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的小说再现
——以《奈特·特纳的自白》为例

曾传芳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重庆 400031)

1 文史之争与历史的再现

在西方文化发展进程中，史学与文学皆发端于史诗，特别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顾名思义，史诗含“诗”和 “史”两种叙事成分。而后，史诗分野为历史和文学。亚里士多德对历史与文学做过最著名的界定，他认为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记载具体事件，诗则着意于反映事物的普遍性”(亚里士多德,1996:255)。实际上，所谓“历史”,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 即人类出现以来经历的所有事实, 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过去；二是历史的回忆和思考, 即人类是如何将经历的全部过去加以保存和解释的。换句话说, 历史包括历史的本体和对历史的认识。我们能企及的历史其实是指后者, 即书写的历史。

语言是历史编撰者赖以工作的工具，但是，语言能否准确地再现历史的客观存在？无论索绪尔、拉康还是德里达，均对语言再现现实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巴赫金则明确地指出语言并不是抽象的语法构造, 而总是带着具体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倾向，“语言绝不是中立的媒介, 能够轻松地为人所用而不会沾染说话者的意图;相反, 语言承载着, 而且是满载着他人的意图”(Bakhtin, 1988:43)。因此, 用来表述历史事件的语言必定夹杂着撰史者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撰史时代的信条、态度和价值取向。语言的非明晰性使其与世界的直接表述关系难以维持。因而，历史记述首先表现出其语言构造物的特征。由于撰史者不得不使用处处渗透着意识形态倾向的语言来撰写历史, 他们往往会创造出新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怀特认为，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White, 1973:ix),“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 是一种语言运用的产物” (怀特，1993：46),而不是独立的客观事实。米勒(Miller，1974：461)也认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建构、阐释和虚构行为。”

除了历史的语言构造性、人为创造性和虚构性特征外，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来考量历史,历史编纂的问题更加凸显。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观, 历史撰写往往仅仅关注“宫廷与庄严时刻”的历史(Southgate, 1996:96)，这种历史是统治者而非普通大众的历史，因而是残缺的历史。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历史由男人写成, 表现受男人控制和支配的世界, 而对女人的作用、贡献和成就要么竭力贬低, 要么视而不见。因此女人往往成为历史撰述的缺席者, 而历史也就成为男人的历史, 既不是人类的历史, 更不是女人的历史。显然，传统的历史编纂存在严重的偏颇之嫌。不仅如此，“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历史编纂往往是父权制的模式, 而父权制的历史模式则是用体现父权制度的语言得以实现、描绘和理解。”(Southgate, 1996: 104)。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 不仅在内容选择上偏向男性, 而且也体现出支持父权制度, 贬低女性、忽略女性的意识形态选择。后殖民主义者则指出在殖民者文化的控制之下, 被殖民者的文化或转入地下, 成为一支文化潜流, 或被连根拔除, 永无翻身的机会。被殖民, 就意味着从历史中除名。换言之，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言人所编纂而成的历史难有被殖民者的一席之地。综上，历史的编纂往往带有极大的倾向性和片面性，历史总是统治者的历史，强者的历史;被统治者和弱者总是被历史排除在外(曾传芳，2007:18-21)。由此，历史编纂的不公正性昭然若揭，历史对过去的再现受到质疑。

此外, 历史编纂往往局限于对外部事件的描述, 而忽略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历史主体——的内心真实。沃伦(Warren)认为, 虽然历史和小说都离不开想象, 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别：历史学家知道有想象世界的存在, 但仅限于外部对其进行谈论;而小说家必须洞悉自己所想象的世界, 必须深入内心了解他的人物。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关于想象世界的纪录和评价；而小说家则关注想象世界本身(Woodward, 1985: 117-118)。换句话说, 历史学家关注有关人类的知识, 而小说家则关注人类自身。普卢塔克(Plutarch)在比较历史和传记两种叙述类型的时候说了一段经典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说明历史亘古以来的根本关注:

我不书历史, 但书人之生活, 原因在此:即使最显耀瞩目之事并不能述美德、说罪孽;反之, 碎屑之事, 如闲言碎语或胡闹玩笑却往往能够展现人之性格, 而最残暴的杀戮、最盛大的仪仗，乃至攻城略地所不及也。画像者为能惟妙惟肖, 必然专注于眼睛中的诸种表情或神色(人之性格尽显于此), 而对其余并不费神过多。写作之道亦然, 我刻意于反映精神之迹象, 以此来呈现个人生活, 而将建功立业和攻城略地等大事留给他人。(Sholes et al., 1966: 65)

