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性保护的方法论与道路探究

马知遥，常国毅

回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的历程，存在过于重视非遗数量和非遗传承人等级划分的问题，渐渐背离了保护的初衷，忽视了非遗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发展的教育问题，导致社会成员特别是新生一代对非遗文化认同的薄弱。因此，有必要通过开展与非遗相关的教育活动，最大程度上塑造社会成员对非遗的主动文化认同，使非遗切实获得生命力。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与尝试。比如实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融合培训班”等。同时，有志于非遗保护事业的各界人士特别是非传承人也在积极开展非遗教育实践，这为我们探讨非遗教育的方法和道路提供了借鉴。

一、非遗保护中文化认同的缺失

(一)文化认同缺失的环境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方式都在发生着改变。现代化生产工具的普遍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大批青年涌入城镇，传统村落劳动力缺失，落后的农耕经济成了时代“遗孤”。生活水平的改善，自然带来了人们对生活方式优越性的追求，城镇化就是这一追求的标志。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极大改变，逐渐导致村落的消逝，直接威胁到了传统文化的存续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亟待拯救的非遗。传统村落是产生传统文化的主要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指能够给人提供各种条件的大自然，人文环境是指提供给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利用文化符号进行互动交流的社会区域。虽然自然环境是非遗存在的基础因素和前提条件之一，但是非遗主要存在于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文环境中。在从传统村落到城镇的演变过程中，人文环境的变化远比自然环境的变化来得大，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构成人文环境主要因素的民风民俗却逐渐被抛弃和忽视了，人们从前在乡村社会中赖以联结的文化纽带也渐渐被断裂开来，进而导致以前所熟知的、甚至离不开的传统文化，逐渐淡化在人们视野中。

(二)文化认同缺失的主体性因素

这里需要界定一下文中“人”的范围。由于文化认同是来自于同一社区和群体成员对共同历史的认知和承认，通过彼此认可的文化符号来联结共同的历史经验，是与历史对话的纽带以及对自我身份的界定。所以，文中所说的“人”并不是单纯地指向非遗传承人，是从广义上包含认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所有人。

只要人能动地活动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他就有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可是，每个人及其所从事的文化活动是各不相同的，文化也是复杂多样的，因此，每个人的主体性以及他所对应的文化是不同的。对于整个文化环境来说，人有其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但对于特定的非遗来说，他不一定有文化主体性。怎么才能说一个人有某种非遗的文化主体性呢？本文认为有两个标准：首先，他要在文化环境中开展某种非遗实践活动；其次，人的认识活动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其要有发自内心的相关文化认同。如果其是无意的或者是违心地参与某种非遗活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他不会自觉且长久地坚持这一活动。这两个标准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第一个。比如说，有些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为了扩大利益，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其艺术产品，甚至抛弃了一些传统的制作工艺和重要的工具，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不是我们所要保护的非遗，只是一件失去文化内涵的商品而已。这类人开展的非遗活动很有“效率”，但是却丢掉了我们要保护的东西。非遗保护与传承背离了初衷，只是挂着非遗的旗帜让我们熟知了生产出来的商品，却忽视和丢掉了真正能称作非遗的传统工艺以及文化内涵。可以说，要保护非遗就不得不保护人的相关文化主体性，即强化从事非遗实践活动的主体的文化认同。非遗文化认同关系，如图1所示。目前非遗保护最主要的困境就是主体文化认同的缺失。举个代表性的例子，昆曲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曲种之一，被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虽然通过各界努力其发展状况得到明显好转，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文化认同缺失问题。赓续华认为，“昆曲表演演员的文化、水平和素质有待提升。”李蓉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在与浙江昆剧团近距离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中青年昆曲演员们的困惑，她在《昆曲青年演员的成长之思》里指出：“演员们普遍理论水平有限，他们想深造而不得。”李蓉的观点与赓续华互相辉映。谢柏樑亦认为中青年演员存在缺乏名气、缺少认同感的困境，他们与对昆曲艺术孜孜以求的老一辈艺术家相比存在差距。(1)朱栋霖、谭飞:《为昆曲现状把脉——中国昆曲苏州高峰论坛2018综述》,《中国戏剧》2018年第9期，第55-56页。不仅传承人群需要文化认同，观众对昆曲的文化认同的缺失也是昆曲表演过分“市场化”，甚至是需求丢失的根本原因。2019年7月18日，李治邦老师在“天津大学201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塑制作技艺、木雕制作技艺)培训班”一次题为“中国非遗的传承与发展”的讲座中，曾心痛地感慨昆曲申报非遗成功后，鲜有新闻用头条进行报道，没有受到重视，这不仅是李老师一个人的痛，更是我们民族的痛。马知遥教授也曾指出，只要是艺术，它们都要表达对人类对世界对土地对生养自己的民族的认识，所有的表演都具有感情，而对感情表达的深度来自表演者自身对文化的理解和体认。(2)马知遥 ：《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28-33页。中国的非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优质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却缺乏对自身宝贵的非遗应有的重视。保护之路困难重重，归根到底还是主体文化认同的缺失。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尚且如此，其他非遗的保护则更令人担忧。

