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生九子”到“龙井祈雨”
——明清《霍邱县志》所载张龙公传说考辨

穆 迪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常用来比喻同胞兄弟秉性不一，各有优长。“九子”之说特别是其各自姓名的表述，反映在明代一些文人笔记，比如陆容《菽园杂记》、李东阳《怀麓堂集》以及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但要溯其源流，则唐代流传在霍邱①、颍上两县交界处的“二龙争斗”的传说，是目前可见较早且完整的记述，民间据此又衍生出“张龙公”信仰和“龙井祈雨”风俗。学界以往对此少有研究，本文结合明清《霍邱县志》的记载和民间流传情况略加梳理，以期裨补阙漏，求教于方家。

一、凡俗身世：碑记方志中的张路斯及其行状

较早以传奇形式记载“龙生九子”说的，是唐代布衣赵耕所撰的《张龙公碑》。由于年代久远，石碑已不复存在，碑文却被保留在欧阳修《集古録》卷十中，为方便讨论，迻录于下：

君讳路斯，颍上百社人也。隋明经登第，景龙中，为宣城令。夫人关州石氏，生九子。公罢令归，毎夕岀，自戌至丑，归常体冷且湿，石氏异而询之，公曰：“吾，龙也，蓼人郑祥远亦龙也。骑白牛据吾池，自谓‘郑公池’。吾屡与战，未胜。明日取决，可令吾子挟弓矢射之，系鬛以青绡者郑也，绛绡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绡，郑怒，东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龙穴山是也。由是公与九子俱复为龙，亦可谓怪矣。余尝以事至百社村，过其祠下，见其林树阴蔚池水，窈然诚异物之所托。岁时祷雨，屡其应。汝阴人尤以为神也。[1](P2308)

引文中的两位主角都是“龙”，或者说托体为人的“龙”：一为颍上人张路斯，一为蓼人郑祥远。据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载：“乌龙井，在今乌龙庙集上，郑祥远化龙处，郑祥远，本镇人。”[2](P35)因此所谓“蓼人”，即今安徽省霍邱县人。“二龙争斗”的传说，大致就发生在颍上、霍邱两县交境处。文中“九子”之父张路斯有两个身份：一是作为“人”的张路斯，一是作为“龙”的张路斯(张龙公)，后者下文会再讨论，就前者而言，典籍中对其行状多有记载。

首先是其科考与仕宦经历。《登科记考》卷二十七引《唐张公庙碑》云：“(张)年十六，中明经第。景龙中，为宣城令。”[3](P1087)“景龙”是唐中宗李显的年号，时间跨度在707至710年。若按《张龙公碑》所言他参加过隋末科举考试，那么由隋末至景龙已近百年；又按《唐张公庙碑》所载他中明经时已十六岁，那么张路斯任宣城令时已近百二十岁，因此《集古録》所载张路斯登第和出仕时间必有一误。从现有文献看，张路斯为官宣城期间颇有政声。据嘉靖《宁国府志》卷八载：“张路斯，景龙中为宣城令，在官垦土田、通水利，至今城北有张路斯田。”[4]光绪《宣城县志》卷三七亦载：

张路斯田，城南五里②，俗称其田不利耕者，多水灾，乃张公为令时垦之。张右史诗云：“张公乃人龙，为令尝在兹。”至今城北田相传为路斯(田)。[5](P884)

文中城郊荒地常遇水灾，大概相当于河漫滩，张公垦之，以利千秋。此外，《安徽通志》卷六十五载：“(太平府当涂县)路西湖，一名路斯(湖)，因张路斯得名，在延福、姑孰二乡。”[6](P668)可见作为“人”的张路斯确实存在，百姓以“张路斯田”“路斯湖”等的命名来表达对他造福于民的感念。

其次，从有关“张路斯”姓名的争议，亦可窥其为官踪迹。据《挥麈后録》卷七载：

以上东坡先生所撰《颍州昭灵侯广碑》，米元章作《辩名志》刻于后云：“岂有人而名路斯者乎？盖翰林凭旧碑：‘公名路’，当是句断，斯颍上人也。唐人文赘多如此，米刻略云尔。”明清比仕宁国，因民讼，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张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尝任宣城令，则知名路斯无疑。元章辩之误矣。[7](P104)

引文谈到米芾曾作《辩名志》，认为张路斯本应作“张路”，后缀以“斯”是断句失误所致，该文被刻在苏轼碑文之后。引文的作者宋人王明清否定了米芾的观点，理由是他在宁国为官期间，曾亲眼见到张路斯的祠堂地基。王明清所记祠主身份为“宣城令”而非“张龙公”，也反映出张路斯确曾于宣城为官。

