部落氏族社会形态而存在，仍然未能进入文明时代。

2.民族大融合，族群文化逐渐衰落

汉武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平定南越，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汉朝时期对岭南地区采纳“以其故俗治”之策略，传统部族文化亦然得到传承，但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原始部族文化逐步被文明时代的文化取代。

综上述，秦汉之“花山族群”，经秦、南越国、汉三个历史时期，虽受中原文化之影响，但仍然保持着原始部族之特性。受先秦时期骆越国影响，秦汉时期对左江流域“花山族群”称谓均为“古骆越地”“古骆越人”。

这一时期，左江花山岩画从兴盛走向衰落，这一时期也正是民族大融合之时，汉族大量迁入，左江流域民族不断与中原及其他区域民族之间交流、互渗。

四、结语

左江流域“花山族群”源于广西早期人类，较为集中的族群来源于左江流域下游及左右江流域交互之河谷地带，并沿左江流域西进，在商汤以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族群形态。商汤时期以方国之社会形态与中原交往，之后再多部落攻伐战争中被骆越方国所兼并，正式纳入古骆越族群，被统一称为“骆人”，但原始部落形态保存完整，族群的“花山文化”特征非常鲜明。而从商汤时期“产里人”，到秦汉时“骆越人”，再到东汉时之“乌浒人”，正是左江流域“花山族群”之花山文化兴与衰的全过程，也是左江流域岩画兴与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