图1 非遗的文化认同关系图

二、教育在非遗保护中的主要内涵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是教育的本质，也是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根本区别。既然作为非遗存续发展所必需的年轻一代对其不再熟悉，甚至是已经投入战斗一线的非遗传承人也对其缺乏应有的文化认同。那么，进行有目的地培养非遗文化认同的社会活动就成了当务之急。教育是将人类历史长河中所积累的文明进行选择、保留、传播和再生产的主要途径，这种文明的传递方式能使个体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浓缩的人类文明成果，是人类独特且高效的文化传递方式。非遗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成果，具有人文性、历史性和浓缩性等特点，这与教育活动的特性不谋而合，并使教育成了非遗在存续状态前提下与人类进行互动的纽带。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提道：“这种非遗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6年版，北京：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可见，主体的认同感是非遗保护的关键因素。非遗自身让人有认同感，这是优质文化的吸引力，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被动的。教育是要主动扩张非遗的吸引力，让人通过认知与理解来承认非遗，并内化为自己选择行动和生活方式的原则，让人从被动认同到主动认同，发挥人的文化主体性，构建非遗保护的主动语境与存续状态。这既是教育在非遗保护中的应有之义，也是非遗保护的核心要素。教育在人与非遗之间构建起的文化认同，是使非遗保护有主体实际意义与时代存续意义的主要内涵。

三、以教育实践为核心的非遗保护方法论探究

教育能使人类，特别是新生的一代，既经济又高效地掌握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使非遗得以存续发展，保持生命力。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明确提到了，“缔约国应努力采取一切适当的手段，运用教育和信息计划，以及能力建设活动和非正规知识传播手段，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6年版，北京：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并鼓励缔约国实行具有13种目的的措施和政策(详见《操作指南》第四章)。要达到这些目的，主要通过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来进行，并以学历教育为主导，非学历教育为补充。

(一)在学历教育实践中引导非遗保护

学历教育在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中进行，并且有专业人员承担教学工作。我们通常所接触的学校教育就是学历教育。学历教育阶段是人们增进知识与技能、塑造思想品德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让非遗与学校教育融合，增强人们对非遗的关注和认识，是培养非遗保护的主力军与新生力量的有效途径。

