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阶层”：论笛福小说中的“城市新人”

王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30)

0 引言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是公认的英国小说的开山鼻祖，被誉为“欧洲小说之父”。他出生在伦敦，父辈经营屠宰业，自己受过中等教育，曾周游欧陆，在20岁就已是位出色的成功商人，主业是经营内衣、烟酒等。但好景不长，30出头他就遭遇商业破产。之后，笛福迎来了复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当政府情报员，设计城市开发，创办期刊……毫无疑问，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让笛福饱尝人世的酸甜苦辣，也让他有机会从不同社会视角、社会阶层观察英国，成为那个时代的为数不多的博学者。这些经历是一笔独特的财富，成为其不朽作品的不可或缺的源泉。 从1719年发表第一部《鲁滨孙漂流记》开始，笛福先后创作了《辛格尔顿船长》(1721)、《摩尔·弗兰德斯》(1722)《杰克上校》、(1722)《罗克珊娜》(1724)等长篇小说以及《彼得大帝》(1723)等，还发表了不少政论文和讽刺诗。

笛福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社会又一个大变革时代，而这一次的巨变在城市中得到最强烈的体现，然后再从城市波及乡村。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威廉和玛丽打败了詹姆斯二世，而“这场由资产阶级和英国的新教徒推动的革命代表着城市战胜了宫廷” (Daiches，1971: 593)。从阶层变化上看，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层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绅士阶层，而财富(尽管不十分直接明显)已经是社会主要的发展动力了。人们曾经作为生活准则而为之奋斗、牺牲的传统理想似乎已经一去不回了。人们变得更文明，更精明，更理性，经济和道德最终分离。新兴的商业城市拒绝宫廷文化、特权和淫逸生活。宫廷道德规范逐渐消退，人们开始积极探索新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尤其是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68)。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其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报刊是笛福的《评论》(Review)，斯蒂尔、艾迪生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在这场论战中, 斯蒂尔和艾迪生试图 “调节着城市与乡村、乡绅与富有的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而笛福则坚定地支持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大量的非国教的新教教徒，他们是典型的城市商人)”(Daiches，1971: 598 )。显然，笛福的态度非常明朗。笛福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对伦敦这座城市非常熟悉，且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力，他的作品记录着英国商业社会及城市化进程，反映着城市新兴阶层及其城市生活。

1 伦敦与笛福的城市书写

城市，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一般认为，现代都市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因为启蒙运动在思想观念上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而工业革命把人口吸引到城镇，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自然结果。但是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情况来看，城市的兴起，最初的动因是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贸易大发展。所以，理查德·利罕把现代都市“划为三个持续发展的阶段：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和‘世界级’城市”(利罕，2009:3)，这是非常符合英国实际历史情况的。笛福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这里的转型主要是指，英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看，笛福生活在一个人口大转移的时代，即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城市化进程角度看，笛福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城市功能的转型时期，即城市特别是伦敦从一个宗教或者精神性的城市转变为一个商业性城市。城市社会学家芒德福(2009：339)指出：“大城市的文明尽管有丰富的技术独创性以及构造精密的物质组织，但在其可能支配的利益分配的结构方面却是失败的。”当我们把笛福的作品放在英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笛福小说的另一层社会历史意义。历史学家们试图用概念系统解释城市，而作家们却借助于想象系统。作为深谙伦敦生活的作家，笛福的作品借助想象体系描绘着庄园经济的衰败、乡土文化开始向城市文化的转变、现代城市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与物质的剥离。

