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

吴梦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上海 200083)

0 引言

《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化想象的典型，它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对家族传奇的创新展现，更在于用魔幻的方式介入现实，从而唤醒本民族内部和其他民族内心共通的想象力。中国文学对《百年孤独》的接受和译介始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奖之际，《百年孤独》作为被世界或是西方接纳和认可的范例，被中国文学界探索并借以反思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并通过对民族的寻根来走向世界。张炜是80年代中国深受马尔克斯创作手法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在代表作《九月寓言》中将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充分地内化，呈现和反思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状态和出路，还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情怀、纯粹的大地情结，展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充分内化，呈现了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文学形式的视角出发，以《百年孤独》和《九月寓言》为探讨案例，来探究寻根文学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内在原因或决定性原因。不管是民族身份的相似性、《百年孤独》的成功还是新时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诉求，都是影响产生的客观原因，不能解释这种影响产生的必然性，也不能进一步解释寻根文学是如何接受这种影响的以及寻根文学在接受影响之下的独特性。而文学形式的认知意味则是从文学内部出发，同时这种认知还隐含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认知反应关系，既能为文学关系的探讨提供一个内在的视角，又能不脱离社会现实。在文学影响的接受中，本土化是一个有效的学习机制，那么寻根文学在文学形式上又是如何本土化以及本土化的依据是什么？寻根文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实现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平衡？这些也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1 文学形式的认知意味

卢卡奇(Georg Lukacs)(1974: 77)曾表示：“一切简单的主题都早已用尽。”文学的主题是相对有限的，可以分为若干种，如爱恨、思乡、欲望、生死等等。这些主题反反复复出现在文学史的各个阶段。不断更新的文学形式推动文学史的演化，每一阶段的文学形式都赋予了现实和文学主题新的内涵。文学形式有着独立于内容之外的独特意味，在文学史中也有着自身的演化机制和功能，不是一种被动的文学元素。

克莱夫(Clive Bell)(1913)率先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这个概念，认为构成艺术的一笔一画、一音一节或一词一句这些形式上的元素都能够激起人们的情感，所以他把形式的意味归结于审美情感。卢卡奇对形式的关注结合了社会转型。他指出，在社会的变迁中，个体思维的转变具有滞后性，这时新的形式出现一方面证实了社会转型和思维转变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又调整了个体思维来应对新社会形势和弥合不和谐的地方。在卢卡奇看来，文学形式的功能在于转变思维来应对已经改变的社会形势，但没有涉及文学形式是如何转变思维来填补社会与人们思维之间的隔阂。詹姆逊(Jameson，2007：xiii)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关系出发，强调内容与形式不可偏一而谈，两者互为前提。他进而指出，这两者的对立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即冲破二元对立的条框，把问题复杂化(Jameson, 2007:xiii)。但他并不是为了复杂而复杂，而是将这种对立从二元之中解放出来，来看到内容与形式之间更多的关系，从而得出更多的可能性。不管是确定形式的意味性，还是探索形式与社会的关系，抑或是突破内容与形式的二元框架，这些文学评论家都强调了形式的重要性。但整体而言，形式自身的独立性和意味性并没有呈现出来，其意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裹挟在内容之中，只是内容变成了情感或者意识形态，而真正开始强调文学形式的自主性和功能性的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在《美学的维度》一书中，马尔库塞集中探讨了文学形式本身的功能，他指出文学形式具有独立的自主性。首先，文学形式具有审美的维度，这种审美性是通过“成为形式的内容”而非“成为内容的形式”获得的，形式本身具有内涵。其次，文学形式具有能动性，其直接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的意识和认知，能够“突破神秘的社会现实，展开变革的新视野”(Marcuse, 1978: xii)。这个观点从形式本身出发谈论形式，确立文学形式的自主性具有创新性，但对于形式如何作用于人的意识，还是落入了窠臼——形而上的“净化”(catharsis)。伊格尔顿(Eagleton，2002)将这种观点往前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文学形式代表着理解现实的新方式，也就是说，文学形式能够构建认知方式，并以此方式影响着读者对于现实的认知，这便是文学形式的意味所在。

