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为心声
——在哈尔滨俄侨心理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

张佐娟

(绥化学院，黑龙江 绥化 152061)

在哈尔滨俄侨文学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居住在哈尔滨而保留俄国国籍的侨民用俄语创作并在俄国、苏联境外发表的文学作品，俄侨主要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其次是小说。

在哈尔滨的俄侨，比较集中的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间，绝大多数来哈尔滨的俄侨跟一条铁路紧密相连。19世纪末俄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如愿将铁路延伸至中国东北，1935年，苏联被迫将中东铁路卖给日本，中东铁路管理权几经变更。俄侨在哈尔滨的生活、命运跟这条铁路紧密相连，他们的心理也经历几番变化，研究这些变化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正确认识在华俄侨文学的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总结其美学价值、挖掘其社会意义。

50年时间，俄侨的心理变化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自豪感：1899年至十月革命前

随着东清铁路(1920年更名为中东铁路)的开工，俄国铁路工程师、工人及其家属来到中国，聚集在铁路沿线，主要在这条铁路的枢纽地哈尔滨。哈尔滨的俄侨人数迅速增加，这些俄侨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经济实力，他们大多肩负着沙皇开疆拓土的使命，到中国进行掠夺。

20世纪初的十几年，在中东铁路局辖制下的所谓“哈尔滨自治区”，俄国人处于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俄侨心里充溢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以主人翁的姿态示人，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发建设江边渔村，要将这里打造成俄国人在海外的首都。在这种俄国人主导的城市开发和建设中，哈尔滨的城市布局完全是俄国风格，以教堂、广场为中心，街道呈环形。洋葱头式、帐篷式教堂是俄国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黄白相间的铁路局职工宿舍，民宅的尖顶、卷檐、雕花、原木等，列夫捷耶夫、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等俄国建筑师设计建造了有围墙、栅栏和板棚的院落式一层独宅、带圆锥形屋顶的二层独楼，奠定了哈尔滨城市建设的整体风格。哈尔滨成为俄帝国边界之外“最自由的城市”。

哈尔滨的建设是俄侨的骄傲，他们非常自豪地生活在自己建设的城市里。征服者的心理、占有者的心态、建设者的心声在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俄侨中普遍存在。这种主体意识、自豪感鲜明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是生活在哈尔滨的著名作家、诗人，他的作品反映俄侨日常生活、俄侨和东北人民的关系等内容，他写到：“工程师，领子解开着。/军用水壶。卡宾。/‘这里我们要兴建一个新的城市，/给它起个名———哈尔滨。”[1]这首诗里，洋溢着主人翁的自豪感、缔造者的征服欲，充溢着劳动者的成就感、建设者的幸福感，在俄侨心里，甚至连哈尔滨的名字都和他们有关。多年之后，一些俄侨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然满眼放光、心花怒放，艺术家济奇吉娜说她是亲眼看着哈尔滨成长起来的，亲眼看着市内出现了两边有漂亮小楼的街道、剧院、学校、教堂、商店和咖啡馆。一连两个“亲眼”，说明她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成长的见证者。

二、流亡状：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国内战争至20世纪20年代末

1917—1920年间，大批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俄国白卫军军官、贵族、地主、资本家、士兵、知识分子、商人等纷纷携家眷逃离苏联，沿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导致在哈尔滨的俄侨人数飞速增长，这些反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流亡者被称为“白俄”。流亡到哈尔滨的“白俄”，其心灵世界是复杂的，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心理状态。

首先，这些逃出革命风暴的流亡者对哈尔滨的容留充满感激，对哈尔滨满怀深情。“白俄”从苏联时期流亡来到这座生活着众多俄侨的俄国风格的城市，他们满怀期待，希望在这个俄侨打造的“东方莫斯科”找到工作、建立起自己的新生活。哈尔滨有着俄侨习惯的生活方式，熟悉的教堂、学校、商店等生活环境。虽然初来乍到，但“白俄”没有一丝一毫的陌生感，反而有一种身处故乡的感觉，哈尔滨，这个充满异域风情、多元文化共存的新型城市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些逃亡者，成为这些流亡者们休憩的避风港、安宁的新家园。这种欣喜、感激之情，被逃离苏联的俄侨镌刻在词彩华章中，他们饱蘸浓情重彩、深情地描绘在哈尔滨的所见所闻，表达他们对这里风土人情的关注和喜爱。在哈尔滨的生活，留给俄侨美好的、难忘的记忆，许多人把哈尔滨称为他们的第二个故乡。诗人阿列克桑德拉·巴尔考在《阴历新年》中，记述了中国最隆重的节日——春节：“行善积德人不怕炮仗，/妖魔鬼怪才害怕炮仗。/念咒的老妇嘟嘟嚷囊，无声息、很快嘴、很木然。/按规矩相互拜完了年，节日烟雾笼罩的人们，/就欢度大年初一的夜晚，主客一块打麻将，在桌前。”[1]可见诗人对中国习俗的熟悉。

米哈伊尔·什梅谢尔也一样，抒发着在哈尔滨过着安宁生活的感慨：我们，为圣彼得堡而忧伤，/但对他的忧情，并不强烈，/因为哈尔滨的俄国面貌，/让我们与痛苦的流亡和解[2]。女诗人叶列娜·达丽直抒胸臆，道出对哈尔滨的款款深情，她在诗中写到：你，哈尔滨/宛如一块故土，/保护，藏匿我免遭恶旋风。……我会对任何人都公开说，/这个可爱的城市征服了我[2]。