不难看出, 对个人生活进行描述的目的在于呈现人的灵魂, 而历史撰述的目的在于呈现重大历史事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重大历史事件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才构成历史的内容, 这点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的作品中得到证实,而古罗马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罗马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迁。历史记述建立在事件之上, 或一系列前后相继, 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事件之上。福斯特也评价说：“历史学家纪录行为, 如果说历史学家也记录人, 那也只是从他们的行为中推理出来的人。”(Forster, 1974: 31) 即使在历史学家表述人物的时候, 他的人物也仅限于外部行为, 从而只能是扁平人物。福斯特引用了法国批评家阿岚(Alain)的话来说明这一问题：历史只能讲述“人的一切可以观察到的东西——也就是说, 人的行为和从人的行为中可以推理出的人的精神状况, 而一个人纯粹的激情, 即梦想、欢愉、悲痛、自省等出于礼貌或害羞而难以启齿的东西”则只能留给小说去表述(Forster, 1974: 32)。人的纯粹的激情是一个人身上最隐秘的东西, 他人难以觉察。对历史学家而言, 外部的历史事件总是处于第一位的, 而历史人物本身则退居二位，即使历史学家表现一定的历史人物, 也仅限于可供观察的内容, 难以深入到人物内部的精神世界中去, 故而历史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将永远处于迷雾之中。因而，关注外部事件的历史撰述往往忽略历史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并不是完整的历史。与此相对的是小说, 小说主要关注感觉的真实, 注重呈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一定程度上, 小说更能够真实地再现过去。在现代心理学得到充分发展之后, 现代主义小说家如乔伊斯、沃尔夫、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心理真实优于外部真实的口号(曾传芳，2007:21-22)。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思潮和语言哲学的发展揭示了历史是语言构造物而不是独立的客观事实,是强者的历史而非弱者的历史,是对外部事件的关注而非对历史人物内心真实的探索的事实，从而对历史叙事的再现功能提出质疑和挑战。 但是，“过去真实地存在。问题是今天的我们如何去了解过往？我们又能了解到些什么？”(Hutcheon,1988:105)历史学家特里维廉 (Trevelyan) 认为历史最终包括人民的所作所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人民简单地说就是人 —— “同今天的我们一样真实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也在受自己思想的影响,受自己激情的支配”，而且同我们一样脆弱(Richardson,1977:81)。沃伦认为，了解历史必须走进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社会冲突表现在人们的个人生活之中，个人是外部环境的集中体现，个人的故事就是关于当时社会的故事”(Watkins et al.,1990: 70)。换言之，历史不仅包括社会、科技、经济、政治诸要素，更包括经历这些要素的人。所有构成历史的要素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参与者——个人——的身上。只有当历史被个人化，被个体体验，才具有意义，才能为现代的人所接近，所了解。因此理解历史人物至关重要，然而理解他们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古道热肠和高超的想象力”， 而不需要历史学家那副“冷漠无情、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表情”(Richardson,1977:81)。小说家可以凭借想象力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心理现实。如果说历史在重述过去的事件时留下了空白，小说却可以凭借虚构的特权填补空白，呈现更加完整的过去,毕竟“从最根本的源头去展现人的隐秘的生活正是小说家的使命”(Forster, 1974: 31)。卡莱尔对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系列历史小说大加赞赏：“这些历史小说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这个自明之理史学家们之前却毫不自知，即：人类过去的时代生活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是繁文缛节，不是官样文章，也不是抽象简化的人。”(Hale,1967: 36)

既然如此，那么再现过往的重任就不囿于历史叙事，小说虚构叙事在呈现历史方面也可大有作为。小说《奈特·特纳的自白》(TheConfessionsofNatTurner, 1967)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 1925—2006)发表于美国民权运动高潮时期的作品，获得了1968年普利策奖。小说通过重述美国历史上奈特·特纳黑奴起义事件，艺术地再现了美国南北战争前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刻画了起义领导者——奈特·特纳及起义的主要参与者的人物形象，诠释了历史事件深刻寓意。在“作者按”中，斯泰伦宣称，在该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他恪守历史真实性原则，尊重历史；同时，在历史叙述的空白处，他充分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进入主人公奈特内心深处，探讨生活在白人世界里黑人奴隶的心路历程，以及发动奴隶起义的动机，重塑历史人物，再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还原历史真实。作者声言，此举旨在沉思历史，关照当下。