笛福生于伦敦，葬于伦敦，“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无论是道德说教文、小说、散文或诗歌，伦敦总是或明或暗的故事背景、主题或故事结构框架”(Wall, 2008: 158)。然而，笛福笔下的伦敦已经不再是乔叟和莎士比亚所描绘的伦敦了。伦敦还是原来的伦敦，但精神象征的伦敦已经逐渐让位于以物质为中心的伦敦了。16、17世纪之后，伦敦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迅速成为全国货物集散中心和世界性贸易市场。并且，随着英国教会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大量的修道院和宗教场所被捣毁，大量皇家建筑、豪宅、大型公共建筑物拔地而起，向人们彰显着对世俗权力的崇拜、对世俗生活的享受和物质至上的追逐。作为帝国唯一的大都市，各个阶层的人蜂拥而至，寻找机遇，追逐名利。虽然伦敦商业繁荣，但人口的膨胀和流动、郊区的失控、社会矛盾尖锐、流行病蔓延，这样的急速变化让一些人感到了恐惧和不安。17世纪的伦敦经历了瘟疫(1563、1603、1625、1633、1636、1664—1665)和伦敦大火。宗教人士们警告人们，这是上帝对伦敦罪恶的愤怒和惩罚。托马斯·纳什(1567—1601)在《基督毁灭耶路撒冷》中说：“处在自私自利、追求时髦和欺骗之中的伦敦人引起了上帝的不悦。”(陈晓兰，2006：12)疾病和大火不仅摧毁了人们的生命，也动摇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笛福似乎感觉到伦敦正在遭遇一场重大的历史变故。所以，他不仅在小说中对城市的面貌变化进行了细腻的刻画，还用纪实的方式在《伦敦大瘟疫亲历记》(1719)中详细描绘了1665年的那场瘟疫，展现着死神降临城市时人类的处境。死亡从开始的每周几十、几百人，到几千人，最后到上万人。“伦敦几乎被泪水淹没了，虽然悲悼死者的人没有走上街头，虽然也看不见为逝去的亲朋穿戴的丧服，但是悲伤的哭泣、哀悼的哭泣却真真切切地弥漫在大街小巷。”(笛福，2003：18)人们内心充满恐惧，只剩下保全性命的原始本能。最突出的是对原来宗教信仰的质疑：上帝何在？然后便是迷信和巫术开始盛行，各种异端邪说和谣言蔓延传播。“苦难一个接着一个，恐惧与忧虑使人们陷入了种种脆弱、愚蠢和邪恶之中，而真正丑恶的人又在其中煽风点火，像占星家、算命先生那样狡猾的人则从中获利。”(笛福，2003：35)瘟疫似乎是对城市群居最沉重的打击，在瘟疫肆虐之下，人与上帝、 人与人的关系濒临解体。逃离死亡的最佳方法就是断绝与人交往，隔离自我。根据笛福(2003：295)的观察,“经过这场灾难以后，城市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瘟疫之后，伦敦大火接踵而至，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了一个新伦敦，该设计最初是将伦敦交易所(the Royal Exchange)设计为城市中心，华丽的林荫大道从中心呈辐射状通往周边地区。该设计得到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极大赞赏，但由于昂贵的地产价格，最终未能实施。尽管雷恩的计划未能成功，但由此可以窥见作为启蒙思想产物的商业城市的兴起，即宗教或精神性的城市已经转变为商业性的城市。1665年席卷伦敦的瘟疫夺走了近十万人的生命，而1666年发生在伦敦的那场大火整整烧了五天，烧毁了近四分之三的伦敦旧城，这似乎是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预示着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英国伦敦的终结。尽管宗教界人士大声疾呼，不停地警告人们，如1666年大火之后，圣·保罗大教堂主教威廉·桑德克罗夫在布道词中说道：“很明显，上帝的审判降临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头上，大火正是他对我们普遍存在的罪恶的不悦的证明。”(Ward, 1999: 26)但是，历史的车轮谁能阻止？通过瘟疫和大火，伦敦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世俗化商业的繁荣。

商业社会以交换价值为核心，以赚钱多少评判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传统宗教性城市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是完全不同的。笛福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对伦敦作为一个新兴商业城市以及新型的商业阶层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在《道地英国商人》中，笛福这样描绘新兴商人阶层：“我们的商人是君主，甚至比一些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地位更高，权力更大……”( 利罕，2009：36)他还在多部书籍中描写了整个城市的新建咖啡馆，它们除了休闲娱乐功能，还是商业活动的票据交换所，为商业投资者提供商业信息(如轮船起航与到达、股票行情等)。这样的描写直接而形象地道出了英国社会及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在笛福笔下，这座新城市是一个由商业需求而结合的实体，而笛福为这座城市给新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欢呼。不过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小说家狄更斯的笔下，这一变化已经变得如此注重物质利益，使人们心肠变硬，越来越冷漠无情，并改变了我们的共同体感受和以人为本的认识。所以，狄更斯试图用道德的力量将人们带回到以人为价值本位的境地。

