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众筹融资模式研究

谢宝峰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乡村振兴”的实现离不开农村的繁荣发展[1]。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农村的繁荣发展也已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党的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而农村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一物质基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专著《国富论》中就指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国民财富增加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并主张政府应高度重视农业基础建设[3]。凯恩斯在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也指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4]。Gibson和Olivia[5]，陈银娥、刑乃千和师文明[6]也都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能提高农民收入。金福良和李谷成利用C-D生产函数对湖北省1996—2010年间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7]。张勋和万广华通过将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框架应用于CHNS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座机电话和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助于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收入较低的群体从中获益更多[8]。

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需要。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13年)》，在生活用水方面，至2012年末，全国还有近1.6亿农村人口饮水未达到安全标准；在道路建设方面，截止2010年底，我国仍有1200个乡镇、12万个建制村未通水泥路(或沥青路)；在农村电网建设方面，至2012年底，全国还有无电人口约265万人；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文化设施不足等问题仍未从根本上改变[9]。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这一目标，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必须大大增加。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重点难点是资金问题[10]。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根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的供给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提供这类产品[11]，市场机制在公共品领域发生了失灵，而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强调政府应调节和干预市场调控难以进行或无法把握的领域[12]，因此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与政府财政支出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资金总量不断增加，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供给制度也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二元模式[13]，从而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财政部经济建设司胡静林和周法兴指出，根据我国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新农村建设需要约8万亿元农村基础设施投资[14]。林毅夫也指出如果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且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每年至少需要2700亿元建设资金[15]。并且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总量在15万亿元左右[16]。而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数据显示，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2006—2010年分别仅为504.28亿元、668.03亿元、761.91亿元、832.56亿元和907.12亿元[17]。为了增加并改善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我国政府在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创新性地在2000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中提出了“一事一议”制度[18]。“一事一议”本质上是一种民主化的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19]，它遵循“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上限控制、使用公开”和“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通过村内民主协商的形式筹资筹劳供给农村公共品。也就是说，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若村集体发现有修建农村道路、水利、建立小学、建设路灯等需要时，村委会就会组织村民召开村民大会等，进行集体讨论，当决议通过后由村民集资来满足这些需要[12]。但“一事一议”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议而不定”“定而不行”的情况[20]。首先，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但其收入用于食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家庭生活方面的支出后，剩余资金较少，这极大地限制了村民集资提供基础设施的能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每年收支余额分别为2008.6元、1944.5元、2106.3元、2199.1元、2233.6元。其次，农村劳动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一事一议”组织困难。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农村空心化”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很多建制村的常态[21]，这就使得这些农村的农村剩余人口根本就达不到举行“一事一议”的法定人数。最后，村民由于受小农意识的影响，在“一事一议”的议事、讨论过程中缺乏大局观念和公共意识[21]，使得“所议之事对自己有利则同意，对己利益小或无利则不同意”[22]等现象在“一事一议”中普遍出现，从而导致村级“一事一议”制度所议事情难以达成。

综上可知，仅依靠财政资金和“一事一议”制度下的村民集资，难以满足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众筹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融资模式，具有投资门槛低、调节范围大、开放性强、平民化等特点[23]，可以迅速集聚民间资本，为资金短缺项目筹集到资金。作为一种新筹资模式，众筹应用领域近年来不断扩大，已经从最初的文化创意项目扩展到家居生活、游戏、食品、技术、设计、电影、图书等领域[24]。如运动健康平台——麦开网在众筹平台“点名时间”发起了“Cuptime智能水杯”家居生活众筹项目，短时间就筹集到了171.5688万元，众筹成功；杭州古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众筹平台“点名时间”发起了“电鳗Wi-Fi迷你音响”家居生活众筹项目，短时间就筹集了121.7358万元，达到了预定筹资额的12173%；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开云健康”在“资本汇”众筹平台发起了“智慧医疗”众筹项目，短时间就顺利筹集到了600万元的资金；彼岸天在“点名时间”众筹平台发起了“大鱼·海棠——一部给少年带来信仰的动画电影”电影众筹项目，在筹资期筹集到了158.265万元，众筹成功；中科大的一名教师赵征在“众筹网”上发起了“陪伴他人成长，是自己最好的成长——听听他们的故事！”出版众筹项目，在筹资期筹集到了10.0358万元，众筹成功；一名年轻导演董秀智在“众筹网”上发起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作品《华埠》”娱乐众筹项目，短时间就筹集到了10.002万元，众筹成功；风御九秋在“点名时间”上发起了“邀请大家阅读我的作品、并支持我的新书《气御千年》预售！”图书众筹项目，较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50.185万元，众筹成功。由此可见，利用众筹可以迅速为资金短缺项目筹集到资金。那么，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也可以采取众筹这一筹资模式呢？

