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成就·功能·策略
——基于中国电影社会学视角的省思(1949—2019)

史博公，黄瑞璐

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绰约多姿，现实生活更是五彩斑斓，这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下简称“民族电影”)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益于民族政策的关怀，民族电影得到空前发展，在国内外屡获奖项的同时，也产生了甚为积极的社会影响。当然，民族电影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市场竞争乏力、传播渠道狭窄、创作人才不足、制片资金匮乏等问题。(1)参见林吉安:《民族影像中的国家、市场与权利——21世纪少数民族电影的政治经济学》，《民族艺术》2016年第5期。为此，本文从中国电影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2)中国电影社会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着重探讨电影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请参见史博公系列论文 ：《建构中国电影社会学——以抗战电影研究为例》，《电影文学》2017年第9期；《早期电影与“五四精神”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影社会学视角的考察》，《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等。在系统考察民族电影既往成就的基础上，对其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进行深入阐释，并就其未来发展策略作了扼要探讨。(3)受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涉及相关纪录片，仅针对故事片进行系统研究。

一、民族电影的四个发展阶段与成就

近70年来，我国民族电影的叙事内容日益丰富，个性情怀得到彰显，部分作品还从区域生态、物质生活、精神信仰等方面，再现并传播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风貌，因而这类影片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人类学、民族志或社会学价值。

民族电影的沿革与时代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依据两者的互动状况及民族电影自身呈现的阶段性症候，大体可将新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民族电影在新中国的崛起(1949—1979)

尽管中国电影早在1905年就已诞生，但民族电影的成长却相当迟缓，直至1949年仅有《瑶山艳史》(1933，瑶族)、《塞上风云》(1942，蒙古族)、《花莲港》(1948，高山族)等几部故事片面世。(4)民国时期还有几部民族题材纪录片问世，如《雅安边茶》《康人生活》《西康跳神》《西康一瞥》《喇嘛生活》(均为1939年拍摄)、《民族万岁》(1939至1942年拍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促进民族团结、稳定新生政权成为重大国策，因此民族电影在“十七年”时期得到长足发展。据统计，我国在此期间共生产故事片600多部，民族电影占47部，涉及近20个民族。(5)本文凡未注明来源的数据，均为笔者据以下资料统计：a.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影片大典》，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2001、2005年版。b.张骏祥、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c.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d.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e.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f.各类报刊和网络资料。应予说明的是，本文数据虽经反复校勘，仍难免错漏，仅供参考。

《内蒙人民的胜利》(1950)是新中国首部民族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大量启用少数民族演员，充分表现民族风情的作品。该片展现了一位牧民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也为后来的创作开启了“革命+团结+爱情”的叙事模式。(6)该片对新中国电影管理体制的形成有直接影响——1950年春上映之初，曾因个别情节有争议而停映修改(关涉统战政策)，随后接受毛泽东建议，将原名《内蒙春光》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再次公映。在此期间，国家电影局于4月颁布了“剧本及影片审查办法”。文化部于7月遵照周恩来指示，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审查机构就此产生。在随后十几年里，民族电影的产量和质量均有提升，涌现了不少佳作。仅就其主题来看，这些作品或可分为四类：

1.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建设热情和幸福生活的影片。如《五朵金花》展示了白族青年的劳动热潮和青春风采；《达吉和他的父亲》颂扬了彝汉情谊和水利新貌。

2.表现少数民族获得新生的影片。如《金银滩》《哈森与加米拉》《芦笙恋歌》《农奴》等都是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演绎了党的正义形象，充分肯定了新政权的合法性的。

3.反映不同时期党领导少数民族对敌斗争的影片。如《鄂尔多斯风暴》《羌笛颂》《回民支队》《金玉姬》，以及《边寨烽火》《山间铃响马帮来》等。

4.抨击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压迫，并歌颂纯真爱情的影片。如《刘三姐》《阿诗玛》《秦娘美》等。