再次，张妻石氏身世亦有明确记载。前引《集古录》中言石氏乃“关州”(亦作“关洲”)人。明成化《中都志》卷四云：“关洲村，张龙公夫人石氏家于此。”[8]《安徽通志》卷五十一云：“关州村，在颍上县，张龙公夫人石氏家此。”[6](P532)可见石氏的籍贯为关州(洲)村，在今安徽颍上县。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引《颍上志》载：“关州，县西南七十里，与霍邱对境，中夹淮水，有安风津，为设防之所；水之南有洲，曰‘关洲’，村曰‘关州村。’”[2](P29)明确了关洲的具体方位。北宋熙宁中，宋神宗诏封石氏为“柔应夫人”[9](P506)，苏轼《祷雨龙公既应刘景文有诗次韵》云：“言从关洲妃，远去焦氏台。”[10](P1806)所谓“关洲妃”，就是这位“柔应夫人”石氏。此外，《中都志》卷四又云：“柔应夫人墓，在(颍上)县西南三十五里淮润乡，乃张龙公夫人石氏墓也。”[8]以上有关石氏籍贯、居所和墓葬的记载，侧面印证了张路斯的凡俗身世。张路斯与石氏育有九子，为“龙生九子”说提供了原型。

二、蜕骨化龙：从张路斯到“张龙公”

从“宣城令”张路斯到有祈雨妙应的“张龙公”，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实现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张龙公碑》所载的“二龙争斗”的传说。

文献记载导致“二龙争斗”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争龙池”，前引《集古录》中蓼人郑祥远骑白牛占据龙池，并将其改名“郑公池”，引起淮河对岸的颍上人张路斯的不满，两人遂发生争斗；二是“争龙宫”，该说始见于苏轼《昭灵侯庙碑》，其文曰：

(张路斯)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9](P506)

引文将张路斯的夜间去处具象为“宫室楼殿”，这就为日后的“龙宫说”埋下了伏笔。杨士宏《唐音》卷一收录宋之问《灵隐寺》诗，其中有“鹫岭郁岧嶤，龙宫锁寂寥”句，注曰：“道人张路斯与蓼天庥争水中龙宫。”[11](P473)此处“蓼天庥”或为“蓼人郑祥远”之误，杨注将张路斯称作“道人”，将两人争夺的焦点称作“水中龙宫”，应该是受了苏轼碑文的影响；三是“争钓矶”，事见清代卓尔堪的《遗民诗》，其卷九有《过路斯湖》，自注曰：“即宣城太守张路斯与郑祥远争钓矶，率九子战胜化龙处。”诗云：

张公争钓处，川泽为留名。

水带鱼龙气，风含战鬬声。

春阴寒雨急，芳渚暮潮平。

愁寂看同侣，重伤逰子情。[12](P367)

诗文将二龙争斗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但将争斗归因于“争钓矶”，又将“钓矶”所在之湖称作“路斯湖”，结合前举之宣城方志，可知是混淆了张路斯为官和退隐后的处所。

以上三种缘由，基本来源于普通的民间纠纷，尤其对于江淮流域傍淮为生的百姓而言，但《张龙公碑》将张路斯罢官后的行状(昼伏夜出，归来身体冷湿)、与对手争斗的过程(令其子暗射青绡之“龙”)以及争斗结果(郑祥远中计受伤，死于龙穴山)进行了传奇化加工，并在碑文末尾言及“公与九子俱复为龙”，这便实现了从普通民间纠纷到“龙生九子”“二龙争斗”，再到“蜕骨化龙”“一门十龙”的情节转换，从而实现张路斯由人到“神”的蜕变。碑文谈到唐代百社村已有张龙公专祠，百姓祈雨屡应，遂称之为“神”，说明彼时已有祭祀张龙公并祈雨的民间信仰。

三、分河致祭：从祠庙祭祀到“龙井祈雨”

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霍邱、颍上两地百姓在“张龙公”祭祀和祈雨的方式上逐渐产生差异，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钓台”“龙池”的具体方位进行考察。

前引《昭灵侯庙碑》云：“(张路斯)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9](P506)但“焦氏台”在何处，碑文却未说明。万历《霍丘县志》卷二《形胜》载有霍邱名胜“三台”：“县治西北隅有老鹤嘴(一名鹤台)、看花台与焦台。”[13]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亦云：“焦台，合上二台(鹤台、看花台)并峙为三，相传为一邑名胜。”[2](P34)可见“钓台”即“焦氏台”，也即“焦台”，位于霍邱境内。

