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都河流文化的传承与重构

丁琳慧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文化之根。考察国内外诸多城市，它们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发展繁荣，无论是巴黎与塞纳河、伦敦与泰晤士河、首尔与清溪川，还是北京与永定河、南京与秦淮河、洛阳与伊洛河，城市的恢宏视野里贯穿着河流的意象，城市的文明发展历经了河流的文化滋润，这使城市与其间流淌的河流随着岁月的变迁而一路走来，它们内在地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生命记忆。

城市河流是大自然赋予一个城市的特色资源。目前全球以“河流再生”引领“城市再生”[1]1的浪潮正风起云涌，无论是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还是莱特的“广亩城市”，无论是柯布西耶的“阳光城市”还是索利亚的“线状城市”，城市的自然化是后工业时代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模式。而恢复城市河流空间，还其优美宜人、充满生机的生态原貌，保持与传承其特有的文化品格，使自然山水、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有机融合，也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共同选择。由此，面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危机，古都作为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标本，探讨其河流文化的传承与重构，以更好地延续城市文脉，实为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以古都河流文化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古都是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古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在我国八大古都中，西安有着“周秦风骨、汉唐精神”，其“周礼、秦制、汉风、唐韵”，蕴涵着传统文化的精髓。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建都最早、历时最长、朝代最多。它不仅营造了众多王朝的兴盛气象，而且见证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2]。南京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既在金陵王气之中讲述着战争频发、朝代更迭的政治悲情，也在秦淮烟雨之中演奏着金粉遍地、繁华竞逐的后庭笙歌。开封与杭州作为两宋帝都，“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汴京民俗风情，“宋城千古情”演绎了“钱塘自古繁华”。北京既是元明清的帝都，也是新中国的首都，既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也目睹了时代的飞速发展，成为中外文明交融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些古都作为一个或多个王朝重要的文化载体，不仅参与了众多王朝的盛衰兴替，而且留存着华夏文明的历史荣光；它们不仅是王朝生存发展的精神根基，而且随着时代岁月的洗礼与积淀，浓缩了民族文化之精髓，深入至中华文化之核心。

古都河流文化是古都文化的重要构成。古都河流首先是地理的自然存在，它千百年来在城市中的蜿蜒流淌，不仅形成了水运的重要通道，也提供了生活的重要水源，并塑造了古都的特色景观。21世纪以降，鉴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随着工业、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河道，城市河流不堪重负，水质恶化，污染严重，由此改善河流生态环境，恢复城市河流空间，“让河流自由地呼吸”，还其优美、宜人、充满生机的原貌，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但是，对于古都而言，以河流治理走好生态之路还远远不够。刘易斯·芒福德提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3]，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河流不仅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地域风貌，而且还建构着它的文化地图，呈现其精神生命。北运河，开启了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帝国繁华；洛水，构筑了隋唐“神都”的天河灿烂；浐灞，引发了汉唐西安的别离悲情；“十里秦淮”，平添了南京故都的脂粉华丽。正是这些河流的点染和氤氲，古都文化拥有了独特标识，谱写了多彩篇章。同时，文化人类学认为，一个地方的河流文化往往是一个地域的母体文化与核心文化。的确，一个城市的主要河流，人们往往以“母亲河”来命名，而这一语言表达，充分说明了河流文化的悠久历史与崇高地位。因此，古都河流文化不仅是古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深刻呈现出古都文化的地域禀赋、个性特色、精神内涵。

古都河流文化是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它首先来自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沃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4]206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5]。因此，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对于传统文化必须给予充分的认同与尊崇。基于古都是王朝帝国的中央，古都文化浓缩着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古都河流文化又沉潜着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使得对古都河流文化的发掘、传承、弘扬，具有立足城市地域而又远远超越城市地域的价值意义，它已内在地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成为坚定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个有力支点和重要场域。

以古都河流文化推进民族文化自信，既在于它的传承更在于它的重构。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它不仅建立在5000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也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文化自信既源于历史传统，也来自现实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以古都河流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在深入挖掘其文化基因、传承文化根脉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时代发展予以开拓创新，要以河流为依托、生态为基础、文化为灵魂，通过对河流的开发利用，展现古都文化的历史魅力与现代活力，展现当今古都建设的瞩目成就与崭新风貌。当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等一个个古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充满人文关怀、人文风采和文化魅力，面对这样的国际历史文化名城，面对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我们的内心定将充溢着中国人的民族骨气和强大底气，文化自信一定会油然而生且更加自觉、坚定。