以上四类作品虽然叙事角度和表现形态各异，但题旨均为引导各族群众信赖共产党、拥护新中国。需要指出的是，民族电影作为“十七年”电影的组成部分，虽然宣传导向与其他题材的作品别无二致，但在形态和内容上却颇具特色。

首先，民族电影对爱情的表现更为宽松自如。受多种因素制约，当时的电影在表现爱情时大都很谨慎，但民族电影在这方面却比较洒脱。如《冰山上的来客》将爱情与国防有机融合，生动诠释了只有国家安宁、少数民族同胞才能得享幸福的意涵。显然，对于当时尚未安定和开放的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并不适宜照搬内地做法，只有将思想教化融于情感叙事中，才能产生润物无声之功效。或许，这就是民族电影可以大量采用婚恋情节的缘由。

其次，民族电影的主人公总体上更具亲和力。这类影片的题材决定了主人公大都要经历从封闭到开放、由落后到先进的成长过程，因而让观众既能感受到平民英雄的可亲可敬，也能体悟到自身进步的多种可能。可见，这样的影片更能深入人心。

再次，民族电影大多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当时的影片均负有宣传教育使命，因而其视听呈现常常显得庄重有余、趣味不足，但民族电影却别具一格。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其服饰、习俗和地域风物都很有特色，当这些元素在影片中纷纷涌现时，自然会让作品增添新奇的艺术魅力，呈现独特的文化景观，衍生较强的观赏兴味。

正因为“十七年”民族电影较多地呈现了人性人情和民族风韵，所以它在国内备受青睐的同时，也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例如，《五朵金花》曾热映于46个国家，创造了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空前纪录，并在开罗亚非电影节上收获了两个重要奖项。该片为宣传新中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盛赞它“开创了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7)参见李二仕:《柳暗花明的尽头——<五朵金花>的经典意义》，《中国民族》 2012年二三期合期特刊。

当然，民族电影也无法全然超脱于时代局限。在这一阶段的银幕上，少数民族的生活空间和人物形象主要是作为政治寓言载体而存在的，因而很多作品并未充分体现出民族个性。譬如，只要把空间、服饰等元素一换，即可将《冰山上的来客》改为《雪山上的来客》甚或《xxx的来客》。实际上，除《五朵金花》《刘三姐》《农奴》《阿诗玛》等作品外，很多民族电影只是徒有某个民族的“形”，而未能表现出相应民族的“神”。显然，这是“十七年”民族电影的一大缺憾。

进入1966年以后，民族电影创作因故中断，直至1975年才恢复生产。据统计，1975—1979年共推出民族电影20多部，如《沙漠的春天》《草原儿女》《阿夏河的秘密》《连心坝》《萨里玛珂》《冰山雪莲》《奴隶的女儿》《拔哥的故事》《山寨火种》《蒙根花》等。(8)此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还推出了两部少数民族题材动画片 ：《两只小孔雀》(1978)和《阿凡提》(1979)。前者讲述了傣族“红小兵”给解放军送孔雀的故事；后者改编自流传于新疆的阿凡提故事。该厂1979—1989年共推出14部阿凡提系列动画片；2017—2018年又摄制了3D动画片《阿凡提新传》和《阿凡提之奇缘历险》等。此外，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摄制过故事片《阿凡提》(1980)。受“三突出”等创作思维的牵绊，这批影片尽管数量不少但水准不高，其审美价值明显低于“十七年电影”。因此，除《傲蕾·一兰》等个别作品外，其整体上并未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

(二)民族电影在新时期的复兴(1980—199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民族电影不再踟蹰于“拯救与被拯救”模式，涌现出大量题材新颖、视角独特的作品。其中，最具个性者当属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前者表现了蒙古族牧民的狩猎风俗和伦理观念，后者讲述了一位藏族贫民沦为盗马贼后的不幸人生。两部作品完全超越了既往窠臼，以颇为先锋的视听语言，细腻描绘了蒙古族和藏族民众的起居劳作、宗教礼仪和民族性格，同时也蕴含着一些朦胧的反思意味，(9)参见《田壮壮：“伤痕文学”本质上是歌功颂德，没有反思》，凤凰卫视《腾飞中国》栏目的文字实录。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tfzg/detail_2012_11/28/19606824_0.shtml,2012-11-27.堪称我国民族电影创作的历史性突破。

