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隋唐道教造像的历史地位

翟贵蜜 耿纪朋 陈瑞杰

川渝地区指四川省和重庆市两地，别称“巴蜀”。两地相邻，既在生活风俗上接近，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公元前316年，巴国、蜀国被秦国所灭。自此，巴蜀文化开始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在这种融合中，古代巴蜀文化中的多种原始宗教思想都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由于川渝地区石质松软细腻，易于开岩凿洞和雕刻，佛教流行后，道教信众模仿佛教信徒劈崖建观和开龛造像，为后世遗留下大量具有极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道教石窟石龛和造像。

一、道教在唐代之前的巴蜀地区信奉者众

东汉末年，张陵、张衡、张鲁将黄老学说揉入本土神仙学说中创立了“五斗米教”，为了管治信众，设置了二十四治。

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巴蜀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北史》载：“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1]一直到唐初，道教在巴蜀民间仍有广泛的信仰。

《续高僧传》卷二十八《唐益州福寿寺释宝琼传八》载：“益州绵竹人，……本邑连比什邡诸县。并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无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于沙门像不识者众。琼虽桑梓习俗难改。徒有开悟莫之能受。”[2]绵竹、什邡在成都之北，距离当时佛教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不远，就几乎无人信奉佛教，那可想而知在盆地其余地区的情况。

二、川渝地区现存隋唐道教造像概述

道教初兴起之时并不供奉神像，《老子想尔注》中有话可证：“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3]据史料，道教供奉神像大约兴起于魏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于代都东南起坛宇，……刻天尊及诸仙像而供养焉”[4]。但岁月无情，保存至今的早期道教造像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陕西关中一带。成都也发现有零星南朝道教造像，但是数量极少，似乎并未影响成都以北的广大道教信仰区。

而随着西域胡商假道土谷浑入蜀经商和巴蜀与长安交流加强，道教造像也传入四川北部。受此影响，四川开始出现道教雕刻。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是道教造像建造的黄金时期。另外，由于隋唐统治者崇信道教，为了巩固统治，唐朝统治者还假传自己是李耳的后人，视道教为国教。在统治者的影响下，道士、地方官员、普通民众纷纷开山作龛，建造道教石窟，将道教造像艺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都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巴蜀地区现存的隋唐道教造像至今可考者仅有数十处。其主要造像的大致状况如下。

(一)重庆潼南大佛寺内摩崖天尊像

距离潼南县城不远处有一座“大佛寺”，该寺庙始建于唐，但未完工，后再次重建竣工于宋。1956年8月，重庆潼南大佛寺被定为省级首批重点保护文物，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大佛寺东边的岩壁上，有道教造像三龛，造像旁的题记记载，造像凿于隋开皇十一年(591)与大业六年(610)。这三龛造像从左至右错落排列。左龛为佛龛，造像7尊。中龛为道像，造像三尊。右龛位于中龛的右下方，造像三尊，是佛龛。这三龛龛形一致，佛道混合。

离此处不远的大佛寺西约500米处，又有千佛崖造像，共有121龛，佛道混合，以佛龛为主[5]。

(二)青城山张天师造像

青城山天师洞府，相传乃张道陵修炼处。天师洞窟的最上层有一石龛，其中供奉着隋大业初年(605—607)雕刻的张天师石像。面有三目，神态威严。左手掌直伸向外，掌中握有天师镇山之宝“阳平治都功印”，据传是天师以镇山之宝降魔的法相。

(三)绵阳西山玉女泉摩崖造像

绵阳郊区的西山公园内有著名的玉女泉道教摩崖造像，1956年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汉代扬雄读书台西侧，据说原有50余龛，现仅余30余龛。绝大多数属初唐，多数龛像造于高宗时期，其中最早的一龛造像为隋代大业六年(610)所凿，龛内有坐像一尊。据法国探险家色伽兰所拍的照片，旁有题记：“大业六年太岁庚午/十二月廿八日三洞/道士黄法(日 敦)奉为存/亡二世敬造天尊像一龛供养。”[6]实物今在绵阳博物馆中。

