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性错位入侵道德到文化冲突
——以《中式英语》为例

张文姗 王思达

《中式英语》的创作者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1957-)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1988年，《蝴蝶君》第一次在美国华盛顿国立剧院首演，3月在百老汇公演，获得了强烈反响，赢得了当年美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托尼奖，因此，国内外对黄哲伦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其代表作《蝴蝶君》。虽然他2011年的剧作《中式英语》问世尚短，却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由于涉及颇受关注的中国主题，《中式英语》一经面世便在美国引起剧烈反响，先后于美国芝加哥古德曼剧场和纽约百老汇上演，广受欢迎，好评如潮。该剧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亮眼的成绩，内容和艺术性也极为突出。

一、剧情概述及研究背景

《中式英语》是一部由中英双语台词组成的剧作，描述了中西文化差异在经济、政治及婚恋等方面引起的冲突。该剧将背景设在中国，讲述了一位试图在中国寻找商机以挽救家族企业的美国商人丹尼尔·卡凡诺来中国贵阳寻找商业机会的故事。这位商人聘请了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的彼得作为顾问，帮助他建立“关系”。彼得曾“帮助”贵州贵阳文化局局长蔡国良的儿子进入英国巴斯大学，与蔡国良有了“关系”。然而，彼得在与跟他有“关系”的蔡国良交涉的过程中搞砸了关系和业务，不仅没有帮助丹尼尔拿到合同，还使自己名誉受损，蔡国良也下了台。丹尼尔阴差阳错地和文化局副局长席言成为情人，在二人合作下，丹尼尔成功拿到了合同，席言也借此机会为她的丈夫赢得了市长的职位。

不同于以往的作品，黄哲伦在《中式英语》中塑造了较为平衡的东西方关系，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化。国内外学者多从跨文化交际、语言翻译、东西方关系、东西方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研究，仅有一篇从社会表演的角度对剧中文化冲突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剧中主人公彼得在中国生活近20年，却依然遭遇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以致工作、生活不顺，主要原因是其理性的错位。本文将从理性的角度，主要从理性错位入侵道德在彼得生活和工作两个方面的体现，论证主人公彼得由于理性思维错位而导致的文化冲突。

二、理性错位入侵道德导致的文化冲突

彼得的理性错位导致文化冲突的体现就是他将道德完全置于利益之下，做事只考虑利益，不考虑道德影响。根据R W 费夫尔的理论，在西方文化中，理性掏空了道德，崇尚理性的人运用理性处理本应用道德来评判的事物时，理性错位就会产生。当人们用理性中的常识来理解事物时，就算一件事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能用常识(人性非尽善尽美，人追逐利益)来解释，人们就会认为是可以做的[1]。经济理性是入侵道德的一种理性，经济理性的基础是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实际运用中则表现为使得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高于他人，因而需要避免的痛苦就是收入和购买力低于别人[2]。简单说来，就是挣得多花得多就快乐，反之则会痛苦。这无疑是与重视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相冲突的。在个人生活中，为追求金钱而突破道德界限是万万不可的。中国文化不禁止对财富的追求，但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彼得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中都以利益为先，这不仅使他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也与重视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发生冲突。

(一)生活中的文化冲突

彼得做出生活在中国这个决定以及在20年后决定继续生活在中国，是由于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感。他选择留在中国是受经济理性影响，因为这个国家能给他带来高收入和高消费，而不是出于在中国生活多年、对这个国家有了感情并出于某种崇高的道德感，希望能与这个国家共命运、同发展，这一点清楚体现在他与丹尼尔的对话中。在丹尼尔问他为什么明知自己在中国发展远不如20年以前却仍不打算回国时，彼得说，他也尝试过，但是当他意识到回国后就没办法继续他雇厨师、清洁工和洗衣工的生活时，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承受的巨大失落感[3]。他选择留在中国就是为了维持高收入和高消费水平。剧中另一处体现彼得留在中国受经济理性影响的地方是，他与蔡国良的第二次商务会面和他在旅馆外撞破丹尼尔与席言的情人关系时的不同反应和说的完全相反的话语。会面时，彼得因合作被拒而恼羞成怒，说破了与蔡国良的违法交易和关系。当蔡国良说他“活像个无知的老外”[4]时，彼得反驳道“我爱这个国家”[5]，“在我内心，我是中国人”[6]。但当他在旅馆外遇到席言时，他确定了自己这次生意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大放厥词，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并称“那些干部都是罪犯”[7]。彼得说爱中国，其实是出于对他前20年高收入、高消费生活的爱。当他获取利益失败并对他的快乐生活产生影响时，他对中国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在不喜欢一切向钱看的蔡国良[8]以及“信奉爱国主义”的席言[9]看来，彼得的行为就是极为刺眼的。彼得在个人生活中无视道德、以利益为导向，他的生活在重视道德的中国遇到挫折是理所应当的。