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影片——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傣族风情衬托下，展示一位汉族女知青的天性觉醒和春心萌动过程。与其他关涉“族际关系”的作品不同，该片呈现了一种“反向救赎”模式——女知青的被启蒙，实际上主要来自傣族村民崇尚自然的价值观。仅就这点而言，便足以让该片在民族电影史上享有独树一帜的地位。

此外，锡伯族导演广春兰的才华也很引人瞩目。从1981年起，她就执着于新疆的民族电影创作(至2013年共有28部)。其中，《幸福之歌》是我国首部表现改革开放后新疆少数民族青年生活的影片；《火焰山来的鼓手》则荣获了第41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奖。广春兰常年扎根新疆，熟悉少数民族生活，善于将歌舞、喜剧等类型元素熔于一炉，在电影艺术的本土化、区域化、民族化探索上贡献良多。

这一阶段较出色的作品还有《幽谷恋歌》《阿凡提》《喜鹊岭茶歌》《孔雀公主》《雾界》《森吉德玛》《鼓楼情话》《姑娘寨》等，这些影片涉及蒙古、藏、维吾尔、壮、佤、彝、傣、畲、白、景颇、哈尼、裕固等十几个民族，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他们的历史传奇、风土民情和日常生活。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若以每十年左右作为统计区间来考察民族电影，那么迄今产量最高的时段就是1980―1991年(约106部)。(10)参见刘中庆 ： 《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58部少数民族电影文本的考察》，《东南传播》2019年第7期。此时的民族电影数量倍增，模式化说教的大为减少，很多影片都自觉表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或生活习俗。那些融汇于叙事中的民俗事象既增添了影片的视听魅力，也让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记录与传播。(11)参见史博公 ：《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的相关章节，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作品在思想内涵、艺术形态呈现等方面显得格外活泼多元，洋溢着颇为浓郁的民族韵味，体现了民族电影创作的新理念、新风貌和新趋势。

(三)民族电影在转型期的探索(1992—2000)

我国于1992年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随后在这一政策主导下，(12)参见原广播电影电视部1993年发布的《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国营制片厂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型，这使原本依赖政府拨款的制片资金骤然减少，致使该阶段仅有60余部民族电影问世。当然，其中也不乏影响较大的导演、票房较高的影片。

譬如，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夫妇就以拍摄“马背动作片”驰名。他们对蒙古族文化显然有更深切的理解和更真挚的情感，因而其作品也更具“马背民族”的禀赋与质感。在《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影片中，既有跃马横枪的征战场面，也有恬淡温馨的起居细节。这些作品犹如一首首荡气回肠的史诗，彰显了蒙古族的历史波澜和文化魅力，在赢得诸多奖项的同时，也收获了可观的票房，堪称民族电影平衡艺术与商业的典范。

此外，谢飞导演的《黑骏马》《益西卓玛》也值得重视。前者以一位蒙古族青年的情感经历为线索，生动再现了搭建蒙古包、挤奶放牧等生活情形，展示了草原儿女的宽厚胸怀。后者通过一女三男的情爱纠葛，揭示了西藏的沧桑变迁以及宗教对人的影响。该片精神内涵很丰富，可惜叙事脉络太庞杂，致使其题旨表达较为混沌。

为适应市场化需求，此时的民族电影也开始重视吸纳商业元素。如《骑士风云》《金沙水拍》等影片都能自觉地将类型旨趣与民族风情相融合，既应和了主流意愿，也收获了不菲票房。但亦有个别影片为赢得市场不惜生硬编造。譬如《红河谷》为了附会“藏汉一家亲”的意念，竟然演绎了一段“黄河倒流”的情节。

(四)民族电影在21世纪的嬗变(2001—2019)