1.与学制接轨传播非遗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我国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制度。将非遗与学制接轨，使之融入人们的学业成长阶段，从而提供一种持续的影响力，能有效地激发人们对非遗的关注与文化认同，形成自觉的行动力量。李振奇等人认为“把非遗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体系，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认识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对提升当代青年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目前，越来越多的院校把非遗列入了学校的总体教育体系和目标考核内容。”(5)李振奇、毕宏伟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的可行性》，《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5卷第S1期，第119页。宋俊华从非遗传承的新要求出发在论述戏曲传承的路径时，指出了学校教育体系对非遗传承的重要作用。(6)宋俊华 ：《戏曲传承的路向抉择》，《戏曲艺术》2018年第39卷第2期，第11-18页。张永广等人在分析将非遗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的具体案例中，指出了学校教育体系有利于打破非遗传承中的“断代现象”，推动非遗的可持续发展。(7)张永广、尚晓梅 ：《我国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现状》，《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5期，第73-77页。范雨涛等人通过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非遗发展困境的基础上，认为学校教育体系目前已经成为非遗传承、传播以及发展的关键途径，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8)范雨涛、刘汉文 ：《论学校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以羌族传统音乐学校教育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39卷第8期，第220-225页。将非遗保护纳入教育体系，尤其是学校教育保护体系已达成共识，目前非遗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研究与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9)赵红 ：《学校教育视野下的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研究综述》，《当代教育论坛》2018年第3期，第71-79页。武汉63岁的万正兰，既是武汉木雕市级传承人，也是武汉轻工学院和湖北青年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万老师在学院开设了两个学分的木雕选修课。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在做中学，学生十分感兴趣，在动手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传统木雕文化的影响，并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进一步巩固和加深理解与认同。学生刚开始一个简单的钉子都不会钉，也不能识别木头，但两个学年后学生已经能进行简单制作了，而且对相关的木雕文化能娓娓道来，还十分乐意向身边的同学进行宣传与讲解。此外，天津人所熟悉的第六代“泥人张”张宇老师，分别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开设通识课，任客座教授。高等教育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高等教育改革一直是各个国家教育发展的重点，这与社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2019年7月22日联合国发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融合培训班”，来自中国、印度、尼泊尔等亚太地区20所高校的专家和学者共计50余人参加培训，(10)刘珈辰、钟菡 ：《非遗与高校如何进一步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沪开班》. 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165045.这更是一次将非遗与高等教育相融合的理念冲击与行动号召。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需要高级人才，这毋庸置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还有大批受众，他们都是非遗存续发展的新生力量，不能只依靠一部分高级人才在大厦上振臂高呼或等待他们“反哺”其他受众，应该上下呼应。在看到高等教育在非遗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时，也要关注到基础教育的大众性与普及性。在学历教育中的基础教育阶段，是塑造儿童良好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中进行非遗教育，可为他们以后将非遗保护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存蓄力量。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提倡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而是希望从儿童开始，让这些新生力量能切实看得见、摸得到、学得到非遗，能切实认识、理解、认同以非遗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毕竟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战斗在非遗传承和发展一线的主力军。卢梭曾呼吁人们不能忽视儿童的力量，并因此开辟了一个时代；如今，在非遗保护中，我相信这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让非遗与学制接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也是现代教育发展公共性和全民性的要求。

2.培养教师队伍

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力量，一般是指在学校教育中承担教书育人工作、履行教学职责的专职人员，在教学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要想让非遗与学校教育有效结合，教师是关键一环。因为，教师扮演着学生成长的引领者和人类文化的传播者与发展者的角色，并通过对学生思想素质和才能的培养，间接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的张静老师的经历，是一个特殊且极具反思意义的例子。张老师18岁时学习木雕，师承武汉木雕省级传承人邓道航，一直学习了十年，28岁的时候(1995年)想再去读书，便参加了成人高考，成功进入了湖北教育学院(现在名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脱产班学习工艺美术。当时学校刚成立一个创新工作室，领导看张老师学习认真就挑选了她去创新工作室学习，其间张老师掌握了很多电脑软件，并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机缘巧合，2003年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收购一个高职学校，张老师各项条件符合就去当了任课老师。后来，张老师又参加了GCT在职研究生考试，成功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读研进修。学业结束，张老师进入大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其间张老师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湖北美术学院开设的非遗人群培训班，通过培训张老师对非遗政策和文化发展都有了进一步认识，觉得不能只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像火种一样把自己掌握的手艺与文化传承下去。于是，张老师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课堂中积极讲授与非遗有关的知识，并在学校成立了工作室，通过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木雕制作过程，培养他们的兴趣和认知。课堂和工作室，每次门庭若市，张老师自己都没想到学生们表现得会如此积极。如今，51岁的张老师既是武汉木雕市级传承人，又是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