2 纳特·特纳奴隶起义事件的历史研究

在研究历史的再现问题时，怀特提出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两个概念。他认为历史事件是“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历史事实则是“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其构建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或者在想象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怀特，2004：“中译本前言”6)。但是文献档案往往十分庞杂、琐碎，必须经过选择、排除、强调和归类，从中选取一些能用的要素来构成历史真实，写成前后相继、因果相承，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历史故事。这种选择、强调、归类的过程就是将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解释过程(explanation by emplotment)，于是历史事件被构建成一特定种类的故事，该故事的“意义”得以确定(White, 1973: 5-11)[注]怀特在《元历史》中指出，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解释模式有四种：浪漫剧 (romance)、悲剧(tragedy)、喜剧(comedy) 和反讽(satire)。其中，喜剧表现为“调和化解”，看似不可改变的对立因素之间冲突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和社会之间最终达成了妥协，社会环境表现得更纯洁、更健康。而且从长远来看，对立要素能够和谐共处，并使自身与它者合为一体。而按照悲剧模式则表现在悲剧结束时，故事的主角陨落了，其生活的世界动荡不安，矛盾冲突不断(White, 1973: 5-11)。。如此观之，历史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是根据一定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框架构造出来并以文本的形式让人们接近。古往今来，人们出于不同原因不断地解读阐释重大历史事件，从而建构了关于该事件不同的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所说：“历史的潜能巨大。受压迫者需要从历史中得到启示，用历史构建身份；统治者需要用历史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将之合理化、合法化。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Clarke, 1968: i)

关于纳特·特纳奴隶起义历史事件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叙述，有白人和黑人撰写的，还有很多黑人民间流传的口述历史版本。这些版本的叙述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不同的情节化解释模式来构建不同的历史事实。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普特克从阶级和经济因素入手，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编排和阐释。在研究奈特奴隶起义事件时，他认为首先应该考察当时弗吉利亚的经济状况。他发现由于棉花歉收，棉花价格上涨导致经济萧条，奴隶庄园破产，从而激化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导致黑奴揭竿起义，反抗压迫。因而，具体的经济因素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此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常常视历史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注]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册，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期间充斥了是与非、善与恶的对峙与交锋。阿普特克认为奈特·特纳的追随者是革命者，不是“受蛊惑蒙蔽的可怜虫或恶魔(除非革命者都被这样描述)，是无数为了追求和平、富裕或幸福而自愿投身于斗争中的人们的典范”(Aptheker, 1966: 5)。阿普特克笔下的黑奴起义者与白人奴隶主属于两个阵营，两个阶级，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我关系。很明显，阿普特克在解读奈特事件时赋予了它一种悲剧情节结构。

格雷版本的《奈特·特纳的自白》则是从种族主义立场，以悲剧情节模式来解读奈特奴隶起义事件。虽然，该文本是格雷根据奈特在狱中的口述整理而后发表的，但是，仍然是经过格雷进行情节编排和加工后的产物[注]斯泰伦将格雷的《奈特·特纳的自白》的一部分，即“致公众书”，放在他的小说《奈特·特纳的自白》的开篇。本文所参考的格雷的完整版见Albert E. Stone, The Return of Nat Turner: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Sixties America, Athens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2：408-429.格雷版本的加工痕迹，或构建性，将另文解读。。在开篇的“致公众书”中，格雷对起义者的仇视就表露无遗，他称奈特为“土匪”、一个“内心阴暗、矛盾，神经紧张的狂热分子”；其他起义者则是“恶魔般的乌合之众”“冷酷的杀人凶手”；他们发动的起义是一场“残暴的杀戮”。此外，格雷认为导致这起事件的根源并非蓄奴制度，而是奈特狂热的宗教信仰。格雷的《奈特·特纳的自白》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介绍奈特的宗教体验与幻觉，后一部分则详细地描述起义事件的血腥和屠杀白人的场面，这种安排暗示了前后两部分内容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格雷作为奴隶主代表，蓄奴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是体制的维护者；加之当时正值格雷家族遭遇变故，家道中落，格雷需要寻找名利双收的机会以扭转家族的颓势。而这次起义事件爆发后，美国南方蓄奴各州当局和白人社会惊恐万分，迫切想弄清事件爆发的动机和意图。格雷设法进入关押奈特的监狱，说服奈特向他坦白，从而得到关于起义事件的第一手资料，经他整理发表的《奈特·特纳的自白》销量很好，一个月之内再版两次，卖出近五万册，购买者主要是南方白人读者(Greenberg, 2017: 6)。