二、以古都河流文化传承民族文化记忆

古都河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体。古都河流不仅是自然的地理存在，也是文化的记忆场所。河流不是一个静静流淌的沉默之物，而是与所在城市一同经历与承担着历史的风云变迁。河流见证了古都的兴起繁盛，也目睹了它的没落焚毁；河流中穿梭着南来北往的商船，也摇荡着歌声悠扬的舟舫；河岸边举办过节日的庆典，也上演过战争的悲剧；码头上讲述着域外归来的传奇，也飘扬过天涯漂泊的风帆；桥头伫立的诗人谱写了歌咏篇章，而后人也许吟诵着临河远眺……古都河流蕴含的历史、政治、经济、民俗、艺术等人文故事，以及穿越岁月的风尘而至今仍保留的遗产遗迹，生动地传达着古都的文化气息和文化活力。这样，古都河流在自然特征之外具有文化空间属性，它镌刻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历史与文化灵魂，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是皮埃尔·诺拉首创的概念，他认为无论是一本教科书、一份遗嘱，还是一个默哀片刻，都可划归于记忆场所的范畴[6]，并在其《记忆的场所》中收录130个词条予以解读。扬·阿斯曼关于文本、仪式、纪念物等记忆媒介物，阿莱达·阿斯曼关于“想起的空间”，对此也有异曲同工的论述。“文化记忆场”“具有文化构建和身份认同作用，其内容包括了代表性建筑物、历史遗迹、民俗、祭祀、仪式、美术作品、历史人物、纪念日、哲学和科学的文本等等，即能够唤起一个民族对其文化深层次的记忆的事物。”[7]亚历山大·埃特金德则进一步探讨了文化记忆之中的“软记忆”和“硬记忆”，认为“软记忆”主要由历史、文学等各种文本组成，而“硬记忆”则由各种纪念碑组成，并且“软记忆”和“硬记忆”是相互依存的[8]。虽然在文化记忆理论中城市河流没有成为关注对象，但从其文化记忆得以延续和传承的场所、位置及身份的界定来看，城市河流应当是以意象为表征的“文化记忆场”。

以古都河流文化传承民族文化记忆，要充分发挥其“文化记忆场”的功能。古都“文化记忆场”，积淀着古都不同时期的文化记忆，记录着城市生活者的思想情感与身份认同，承载着他们的文化经验和文化传统。面对目前古都河流文化开发利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的局面，我们必须激活河流的文化“软记忆”与“硬记忆”，既注重“物质性”的建筑型场所功能，也要发挥“象征性”的仪式型场所功能，多维度深层次地储存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

以古都河流文化的“软记忆”讲好“中国故事”。人文作为城市河流自我识别的首要元素，最能体现其个性特色和地方韵味。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司马相如 《上林赋》描写其“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灞河如今成为西安“东拓”发展战略下的“城中水脉”，在其河流文化开发中当地进行民俗、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和阐释，注重讲好灞河、灞桥、灞柳的故事，无论是对广运潭的盛景再现，还是对“灞柳风雪”的意境演绎，都旨在复苏与弘扬汉唐灞河的人文风情。洛阳，伊河、洛河、瀍河、涧河环绕奔流，当地在洛浦公园、隋唐主题公园，以河洛文化传承为主题，对河图洛书以及起源或兴盛于河洛的佛学、道学、玄学、理学等，进行符号化意象设计，有序地在洛河两岸空间布展，并配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名人轶事、历史典故、诗词文赋，铭记了“千年帝都”的辉煌历史。开封，实施“一渠六河” 连通工程，让包公湖、龙亭湖、铁塔湖完美“牵手”，并依据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参照《说岳全传》小说、杂糅当地民间掌故，设计建造了“清明上河园”，分为校场、虹桥、民俗、宋都四个文化区，南苑主要再现民间生活、民俗风情，北苑主要呈现皇家园林、宫廷娱乐，特别是园内《大宋·东京梦华》演出，通过“飘动在水面的菊花舞台”“宋都上元夜的热闹场景”“宏大逼真的水战场面”“万国来朝的宏大场景”，让观众真切地体验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感受大宋帝国的文化繁盛和市井百姓的生活气息。杭州，其宋城景区以“建筑为形，文化为魂”，宋城河岸打铁铺、年糕坊、榨油坊、酒坊等老作坊星罗密布，皮影戏、木偶戏、布偶戏、越剧、抛绣球等非物质文化表演目不暇接，《宋城千古情》大型歌舞更是采用先进的声、光、电等科技手段，描绘了良渚古人的艰辛、南宋皇城的宏伟、岳家军的壮烈、梁祝和白蛇许仙爱情的缠绵，以视觉盛宴直观地表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南京，蜿蜒曲折的“十里秦淮”横贯城市腹地，它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文学风雅、文人风流、民间风俗都鳞集于秦淮一水之间，《桃花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本叙事，《南京爱情》《百年南京》等影视剧的艺术传达，“夜泊秦淮”的水上实景演出，秦淮灯会的风情万种，无不让人面对秦淮微波而联想起六朝的楼台烟雨、唐诗的金陵怀古、南宋的满目荒凉、明都的一朝繁华、近代的社会震荡。国内古都采取不同的方式讲述城市故事，复活其河流文化“软记忆”，从时间向度叙述了一个城市的萌芽、形成、成长和兴盛。而古都河流两岸的政治事件、历史兴衰、文学想象、民俗风情等，以文化“软记忆”塑造着城市文化与精神的灵魂。