(四)彭州道民谯贾奴造的道像

彭州道民谯贾奴造的道像，这件造像，作于隋朝开皇十一年(591)，1994年重建龙兴舍利塔的时候，在地宫内发现，混于同时出土的一批佛教石刻造像内。因造像背面发愿文中有“道民谯贾奴”等字样，故能明确为道像。

(五)现存最大的盛唐老君龛：四川安岳玄妙观

安岳玄妙观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鸳大镇白羊山麓，距安岳县城20千米。安岳玄妙观有窟龛79座，各类造像1293尊，多为盛唐时期雕刻。在其中更有多龛佛道混合龛，对研究盛唐时期造像及佛教、道教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六)四川仁寿县坛神岩道教造像龛窟

位于仁寿县北偏东高家镇鹰头村(现称英头村)六组的牛角寨石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牛角寨的101龛造像中，有6龛是道教造像，计有124尊。这6龛道教造像主要位于距大佛阁约1千米的坛神岩。其中，第47、64龛为并列真人群像龛，第47龛并列27真仙，第64龛并列35真仙，造像均分为前后两排，既有男真人，也有女真人；第53号龛是三清龛，又称多宝龛；第69号龛是“三教龛”，中为老子，左为孔子，右为释迦。牛角寨的道教造像虽不如佛教造像宏大，在形式上亦多有模仿佛教造像，但造像比例匀称，刀法简练，人物圆润丰满，神情肃穆，具有较高的石刻艺术价值。

(七)丹棱唐代龙鹄山石窟

龙鹄山，距丹棱县城不远，此处的造像主要集中于半山腰山包摩崖上。有35龛佛教道教造像，时代为唐。龛多毁损。通过现在残存的造像辨析，此处的造像多是以天尊、老君为主，内容单一。

(八)四川省剑阁县鹤鸣山唐代摩崖造像

鹤鸣山亦名东山，相传曾有仙鹤栖鸣其上有名。道教有关史书记载，鹤鸣山是张道陵修炼成仙之地。因此，它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此处重阳亭右侧石崖上的唐代道教造像，是我国最大最好的道教摩崖造像。现存的五龛造像，完整者二龛，均为长生保命天尊造像。根据对石刻题记的考察，它是会昌五年(845)的艺术品。

三、川渝隋唐道教造像历史地位

四川一直是佛教和道教争相传布的重要地区。在中原地区经历长期战乱之时，川渝地区一直社会经济稳定、文化传统延续较好。川渝丘陵山区土质松软又不失坚硬，当地人民长久以来挖凿岩洞、营建墓穴的实践，也为开山建寺和凿山造像奠定了技术和传统基础。因此，从佛教传布之初，川渝丘陵山区等地就遗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石窟寺观和造像。南北朝时期，该地佛道教造像风格仅是完全模仿北方，还不具有地方特色。隋唐以降，川渝地区的造像渐渐融入人性化和世俗化的气息，开始走向成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极高的价值。玉女泉、玄妙观、龙鹄山、牛角寨、鹤鸣山等地的道教造像既是中国古代道教造像艺术，特别是隋唐时期道教造像艺术的代表，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关系、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地域交通等信息更是研究古代史的宝贵资料。

四、结语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较为封闭的地理文化环境、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移民心态，使得佛道教在川渝地区并行不悖，随处可见的儒释道三教造像，既见证了佛教传入后的本土化、世俗化过程，也是儒道两家扎根本土、逐渐壮大的过程。道教造像上承因战乱而转衰的北方造像艺术，经隋、唐、五代的蓬勃发展，下启两宋，在发展中摒弃北方造像系统的影响融入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使得中国的石窟艺术得到了延续，也基本反映了道教造像艺术发展的全过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