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话语形态分析

范楚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2010年《人民文学》第2期推出了“非虚构”专栏，同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原名《梁庄》)在第9期非虚构栏目发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收获人民文学奖等奖项无数，获得阎连科、李敬泽等人的高度赞誉，作者本人也由学者成功转型为当前国内非虚构写作领域的代表作家之一。小说以作者重返故乡河南穰县吴镇梁庄为主线，以“人物自述”为基本叙事方式[1]311，展示作者所看到的、听到的乡村中的人与事，揭示以梁庄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的普遍生命状态，通过亲身体验重新思考当代的乡土中国。《中国在梁庄》的文体形式和叙述方式决定了这是一部“众声喧嚣”的作品，小说里充斥着来自作者、农民以及官方的各式各样的声音，本文将从话语分析入手，结合具体内容，分析《中国在梁庄》中所展现出来的三种话语形态。

一、作者话语：还乡知识分子的“高分贝”

从结构上看，《中国在梁庄》是一部由三种话语混合组合起来的作品，其中以来自作者的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占主导地位。身为高校教师以及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多年的学者，梁鸿具有很强烈的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特有的启蒙意识，她以启蒙者的姿态(虽然本人可能未能察觉)回到故乡梁庄，企图寻找一种心灵的真实，以此来抗拒虚假的生活[1]1。她的这种知识分子话语形态体现在方方面面：穿插在字里行间相对突兀的感慨和抒情，对采访者有意无意的引导，对弱势群体和“受难者”无心的偏爱等等，这都表明了作者的“启蒙者”态度。

从鲁迅开始，知识分子还乡题材层出不穷，显然，《中国在梁庄》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还乡之作。作者以离乡多年且已经脱离原先阶层的返乡者的身份重新返回故乡，这种阶级身份的变化使她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的话语系统中，自始至终，她的声音都是分贝最高、感染力最强的那一个[2]16。她从坐火车起就开始观察、记录，写自己在火车上阅读美国自然文学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由此勾起对自然、记忆中乡村生活的深切向往。她用想象建构了一种人间天堂式的乡村图景，因此等她真正到达梁庄时，为眼前破败、荒芜的景象感到震惊和迷茫。面对千疮百孔的家乡，她深切感到无法融入到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异乡人的感受，自始至终这种陌生感都无法消散，深入交流后，更因和当地人观念上的冲突而愈来愈强烈。例如，她始终无法理解农村这种以道德伦理来判断是非对错的思想体系，在面对强奸并杀害八十老太的高中生时，她首先感到的是痛心和同情而非乡民一般对强奸杀人犯的痛恨，她站在少年的立场上用看似客观的态度去分析少年所作所为，认为是留守少年缺乏精神安慰造成的，并发出鲁迅一般“救救孩子”的呐喊。在文中她也对自己这种对杀人犯的“偏爱”进行了反思，认为这是鲁迅以来的启蒙者一贯的对青年人的怜惜，如果被害人不是行将就木的老人而是花季少女，或许作者的态度也会随之有所变化。这种由“知识分子还乡”题材引发的启蒙式话语贯穿全书，且凌驾于各种话语之上，覆盖了其他声音，掌握着全书的“话语霸权”。

这种“话语霸权”还体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和编排上。文中充斥着各种采访和自述，先由作者对对话人提问，引导出对话人的回答，再在事后对录音材料进行一定的整理，最后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经过处理过的、看似保持了原汁原味(如方言土语的保留)，但其实有一定加工安排的“自述”，作者的声音始终主导着整个谈话。尽管作者时刻想保持一种中立的客观立场，但实际上受到她双重身份的限制：既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又是梁庄离乡多年的归乡人。前者使她不由自主采取一定的启蒙式眼光来看待村民的自述，使她在不经意间会无意忽略或刻意遗漏某些与自身观念相矛盾的细节。后者又给她观察家乡的眼睛加上了一层情感上的滤镜，使得其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受访对象大多是与作者有关的亲朋好友，这让她很难用绝对客观的目光面对他们的叙述，况且叙述中掺和了不少苦难材料。这种对口述材料有选择的加工，使得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文本存在着不少经由粉饰的暧昧成分。