显然，无论是史学家阿普特克，还是律师格雷，就关于奈特奴隶起义事件的研究和叙述都带入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判断，并不能认为是原原本本地再现了历史。但是格雷版本的叙述被当作后来研究这次奴隶起义事件的最重要的史料，也被认为是代表了官方意志的宏大叙事，其中再现的历史事实被盖棺定论，成为既定历史。“格雷于1831年发表的册子——《奈特·特纳的自白》，被认为是奈特在狱中提供的证词，实际上成为所有后来关于奈特·特纳奴隶起义事件叙述的原始文本(ur-text)。”(Watts, 2016: 93) 阿普特克的研究和斯泰伦的小说创作均主要参考这个版本。

3 纳特·特纳奴隶起义事件的小说再现

与格雷和阿普特克不同，斯泰伦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这次奴隶起义，在相关史料的取舍、归类等方面，表现出的旨趣自然相去甚远。阿普特克则以格雷的文本为依据，批判斯泰伦遗漏历史史料，故意篡改历史事实，误读历史所蕴涵的意义。阿普特克指出斯泰伦主要遗漏了以下几个事件：一是奈特·特纳在起义爆发前的1820年代中期曾逃离其当时所属的奴隶庄园；二是当格雷质问奈特是否有罪时，奈特反问道：“难道耶稣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吗？”三是奈特提到了他的祖母及父亲并表达了对他们的崇敬之情。阿普特克认为斯泰伦忽略奈特曾经逃跑的事实，不能表现出奈特敢于反抗强权的性格，弱化了被压迫者与生俱来的斗争意愿和精神，歪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同样，抹除耶稣蒙难的反诘，就不能如实地表达奈特坚定的斗争信念；而忽略奈特的父亲和祖母的存在则削弱了奈特与其家族的联系，从而没能表现黑人族群文化的发展与传承(Aptheker, 1967: 375-376)[注]阿普特克对斯泰伦的批判不仅限于此，具体内容参看Herbert Apthek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The Nation 205.12 (1967): 375-376.。黑人群体，特别是《威廉·斯泰伦的奈特·特纳——十个黑人的回答》的作者，亦持相同观点。针对阿普特克等人的责难，斯泰伦认为，小说的目的不是拘泥于历史事件，而是要寻求能够统摄这些历史事件的“更大的真理”(a larger truth)(Styon, 1968: 544)。斯泰伦援引卢卡奇“对某一历史时期了解越深刻，……越不会被孤立的历史史料捆住手脚”(Woodward, 1985: 123; Lukacs, 1962: 167)的观点为自己辩护。

小说中，在讲述奈特·特纳的早年生活情况时，斯泰伦没有过多的笔墨描写他与家人的相处，而是较多地介绍他与第一个奴隶主缪塞尔·特纳一家一起生活的细节，特别是女主人如何教他识文断字，阅读《圣经》和英国作家约翰·班扬、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以及他在主人家里如何受宠，如何得到在年满25岁时获得自由的许诺等。小说中奈特耳濡目染，受白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接受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对白人文化顶礼膜拜。他将主人塞缪尔比作太阳神阿波罗，将他的妻子比作智慧女神雅典娜。奈特如饥似渴地吸取白人文化，竭力学习和使用白人的语言，他说：“我是个不知疲倦的偷听者，他们的谈话、评论，甚至他们笑的方式都能激起我无限的遐想。”(Styron, 1967: 144)[注]凡引述作家斯泰伦的小说《奈特·特纳的自白》时，均由笔者译自William Styron. 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下文引述时只标出页码。在塞缪尔·特纳家，奈特享有其他黑人所没有的地位，“我被娇生惯养，成了大家的宝贝儿” (169)。奈特认同白人文化，无论沉思还是祷告时都使用白人的语言。此外，依据奈特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杀死的唯一白人是18岁的玛格丽特·怀特黑德的事件，小说虚构了奈特与玛格丽特之间的亲近关系，以及奈特内心对玛格丽特的性渴望。