既是非遗传承人又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张静老师运用自己的教育资源优势有效地向学生群体进行了非遗教育，提升了他们对非遗的认识，也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强化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张老师这个例子是很难复制的，不是所有非遗传承人都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富有成效的教学方式，也不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能有深刻的非遗认知和高超的木雕技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教育工作者与非遗传承人的结合点。非遗传承人一般都专攻非遗事业，要让他们掌握教育理念、富有成效地教育学生有些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建设我们的非遗教师队伍：

(1)培养具有非遗情怀的青年教师，他们一般接受能力较强，而且拥有较好的教育理念。通过非遗相关学科建设，培养出具有非遗知识的青年教师，让他们用掌握的教育理念来进行非遗教育，是比较理想的。青年教师队伍是非遗教育体系的重要角色，他们拥有与年轻一代更相似的经历，这使得他们与社会年轻一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有效，更容易实现知识传递。此外，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长效性成为工作的一项指标，为了防止非遗教育出现“断代”现象，培养青年教师的意义也愈发凸显。

(2)搭建平台，让非遗传承人群与学校教师充分接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让传承人能在作为“专业”艺人的同时充当“一般”的非遗教师，让学校教师能在“专业”教师的身份下同时作为“一般”的艺人。比如，国家自2015年就开始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简称“研培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既增加了学员的学识，也促进了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能力和文化传承力的提升。截至2019年6月，清华大学等118所参与院校举办各类研培班668期，涉及传统工艺项目400余项，培训学员约2.8万人次，加上各地延伸培训，覆盖非遗传承人群9.7万人次。研培计划已经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1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205号(文化宣传类017号) 提案答复的函，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910/t20191028_848476.html?keywords=.在研培计划开展过程中，传承人群与教师教学相长，有效地促进了非遗的传承。通过天津大学举办的研培班，河南省级木雕技艺传承人陈风军开阔了眼界，完善了知识体系。他认为以前手艺人文化程度低，对专业性的知识和概念都不懂，完全凭自己的经验去和徒弟解释，不仅解释起来比较困难，徒弟学起来也困难。但是通过培训，自己将经验性的东西得以深化，知道了如何去表达和传授知识，使授徒传承的过程更加有效。此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也谈到在两年多的研培工作实践中，学院整合11个系室的专业力量，形成了一支有较高水准的研培工作队伍，实现了“产学研”的高度结合，推动了相关的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12)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与传统工艺工作站 ：《“校长谈研培”之——专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http://114.255.59.52/zgfyzt/mrtj/201711/2532f3ca86c44f95a545029fc9aa1075.shtml.所以,“研培计划”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传承人群，通过“研培计划”能培养一批优秀的非遗教师队伍，而通过教师队伍实现非遗与学科的切实融合，能进一步带动学校学科建设。传承人群与教师之间密切地交流与互动使得非遗在发展与有效传承之间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体，有力地促进了非遗的持续发展。