从小说的结构上看，除了大量口述材料外，还存在着不少作者阐释的部分，通常在每一章人物自述之后会有一大段作者理性的思考和抒情性的感悟。作者自己也承认，“人物自述”和“‘我’的议论”是两套全然不同并且分裂的话语[1]322。作者从局外人视角，用一种貌似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口述材料进行议论评说。两套话语的分裂使得文本内部结构无法相融，咋一看似乎造成了一种“众声喧嚣”的复调结构，但实际上，其实一直只有作者一种声音在说话，她无法摒弃知识分子立场融入梁庄的话语体系中，就干脆不再进入，这种自我放弃难免会导致对他人话语理解的简单化：她不能理解父亲多年“管闲事”的行为，也不能理解乡村老人一定要帮子女带孩子的行为，这导致她的一些分析显得太浅显。例如，在处理父亲的口述材料时，作者仅仅轻描淡写地把父亲多年不变地替乡人出头的行为理解成是乡村知识分子主持正义的自发性行动，未免太过武断。同时，也正是因为无法处理两种话语间关系，作者选择用一种话语来压倒另一种话语，她的立场统治着文本，她的声音始终处于权威性的地位，使得其他声音纷纷“失语”。

作为一部发表在非虚构栏目上的作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在梁庄》和“非虚构”所标榜的“真实性”具有一定出入，作品中处处充斥着作者本人的声音。但考虑到小说创作缘于作者对工作、对现实的怀疑和对寻找一种真实生活的渴望以及素材的收集、整理时间(2008年与2009年寒暑假)，可见梁鸿的本意并非是为非虚构这一新兴的文学类别添砖加瓦，后来成为非虚构的阵前兵也属巧合，她在真实性上的不足便也可以得到谅解。这些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内容就是虚构的，正如作者自己承认，“梁庄从来都不是客观的、物理的‘真实’”[1]311，而是文学性上的真实。自始至终作者都是整部作品的主导，她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笔去选择材料进行加工，最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经由她仔细思索之后包含本人立场的作品。或许作品在真实性、客观性上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但不得不承认，这本就是一部通过“我”的眼睛“如实呈现并探究‘我’的存在”的作品[1]320，作者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她不准备放弃“我”的在场，而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文本和人物[3]17-26，整部作品传递给我们的，是作者身为人文学者对当前农村状况的一种深刻思考。

二、民间个人话语：“被”沉默的大多数

在作者强势的话语之下，还存在零星的“声音”，其中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是来自农民的民间个人话语。

《中国在梁庄》主要采取田野调查的方法，以自述的方式来构架全书，作者前后花费五个月时间采访了不少梁庄的居民，将采访材料经过整理呈现在大众面前。前面说过，在作者话语的“高分贝”掩盖了其他“声音”，尽管作者深入梁庄的目的是为了听一听来自农村真实的声音，但她这一努力显然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他们的声音常常被有意识地裁剪而归纳到某一类的问题里。他们的讲述仿佛只是在证明某一种问题的存在”[2]17，来自民间的个人话语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中。在城市化的今天，来自城市的“现代性”话语早已用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攻势从各方面包围并统治乡村，不谈作者这样远离家乡多年的都市中产阶级，就连外出打工鲜少回家乡的新生代农民工言语之间也是对农村破败的鄙夷，这种把乡村看成是没有希望、没有“钱途”的观点，显然是受到城市人的影响。

民间个人话语的被遮蔽，不仅由于城市话语体系的过于霸道，更因为他们的无处言说。不管在哪个历史发展时期，农民从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人口总数上占优势的农民从来都没有真正能发出声音的渠道，这在《中国在梁庄》中也处处可见：面对河道挖沙导致淹死的惨剧，众人只能自认倒霉：“这有啥办法，你找谁，谁会负责？”[1]56而对政府某些不恰当的措施，村人只能在口头上骂几句，最后认命，……因此也激起了作者创作本书巨大的热情——倾听来自民间的“痛苦与呼喊”[1]2。必须承认作者的初衷是善意的，她想给农民一个言说的机会，但一回到梁庄真正和农民交流时，才发现这其中困难重重。