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我国电影体制改革力度持续加大，(13)参见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4年发布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管理方式趋于宽松，民营资本大量涌入制片/发行/放映等领域，促使民族电影再次得到长足发展，涌现了《真心》《美丽家园》《图雅的婚事》《尼玛家的女人们》《花腰新娘》《额吉》《狼图腾》《皮绳上的魂》《米花之味》等一批佳作。(14)据笔者统计，民族电影的产量2000—2010年约有90部，2011—2019年有50余部。其中，万玛才旦、哈斯朝鲁的创作尤为引人瞩目。

万玛才旦多次在国际电影盛典上获奖，是一位成功走向世界的藏族导演。他的作品全部在藏地采用藏语拍摄，以质朴的风格表现了部分藏民的现实处境，堪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电影。其中，蕴含在《塔洛》《静静的嘛呢石》等作品中的意绪尤为引人深思。譬如，现代秩序是否要统摄所有的传统生活；少数民族又该如何应对时尚潮流等。显然，这些困惑是多民族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因而这些作品便具备了国际传播的价值。

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向来对故乡情有独钟。他先是在处女作《珠拉的故事》中赞颂了草原儿女的人性之美，后来又在代表作《长调》中，演绎了一位长调艺人到都市发展却不幸失声、返回草原又恢复如初的神奇经历。该片的情节虽稍显夸张，但沉潜其中的观念却意味深长——民族艺术只有扎根于故乡的原野，才能涵养出不竭的生机。

除上述两位外，近20年来还出现了一批颇有才华的少数民族编导人才。例如，藏族的松太加、戈巴海培、泽仁；蒙古族的宁才、巴音、卓·格赫、德格娜；维吾尔族的西尔扎提·亚合甫；塔吉克族的阿迪夏·夏热合曼；哈萨克族的托合塔森；侗/苗族的丑丑；哈尼族的李松霖；壮族的覃一坚；彝族的贾萨杨万等。这批编导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源于血统的体认，因而其作品也更具民族个性和魅力。总体来看，他们大多能从本民族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尽量采用本民族母语，以平实贴切的视听语言，刻画了一个个朴实的形象，描摹了一缕缕率真的情愫，在更广阔的维度上表达了对少数民族过往经历、当下际遇乃至未来命运的关切。

譬如，《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阿拉姜色》等作品，都自觉淡化了“他者趣味”式的奇观元素，凸显了富于本土气质的日常生活，从而使蕴涵其中的情感显得愈发饱满真挚。再如，《十八洞村》《又是一年三月三》等影片则紧扣时代脉搏，呈现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艰难与成就。在这类作品中，既洋溢着赤诚的本土情怀，也激荡着澎湃的时代精神，堪称是对“十七年民族电影”在国家使命表达上的完美继承，同时也进行了美学风格上的开拓创新。

显而易见，正是因为有了21世纪以来这批少数民族编导的脱颖而出和倾情投入，民族电影的观念和形态才有了总体性革新，才变得更加名副其实，才真正跨入了承前启后的新时代。可以预见，这个持续崛起的新锐群体必将以其继往开来的担当和业绩，为我国民族电影写下新的迤逦篇章。

二、民族电影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

在大中华文明的源流中，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铸就了华夏民族恢宏悠长的历史，也必将共同走向波澜壮阔的未来，因而我们理当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与研讨、保护和传承。进一步来看，民族电影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相关文化的呈现、演绎与诠释可谓十分生动立体。深入体认、综合把握民族电影的文化意涵，努力阐释其价值，发挥其功能，促进其发展，既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完善与提升，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丰富和拓展。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民族电影的当下意义和未来价值。(15)参见彭慧媛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文化战略意义》，《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3期。

