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启超传记文的文体特征

郑慧，蒋欲晓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12）

该文主要运用写作理论，对梁启超传记文“变革”的文体特征进行研究。梁启超的传记文处于中国传记写作史上的转型过渡时期，其传记对中国古代传记文继承并发展创新。该文扣紧梁启超传记文“变革”的这一特色，从分类到题材、思想上的各个变革出发，探析梁启超传记文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国古代传记文，并与西方传记文相结合，创新出不同于之前的传记体裁。以及这种新式传记文体身上独有的时代印记。

1 传记分类表现的文体变革

随着“进化论”的传播，“优胜劣汰”的思想逐渐被国民接受。在世界各国进行民族重建的火热进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话题更成为新时代的潮流。结合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中国拥有更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明，如何在新时代中找到发展方向，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要事。在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以其独特的眼光，对传记文体裁划分作出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

虽然梁启超把传记文归于史学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并非代表他跟中国古代史学家一样，把传记文视为史学的附属品。传统史学认为传记是记载“事的文学”，而1902年元月《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的横空出世，则体现了梁启超对传记文体裁不同的见解。该报由梁启超主办，其内容十分详细，不同的学科各有分类。其中设置专门的“传记”栏目，与其他栏目如“论述”“学术”“学说”“历史”“小说”等栏目并列。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传记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独立分科，也有着其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学科特色。同时，梁启超眼中，传记又与史学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记载人物事迹必然离不开历史事实。但与传统传记的静态记录不同，梁启超传记更呈现一种动态的“变革”。既有前期对传统传记体式的变革，也有后期全然仿造西方的传记。虽然没有成为系统的传记理论和独立的体系，但这种认识在学术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体现了过渡时期文学家对传记文体的探索。过渡时期后，传统传记文体渐渐走向现代传记文体，提出了“专传”的名词。传统的史学传记走向了分章段节的形式，现代传记的文体特征更为清晰。

2 传主选择表现的题材变革

首先梁启超传记文在传主的选择上就体现了一种变革，有着鲜明的特征。传统中国的传记在传主的选择上帝王将相居多或有平民杰出性人物所著的传文、碑传文。而梁启超在传主的选择上十分广泛，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物的价值与影响。其中有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如王荆工；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如袁崇焕、张博望等；与中国近代有密切联系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李鸿章、谭嗣同、康有为等；也西方古往今来著名思想家，如意大利三杰；西方杰出政治家、爱国者、民族英雄如苏噶士等。但其中又有一条明确的线索贯穿于所有的传主选择上，他们都是各个时代为革命呕心沥血的人物。如他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开篇章节“时势与人物”中专门为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而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部拂决，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穷愁潦倒，奇险殊荣，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梁启超对英雄与时势的看法体现了他对英雄造时势的认同，其中隐含了他对自己的要求，如他新民运动中“新民导师”的自我定位，这种认同也透射到他的传记文体中。在他的《李鸿章》传中，他认为“四十年来，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王荆公》传中，荆公“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管子传》中“新史家之为传记者，吾将以此法观察管子”；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他将张博望的开拓疆域定义为中华民族少有的变革进取型人物；《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中革命者噶苏士奋起抵抗暴政，以一人之语，发出振聋发聩的反抗宣言，激起国民反抗的决心。他认为英雄豪杰就应该是革命性的人物，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如果惧怕所谓的时势而不敢兴起革命，那就不算真正的英雄。这种“英雄革命观”是他在传主选择上的主线。

在其中国古今不同的传主选择上，梁启超均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传主所处的环境和各自的革命家的身份。纵观梁启超传记文，可以发现梁启超传主的选择上具有较为明显的“革命英雄”特征。为了体现他处于新旧之交过渡时期的“新民导师”身份，他的传记文选材上追求变革。综上所述，梁启超传记文既脱离不了对各自传主时代背景和身份的刻画，也有不同时代背景下追求变革性的人物所体现的民族情怀。这与他对自我身份的构建是紧密联系的，变革形成了新时代梁启超传记文的鲜明特色。

3 传记内容表现的思想变革

上文提到，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各种新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也竞相迸发。民国时期没有正规系统的传记理论，但在新时代下对待传记文的态度与之前中国传统传记文作者不同，新时期的文学家对传记文的社会价值与教育功用十分重视。传记作者倡导以“名人名德”开“民德”，以名人事迹教育民众的一言一行。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由于传记的启蒙教育与宣传价值，传记作品获得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长期以来被传统传记文所忽视的人的价值，也开始被一些传记文学倡导者所重视。这都说明新时期传记文内容表达的趋势与时代的大要求一致，需要体现新时代的思想变革。传记文又与普通的文学体裁不同，好的传记更应该凸显传主的人物性格和思想风貌，结合当下文学作品“求变革”的诉求和传记文本身的文学特点，梁启超传记文在内容的表达上吸收了西方传记写作的写作技巧。

如何在追求思想变革的大环境下，凸显传主的思想风貌和人格魅力，一是抓住能反映传主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进行描述；二是把所写的传主放入他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之中，注意传主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传记文中，对传主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都有大篇幅的描写，并且对传主在复杂环境中具体心境的变化也有所描写，这与之前的中国传统传记是不同的，是一种动态的描写，写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与经历，将读者带入传主的亲身经历中，形成一种交互式的读者体验，更能让读者深刻领略其传主的人格魅力。