小说中这两个主要事件的安排被评论界，特别是黑人评论家，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他们指责斯泰伦歪曲历史，并给他贴上顽固的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实际上，通过这种情节的设置，斯泰伦想表达更加深邃的意蕴。

首先，描写奈特在白人主人家接受教育，阅读白人文化典籍等事件，实际上是描写白人对黑人(奴)奈特进行文化占有(cultural imposition)的过程(Fanon: 1967: 148-149)。白人文化占有破坏了黑人(奴)原初的共同体验，将一种异己的、扭曲的体验强加给黑人，这种白人的文化占有在奈特身上很成功，他不仅崇拜白人文化，认同白人的价值观，使用白人语言，视自己的白人文化占有体验为一种特权，采取“文化同化”策略试图融入白人社会。同时，特纳非常清楚地将自己与其他黑人区别开来，瞧不起黑人，他认为黑人是“低人一等的乌合之众，行为粗鄙笨拙、声音沙哑吵闹”，而“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孩，对他们是鄙视的，避之唯恐不及，一群远离大房子居住的黑奴渣滓——一群无姓无名的苦力，早晨便消失在磨坊厂或树林那边的地里干活，晚上则像幽灵一样回到他们的小木屋，如同困倦回窝的鸡群”(138)。他认为这些黑奴整天得过且过，“从不思考自己将何去何从……他们麻木不仁地忘记过去，接受现实，压根不知道有未来”(219)。接受过白人文化熏陶的奈特无法认同这等黑奴群体，逐渐认为自己好像已经是白人中的一员，越来越远离黑人社会。

正是因为缪塞尔的开明思想，使身为奴隶的奈特得以接受教育，思想得到启蒙。而教育又让他能够看到蓄奴制的本质，认清奴隶的悲惨命运。由于经济不景气，缪塞尔·特纳一家负债累累，特纳木材加工厂难以为继，只能关闭。缪塞尔必须筹钱还债，而筹钱的办法便是变卖家产：“我必须得把那些男孩卖了，因为我需要钱。任何不是人的东西 (non-human)都可以买卖。那些孩子要值一千多美元呢。”(215)奈特就这样被卖了，获得自由的承诺化为乌有。加上后来受到其他奴隶主的凌辱，奈特被迫认识到自己的“物性”(thinghood)，认识到自己与其他的黑人(奴)没什么两样，他失望、愤怒之至，“我难以置信到了疯狂的边缘，然后是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再后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怒，最后是令人沮丧的仇恨……对缪塞尔主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不断在心中升腾，我真希望他死掉。在我幻觉中，我看见他被我用双手掐死”(239)。

斯泰伦没有提及奈特的黑人妻子，而把将他杀死的白人女孩虚构成他的欲望对象，这种爱恨交织的故事情节更能显示黑人命运的悲剧性。玛格丽特与其兄长不同，她善良、开朗，对黑人没有偏见，非常赏识奈特的学识和聪明，但是无意间也流露出不把奈特当作同类看待的偏见。譬如，在奈特面前换衣服时毫不避讳，让奈特看见她若隐若现的身体也不觉得不妥，说明她骨子里只是把奈特当作家奴，没有把他当作成年男人。但奈特毕竟是有七情六欲的成人，心里燃起了对玛格丽特的渴望。然而，他心里清楚他们属于两个世界，美国的蓄奴制度给他们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奈特内心无比痛苦，由渴望而生恨。

因此，如果说缪塞尔点燃了奈特心中自由的希望之火，那么玛格丽特点燃了奈特内心的情欲之火。然而，燃起的火焰都无情地被掐灭。这种“逆转”造成小说主人公最深重的心理灾难。难怪奈特在小说中感慨道：“这似乎是个无望的悖论？……白人对我越好，越人道，消灭他们的欲望就越强烈。”(326)

通过奈特与主人缪塞尔以及白人女子玛格丽特的关系，斯泰伦想说明心怀善意的白人一方面友善地、居高临下地接受黑人(奴)进入他们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奴隶的处境懵然不觉，他们的仁慈或善良未能触动机构化的蓄奴体制，没有改变黑奴的物性(thinghood)、非人性(non-humanness)。更可怕的是，白人貌似开明的思想，实则是白人文化对黑人(奴)的占有，最终使得黑人(奴)逐渐远离自己的族群，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根。对于奈特来说，他被白人世界接纳的愿望落空，但又无法认同黑人族群，因此处于两难境地和分裂状况。正如心理学家莱英(Laing)所说，在这种分裂状况中的人“不能行动，也行动不了……他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死局”，一个生不如死的境况(Akin, 1969: 811-812)。黑奴遭受的这种苦难比奴隶主用鞭子对待他们更加残忍，因为这种方式扭曲和摧残了奴隶的心灵。由此可见，斯泰伦在小说中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蓄奴制下黑奴的悲惨命运，从而更加深刻地声讨了这一罪恶体制内在的残暴。