尽管作者尽可能去贴近农村，去引导农民的回答，但她的思维逻辑与农民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双方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作者站在知识分子启蒙立场上观察问题，而农民则另有一套属于道德伦理的话语系统。两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面对作者这个使用另一套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农民是无法百无禁忌地言说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的，就算勉强说出，那也必然是经过加工，有一定的保留。访问人“非我族类”的外来身份以及谈话的形式注定其个人话语会有一定程度的粉饰，文中处处都可以看出，当个人在叙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事时，个人总是下意识从维护自身的角度出发，企图为自己的话语找到合理性和正当性。例如，当谈到砖厂问题时，典型的“刺头儿”老贵叔情绪激动，大谈自己当年的“英雄事迹”，言语之中，有意无意把自己塑造成救民于水火的“侠客”。当清道哥说起自己曾经作为乡村政治人物的“丰功伟绩”时，也是眉飞色舞，言谈之中不难看出对自我的标榜。个人的自我辩白进一步使得其话语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同时，个人立场的不同往往也容易导致对同一件事，不同人的观点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在“成年闰土”一章中，当谈到农村流浪汉昆生时，作者眼中的昆生穷苦、怪异，是被排除于乡村道德体系之外的“道德污点”，而梁庄的村干部则认为昆生狡猾精明，为人卑劣，是不值得同情的怪人。每一种叙述都不可避免带着某些偏见色彩，但要注意的是，不管这种偏见如何严重，作者的声音始终凌驾在所有声音之上，起着不容置疑的统领作用。因为在知识分子的眼中，农民始终是局限的，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从而无法客观、全面地进行表达，他们的话语或许很淳朴，但多少存在某些认知的“偏差”，需要有人来引导、帮助。这就再次回到问题的原点：不管来自民间的个人如何大声呐喊，他们的声音始终无法真正毫无保留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会有另外一种代表着文明与理性的声音对其进行修饰与掩盖。《中国在梁庄》中来自民间个人的述说虽占了大量篇幅，但也无法摆脱这种话语模式，民间个人话语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三、官方话语：话语的对立面

从《中国在梁庄》的文体结构上看，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特点，也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截取了一段摘抄于县志、新闻资料或政府工作报告的官方文件，这与作品中的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是典型的隶属于官方话语体系的内容。作者有意把这些摘录放在开头，除了这些内容与每一章节的内容息息相关外，还能造成一种反讽的效果。以第一章中的《穰县县志·概述》为例，县志里介绍穰县有“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1]6，而在后文里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叙述梁庄的现状：大片肥土因“村镇建设”而被“平底掘三丈”，土层遭到严重破坏，变为无法耕耘的瘦土。

官方话语与其他话语相冲突的地方在文中大量存在，可以说作者是用一种春秋笔法含蓄暗示了官方话语的某种不可靠性。当论及乡村基础教育的衰弱时，民办教师万明哥毫不客气地表达对国家教育制度的不满，与官方话语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这有官方和民间之间天然的对立的因素存在，同时也表明了民间话语个人对官方话语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并非指底层百姓对政府的仇视，更多源于对执行公务的基层干部的不信任。在对农民进行采访的同时，作者也没有遗漏对基层干部的访问。这些来自国家干部的陈述，也代表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官方话语，这是一种带有某种权利色彩的话语，也是某种自我粉饰的话语。干部们对农民的仇视心知肚明，因此面对作者的提问，他们的陈述不由自主有了几分为自我辩解的意味。“这我也承认，是沾点儿光”[1]191，老支书清道哥面对作者父亲的调侃，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当村支书时有得到些好处，随即话锋一转，用“但是”再三表明自己的廉洁和当村干部的难处。“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没招。”[1]200现村支书在洋洋洒洒说了一大段基层工作不好做，最后用一句“没招”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得干干净净。此外，两种话语的冲突同时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些村干部同时拥有“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一方面，官方的身份使他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1]201，这种限制使得官方话语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民间”身份使他们在言谈之中偶尔泄露某些不满：“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1]60

作者本人的知识分子身份使她更易站在弱者的角度对其施以同情的目光，在这种“拯救”意识的影响下，话语重心自然会更偏向于另外两种话语。作品中，官方话语大多数是被处理成一种不可靠的反面对象存在，唯一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县委书记，在作者看来“是一个具有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情怀的学者型官员”[1]203，可见作者不是简单把他当成是政府官员，而是与自己有同样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看待的。固然官方话语为维护自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内容的可信度存在某些值得推敲之处，但不能不承认官方话语与民间个人话语(这里暂且可以把作者话语也当成是另一性质的个人话语)有着性质上的不同。相比于个人话语，官方话语涉及的内容更加宏观、全面，常常要考虑“大局为重”，有时不得不损害个人利益。个人利益遭到侵犯后，个人话语难免有所抱怨、不满，乃至对官方话语产生一种不良印象，这就是两种话语互相冲突的的原因之一。

作者本是为寻找心灵的真实而重返，到头来却陷入更深的怀疑之中，她发现知识分子身份使得自己的声音掩盖了其他一切声音，发现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干预文本话语，使得《中国在梁庄》中的三种叙述话语的比重显得分配不均，造成一种失重感。但无论如何，梁鸿这种重返不能说是无意义的，在作品附录《艰难的“重返”》中，她努力克服自我话语的权威性，试图消解以自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我话语权的“沾沾自喜”，而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她承认，她“只能，也更愿做一个旁观者”[1]329，做一个理性的思考者，尽量用不带任何滤镜的眼光去面对生活，处理写作对象，而后来的《出梁庄记》中更加理性、客观、合理的话语体系证明了她的努力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