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激活古都河流文化的软记忆，同时也要保留其“硬记忆”。古都河流作为一个独特的、难忘的文化记忆“场所”，按照凯文·林奇所言它不仅要“可忆”，而且还应“可见”“可喜”[9]7。文化软记忆如果不能依托各种纪念碑、博物馆、纪念馆、遗迹遗产等“硬件”，那么它很有可能在代际传递中渐渐丢失或被篡改，以致千年风流只是文字回忆，历史辉煌只余黄土废墟。“在记忆领域，没有刻上碑文的纪念碑是沉默的，而不刻在纪念碑上的文字也注定是转瞬即逝的。”[8]因此，古都河流的文化“软记忆”与“硬记忆”应共生、互动，“软记忆”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文脉传衍，文化“硬记忆”则横向地展示着它的宽广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雕刻其独特的个性生命。北京，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资源，对澄清上闸(万宁桥)、澄清中闸(东不压桥)、海运仓、北新仓、南新仓等古代水利工程遗产、运河设施和管理机构遗存(仓库)，对西汉时期的路县故城遗址、北齐时期的通州古城遗址、明嘉靖时期的张家湾古镇，对八里桥、五塔寺后罩楼、万寿寺、三庙一塔、白浮泉遗址等文化遗迹，进行整体保护和利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对琉璃河等大遗址，对戾陵堰、车厢渠工程、金口河工程，对卢沟桥、南北惠济庙遗址、三家店龙王庙，对丁家滩灌渠、龙泉务灌渠和兴隆坝灌溉系统，对河流两岸进香古道、京西商旅古道、军事古道等，进行文化资源整理和保护，让永定河畔河神庙的香火、洗马潭的荷风、紫竹院长河的翠柳，承载与诉说北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气象。洛阳，着力彰显洛阳隋唐大运河中心地位，大力打造“博物馆之都”，对天津桥、回洛仓、含嘉仓等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建设“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洛阳仓窖博物馆、中国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对市区洛河两岸“隋唐洛阳城”的九洲池、天堂、明堂、应天门、定鼎门、两坊一街，对洛河北岸汉魏洛阳故城的阊阖门、太极殿、铜驼大街、永宁寺、灵台等标志性建筑遗址，规划或实施保护性展示，再现“五水绕洛邑”的帝都辉煌，理解“根在河洛”的厚重内涵。杭州，作为南宋帝都，以西湖而名、以运河而兴，对杭州塘、上塘河、中河、龙山河、浙东运河西兴段等大运河河道，对拱宸桥、广济桥、凤山水城门遗址、西兴过塘行码头等水工设施遗存，对富义仓等大运河附属遗存实施整体性保护，保持大运河沿线传统格局、古典风貌和文化空间，留住大运河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以此表明中华民族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

古都河流文化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虽然古都河流岸边的人物与故事曾经鲜活地存在，之后又消逝于岁月的深处，但往事并不如烟，今日斑驳或残缺的文化遗迹遗产，以有力物证赓续、绵延着中华文明传统，既见证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也标识了它的杰出成就。

三、以古都河流文化建构民族文化高地

古都河流文化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其作为传统文化，在于保留着古都的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根基，为文化自信的树立奠定基础、提供底气，并且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0]。其作为现代文化，在于古都走进当代，仍然奋力书写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恢宏篇章，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对于古都及其河流文化，我们既要看到它以古老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着华夏历史文明，还要看到其以现代新兴的文化活力引导着民族繁荣昌盛。面对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各种文明、各个国家的文化竞争，高度浓缩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古都文化及其河流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大力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文化高地。

建构古都河流文化高地，重在打造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交织、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充分体现了文化记忆的两大特性：历史具体性和地理具体性。“城市中充满着名字、回忆、独特的形式和神圣的地方”，而人文景观“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9]95同时，人文景观也不仅是一种“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与遗迹，还呈现出托·艾略特所言的“过去现存性”[11]73-74，它既凝聚着历史的文化记忆，也表达着当代的文化诉求，是历史与现实的“视域融合”。考察国外河流文化景观，英国《伦敦规划》对泰晤士河两岸的塔桥、皇家节日剧场、码头等独居地方特色的文化空间建设提出要求，保留、延续了河流的历史地位与景观记忆。法国巴黎塞纳河注重保护城市人文景观，埃菲尔铁塔、大皇宫、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分布两岸，清晰地彰显城与河之间相互共生的连绵关系。捷克布拉格建于山丘之上，伏尔塔瓦河穿绕其间，圣尼古拉教堂、耶稣会、左天文台等毗邻而立，绿树、塔楼、穹顶及远近历史建筑轮廓的变化，形成了河流天际线上多层次、富有韵律的景观音符。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链子桥、富丽堂皇的旧王宫、建筑精致的渔人堡，构成河流品牌景观，唤醒人们的城市记忆。由此，在文化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对古都河流文化进行继承、保护、创新，打造人文景观是中外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成功经验，这不仅可以呈现古都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还能够对所属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整理、开掘和“二次表达”， 赋予其生命活力、展现其时代风采。