新的文学形式通常出现在社会变革或动荡之际，这时的社会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文学并非单向地反映这些问题，正如莫莱蒂所言，文学有着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而它解决的方式是理解和接受存在(Moretti, 1996: 6)，理解问题即解决问题。莫莱蒂十分注重文学形式在文学演化和传播中的作用，在他眼里，文学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对文学材料和生活材料的形式编排，构建新的认知方式，从而适当地理解现实。因此，文学形式为现实困境提供了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并非实实在在的方案或行为，而是通过认知构建来理解和看待新的社会形势。

在以上理论梳理和探讨的基础上，本文对文学形式的意味性进行了重新整合和界定。首先，文学形式的意味性必须以文学形式的自主性为前提，也即对文学形式的思考和探讨要突破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框架，把文学形式当作一个自主的文学元素，探索其自身的演化机制。其次，文学形式的意味性以自主性为前提，但具体呈现在其功能性上：文学形式与社会现实是一种认知反应关系，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反映关系。当社会发生变化了，过去的文学形式所承载的体验或认知方式，不再适用于新的社会形势，这时需要重新组织和编排文学材料和现实材料，一来脱离过去文学形式和文学表达的方式，二来构建理解当下现实的认知方式。这种文学形式上的调整呈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文学形式呈现的是对现实的不同认知和理解，能够产生不同的审美效应和目的。文学能够介入生活并发生实际的作用也有赖于文学形式的认知功能。创作者对现实的认知和态度会以形式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影响读者对于现实的认知乃至体验，并以此达到介入现实的作用。最后，在文学的跨民族流传中，文学关系触发影响和得以承续的往往是文学形式，更准确地说是文学形式内在的认知方式，而得以承续的也是对文学材料的处理方式和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方式。正如寻根文学并不是受具体作品《百年孤独》的影响，而是受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文学形式的影响，借用这种文学形式的认知方式来重新审视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现实，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探索视野是在确立民族文学本土性的基础上来强调对外来影响的选择和接受是一种认知上的需求，同时在接受影响的基础上对本土社会现实的描写会经历一个外来影响本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调整过程，从而能更好地描述本土的社会现实，让外来影响能够在本土文化中有机成长。

2 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接受

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从概念上的争论而言，经历了从内容论到形式论的转变。“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最初由弗朗兹·罗(Franz Roh)提出，他是针对绘画艺术提出的，强调的是现实与魔幻的无界限融合。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将这一概念运用到拉美文学上，这才出现了文学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他认为这一文学形式呈现了拉美地区的人文、历史、地理和政治。詹姆逊在《论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中指出魔幻现实主义的诸多特征反映了拉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布伦达·库珀(Brenda Cooper)也认为，现实与魔幻并置及其所具有的“混杂”等形式上的特征都反映了处于转折时期的拉美社会现实：前资本主义社会与新兴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共存。这种阐释都将魔幻现实主义认定为后殖民特征的一部分，也即形式成了内容。

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在后续的发展中，慢慢呈现出了形式的自觉。路易斯·雷昂(Luis Leal)认为，魔幻现实主义通过揭露人与世界的神秘关系，体现出对待现实的态度。斯蒂芬·斯莱蒙(Slemon，1995: 411)在后殖民阐述的基础上，指出文学语言具有认知特征，魔幻现实主义通过文学语言的认知编码来传达文学形式与所呈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安妮·赫格尔菲尔德(Hegerfeldt，2005)更是将魔幻现实主义视作理性-科学知识体系的补充，认为这种文学形式构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理性知识体系的非理性知识体系。