其次，虽然哈尔滨的生活环境与俄国国内无甚差别，但是，十月革命后，随着俄国的覆灭，中东铁路管理权发生了巨变，俄侨成为一群没有祖国的人。1919年，俄国人失去铁路管理权。1920年，这条铁路更名为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1925年，中东铁路颁布新规定，只雇佣苏、中员工，俄侨面临着加入苏联国籍还是中国国籍的选择。随着铁路管理权的变更，俄侨的际遇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急剧变化，心理状态、精神面貌也随之改变，他们不得不伤心地承认，自己不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而是臣民，他们面临找工作困难的境地，一些俄侨的生活陷入窘境。

陷入窘境的俄侨强烈地感受到了亡国之悲，在文学创作中时常表现出对故国的思念，对侨居生活的希冀。科洛索娃的诗集《先生，摆脱不了的俄国》表达对俄国的思念、身处异乡的失落感。奥莉伽·斯阔毕浅克写出了失去故国的侨民的尴尬：“生着你那双眼睛的男孩，/不能全部理解你的孤寂。/他高兴那火辣的夏天，/他活像狼崽儿一样痛恨，/你那已经丢掉了的国家，/还有那叫莫斯科的城市。”[2]维克多里娅·扬科夫斯卡娅的《在国界边上》这首诗中写到：“我住在远离湖畔的草房/俄国国界从那里通过/我苦苦地思念/我梦中的家乡。”海伊多克在小说《与命运赌博》里塑造了一个敢于和命运赌博的俄国侨民形象，这个侨民通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过上了稳定幸福的生活。作品中透露出作者渴望过上安宁生活的热望。

三、彷徨态：20世纪30、40年代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特别是东北大地遭受着血雨腥风，30年代，日本侵略造成中国的战乱，1935年，日本胁迫苏联卖掉中东铁路。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的到来，很多“白俄”被公开或秘密地捕往苏联。世事沧桑巨变，在哈尔滨的俄侨，许多人迁往上海、天津等地，甚至远走巴西等国家。后来，苏联采取召回海外俄侨的措施，有的侨民回国，几经变故，在哈尔滨俄侨数量锐减，但仍有一些俄侨选择居住在哈尔滨。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俄侨的心理再次发生变化，在哈尔滨俄侨的境遇江河日下，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可以说陷于重重矛盾中：他们心中的祖国俄国已不复存在，然而他们也未加入苏联国籍；住着熟悉的俄式建筑，说着俄语，吃着列巴，脚下却是他国土地；想把他乡当故乡，可哈尔滨经历着战乱，日本人在此横行霸道。他们精神愁苦心情郁闷，谋生艰难生活困顿，飘忽不定、颠沛流离、岁月蹉跎。寄人篱下，故国(俄国)难回，心心念念的哈尔滨正遭受战争的磨难、接纳他们的哈尔滨人正遭遇血雨腥风。留下，悲悯灾难深重，离开，试问乡关何处？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心境下，俄侨的文学创作主要表达了两个方面的主题。

首先，俄侨文学中表达了对命运无常、世事难料的忧虑与感慨，对自己侨居命运的思考，对命运的捉弄感到无奈甚至愤怒。

阿列克谢·阿恰伊尔在其诗《命运小路》中表达着苦闷：活在世上的人恰似江河之水，/又像商队从天涯走向天涯。/猜不透的奥秘要不断探索，/世世代代周而复始形同流沙。/迷雾般的世界上没有向导——/算来只有猜想和预测的结局[3]。瓦列里·别列列申于1920年离开俄国来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长大，后来又去巴西，他的诗歌《三个祖国》也表达了一个流浪俄侨对于命运的无可奈何，他热爱的祖国、喜爱的中国不能居住，不喜欢的巴西却得常留：“这里空气稠密让人压抑，/往昔的歌仿佛都中了魔。/歌声的碎片已毫无意义，/都将随风飘零归于寂寞。”[3]

其次，由于风云多变的形势、侨居的身份，一些俄侨作家在创作中不去涉及政治问题，将目光转向描写山林。尼·巴依科夫多年在东北山林工作，从事监管、考察等工作，积累了丰厚的山林知识，对这里的自然山川产生深厚的感情，这些为尼·巴依科夫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考察笔记语言的精确性也造就了其生动准确的文风。30、40年代，尼·巴依科夫相继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大王》(1936、1942)、《母虎》(1941)和《黑人船长》(1943)，并完成大量短篇小说和特写。《大王》是一部动物小说，主角大王是一只雌性东北虎，壮美自信勇敢，但还是死于猎人枪下。作品表达出对自然环境遭破坏的痛惜之情，传递着生态保护的意识，预言了生态环境问题。尼·巴依科夫被在华俄侨文学研究专家李延龄誉为生态文学第一人。

总的说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是俄侨在哈尔滨相对集中的时期，这个时期，世界风云变幻多端，无论俄国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俄国在中国东北势力的消长，在哈尔滨的俄侨心理发生三次变化，三次心理变化鲜活地体现在俄侨的文学创作中：第一阶段的自豪感、第二阶段的流亡状、第三阶段的彷徨态。在哈尔滨俄侨三个阶段的创作，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初心——言为心声，践行着文学的使命——追寻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