2 商业都市与“新兴阶层”

从西方历史看，建立最早的城市，其目的是用来满足居民们的基本需求：拜神祭祖，获取安全感，在共同体中寻求安慰，等等。这样早期的城市往往是以教堂和墓地为中心。随着城市不断扩张，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与大自然便相隔越来越远。当人们离开了土地，自给自足的生活便趋于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之上的经济生活，而经济利益必将成为一切的主宰。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后，在应运而生的新兴商业城市，经济便成为一切的基础，这便意味着始于启蒙运动的理性力量彻底地祛除了城市的神话气质。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反映，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无论在精神气质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莫不如此。“如若在小说与先前文学形式之间做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重大的差异：笛福和理查逊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最早的大作家，他们的情节并非取自神话、历史、传说或先前的文学作品。”(Watt, 1957: 14)

随着商业的繁荣，城市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城市管理体制及城市生活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个新兴阶层——商人、律师、官僚等——悄然而生。同时，新的社会问题，如通货膨胀、失业、贫穷、犯罪、道德堕落等也不断涌现。这些伴随现代商业城市而生的新问题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道德观以及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左右着人们的情感。新的城市体验必然带来全新的都市人。人改变了城市，城市反过来也塑造了人。在新兴商业城市中，经济利益居于主导地位，它支配着城市的运转以及人们的行为，追求财富成为人们的最大目标。当时的一位改革家写道：“睁大眼睛到处看看，你除了看见大量的财富和更大量的财源外，再也看不见什么”，在伦敦的富商“远比德国或意大利的君主来得富裕。”(勃里格斯，1991：15)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城市是肯定的，许多诗歌、散文赞美了伦敦的财富、繁荣、自由、法制，如苏格兰诗人威廉·邓巴(William Dumbar)在诗歌《献给伦敦》(To the City of London)中，这样赞美伦敦“伦敦，汝为城中之精品”，“伦敦，汝为众城之精华”(陈晓兰，2006：10)。笛福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在前市场社会，金钱跟随权力，在市场社会，权力追随金钱。伦敦就是这种新的金钱、商业自我的源泉。”(利罕，2009：41)显然，笛福对新兴伦敦的考察不是简单的称颂，而是在小说中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城市的这种巨变，表达了某种焦虑心情。在笛福的小说人物中，我们可以瞥见城市转变所留下的深深印记。现代都市的生存法则开始渗透进他们的生活中，他们的思想观、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都已经打上了现代都市的烙印。

在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崛起的现代商业城市中，经济个人主义已经取代乡村集体生产。在城市中，新的经济秩序大大增加了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而对教会、行会、教区甚至家庭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人们基本上是独自负责他所扮演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角色。笛福笔下的主人公如摩尔·弗兰德斯、洛克萨娜、杰克上校、辛格顿船长一样，都是新兴时代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他们所有的人都追求金钱，金钱被他们称为“世界通用的徽章”(Watt, 1957：63)，正如摩尔·弗兰德斯所言，觉得“只要口袋里有了钱，便可四海为家”( Defoe, 2006: 186)。到了20世纪，随着金钱对城市人控制的进一步加深，作家们对城市与人生的意义产生了质疑。譬如大诗人艾略特满怀悲怆地写道：

当陌生人问起：“这座城市的意义何在？

你们拥挤在一起，是否因为你们

彼此相爱？”

你将如何回答？“我们大家居住在一起，

是为了相互从对方那里捞取钱财”？(Eliot, 1969: 155)

当然，笛福时代的文人们并没有对城市产生如此绝望。但是，在笛福的眼里，城市已经使得人与金钱的关系上升为最重要的关系，而其他的关系都将退居次要。韦伯(M.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指出,富兰克林伦理的“至高至善”(summumbonum)即是把赚钱作为目的：