(一)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随着现代文明在我国的不断推广，特别是交通和通讯的日渐便捷，以及旅游风尚的兴起，中东部发达省市与偏远民族地区的交往变得日趋频繁。在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持续互动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时尚化速度明显加快，从住宅/服饰/语言，到礼仪/信仰/观念莫不如此。可以说，内地大众文化对民族区域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乃至历史遗存却在逐步衰减，这种状况无疑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尽管“文化趋同”是难以逆转的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并且少数民族群众也有权选择更加舒适、新潮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是作为大中华文明的支脉，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毕竟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尽量让其得到保护和延续。譬如将其再现到电影里就很有意义，这样做既便于各族后裔体认其民族文化精髓，也能为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积蓄资料。例如，蒙古族的洒马奶、彝族的烟盒舞、哈尼族的开秧门、侗族的滚泥田等民俗事象在目前已不多见，但这些情境和场面在民族电影中却得到了鲜活再现，获得了跨越时空的生命力，绽放着历久弥新的璀璨光彩。(16)令人欣慰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情形在民族电影中变得日趋普遍，这主要与我国政府日益重视保护文化遗产有关。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愿望用纪录片亦可实现，无须再拍故事片。这类主张貌似有理，实则偏颇。事实上，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现象早已消失，用视听手段已无从记录。尽管采用口述方式也能勉强补遗，但其作用主要在于科研，对大众传播则效果甚微。有些文化遗产虽依旧存在，也完全可以纪录再现，但若将其有机地编织到故事片中，无疑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引起更多关注，从而激励各级政府采取更为有效的保护措施。可见，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民族电影确实功不可没。

(二)有益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理解与和睦

在人类发展史上，文化差异是引起民族隔阂的诱因之一，因此努力增进各民族的融通就变得至关重要，对于多民族大国而言，尤为如此。而在这方面，民族电影显然堪当重任。譬如，对于从未去过藏区的人来说，恐很难理解藏民那种极度虔诚的宗教情怀。但是看过《冈仁波齐》等影片后，或许就会懂得，宗教信仰对于藏民来说已不只是精神信仰，它还是一种日常化的生活方式。

藏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气候严酷、生活单调。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藏民的文化娱乐和社交活动很少，在漫长的冬季更是如此。身处这样的环境，心灵如何安放？情感怎样寄托？烦恼何以排解？若此，安详的诵经、超然的祈祷便成了最佳选择。这些活动虽不产生世俗价值，却能祛除空虚，化解焦虑，熏陶信仰，具有心理抚慰和社会教化的作用。况且，那些蕴涵在经文或祷告中的诸多善念，对修身养性也确有潜移默化之效。理解了这些，或许也就理解了藏民对宗教的执着，对藏地文化便多了一份包容与尊重。

可见，民族电影确有沟通民族文化之功效，而各民族只有具备了同理心，才能和而不同、携手发展，最终也才能把党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例如，扶危济困乃人类至善，尤其在自身不宽裕时去帮助他人，就更属难能可贵——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内蒙古牧民曾响应中央号召收养数千内地孤儿。(17)参见佚名： 《缅怀乌兰夫：从草原之子到国家领导人 曾动员内蒙古收养三千名孤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1208/c85037-26166144-11.html，2014-12-08.对此，影片《金色的草原》进行了令人动容的再现，而蒙古族同胞的义举亦由此得到传扬。事实上，我国古往今来都不乏民族亲睦之佳话，将其略加演绎、诉诸银幕，显然对改善族际关系、增进民族团结大有裨益。

此外，影片《云上太阳》和《诺日吉玛》也值得一提。前者讲述了贵州苗民竭力抢救一位法国女画家的故事，后者演绎了一位蒙古族妇女拯救两个外国伤残士兵的传说。这类影片使我国民族电影的观照视野和精神理念得到明显升华，其情怀显然已超越民族团结层面，上升到了人类博爱的境界。

(三)有利于加强民族地区的现代意识

毋庸讳言，受区域环境、风俗习惯、教育水准等多重因素制约，民族地区的现代文明意识普遍偏弱，在法治、环保、教育、卫生等方面确实还有不少欠缺。为此，我们就需要运用多种媒介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而通过民族电影去改善相关状况，显然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在这其中，那些关涉法治的影片尤须重视。因为一个地区法治意识的强弱，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乃至民族团结都有重要影响。