(二)工作中的文化冲突

彼得在事业上对利益的追求和对道德的忽视就更为明显，这也使他与中国文化产生冲突，这一点体现在他做出由教师转行为商业顾问的决定以及他作为商业顾问时的不专业行为中。

关于彼得为什么决定成为商业顾问，这一点在他与蔡国良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有所提及。彼得明确说明，他是因为不希望自己像自己的老师那样窘迫：“一个人住在那小公寓里面，等着什么人给他一份工作，纳闷着自己的人生是否白过。”[10]这一句侧面表达了彼得对于教师做的教书育人这项社会贡献的忽视。这说明，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的人生一定程度上是没有价值的。而他做出的“自救”措施就是成立一个公司，成为能够拥有更高收入的商业顾问。在彼得看来，比起教书育人，拥有更高的收入更有价值。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教书育人所具备的道德上的优越感是高收入不能比的。对于中国人席言和蔡国良来说，他们明显更认同彼得教师的身份，而不是他商业顾问的身份。在整个剧本中，席言和蔡国良一直称呼彼得为“彼得老师”，而不是像谈生意时那样称呼他“先生”。蔡国良更是明确表达过对彼得商业顾问这一职业的不满。他在剧中对彼得说：“你本来是个好老师，好好的怎么去做顾问呢。”[11]席言和与彼得有“关系”的蔡国良对彼得的商业顾问身份的不认同也影响了彼得的新事业。

彼得将利益置于道德之上还体现在他作为一个商业顾问却缺少职业道德上。他只看到了经商带来的利润，却未看到作为顾问，需要对商业往来的双方负责，也需要具备谈判、提供建议等专业技能。一开始，彼得没能发现丹尼尔的公司实为一个“空壳”公司，公司里只有丹尼尔一名员工，这是对另一方蔡国良的不负责。之后，彼得也不能为丹尼尔提供及时的信息和准确的建议。彼得认为，席言是背着上司蔡国良来告诉他们，这个项目不能交给他们，实则是蔡国良已经将这个项目答应给了小姨子，所以让席言出面拒绝他们，因而彼得之后跟丹尼尔提议的继续与蔡国良会面并当面告知其下属席言的行为也就不可能起效了。席言在剧中直接对彼得说：“你这个顾问的观点，一点都不可靠。”[12]这与对职业道德有要求的中国是极为不符的。就算是剧中有诸多不妥行为的蔡国良和席言也极为尊敬自己的职业，有着一定的职业操守，希望为后来者留下一些珍贵的东西。作为文化局正、副局长的他们，一个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京剧，另一个用尽浑身解数推动本市的市场改革。“一点都不可靠”、单纯为个人利益而转职商业顾问的彼得，自然是无法得到重视职业道德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可，他的顾问事业在中国遭遇滑铁卢也不是难以预料的事。

三、结语

作为一个对中西方文化都极为了解的优秀剧作家，黄哲伦在《中式英语》一剧中通过彼得、蔡国良、席言等不同文化背景主人公的交流，将文化碰撞和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彼得有他的行事准则，那就是理性。而中国人蔡国良和席言也有他们的坚守，那就是道德。理性让彼得更擅长算计，他能够算出哪条路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遇到无法计量的道德价值时则偃旗息鼓。不论是个人修养还是职业道德，看中的都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留给后人的余泽，这一点深深烙印在中国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