即尽量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对不合理的。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我们称之为自然关系的这种颠倒，虽然从自然情感出发是不合理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韦伯，2005:25)

在这样的主导原则之下，人的思想、感觉、行为模式都将贬值，各种传统形式的群体关系、家庭、行会、村庄、民族感等都要被削弱。在笛福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或成孤儿，或少小离家，从此远离故土，永不回来。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物都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独立寻求生存和谋取财富。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私生子，母亲是一个荡妇、窃贼和囚犯，她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也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因而，弗兰德斯没有可以依靠的传统社会关系，但也不受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罗克珊娜虽然有良好的出身，有富豪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像摩尔·弗兰德斯一样，她也离开父母，无家可归，无牵无挂，贫困的逼迫、生活的磨难让她不再单纯。她所能依赖的传统社会关系全部崩溃，而这，恰恰是她获得无拘无束的个人发展的必然前提。罗克珊娜在拒绝荷兰商人的求婚时，不断地强调：“一个女人应该和男子一样是一个自由人，是生来就是自由的。”(笛福, 1998: 148)众所周知，在《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离开家到海上去冒险并非源于他的什么理想或者探索，而是“在对自然的嗜爱中，有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而这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在小说叙述中表现为对“安居乐业”这种传统思想的反抗。在小说里，笛福描述了所谓的理想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的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瞬息万变，荣辱相交……唯有中间阶层的人能够享受尽人世间的幸福与安乐(Defoe, 2008: 6)”。为了改善一个人生来注定的命运而离家出走，是个人主义生活模式不可或缺的特征。这是早期资本主义富有生气的趋向，更是新兴商业城市赋予人们新的生活可能性。在《冒险记续集》(1902)中，克鲁梭·鲁滨孙说道：“去寻找真正的激情，去做生意，去获得如此之大的利益；正像我说的那样，这确实比老老实实坐在那儿有更大的乐趣，更能使心灵获得满足。安静地坐在那儿，对我来说尤其是生活中的不幸成分。”(利罕，2009：68)不安于现状，力图不断地改造它，鲁滨孙的这一冲动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赋予经济个体所特有的个人气质。

商业城市的诞生，是现代性的标志。在新兴的商业城市中，流动和不稳定是其鲜活的血液, 恰如丹尼尔·贝尔(2012：49)所言：“唯一的真实就是运动和变迁。”城市在人们频繁的交往和交易中不断繁荣，而人们在流动中谋求生存，获取财富，而这可以被看作洛克心里“不安定”的经济和社会形式的体现。这样的生活状态与传统庄园经济的稳定性是截然不同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为人们不满足现状、寻找新的机会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产生错乱感和危机感。笛福小说中的人物如摩尔·弗兰德斯、洛克萨娜、杰克上校，几乎个个都是如此。他们从不满足于某一种状态，总是不停地更换生存环境，期盼获得最大利益。同时，他们也感到焦虑与不安。每当弗兰德斯在一个地方处于困境之时，她便会选择离开，“由于这些担忧，我立刻做的一件事就是远离熟人、朋友，改名换姓”(Defoe, 2006:50)。罗克珊娜也是如此，她熟悉这个城市(伦敦)，知道它的轮廓，善于伪装自己，精于在城市里周旋，她非常明白在不同的场合都要举止言行得体：“她的伦敦是一个既易于曝光又易于隐藏的地方，完全视环境而定；她总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尽力迎合不同环境的要求，而这是她的生存之道。”(Wall, 2008: 169)城市庞大而复杂的生存空间，一方面为这样的生存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的冒险甚至铤而走险提供了空间庇护。因为，在城市中，个人很容易便消失在人群中，人与人的交往是即时的，不确定的，多样而多面的，人们很容易转换自我的生存空间。因此，对于“城市新人”而言，城市既是一个可以发挥个人能力，寻找发财机会的好地方，也是一个可以随时逃离困境、隐藏自己的好地方。