方志资料在表述“钓台”确切位置时略有出入，《中都志》卷三云：“张龙公钓台，在(霍丘)县西南十二里，灃河西岸，高一丈，周二十里。”[8]《安徽通志》卷五十一云：“张龙公钓台，在霍邱县西北三十里。”[6](P531)因颍上在霍邱正北，故前说之“县西南十二里”不足为据，后说与万历《霍丘县志》第二册《形胜》中介绍“三台”时“县治西北隅”的记载吻合[13]，同时，从万历《霍丘县志》首册的《图考》中，也可看出“钓台”位于霍邱西北、沣河西岸[13]。

与“钓台”相对应的，方志中还有对“龙池”位置的记载。所谓“龙池”，即张龙公“化龙”之所。据《中都志》卷四载：“龙池，在霍丘县西四十里，相传张龙公路斯变龙处。”[8]又载：“龙池，在颍上县西南四十里，淮润乡滨沙河，即张公路斯蜕骨化龙之池，与霍丘接界，故并载之。”[8]这段材料既言“龙池”地处霍邱，又言其位于颍上，实际情况是两地隔淮相望，“龙池”正处在两地“接界”之所。

正是由于“接界”的特殊地缘，两岸百姓对“张龙公”分河致祭，霍邱又逐渐衍生出“龙井祈雨”的民俗。

先看颍上的祭祀情况。据苏轼《昭灵侯庙碑》载：

自景龙以来，颍人世祠之于焦氏台。乾宁中，刺史王敬尧始大其庙。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闻公之灵，筑祠于蔡，既雨，翰林学士承旨陶毂为记其事。盖自淮南至于蔡、许、陈、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谏议大夫张秉，奉诏益新颍上祠宇。[9](P506)

碑文所示颍上百姓建祠于焦氏台在“景龙以来”，这个时间应该是受了《张龙公碑》的影响，但未必准确。前文已阐明，张路斯为宣城令在景龙中(707—710)，其罢归后方有“二龙争斗”，从“争斗”获胜到产生民间崇拜再到建祠立祀需要较长的过程，因此“景龙以来”实际只是个笼统的说法。由碑文可知，张龙公祠庙在宋朝历经修缮增广，渐成规模，除焦台外，宋初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等地也有张龙公祠。熙宁中，司封郎中张徽为张路斯奏乞爵号，宋神宗诏封其为“昭灵侯”[9](P506)，这是张龙公信仰从民间传说走向官方认可的标志。元祐六年(1091)秋十月二十五日，颍州大旱，时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的苏轼在颍州西湖的行祠前祈雨，并作《祈雨迎张龙公祝文》，同祈的还有州学教授陈师道以及苏轼次子、承务郎苏迨。祈雨得应后，是年十一月十日，在原职基础上又多了“兼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9](P506)头衔的苏轼举行隆重的“送神”仪式，亲撰《送张龙公祝文》并设祭，将张龙公信仰在形式上和文学传播上推向高潮。明清时期的昭灵侯庙屡经修毁，地方史料多有记载，不再赘述。

相比之下，霍邱的祭祀情况稍显复杂。一方面，当地也建有张龙公庙，体现了与颍上分河致祭的情况，万历二十四年(1596)《霍丘县志》卷三《建置》载有“龙王庙”[13]，其址“旧在西关，今移建北城外。”[13]同书卷八《祭祀》载有教谕董辂所作的《告迁张龙公庙文》，记载因“庙址傍淮，流水噬之”[13]而迁庙；另一方面，当地特殊的地貌使得官绅百姓在迁庙后逐渐由祭祀张龙公祈雨，转向“龙井祈雨”。

所谓“龙井”，原为昭灵侯庙的地下暗河。据苏轼《昭灵侯庙碑》载：

庙有穴五，往往见变异，出云雨。或投器穴中，则见于池，而近岁有得蜕骨于池者，金声玉质，轻重不常，今藏庙中。[9](P506)

文中可见昭灵侯庙址下有洞穴，与淮河南岸的霍邱“龙池”相通，且穴高池低，方能实现自穴中“投器”，而从“龙池”拾获。碑文所云的“蜕骨”即“龙骨”③，苏轼在颍州“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与吏民祷焉，其应如响。”[9](P506)对于霍邱百姓而言，张龙公是颍上人，苏轼所祭的昭灵侯庙在颍上，霍邱官绅百姓渡淮致祭，多有不便，加之明代霍邱张龙公庙已北迁，“龙池”“龙井”旧址未变，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地风俗中的祈雨对象逐渐向“龙井”转变。据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载：