毋庸置疑，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肯定带有时代和社会的印记——“魔幻现实主义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后殖民和发展不平衡的地方，世界上新的旧的、现代的古老的、科学的魔幻的视角共存着”(Cooper,1998: 216)，时代和历史背景影响和限制作家们的审美选择和表达。但魔幻现实主义对于社会历史语境也不是一味地反映，还通过文学材料的编排，思考拉美所面对的诸多矛盾，如拉美社会中民族与世界的对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立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割裂。魔幻现实主义中，魔幻与现实的融合、时间的游戏以及寓言式的叙史这些形式上的特征，既呈现了拉美社会上新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混杂，同时也以非理性的魔幻思维重新构建了传统和民族的独特性，寻求了本土性与外来影响、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寻根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这种影响得以产生有着两方面的重要原因。首先，中国的小说创作传统和民间文化中，从上古神话到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再到唐传奇，转而至明清神魔小说，充满着各色的魔幻元素，这也就增加了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度和消化机能。其次，更重要的是，80年代的中国和四五十年代的拉美有着相似的社会困境，所以用于表达和理解拉美社会文化背景的认知模式也能适用于中国。这一点挖掘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刺激、第三世界文化背景和走向世界的诉求等影响因素的深层原因，所以最终让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遍地开花，并不源于主观的诉求或是社会背景的简单相似，而是魔幻现实主义作为认识和表达拉美社会的文学形式和认知方式，给具有相似社会困境的中国带来了理解当时社会形势的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仅让80年代的作家们更加理解自身面临的社会现实，还寻找到了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特色认知方式。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市场面前，西方的文艺思潮呈排山倒海之势涌来，整个社会正处于改革和过渡之中。现代与传统、历史与当下以及世界与民族之间的冲突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20世纪50年代的拉美作家共同面对的时代困境。虽然寻根文学是在1984年的杭州会议之后才得名，但在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寻根的趋势，如汪曾祺的乡土小说、知青作家们对放逐生活的描画，但对民间资源的处理是一种怀旧性质的，直到寻根文学的出现，民间资源才开始具备现代性意识。而寻根文学赋予民间资源以现代性，并以此处理着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则得益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1982年，《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打开了拉美文学涌入中国的阀门，进一步引导和促进了寻根文学的发展。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将魔幻视作现实的一部分，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相互交织并置，并且以非理性的神话思维而不是理性思维来讲述全球化时代里民族的命运。这为中国作家处理世界与民族、历史与当下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写作范式，他们借以反思自身的民族和处境，寻求符合自身语境的文学表达方式。

具体而言，《百年孤独》的以下形式特征撬动了80年代寻根文学作家的认知，促使他们以新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现实处境。首先，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并不是魔幻，而是魔幻与现实的无界限并置。《百年孤独》中的魔幻元素，如猪尾巴的阴魂不散、Rebecca背骨寻亲、Amaranta将死之际收集生者信件代为捎给死者，实则指向的是哥伦比亚的神话、传说、习俗，它们与书中人物世代相互融合，以讲述事实的口吻进行叙事。这些本已为当地人所熟知的元素以陌生化的姿态出现，反而给予了它们质感，更重要的是给了民族一个新的展现维度。其次，马尔克斯以马孔多一百年的离奇历史透视了拉美整个的历史进程。在诞生之后，马孔多接受外界带来的磁石、铁路、政府、工厂等现代文明的象征，同时也就接受了失眠、战争、屠杀、消亡等灾难，将内战、罢工、屠杀等历史事件全部融入其中，且都以魔幻的姿态呈现：屠杀的记忆被大雨抹去，马孔多被大风吹走，战争是为了房屋的颜色。现代文明与本地原始文化的冲突与消解中，呈现的是对现代与传统关系的一种建构，一则历史透视法需叙述者与故事本身保持着距离，这种距离又给予了讽刺的空间，如果没了这讽刺的远离，魔幻就仅仅是魔幻，而起不到批判现实的作用(Cooper, 1998: 49)。马尔克斯在对历史的处理中，以模糊又带着讽刺的叙述，建构了他自身对传统和现代文明的认知。再如，《百年孤独》描述了生活中除却现实之外的诸多维度，且打破了这些维度之间的界限。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叙事中来回穿梭相互影响，生者与死者对话，魔幻与现实相融合。这与现实主义重理性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魔幻现实主义本着描述现实的原则进行了一场反理性的抗议。二元对立有强必有弱，而马尔克斯将强弱界限抹除，无所谓高低，其隐含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意识。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来说，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些特征首先赋予了民间资源以现代性，民间资源可以解构主流和政治意识形态，其次也在外来影响中挖局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强调神话意识的力量，而不至于臣服于西方现代的理性主义。