3 “城市新人”：个人价值与物质追求

对于新兴城市中的经济个人主义者而言，其他的社会关系都要从属于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个人。贝尔(2012:14)指出：“现代性最根本的前提是，一个社会的社会单位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市，而是人。”这个“人”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独立的个体。甚至包括浪漫爱情这样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在鲁滨孙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位置。在他独自海上冒险和荒岛求生的艰险历程中，对女性的幻想从没有出现过，却常常发现自己更需要的是一位男性的奴隶。当他回到文明社会中，爱情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婚姻依然严格屈从于生意事务。只有当他的经济状况为又一次的远航做足准备之时，他才结了婚，然后三个孩子降生，妻子离世。“妻子”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这些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在文中也仅仅一笔带过。在《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中，两位女主人公也对爱情没抱多大幻想，即使有那么一点点爱情火花，也很快熄灭。弗兰德斯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所谓爱情之后，变得非常理性，“对于他们的惯常算计，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不会再落到那种陷阱里去了……我曾经被那个弥天大谎——所谓爱情——骗过一次，但是这个把戏已经结束了”(Defoe，2006：47)。这段所谓的爱情，对于弗兰德斯而言，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500英镑，而这个数目让她非常兴奋。之后，弗兰德斯不停地更换男人，合法的、非法的，她的丈夫不是跑了，破产了，就是死了，所有的婚姻都极为短暂，而这无数次的婚姻又都与金钱有直接关系，男女双方都出于利益的考虑而爱上对方或者结婚。这正印证了弗兰德斯对爱情的理解,“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就连婚姻也不例外。结婚不过是为了相互利用，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生意，而与爱情没有多大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Defoe，2006：53)。这段小说里的独白，对于我们认识伦敦那个时代的“城市新人”是极具启示意义的。

在笛福的小说中，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关系，爱情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笛福那样肯定财富的价值，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如此鲜明地表现出积极的拜物主义。应该说，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小说家笛福也并不是绝对的拜物主义者，他在小说中有不少地方通过主人公的口吻，表示出对金钱至上的警惕。笛福不厌其烦地详述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在每一次婚姻和性关系中获得的金钱数量、珠宝价值、财富数额或者损失的钱数，数字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对于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而言，财富是她们获得自由、尊严和地位的基本保障，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可以买到爵位，而爵位能帮助灵魂得以升华。在《罗克珊娜》的忏悔中，“要公正而真实地来说，我可不能说我有那么坏，而只能说是苦难使我堕落，贫困使我成了一个妓女，而对金钱和虚荣心的贪得无厌又使我继续不断地犯罪……”但是主人公又说：“魔鬼就是用这些锁链绑住了我。”(笛福，1998：225)无论是弗兰德斯还是洛克萨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一无所有，因而身体是她们唯一的本钱和财富的源泉。她们靠经营自己的身体和聪明才智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这一点看，她们是妓女，同时也是成功的商人典型，甚至可以把她们视作“妓女商人”。她们身上带着“妓女”和“商人”的双重身份，而笛福也在刻意地模糊这二者的关系，并为她们的行为不停地寻找开脱之词。就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而言，她们不同于传统的妓女：一方面，她们的交换行为中往往伴有所谓的爱情和婚姻这一社会合法模式；另一方面，她们在获得一定的财富后，便开始不断地经营她们的财富，通过财富聚敛更多的财富。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家是矛盾的，也就是说，他在肯定个人追求物质的同时也否定他们获取财富的途径。但是，笛福也清楚，这对于刚刚进入城市，一无所有的“城市新人”而言，似乎又是无法克服的。

4 结语

笛福的创作时期正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伦敦作为现代大都市的形成时期。小说家用细腻的笔触，对商业大都市的新兴阶层进行了精心细腻的刻画。他笔下的“城市新人”大都具有“无止无息寻觅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识的冲动”(贝尔，2012:15)。这一冲动的产生一方面是寻求经济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冲动正是现代人摆动宗教桎梏后寻求独立自我的体现。还应该指出，笛福笔下的“城市新人”尽管大多为了金钱利益而无视传统道德伦理，但作家都从生存环境、人性弱点等方面给予解释。显而易见，作家对“城市新人”是赞赏的、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