二、农村基础设施采用众筹筹资的可行性分析

“众筹”这一名词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萨利文在2006年8月首次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众筹描述的是群体间合作事项，人们通过互联网筹集资金，来支持他人发起的项目[25]。现在一般认为众筹是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一种合作行为，它是指项目发起方(筹资者)通过互联网上的众筹平台向不确定的公众(潜在的支持者或投资者)筹集项目资金的一种融资模式[23]。由此可知，众筹在某个领域可行必须具备有人愿意筹资、有众筹平台和有人愿意出资这3个条件。因此，在分析众筹应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时，也应从众筹可行的这3个条件进行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根据公共品理论，公共产品根据是否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26]，因此，农村基础设施根据是否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分为纯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准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纯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由于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能产生收益，如农村道路等；准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由于具有竞争性或排他性，能产生一定的收益，如农村供水、村卫生室、污水垃圾处理、村养老院等。

马斯洛的人类动机论认为，动机是驱使人活动的内部原因，且动机有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之分。外部动机指的是个体在外界刺激(如获得经济报酬等)作用下产生的动机；内部动机则是指由个体的内在需要(如满足同情心、获得社会认同感、强化社会地位等)引起的动机[27]。由此可认为，在众筹中动机是筹资者、社会大众出资的内在作用及前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需要。甘娟和朱玉春通过对晋陕蒙资源富集区31个乡镇的调查发现晋陕蒙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生产型基础设施普遍年久失修、功能老化、更新改造缓慢；大多数自然村的街道路面质量不高，排水设施落后；文化、体育、娱乐、休闲等基础设施更是缺乏[28]。并且由上文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13年)》也可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经济学中“人都是理性的”这一假设[29]，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地方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越来越好，村民、村集体等也不例外。在面临基础设施不足这一现状时，村民、村集体等会有强烈的“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动机，从而使得村民、村集体等有强烈的意愿发起农村基础设施众筹项目。

亚当·斯密认为，同情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天性，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30]，并在其专著《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当人们在看到别人所处的境遇不如自己时，通常会激发人们的同情心[31]。因此，当人们看到泥泞不堪的农村道路等纯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时，通常会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出于“满足同情心的需要”这一动机，社会大众一般会产生出资的意愿。并且通过出资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使出资人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同感、强化其社会地位等，基于此，社会大众也会产生出资的意愿。目前我国农村道路等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已有众筹的成功案例。如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谢集镇张马魏村村民王志铖在众筹平台上发起了“乡村路，我心中的泥泞”农村道路修建众筹项目，短短10天，经过424次网络爱心接力，就成功募集到了3.0025万元的道路修建资金[32]；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顾圩村都岗村民组村民李兵2017年3月下旬在网络众筹平台上发起了一个“乡村道路众筹计划”众筹项目，仅一周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44万元的乡村道路修建资金[33]。

准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可以产生一定的收益，如农村供水、垃圾处理、农村医疗等。目前我国投资市场极不完善，居民投资产品品种单一，特别是适合个人的，其安全性、盈利性均较好的投资产品明显匮乏，完全不能满足普通居民的投资意愿[34]。而社会大众通过投资能带来一定经济收益的众筹项目，由于对这类项目众筹平台通常会引入第三方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为融资提供担保，从而可以确保社会大众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23]。当前我国巨大的农村市场具有巨大的盈利价值[35]，甘娟和朱玉春在对晋陕蒙资源富集区31个乡镇的调查中，有近60%的被调查者认为民间资本介入准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可以获得中高水平的投资回报率[28]。因此，出于“获得经济收益”的动机，社会大众也会产生出资的意愿。

并且，我国民间资本存量可观，这使得社会大众出资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可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2016年我国个人存款分别为41.13626万亿元、46.70311万亿元、50.88781万亿元、55.20735万亿元和60.35042万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分析，2012年温州市民间资本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根据高和投资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的保守估算，鄂尔多斯的民间资本规模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35]。曹小宁也指出，榆林市民间资本规模在700亿元左右[36]。

此外，我国当前较多的众筹平台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众筹筹资提供了平台基础。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众筹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融资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第一家众筹网站“点名时间”成立，之后众多类型不同的众筹平台(如追梦网、点名时刻、众筹网、淘宝众筹、京东众筹、微信众筹等)纷纷在国内成立，并且2013年10月我国也推出了众筹网络开放平台[37]。根据零壹研究院发布的《众筹服务行业年度报告2015》可知，2011年5家众筹平台在我国成立；2012年新增平台10家；2013年新增平台25家；2014年新增平台183家；2015年新增平台170家。并且，据零壹财经发布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众筹年度报告》显示，截止到2016年末，我国众筹平台已经超过了400家。

综上分析，可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众筹筹资满足了众筹在某个领域可行的三个条件：有人愿意筹资、有众筹平台和有人愿意出资。因此，众筹应用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可行的。