白龙井，在今汪家集东南，淮河南岸有龙池。水涸时，渔人往往于池获龙骨。井去池三里，即张路斯及九子化龙处，相传下有龙宫。雍正中，土人以鸭投井中，辄自龙池出，益信井与池通。旱年祷，无不应，但动井水即大水，土人恶而湮之，今失其处。[2](P677)

引文明确了“龙池”在淮河南岸的霍邱汪集东南，龙井位于龙池以南三里处的具体方位。文中雍正时期“土人”的投鸭实验，印证了《昭灵侯庙碑》中的“投器”传言。引文反映出彼时霍邱百姓遭遇旱灾后，在形式和内容上对“龙井”的依赖，前者为“祷”，后者为“动井水”。不过一旦井开水涌，往往易致洪灾，从而走向与干旱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因此遭到当地百姓的封填。《舆地志》又载：

同治六年，自春徂夏，亢旱不雨，蓼西湖勺水无存，农民待泽孔殷，知县陆鼎敩遍访附近居民，最后得老人指示其处，掘土得泉，甘冽异常，取水进城，大雨随至。农田霑足，转歉为丰，斯井之功。乃用砖砌为井，并盖大石以志之。[2](P677)

引文可见同治六年(1867)霍邱的这场大旱百姓受灾严重，自春至夏已到颗粒无捐的程度，于是知县陆鼎敩在“老人”的指引下寻井掘土，甘霖遂降，反映出当地百姓对“龙井祈雨”风俗的记忆遗存。

四、结语

“龙生九子”的传说由来已久，其产生、演变到定型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由于记载纷纭，至今包括九子定名在内的诸多问题仍无确说，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民俗学、文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其本身并非严谨的学术问题。和诸多神话传说以及早期文学作品一样，“九”当作“多”解，乃虚指。如要追溯“龙生九子”说较早且较完整的版本，那么唐代流传在霍邱、颍上两地“二龙争斗”的传说，或许可以看作是淮河沿岸地域文化对中国神话传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这里“九子”的父亲本是凡人，和后世所理解的“龙”或“龙王”有所不同。

从普通举子张路斯到受人膜拜的“张龙公”，此间经历了复杂的蜕变，这个过程离不开文人的参与，既包括唐代《张龙公碑记》的传奇叙事，又包括欧阳修《集古録》中的“实地考察”和《祭张龙公文》的撰写。宋神宗熙宁间对张龙公夫妇的诏封，标志着民间“造神”获得官方认可，此后苏轼为官颍州期间在行动上的多次祭祀，以及文学上的广泛传播(《祈张龙公既应次刘景文韵》《祈雨迎张龙公祝文》《祈雨送张龙公祝文》《昭灵侯庙碑》《聚星堂雪一首并叙》)，使得张龙公信仰日渐博大，遂成一方风俗。

对于霍邱而言，虽然“二龙争斗”传说的“主角”张路斯是颍上人，其后又历经当地官员，特别是欧、苏二位文坛大士的着力皴染，遂使张龙公祠成为颍上、颍州的重要文化遗迹，但与《霍邱县志》所载的“龙池”“钓台”“焦台”等地处霍邱，与颍上分享“二龙争斗”“龙生九子”的传说并不矛盾——蓼人郑祥远是这则传说的重要参与者，蓼地的众多遗迹是这则传说的重要发源地，历代《霍邱县志》都将这些遗迹列入县“八景”(其中有“灵池瑞霭”“钓台烟树”)，霍邱至今犹存的乌龙庙、乌龙井、白龙井等地名，都是对这一传说最好的注释与记忆。

注释：

① 霍邱在历史上称作“霍丘”。清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上谕令避“至圣”孔子讳，改“霍丘”为“霍邱”，因此古籍中会出现两种地名，实则为一。本文在做一般性介绍时用“霍邱”；在征引文献时，依其年代分别表述，保持原貌。

② 张路斯田的方位在嘉靖《宁国府志》与光绪《宣城县志》中表述不一，后者在一文之中，有“城南”“城北”两种表述，结合嘉靖《宁国府志》，疑“城南”为“城北”之误。

③ 所谓“龙骨”，实乃当地所出之古生物化石。据《霍邱县志》记载：“1955年夏，周集区陈郢乡南滩村淮河破堤，洪水冲出一批古象、古野牛、古鹿化石……1968年，在南滩西北8.5公里、距王截流2公里处，约挖至10米深发现一具较完整的淮河古象化石。”这些化石被当地人称作“龙骨”。见霍邱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霍邱县志[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