譬如，影片《马背上的法庭》所触及的问题就极具普遍性，其中的判案方式虽然看似荒唐，实则却是现代司法与传统习俗的妥协与融合。它表明，在民族地区特殊的执法环境中，司法的严肃性和原则性有时必须加以适度变通——只有在理解和尊重当地习俗的前提下，其判决结果才易于为群众接受，也才能使当地各民族逐步认同现代法治理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法治相关的民族电影大约已有十多部。譬如，表现傣族少年与盗猎/贩毒团伙智斗的《枪，从背后打来》，讲述傈僳族村落为保护生态而整体搬迁的《碧罗雪山》，再现藏族勇士惩戒盗猎行为的《可可西里》，反映彝民与毒品斗争的《梦回远山》等。(18)参见史博公:《见证与思忖:银幕内外的法治中国——基于中国电影社会学视角的考察(1978―2018)》，《当代电影》2018年第10期。尽管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作品多以弘扬正气为主，但我们从中还是能感受到法治问题在民族地区的严峻性，而通过电影去持续揭示这些问题并加以评判，显然有助于引起更多群众的关心和重视，从而让现代文明意识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

(四)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

长期以来，西方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多有指责。这种情形或许源于对方的认知局限，但也与我们的国际宣传不足或失当有关。大量传播学案例表明，就塑造一个国家之国际形象而言，运用电影等“软宣传”方式，要远比通过政府去做“硬推广”有效得多。(19)参见李一君： 《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海外传播:历史、机制与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8期。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民族电影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一些颇为有效的经验。其中，积极推介民族电影到国际上展演或参赛，无疑是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影响最大的方式。尽管这类影片多属低成本制作，却为我国赢得了不少声誉(参见附表)，借此也增进了世界各国对我国民族状况的了解。

例如，影片《刘三姐》曾多次在新加坡公映。1979年再度上映后，竟打破了美国电影《飘》在当地创下的放映天数纪录。(20)参见张飊 ：《刘三姐之梦》，《天津文学》1989年第6期。再如，影片《婼玛的十七岁》在国际上的反响也很好。美国《每日综艺》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内涵丰富却幽怨迷人的故事，导演对地域文化的把握既深刻又不露痕迹。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也指出：这是一部令人浮想联翩的电影，让我从新的视点看到了真实的中国。(21)佚名 ：《国产电影〈婼玛的十七岁〉带来三个没想到》，《北京日报》2003年4月9日。可见，民族电影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限于少数民族本身，它同时也塑造了我国的国际形象。(22)据笔者了解，我国民族电影从1950年至今在各级各类国际电影节上收获的奖项数以百计。

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际奖项概况(1949—2019)

三、民族电影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我国民族电影的成就和价值有目共睹，但在近20年来却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这种状况？又该怎样提升其未来的数量和品质，以便让它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播，增进民族文化交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发挥更大效用呢？凡此种种，显然都需要从发展策略上及早谋划。(23)参见谢德明、王红彬、彭慧媛编著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的相关内容，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

(一)政策扶持：民族电影存续的根本保障

不言而喻，受题材、资金、人才、渠道以及观众趣味等多重因素制约，民族电影在当下和未来都很难跻身主流电影市场，即便像《塔洛》等影片能勉强挤进院线，其票房也很微薄。事实上，这种情状并非只有我国如此，而是一种国际现象。因此，那些一味强调民族电影必须走向市场的主张并不现实，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也有论者认为商业化是民族电影的必由之路，这种建议也不可取。须知，电影的商业化通常以高投入、大制作为前提，但民族电影的突出问题就是“融资难”。资金匮乏却要强行将其商业化，必然会迫使编导去竭力迎合市场，其作品便难免低俗化、浅薄化、荒诞化，而这绝非民族电影的正途。

当然，我们反对把民族电影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绝不是要将其隔绝于市场，而是因为它在总体上确实无力参与竞争。如果将其完全甩给市场，那就意味着其将自生自灭，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就其未来发展而言，关键还是要靠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令人欣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17)对此已有提及，可惜尚未出台具体措施。显然，相关部门在这方面的实作应当加快步伐。