3.开发课程

课程是对育人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方式的规划和设计，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诸多方面实施过程的总和。最早采用“课程”一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从指导人类活动方面的诸学科角度来探讨知识的价值和训练的价值。如今，非遗的价值已不必过多言说，通过与教育体系的融合来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进而有效地保护它，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其中，课程是教育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一环，重要性不言而喻。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缩影，要开发出既符合社会成员需求又对非遗保护有实际效用的课程存在较大难度。黄河口杨氏面塑传承人杨梅老师在开发传统面塑技艺课程时就遇到了困难：从题材和主题选择再到具体操作都是自己一个人，往往苦思冥想很久，但是开发出的课程却容易忽视学生的需求和能力发展水平，也难免遗漏一些重要知识点。既费时费力又收效甚微，这一直困扰着杨老师。针对课程开发的困难，笔者采用了美国著名的课程论专家施瓦布(Joseph.J.Schwab)提出的实践模式去辅助杨梅老师。这一模式强调课程的实践价值和动态过程，追求课程的实践性，重视课程开发中结果与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主张由校长、社区代表、 教师、学生、教材专家、课程专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组成的课程集体对课程问题进行审议，从而解决课程设置问题。集体参与课程审议不仅是作出合理行动决定所必需的，而且是参与者彼此互动、相互启发的教育过程。(13)J.Schwab, The practical: a language for curriculum,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NO 5, 2013.在实践过程中，本文第一作者负责联系对课程开发颇有心得的大学老师，杨梅老师负责组织学校部分领导、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和学生代表，双方充分利用各自资源，将各方人员组织起来进行课堂开发的集体审议。我们从课程设置的目的、课程计划、教材编写再到课程涵盖的范围、实施乃至评价都进行了探讨，并在教学过程中吸纳各方反馈进行反复修改。目前我们仍然在进行对课程设置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商讨与改进。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模式的实施确实可以打破专家开发课程的思想局限，让学生、教师、家长等各方面人员都参与到与非遗密切相关的课程开发中来，并且注重实践研究，使开发出来的非遗教育课程更加贴近教学实际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但是不难发现，要将不同行业的人员集中起来共同讨论此类课程开发的内容、方法及问题，存在一定难度，而且集体审议耗费时间，其效率也存在一定问题。不过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时空障碍并拓展知识范围，灵活运用现代科技为非遗教育的课程开发减少阻力、添砖加瓦。

4.开展教学

教学就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双边教育活动。教育活动最终要落实到教学中来，在教学中不断检验、反思、健全我们的教育体系，才能保持其得以健康运行。36岁的新乡市级面塑项目传承人刘玉伟老师，在自己第二任老师——著名民俗学者倪宝成先生的影响下，对面塑教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刘老师起初都会让学生通过捏造各种几何图形的面塑来模仿自己已经做好的“马”，他称之为“堆叠法”，认为学生通过捏造简单图形的面塑可以了解“马”的构造，并且每个人堆叠的方位和手法不同，制作出的“马”的形态也各异。通过“马”这一课，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给学生空间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制作其他动物，当进阶到传统的制作手法教学与相关传统文化知识教导时阻力就会小很多。

通过对刘玉伟老师的访谈，加之近期在“天津大学面塑制作技艺、木雕制作技艺研培班”与众多非遗传承人以及非遗领域专家的接触，比如中国民俗学会名誉会长刘魁立先生、山东大学一级教授刘铁梁老师、《文化遗产》主编宋俊华教授以及《民俗研究》主编张士闪教授等，笔者对如何开展好非遗教学有一些想法：首先应该要使教学活动符合非遗的特点，比如实践性、跨学科性、生活性；其次要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并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德国教育实践家M.瓦根舍因(Martin Wagenschein)提出的“范例教学”模式和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也为我们开展非遗教学提供了思路。罗杰斯曾说：“我发现当我不把自己看成教师的时候 ，我的课堂真正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学习场所。当我开始信任学生的时候 ，我常常在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中，在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学习中，在他们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人的发展中, 发现一些令我意想不到的东西。”(14)Carl Rogers, Freedom to Learn for the 80’s.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p. 26.可见罗杰斯倡导的“非指导性教学”是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内在动机和需要，并借助良好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学习。这种教学方式能使学生自身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促进学生自我完善。但是这种模式有一个显著的弊端，就是教学内容散乱、不成体系，忽视了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响。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旨在通过解说范例和推及类型从而揭示规律，获得经验。(15)Martin Wagenschein,Zum Begriff des exemplarischen lehrens. Internet resource Published,1956,pp.3-8.不难发现，“范例教学”很好地弥补了“非指导性教学”的不足，强调了教学内容的重要性，遵循从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的认知发展规律，而且采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教学的方法十分符合非遗的特点。因此，以“非指导性教学”理念为贯穿原则，通过具体的非遗传承、发展、保护等的典型案例进行教学——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自由的空间里接受头脑风暴；又能使教学符合非遗的特点和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刘玉伟老师其实正是这种方法的践行者，在尊重学生认知规律、调动学生主动性的基础上，通过“马”的范例性教学，让学生既轻松又愉快地学习面塑技艺、了解传统面塑文化知识，深受学生喜爱与家长认可，其经验值得借鉴与推广。