如《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大篇幅的描写了袁崇焕所处的明朝末世的时代以及袁崇焕的一言一行。袁崇焕对毛文龙“毅然去之”，“指挥若定，声色不惊”，与史官对袁崇焕褒贬不一不同，他笔下的袁崇焕天下之大勇，有英雄气概，乃千古军人之模范。再如《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中对武灵王伐胡时与肥义的对话，清晰地展现了武灵王的心理变化，武王担心伐胡的举动引起“庶人之怨”，而肥义劝谏：“今王即定负遗俗之累，殆毋顾天下之议矣”，以智者和愚者之论劝服武王，王遂胡服。一段文字将武王“胡服骑射”的典故重新演绎，体现了武灵王的在战国七雄时代下肩负的战略责任，也反映了武王的军事指挥才能。《谭嗣同》传中，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直诘问袁，出密诏望其救主，以一己书生之力主变革大事，最终赴难。种种描写都凸显了谭嗣同英勇正义的君子形象。

吸收了西方传记文对人物进行刻画的手法，梁启超对其传记文中传主所处的具体环境进行细节描述，使人物栩栩如生。其传记都充分展现了传主的思想风貌和人格魅力，这种注重人物的手法，体现了中国传统传记向新时期传记过渡的方向，在此之后，传记文写作也由“写事为中心”走向“写人为中心”，注重传主的人格特色。可以看出，着重体现传主的思想风貌和人格魅力是梁启超传记文表现思想“变革”的一种。

传记内容的思想变革还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如引用一些“韵语”，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他评价“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生，彼由自由而死”。这种字句押韵的语言体现了新时期“文体变革”的思想要求。

4 评议文体表现的策略变革

一般对梁启超的诗歌、新体散文、小说、戏曲甚至是翻译都有一定篇幅的介绍，而其传记文只是偶尔被作为新体散文的例证而简单地给以提及。郭延礼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对梁启超的传记作品给予了一定篇幅的论述。在该书中郭先生把梁启超的传记文定义为传记性散文。这种评价方式于梁启超传记文中大段自由的议论性文体离不开关系，加入议论性文体表现出作者的写作策略，这与梁启超本人的政治诉求有关。

评议文体分为评和议。《南海康先生传》与《李鸿章》传充分体现了评议的特点。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头就说：“此书全仿西人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梁启超之所以要仿西人之体作《李鸿章传》，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旧式传记不是以传、年谱的形式出现，要不就是写传主的言行，大部分都为叙事，而不做议论与评赞，就算有也是在传未出现，他认为评赞和议论在传记中极为重要。梁启超的评议文体一般表现为开篇有绪论，末尾有结论，而其中的评赞则显得较为随意自由，可穿插在传主事迹间隙。如《南海康先生传》中开篇即给出长篇论述“英雄与时势”的议题。而在结论部分，梁启超的评议则贯穿传主一生，以历史性的观点对传主一生的事迹作出全面细致的评议。在看了赵灵武王的事迹后，他发出惊叹：“自皇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其武王哉！其武灵王哉！”；他评价袁崇焕：“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这些观点或对传主的评议出现在他传记文的各处，评议又与叙事仅仅相关。有的以大段评议为主穿插叙事加以连接，有的以叙事为主穿插评议画龙点睛，其传记文可以说夹叙夹议，这也是郭延礼先生将其传记归为传记性散文的原因。这种夹叙夹议的表达策略，可以更好地将传主的信息和作者的心思传递给读者，使读者对传主身份产生认同感，通过作者对笔下传主的感情投射，再映射到读者身上，可以说作者以评议相间的文体去营造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归属感。

梁启超所采用的传记文体写作策略，始终都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需求。从传主的选择上，传记内容的表现上以及评议文体的呈现上，都体现一种策略，“新民救国”“兴明智”“激民气”，这与他“求变革”的政治诉求是脱不开的。

在《李鸿章》传绪论中梁启超已经清楚的传达了他作传的用意：意不在古人，在来着也。这就说明梁启超传记文是为了以史为鉴，为当下中国“救存图亡”寻找出路。梁启超对传主的选择上完全基本中国当下的现实，选择在变革潮流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有借革命使国家走入强盛的政治家，也有献身于艺术，用自己一生唤醒迷途世人的学者，还有建功立业的君王，开疆扩土的将士。梁启超选择这些人作传，加以自己独特的手法，不仅表达了自己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向往和钦佩，更是想激励整个民族奋发图强，复兴中华。纵观梁启超传记的成文顺序，初期他使用的还是传统传记体裁，如《戊戌六君子》传。直至1901年的《李鸿章》传全仿西之体，这个过程中作者的策略是逐渐变化的。后期的作品中注入了作者更多的情感，对人物的态度和评价毫不掩饰，这种策略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仿佛跟传主和作者一起进入了当时的情境。

5 结语

五四时期处于中国的转型过渡时期，各种“新文体”也应运而生。“诗界”“小说界”“文学界”掀起一股变革的风潮，传记体也是其中一种。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传记文的写作走向平民化、大众化。梁启超传记的变革既离不开时代的文化背景，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传记文体的继承与发展。通过中西学术的糅合，传记文的写作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因此，“变革”是时代的特征，也是梁启超传记文的文体特征。其中既包括了对传统的变革，也有梁启超传记文写作过程中自我的变革。他的传记文既有与传统承接的传记体式，也有与世界接轨，摆脱传统传记文体裁束缚的新体式，新传记文体更是奠定了中国现代传记文体的基础。他在自传《三十自述》中描述自己的出生日：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太平天国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将自己的生日和世界上重要的事件放在一起，是感慨于世纪之交、国内外风云诡谲之时，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重担，也是他本人终其一生的政治需求，追求变革，追求突破，追求永恒不变的进步与发展。这在今天仍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从写作角度对梁启超传记文体特征进行论述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对梁启超的传记文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能够对梁启超的文学成就有一个更全方位的认知。与此同时，通过传记文的分析与论述，可以更清晰地看待现代传记文的文体特征和社会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