(二)人才培育：提振民族电影的核心要素

民族电影从业者对本民族文化大都比较熟悉，其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往往更真挚，对民族风貌的刻画也更贴切，因而他们无疑是未来民族电影的希望所在。遗憾的是，与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和覆盖地域相比，少数民族编导的数量明显偏少，其民族构成亦不均衡，而这又导致民族电影作品的失衡——在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有近20个没有本民族的影片。(24)参见佚名 ：《鼓励支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有法可依》，《中国民族报》2017年3月10日。要改变这种状况，同样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25)早在2013年，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旨在为每个民族至少拍一部影片，但该活动的效果尚待观察。

譬如，国家民委可协调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高校、各大影视公司或门户网站及地方政府，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免费培训活动，在给予少数民族电影人理论熏陶的同时，还要设法为之提供创作机会和放映渠道。

此外，中央政府也可考虑拨出专项资金，责成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等民族大省或自治区的电影企业，通过“传帮带”等形式，组织少数民族电影人深度参与创作，并敦促相关各省/自治区每年推出一部民族电影，然后再组织全国性的展演或评奖，借此考评和提升相关活动的效益。

人才培育是兴办事业的必要前提。可以想见，假如上述措施都能逐步落实，那么我国民族电影必然会拥有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三)多维传播：民族电影兴旺的重要环节

如何覆盖更广泛的受众，实现更有效的传播——这是民族电影兴盛的重要环节。民族电影只有在国内外有效传播，才能凝聚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和人才，也才能从边缘逐步靠近主流。为此，政府在国内和国外都要作出持续努力。

首先，可尝试“一节引领、多头并举”的模式。由中央政府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节”。(26)关于少数民族电影，我国目前已有几个相关活动——华表奖设有“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设有“少数民族电影展”板块；北京国际电影节设有“北京民族电影展”单元；自2017年起，内蒙古的地方政府开始举办“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节”(金马鞍杯)。但这些活动或者只是把民族电影作为陪衬，或者并非中央政府所为，其权威性、影响力、覆盖面都很有限。议程包括：1.对创作成就予以及时评判、宣传、推广。除常规奖项外，还要专设“伯乐奖”，以表彰那些在培育、提携民族电影人才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在电影节期间或稍后，国家主管部门要设法协调各大院线同步举办“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周”，以优惠票价上映获奖作品，同时予以税收减免。由此推动民族电影走进院线、走向大众。3.在那些与获奖影片相关的少数民族地区，当地政府可联合媒体造势，举办多种旅游及寻访活动。游客凭电影票根可享受相应照顾，以实现电影与“文旅产业”的良性互动。

其次，在国际上定期定点举行“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巡展”，并同步举办“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展演”，其中要专设观众参与的互动环节，同时赠/卖具有民族风情的文创产品。再有，可发放相关明信片/纪念卡，外国友人来华旅游时，借此在相关地区享受食宿/观光费用的优惠。总之，要发挥多种创意活动的联动效应，尽量加深外国人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印象，不断扩大我国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再次，民族电影的从业者要主动把握“媒介融合”的时代趋势，努力在院线、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上搭起一座互通共享的“立交桥”，力求让作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传播，俾使综合效益最大化。在这当中，尤其要着力挖掘手机等移动终端的传播及融资潜力。为此，制片方一方面可将影片浓缩为“手机精编版”，采用点击付费或搭载广告的方式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亦可采用“众筹”等方式融资，同时还可在前期就故事大纲、人物关系、空间选择、结局方式等问题，请网友参与谋划或投票，借此提升影片的品质和社会关注度。

系统运作和落实上述项目殊非易事，政府和制片方定然所费不赀，但就促进国内民族和睦、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中国软实力之千秋大业而言，这样的投入不仅物有所值，而且影响深远，的确值得各级政府细加思忖、大力推动。

结 语

新中国民族电影历经70年的积淀，可谓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它的存续状况关系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负载着民族团结、社会融洽的重大使命，甚而它还担当着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的时代重任。因此，我国政府和民间都应予以高度重视，从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多加扶持。同时还要积极开辟多种传播渠道，力求让我国民族电影走遍五洲四海，走向世界观众，最终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