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相统一：青年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实质

班伟

摘 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既是青年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思维方式，也是贯穿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大线索。本文立足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轨迹及其理论表现，进一步分析青年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和境遇下的批判逻辑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揭示青年马克思思想变革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思想变革;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2-0028-03

马克思的思想是欧洲社会过渡转型的一个缩影，他对问题的思考时而激进、时而徘徊，但正是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促使青年马克思在总结历史规律与现实的衔接中挖掘到了社会发展的总问题，使其早期思想呈现出一种“萌发—跃迁—变革”螺旋式上升的演变趋势。同时，贯穿一条清晰的批判逻辑，这为他此后走向彻底的唯物主义道路和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提供了内在契机。

一、基于历史：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萌发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在经历了自古希腊以来持续性启蒙思潮的洗礼之后，欧洲人逐渐地唤醒起了具有“理性之光”的意识。17世纪的启蒙运动如同一缕阳光，给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笼罩下的欧洲带来光明，它所宣传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为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指引;同时，它主张对权威和教条主義的质疑，将人们的意识从愚昧和错误中解放出来，促进了个体对实现自我认识的哲学追求。到了19世纪，马克思不断汲取和理解启蒙精神赋予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意义，在新的历史意识的视域下，对“自我意识”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重新思考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并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

青年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研究始于其大学时期，受鲍威尔批判基督教的影响，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并回溯古希腊的历史完成了他博士论文的写作。从古希腊自然哲人首次以理性对抗传统宗教到希腊启蒙哲学家伊壁鸠鲁用原子偏斜理论阐释“自我意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引述了丰富的史料，为他青年时期批判思想的起点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石。那么，马克思为什么选择把伊壁鸠鲁哲学作为研究对象呢？原因在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述，唤起这些历史体系记忆的重要意义在于研究它们同更古老的希腊哲学的联系。”[1]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是古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宗教批判，他将德莫克里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进行比较来阐述“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这一原则。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象征的是实际中的个体，原子的偏斜展示的是人自我意识的自由，凸显的是自由意志哲学能够摆脱宗教控制的功能。伊壁鸠鲁这种把人们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救赎出来的理性哲学被后来的哲人所接受，而在启蒙精神熏染中成长的马克思，不仅继承了前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更是在他论文的开篇序言借普罗米修斯的自白发起了对宗教批判的宣言：“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1]

19世纪面对着实体化的基督教德意志世界以及庞大的黑格尔哲学观体系，青年马克思一方面沉浸于自我意识哲学热潮中，以对传统哲学的研究为基础，阐述了他对哲学史上基本问题的独特见解，并通过梳理哲学反对宗教的历史脉络，借助自我意识消除了对神的幻想。同时，他在继承黑格尔思想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与超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对于他主要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位巨人般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1]因此，当黑格尔还在意识内部探讨自由的时候，青年马克思选择了向历史的现实领域过渡，将伊壁鸠鲁哲学中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加以历史合理性地运用，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哲学——“定在中的自由”，并借助希腊哲学历史来反映德国的困境，强调要基于德国现状认清哲学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使哲学契合时代启蒙精神的诉求，寻求实现自由的可能性。

就马克思大学时期对宗教批判的视野而言，它仍属于思辨式的范畴之内，还局限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启蒙精神，但这只是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的始发，而不是最终的完成。大学毕业后的马克思走出校园，通过接触现实社会后意识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并逐渐摆脱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实现了从哲学基本问题向现实领域视角的转变。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开启对宗教的批判是为了日后更有力地鞭挞宗教的维护者和封建的统治者。

二、面对现实：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跃迁

为了探寻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转变的动力，我们回顾青年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发现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属于后发之国。一方面，正当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时，德国才刚刚开启工业革命的进程，这导致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与它在思想意识上取得的国际高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在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人民欢呼自由之际，德国却依旧受封建普鲁士王国的统治。在经济和政治双重打压下，德国人民的精神意志涣散、物质利益受损，而此时在《莱茵报》担任编辑的马克思，通过直接参与现实活动看到了现存的政治困境，开始对物质利益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并以一个民主革命者的身份投入到为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进行辩护的现实斗争中，他借《莱茵报》作为其斗争的阵地和利器，对出版自由、等级制度、社会贫困这三重问题进行深刻地剖析，逐渐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向了对尘世的批判。

1842年，普鲁士执政的威廉四世为了迎合激进的知识分子，打着自由主义的口号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规定“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1]但这在马克思看来却扼杀了公民的自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他发表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揭露了普鲁士政府为行使专制权利而制造出的伪善行为。在文章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一根本缺陷贯穿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之中。”[1]因此，他强调不仅要捍卫人民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要揭露、废除国家的恶劣制度。