三、农村基础设施的众筹融资模式选择及运作流程

1.农村基础设施的众筹融资模式选择

众筹模式按照是否产生回报可分为公益众筹和回报众筹，回报众筹按照出资者获得的回报类别可分为奖励众筹和收益众筹。公益众筹对出资者不提供任何回报，出资者参与公益众筹的动机一般是“满足同情心”“获得社会认同感”以及“强化其社会地位”等，所以公益众筹适合困境支持等能激发出社会大众同情心的项目筹资。奖励众筹以提供产品或服务(如VIP资格、田园采摘体验、电影首映体验)等非货币性奖励作为回报，出资者参与奖励众筹的动机一般不是为了获得金融性的回报，而是出于消费者动机(新颖、独特性产品)和投资者动机(投机心理)等[38]，因此，奖励众筹适合新产品宣传等创新项目筹资。收益众筹能给出资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使得出资者的投资增值，因此，收益众筹适合能产生一定经济收益的项目筹资。

对农村道路等没有收益的纯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来说，虽然其不能产生经济收益，但这类基础设施可以激发出社会大众的同情心，并且社会大众通过出资参与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使其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同感等，应采取公益众筹进行筹资；对农村供水、污水垃圾处理、农村医疗等能带来一定收益的准公共产品的农村基础设施来讲，由于其在未来可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从而能给出资者带来投资的增值，应采取收益众筹进行筹资。

2.农村基础设施众筹的运作流程

公益众筹与收益众筹虽然回报方式不同，但其运作流程基本上是一样的。由上文分析可知，村民和村集体等深知本村所欠缺的基础设施，出于“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动机，村民和村集体等极易成为农村基础设施众筹项目的发起者。在农村基础设施众筹中，首先，村民和村集体等项目发起者对农村基础设施众筹项目的融资类别、筹资期限、筹资金额和回报方式等进行设置，并将农村基础设施众筹项目提交众筹平台进行审核；其次，众筹平台对项目发起者进行身份确认，对众筹项目进行审核，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估计[39]；第三，众筹项目经众筹平台审核通过后，项目发起者需要在众筹平台上向社会大众介绍自己的项目内容，社会大众随之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进行出资；第四，在众筹项目筹资期限内，如果筹集到的金额未达到项目发起者所设置的筹资金额，则众筹平台将已筹到的资金返还给出资者，众筹项目融资失败，反之则项目融资成功；第五，项目融资成功后，众筹平台将筹集到的款项发放给项目发起者，项目发起者运用筹集到的资金实施项目，并按时在众筹平台上对项目实施进程进行更新，同时众筹平台也会持续关注项目的进展以确保筹集到的资金合法经营，并且若融资类别为收益众筹，则项目发起者需按时向出资者支付相应的回报。

四、结论与建议

众筹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筹资模式，可以迅速集聚民间资本，为资金短缺项目筹集到资金。基于马斯洛动机理论，本文认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采用众筹进行融资是可行的。首先，村民和村集体等出于“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动机，有强烈的意愿发起农村基础设施众筹项目；其次，出于“满足同情心”“获得社会认同感”以及“获得经济收益”等动机，社会大众有意愿出资农村基础设施众筹项目，并且我国民间资本存量可观使得社会大众的这种出资意愿转化为可能。此外，我国当前较多的众筹平台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众筹筹资提供了平台基础，从而使农村基础设施众筹成为了可能。

以上研究在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赖财政资金和村民集资的基础上，为供给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提供了一种补充方式。为了让众筹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应用及推广，本文建议：(1)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众筹融资模式的法律法规。从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看，我国尚未有专门的农村基础设施众筹融资的法律法规，在实际情况中，发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遵循各众筹网站或平台的自制规定[40]。目前我国众筹网站、平台较多，各众筹网站及平台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众筹融资的操作标准各不相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众筹融资的项目发起者、网站平台、项目投资者之间的合同范本，资金监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信息披露机制及风险提示制度等都不健全，甚至处于缺失制度[40]。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与农村基础设施众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41]，如确立标准的合同制度；建立平台备案制度；明确众筹平台职责和发起人资格；完善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制度；明确农村基础设施众筹监管主体及其监管职能。(2)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众筹作为互联网新型融资模式，它的应用以农村互联网的普及为先决条件。我国当前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还较低，据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16年6月，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1.7%[42]。因此，为了让众筹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应用，我国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3)调动村民和村集体等利用众筹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筹资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应积极组织人员向村民和村集体等宣传众筹融资的优点，介绍众筹的融资流程，同时对其在采取众筹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帮助等服务。(4)比较研究众筹类型、确定合适的融资模式及选择合适的众筹平台。在众筹前，村民和村集体等要对其所要筹资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分析，确定项目筹资金额，并看其属于哪一类型的农村基础设施设施，从而为其选择合适的众筹模式和合适的众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