3 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以《九月寓言》为例

影响的接受并不意味着模仿，更重要的是根据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进行本土化，而本土化才是一个有效的影响机制，这也是寻根文学能够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反响的原因。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具有浓浓拉美特色的文学形式，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又成了具有浓浓中国特色的寻根文学。从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到寻根文学的本土性，是将外来的形式本土化从而以本土的形式讲述本土的故事。

《百年孤独》所采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是非理性的典范，不仅呈现了生活的诸多维度，还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限。这给中国读者带来的不仅是新奇，更是对文学思维的审美震惊。寻根文学的作品也运用了魔幻与现实相并置的方式，但魔幻元素并不如《百年孤独》中那么彰显，较常见的是带有风土人情的元素和传说，并且对民族的刻画有着明显“去政治化”(李庆西, 2009: 16)的倾向。《百年孤独》虽然关注的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关注的是人或是作为群体的人，但依然呈现了哥伦比亚地区的政治革命和殖民抗争，并没有试图去遮挡或是选择性无视历史革命的面貌。在《边境以南》中，滕威表示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与拉美的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中国作家在对其输入的过程中，自动过滤了其革命的部分。《九月寓言》就通过家族式的“秘史”，来淡化革命阶级意识，而取而代之的便是乡土意识和生命意识。

除了与政治内容刻意保持距离和避而不谈，寻根文学对于非理性的表达，更多的是在叙事上采取散点和语义上的模糊，打破直线式叙述和严格的时间序列，有意颠覆“因果思维模式”，制造模糊、暧昧的表述。《九月寓言》每章独立，章节之间并不依循时间顺序，每章集中描写几个人物，类似一个中篇小说，独立讲一段故事。故事集中讲述了两代人之间“当下”的故事，并将“当下”分割成七个独立的部分，但叙事上的断裂并未损坏故事的整体。张炜将九月一次又一次地摆在读者面前，时间向前走着，但却走不出九月的循环，周而复始。这样的“散点式”结构承载了特定的时代特征：1966年至1977年间阻断了自“五四”以来的文艺传统。这种文学形式虽然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具备的断裂的特征，但在这种反映之中又有着对于断裂的反思，每打开一章，面对的不是绵延下来的故事，而必须重新打开画面，穿梭与前后文来把故事完整。在看似的文化断裂中，实则有着一以贯之的因素，审视文化传统的逻辑也不应该是单向的，而是循环往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新形势需要一个开放且多元的思维，不管是去政治化还是散点的叙事风格都是在思维上进行的创造性转变。

本文在探讨寻根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中，指出文学传统在包容异邦的表达方式之时，也承担了一部分本土化的任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学传统也一直以一种断裂的姿态呈现在众人面前。白话文运动是具有先锋性意义的，以启蒙为旗号引入了现代性。面对这种断裂的文学图景，“被压抑的现代性”就是对弥合断裂的一种尝试，更是一次创举，文学传统是延续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延续不该是带着现代观念来衡量过去的文学，而是应该从过去的文学场出发，一点点往后看，探寻文学发展的范式。文学形式的变是必然的，但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文学传统一直以“民间”的姿态承续着，民间文艺起着补充新文学“文化断裂”的不足(陈思和, 1986)，寻根文学的诸多作品都延续了小说传统，如志怪、唐传奇、宋代话本、明清神魔等(季红真,2014)。关于小说，历史上一直贯以“琐屑之言”及“街头巷语”之名，且多才民间之“闲言碎语”。从“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到“叙述婉转、文辞华丽”的唐传奇发展成熟，到了宋代，在志怪和传奇的基础上，语言进一步平实，开启了“白话小说”的头，一直发展至明清的长篇神魔小说。小说这一路的发展，起初依托正统史话记录“琐屑之言”，随着市民阶级的状态，一步步口语化市民化，以传奇为枢纽，承载着民间资源的历史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白话出发，发动小说以启民智，也是对民间语言的充分利用。