再者，将黑奴视为财产的白人看上去是施害者，但是他们最终也是受害者——遭到黑奴的憎恨，最终成为他们的刀下鬼。显然，他们同黑奴一样也是蓄奴制的牺牲品。正如鲍德温所说，斯泰伦通过讲述奈特的事迹，鞭挞了蓄奴制，重构了白人和黑人共同的历史(Sokolov, 1967: 67)。斯泰伦小说中重构的历史，表现出作家有别于黑白、美丑、善恶截然对立的两分法式的历史意识和撰史观。历史学家往往利用一些条条框框把各种历史事件、各色历史人物分门别类, 干净利落地贴上貌似得体的标签，有些事件被命名为革命运动，有些人物被称为革命英雄。这种以“好”“坏”来区分历史人物，以“进步”“倒退”来区分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忽视了评判标准的主观性和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普里莫·利瓦伊(Primo Levi)指出这种简单化的归类忽视了历史本来的复杂性:

我们喜欢把历史简单化……，把所有领域分为“我们”和“他们” 的需要非常强烈，从而导致这种两分法——朋友-敌人——的历史模式在各种历史叙事模式中居于上风。大众历史和中小学所教授的历史都受这种简单化的影响，竭力避免中间情形和复杂情形，这种历史总是把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化为冲突，和引起兵燹之灾的冲突,这些冲突存在于我们与他们、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之间。(Levi, 1989: 22-3)

作家斯泰伦显然不愿意用此类的两分法来表现历史。小说中的特纳在狱中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认识到，一方面黑人要为自由而战；另一方面，他也为杀死无辜而忏悔，在临刑前与审判他的白人法官和白人律师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是蓄奴制的受害者，他们只有停止对立，反思历史，才能避免悲剧重演。面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黑人掀起的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斯泰伦深表同情，并指出激烈的种族矛盾是由于长期以来白人对黑人的忽视和蔑视造成的。斯泰伦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但不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赞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义，主张黑人和白人之间达成和解(French, 2004: 215)。民权运动之后，在美国，人们开始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种族身份与归属，主张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互补和交流对话，而非冲突和对抗。《纳特·特纳的自白》展现了这一多元共生、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世界文化发展趋势。

4 结语

历史再现过去, 小说也再现过去, 两者都是关于过去的叙事。所不同的是, 历史宣称自己在客观忠实地呈现过去, 而小说则大张旗鼓地通过虚构来解读过去，从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在小说家斯泰伦的解读模式之下，处于冲突对立的黑人奴隶与白人奴隶主之间最终达成了妥协，对立要素实现了共处共存；斯泰伦从人性的角度考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修正既定的历史叙事，质疑代表官方宏大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有效地对抗官方权力话语的制衡力量，还原另一个版本的历史真实。实际上，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的出版所引发的大争论使业已被人们从记忆中抹掉的历史人物——奈特·特纳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Stone, 1992: 24)。有论者指出：“斯泰伦做出了比20世纪任何其他作家都多的努力，来普及和唤醒奈特·特纳黑奴起义事件的历史和记忆。” (French, 2004: 274)因此，被看作边缘之声的小说叙事参与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建构。正如科沃特(David Cowart)通过深刻的分析总结道：“小说家更经常、更成功地侵入史学家的领域，而不是相反。想了解滑铁卢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读者可能从雨果、司汤达或萨克雷的作品获取的信息比从米什莱或约翰·基冈撰写的历史作品中获得的信息更多。”(Cowart, 1989: 20) “荷马和索福克勒斯比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更好地诠释了他们的文明；而马克·吐温和惠特曼比弗朗西斯·帕克曼更好地阐释了美国精神。艺术家比史学家能更权威地叙述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Cowart, 1989:25)难怪，亚里士多德也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亚里士多德，1996：81，255)而且，事实证明诗才是最好的历史，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构成了“英国现存的最完美的历史”(Hale, 1967: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