(二)在非学历教育实践中助力非遗保护

非学历教育，就是指学历教育之外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一般来说这是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中终身受教育影响的过程。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推动着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单靠整齐划一的学历教育很难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非学历教育有利于打破学历教育的垄断，越来越成为学历教育的重要补充。因此，通过非学历教育助力非遗保护，增强人民大众对以非遗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是十分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1.非遗的社会教育途径

社会教育是对人一生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教育，这是因为人是生存在社会之中的，整个生命历程都离不开社会的影响。(16)侯怀银、张宏波 ：《“社会教育”解读》，《教育学报》2007年第4期，第3-8页。特别是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之后，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等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社会教育概念以及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教育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教育内容丰富、主体多样、方式多变，我们不是要把非遗教育强加到社会教育的所有结构中去，而是要根据非遗的特点、传承人的生活需求与主体意愿，探讨非遗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结合点。

(1)关注传承人开设的工作坊，在日常生活中“以点带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成员。非遗的生活性、实践性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传承人也因为要专精于其非遗事业的传承、创造与发展，较少有时间从事教育活动。所以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地通过当地传承人的工作坊灵活地进行非遗社会教育和情感的陶冶。这也是让年轻一代切身感受非遗的生命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良好途径，有利于在他们心里埋下文化认同的种子。让他们体验到非遗活性的一面，明白非遗既来源于生活，又融入生活，它与生活密不可分，从而理解非遗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它也有着可以触及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

(2)社会教育旨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使身处其中的成员持续地受到影响。如何创造出有利于非遗教育的社会环境，便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其中不得不提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作用。博物馆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储存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记忆和文化基因。应该发挥博物馆特有的亲民性和艺术性，开展有特色的非遗教育活动，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开展好青少年的历史文化知识教育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除此之外，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高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便捷有效的社会教育手段，扩大了社会教育的影响。计算机网络、电影、电视、慕课(MOOC)等，都可以作为非遗教育的载体，在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构建起链接渠道。

2.非遗的家庭教育途径

中国人一直都很重视家庭教育，“一个人有没有家教”已经成为社会所评价人的标准之一。家庭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或许家庭教育的功效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它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行和思想道德观的形成乃至知识积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要切实在家庭教育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教育工作，这其中家长的教育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正所谓“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和示范作用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言传身教也符合非遗传承和发展规律。因此，父母应该有非遗知识的储备，并且对非遗有内在的文化认同和外在的传承模式，在实践生活中发挥亲子教育的优势。

在我们看到了教育对非遗保护和文化认同增强的关键作用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是相互补充的，二者结合才能构成完整且有效的教育系统，才能开展好非遗教育工作，人们对非遗的最大程度上的文化认同才不会成为空头支票。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为了让我们所进行的非遗教育活动更有成效、更有针对性，绝不是划分阵营、各自为政的旗帜。