《九月寓言》(张炜, 1993)中记录的是一群“有毒”的“鯅鲅”， 赶鹦有如宝驹的化身，龙眼有着一头雪白的头发，金祥孤身背鏊子返乡的奇遇，龙眼妈喝农药寻短见反而更有生气，这种种描述都有荒诞离奇之处，回归了传统小说的传奇特色。就文学内涵而言，张炜充分运用了老庄哲学，道法自然故无争，一切自由又浪漫，连那些所谓的骚动也有着诗性的光环。《九月寓言》里万物都有着自由而浪漫的色彩，无关理性，只关乎存在。年轻人在夜间放肆地奔跑，挥洒着原始的野性；大脚肥肩的恶和残忍，导致三兰子的离世，但她与独眼老人的情感交流又有着动人的情思，无关理性或善恶，本是一种生存之道。就文体特征而言，散点式叙事是对从话本发展而来的章回体的一种承续和突破。章回体的特征是每回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回与回之间相对独立，但又承上启下。《九月寓言》的章与章之间也相互独立，只是承起不是“且听下回分解”的线性逻辑，更多地表现在叙事的内在逻辑上，这是对单一叙事思维的突破。

寻根文学纷纷走向民间资源，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学传统的断裂。这些民间资源并非仅仅作为民间资源而存在，张炜在写作手法上融入了意识流、荒诞写作、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手法，民间资源和小说传统与现代文学手法的糅合起来，且没有强烈的对立冲突感。传统文学与现代手法的关系是中国文学所需要思考的，寻根文学以消解对立性为基础，让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得以交相辉映。在多元的新时期，这种形式的构建不仅解决了文学传统断裂的焦虑，还避免了中国文学的全盘西化。这是对中国现实认知的一种审慎的构建，凸显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4 结语

在莫莱蒂(Moretti, 1996)的世界文学观中，文学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形式和体裁的衍变；文学形式的选择是对特定现实的一种阐释。为内容或意义或情感服务的形式主义观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也具有极大的阐释力，造成了“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仍然是谈思想内容多，谈艺术形式少，很少、也缺乏系统的方法去做细致的文学形式的分析”(张隆溪, 1986:48)的现象。本文是从文学形式角度出发做出的一种尝试，笔者有意识地将形式从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中脱离出来，单就形式而讲形式，但这种脱离并不是否认内容，而是试图更好地聚焦于文学形式的探讨，强调文学形式在处理文学或生活材料时，不仅反映了现实，更重要的是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认知和理解方式。在接受之中，这种认知方式也得以传播，从而影响受众对现实的理解，甚至是对现实的体验。这才构成了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介入。

聚焦于文学形式的认知意味也为影响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影响研究注重实证考察，探索实实在在的联系，描绘影响的存在及其表现的异同，这种描绘性的研究并不能揭示影响的深刻根源。影响研究可能并非局限于接受背景的相似性或者实实在在的联系，还可以是特定社会困境下对特定认知方式的需求。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一个社会群体需要面对不同的方式，寻求合理的理解，在理解中寻求应对策略，以认知和体验的方式去介入到现实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形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在文学的影响研究中，通常是通过背景(包括个体和群体)决定影响的选择和异同来予以解释。首先，事实上的联系和背景的相通只提供了影响的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力；其次，有外来的种子和有合适的土壤并不一定会产生影响，影响不是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所图”的过程。所图的是这外来的文学能够解释当下的现实，能够让人去理解和应对，而这正是文学形式所具备的功能；通过其承载的认知方式来产生影响，重新审视影响接受方的现实，从而进行新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