紧接着，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之后，马克思首次从物质利益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引用历史上和普鲁士现存的法律条例反驳了各等级代表的观点，他认为“盗窃林木者偷了林木所有者的林木，而林木所有者却利用盗窃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1]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林木所有者用国家和法律获取私人利益的贪婪性以及侵犯人民大众公共利益的自私性，并站在人类本性的立场抨击了普鲁士王国将人按抽屉分类，提倡劳动人民应该勇于“战胜等级”、反对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

1843年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是青年马克思针对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贫穷的根源在于“现实和管理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市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1]在剖析原因的同时，马克思站在客观的立场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認识，挖掘到了隐藏在贫困现象背后复杂的本质，即普鲁士政府封建的官僚主义。

可以说，《莱茵报》时期是青年马克思思想成熟前的过渡历程。经残酷现实的洗礼后，马克思增强了改变现实的信念，深化了青年时期思想转变的逻辑指向，他清楚地认识到：“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人间。”[2]同样的，自由也来源于现实生活，哲学要想实现世界化的使命就必须从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尘世，同现存的封建政治做斗争。而鲍威尔等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却由进步走向保守，沉浸在脱离现实生活抽象的宗教批判之中。因此，关注立场上细微却根本的差异导致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公开决裂。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物质利益难题”所凸显的国家观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律背反”，引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关注，他的世界观正在酝酿着一场伟大的变革。

三、历史与现实相统一：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变革

历史根基与现实基础的有机结合是各种理论思维共存的尖锐而又迫切的问题，它推动着不同时代和不同境遇的哲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与突破。19世纪，英法两国相继迈入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封建的普鲁士政府却查封了象征自由与民主的《莱茵报》，青年马克思为了继续解决令他苦恼的疑问，便与青年黑格尔左派的卢格合作出版了一份崭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期刊——《德法年鉴》。同时这一时期，马克思得到了一把新的思想武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逐渐意识到以往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锋芒虽然犀利，但还是缺乏坚固的现实根基。因此，青年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和法哲学，力图突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束缚，把批判原则与现实要求相结合，站在总体性的视野中重新探讨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政治批判深化到人的层面上，进而寻求合适的革命物质力量。

《论犹太人问题》是青年马克思继博士论文后，对宗教批判的延续与突破，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宗教观已经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单纯意识形态的批判框架，实现的是对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双重维度的批判。在文章中，青年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在看待犹太人问题上思维的狭隘性。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与基督教国家是对立的，犹太人想要获得解放，只有消灭宗教，消灭宗教国家，消灭由宗教引起的政治压迫才能实现，而马克思则指出鲍威尔的观点忽略了现实，即德国“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国家，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3]因此，马克思从法国和北美的现实历史出发，证明了“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3]，进而把宗教问题上升到世俗问题进行分析，揭示出了人既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又身为市民社会的私人之间的二元分裂与对立，并明确指出只有将现实的个人与抽象的公民统一成为不可分离的社会力量，人类解放才能最终的实现。

那么，如何实现作为当代普遍的伟大重任——“人类解放”呢？随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了新世界，寻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并提出了”彻底革命“的思想，“共产主义”的倾向不断滋长。

在《导言》中，青年马克思一方面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将自身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揭露了德国的君主制是支配、统治人民的卑鄙行为，并明确指出“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4]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地诠释与超越，认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正是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并由此成为德国目前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在文章中，通过将政治革命后的法国与德国的现状做对比，马克思认为仅仅实行政治革命并不能解决德国的矛盾，只有超越法国的局部革命，进行彻底的革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才能摧毁顽固腐朽的制度。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有人的高度的革命呢？实现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呢？此时，随着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无产阶级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被锁链束缚的阶级，无产阶级为了能够摆脱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以彻底、尖锐、勇敢的斗志同对立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搏斗。正是从无产阶级被压榨的残酷性、渴望自由的强烈性以及发动革命的彻底性，青年马克思看到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德国唯一能推翻旧势力、实现人类革命的解放阶级。

可以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现实问题与历史性理论之间的冲突甚至是相互抵触，为了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统一，他结合历史事实，批判以德国为例的封建国家的落后制度，挖掘到了革命的物质武器。在此基础上，他辩证吸收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批判以黑格尔法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意识形态，使人从异化复归到了本质，实现了自己思想和立场的重大变革。

四、总结

通过对青年马克思不同阶段文章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他早期对问题的思考反映的是一种思想的内在连续性，即对“自我意识—现实世界—市民社会”的洞察与分析。最初青年马克思受启蒙自由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他以此为思想导向追本溯源，揭示了宗教迷信背后的世俗冲突，从剖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矛盾的过程中开拓了唯物主义的新视野，并由越发凸显的资产阶级革命引发了人类解放的世界性新课题，其共产主义的立场日益端正。同时，青年马克思把追溯缺乏历史维度和改造现存现实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思辨到现实、从观念到本质的三重批判，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一门彻底变革世界的新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