要打造古都河流的标志性人文景观，构建民族文化高地。古都河流景观是人的生活理想和创造能力在自然水环境中的凝结化和形态化，它不仅是洞悉古都历史的透镜，也是重建当代城市的媒介。洛阳，包涵着中华5 000年文明史，它以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为主要线索，在洛河北岸复建了大唐“神都”的应天门、天堂、明堂、九州池，在洛河南岸对定鼎门、隋唐城墙、天街、明教坊、宁人坊进行模拟展示。在洛河与瀍河交汇处打造“华夏文明第一河”主题公园，以曹植的《洛神赋》之启程、相遇、欢宴、惜别四大章节为索引，穿插打造“洛神仙子”“瀍壑朱樱”“铜驼暮雨”“洛浦烟柳”“城东桃李”等景观；围绕隋唐大运河起点的“漕运文化”，从“驿”“渡”“桥”“市”“漕”多个维度，展现洛阳漕运历史、漕运码头、漕运生活、漕运风光。整个洛河景观带，既蕴含着对古都河流文化的传承发展，又充满国际化的时尚元素。西安，是观看中华3 000年文明史的最佳去处，新世纪以来西安先后启动了“八水润长安”工程，规划从城市西面昆明池可以行船到东面的广运潭，从南郊的曲江池可以经护城河行船到北郊的汉城湖，水系整个穿过西安城，实现“山、水、塬、田、城”的和谐共生。特别是西安城市西部实施的“引汉济渭”，将复建汉唐时期的“昆明池”，保护中国最早的牛郎织女石刻，讲述昆明池龙王与龙女传说，呈现唐代文人雅士的游览歌咏，展示镐京遗址、周灵台、灵沼、滮池等文化遗迹，使今日的昆明池成为西安的又一文化坐标，重现汉唐之时城市山水大格局的盛景。

北京，近1 000年的中华文化凝聚于此，其近几年来提出建设的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不仅是北京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北京打造河流文化景观注重以主题公园为依托，其菖蒲河遗址公园，为保护开发明清皇城的金水河水系，把早年填平的菖蒲河重新开挖，恢复河道水面，标志出先前的天妃闸，在崇质宫旧址处建设“东苑小筑”，突出南皇城、太庙、皇史宬红墙的背景，使河道花草与文化古迹构成清新画卷。莲花池遗址公园，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公元前1046年前就已有莲花池，金中都又建在它的东面，有所谓“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之说，是北京城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源”。基于莲花池与北京城市的起源以及发展的密切关系，北京市对莲花池公园进行了复建，如今湖水碧波、莲花竞放、垂柳依依，古莲花池西南岸边的五显财神庙更是香火缭绕，保护与延续了帝都的历史文脉。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重点保护开发白浮泉遗址，修复重现“燕平八景”之一的“白泉漱玉”，修复重建指龙山上的“都龙王庙”“龙泉禅寺”“白衣庵”，启动修缮通运桥、晾鹰台，并在沿途多段河道构建层次丰富的文化景观，呈现北京“盛世运河，千帆塔影”的古韵新姿。

我国古都打造河流文化景观，能够跨越时空地追寻城市历史文脉，从当代文化价值视角来缅怀史实、文化寻根，并将远去的、失落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观的、怀旧的文化产品，推动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四、结论

每一条城市河流都有其丰富完整的文化生命，有其独具个性的文化记忆、文化逻辑与文化活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波特若认为城市是“伟大至尊”的，源远流长的城市河流蕴藏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精华与人文情怀。中国古都依水而建，也因河而盛，其河流文化潜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密码和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和有力表征。古都河流文化价值在当代的“重新发现”，决定了古都河流的开发利用不应仅仅停留在水资源管理、水资源配置、水环境治理、水安全保障、水生态建设的水利层面，而应上升到传承与重构民族文化记忆的战略高度，努力为新时代文化自信提供文化滋养、文化支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28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古都河流文化不仅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古都河流具有“文化记忆场”的功能，它以河流文化的“软记忆”和“硬记忆”，以时空融合的人文景观，讲述着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中国故事”。随着新时代我国古都城市建设的高歌猛进，古都河流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开启了新的征程，期待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路者、先行者，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和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