四、从非遗教育到文化认同的中国本土非遗保护道路

强化人们对非遗的文化认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推广和复兴源源不断地输送力量，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使非遗由内向外自发地获取生命力的关键途径。把众多的传承人与教育工作者结合起来，把非遗涉及的各学科人才结合起来，从而卓有成效开展非遗教育工作，走出一条基于文化认同的非遗保护之路，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在对“天津大学201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班”学员刘玉伟的一次访谈中，刘老师说道：“我们应该借助这次培训班建一个群，群里不只有木雕的学员，还要加上面塑的学员，这样大家可以分享彼此的销售渠道和制作技法，可以互相扶持，还得把授课的老师和专家加进去，经常指点我们。你是学教育学的，你也应该进群，为我们平时到学校授课出出主意，给我们编的教材提提意见。”这与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非遗教育具有特殊性，教师不一定懂得非遗知识或者技艺，传承人不一定能开展有效的教育活动。虽如韩愈《师说》中所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可以寻找一个结合处，先发挥各自优势，然后教学相长、取长补短，在互相学习中使双方都能有效开展非遗教育工作。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8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共计3068人。(17)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http://www.ihchina.cn/representative.html#target1.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项目名录，共计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3154个子项。(1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http://www.ihchina.cn/project.html#target1.要知道这是没有加上区级、县级、省级的传承人和传承项目的数据。截至2016年，全国各级各类专任教师共计1578万人。其中，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223.2万人，比2012年增长50.9%；全国义务教育专任教师927.7万人，比2012年增长2.1%；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教师257.6万人，比2012年增长3.8%；普通高校专任教师160.2万人，比2012年增长11.3%；全国特殊教育专任教师5.3万人，比2012年增长21.6%。(1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介绍从数据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文字实录，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0928/201709/t20170928_315538.html.如此庞大的群体，为我们寻找有效结合的人选增加了难度。

可喜的是，自2015年实施“研培计划”以来，该计划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由文章第三部分可见截至2019年6月，已有118所参与院校举办各类研培班668期，覆盖非遗传承人群达9.7万人次。我们应该利用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建好第一个“群”。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第一个“群”或许可以称之为“非遗教育者共同体”。这是非遗传承人与富有教育经验的教育者之间通过教学相长开展好非遗教育的地方，既能发挥好各自的优势进行非遗教育，又能为彼此之间沟通、交流和学习创造平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非遗传承人以前基本都没有接触过这么多的“同行”以及教育工作者，无形中会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对非遗的文化认同，教育工作者以前也没有如此亲密地接触过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人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他们无形中会陶冶教育工作者对非遗的情感、提升他们对非遗的认识和文化认同。这将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双方不仅可以发挥主体性能动地进行非遗教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带来双方对非遗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还应该认识到，现在的各类学科是对人类本身所了解的文化知识的划分，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非遗，自出生以来便带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各类学科知识，要开展好非遗教育必然要运用到这些知识。因此还需要将不同学科中有一定建树能力的人与之结合起来，建立第二个“群”，这个群可以称之为“非遗学科共同体”。“非遗学科共同体”一词，中山大学宋俊华教授先生已经提出，宋教授认为“它不是基于传统封闭的、依附性的、排他性的地缘、 血缘、族缘或某种信仰、情感的共同体，而是建立在现代的、自由选择的、平等的、互利的契约性共同体，是以非遗学科为共同追求的，具有明确学科归属和学科意识的科学共同体。”(20)宋俊华 ：《论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共同体》，《文化遗产》2019年第2期，第1-7页。宋教授的高瞻远瞩和开拓性的勇气是令人敬佩的，但从非遗教育的角度来看，本文所提的“非遗学科共同体”并不是以“非遗学科”为共同追求，而是以涉及各类知识的综合性非遗教育为共同追求，目的是非遗的教育性保护与传承。

通过“非遗教育者共同体”与“非遗学科共同体”开展非遗教育会造就出两类人才——通识性非遗教育人才和专业性非遗教育人才。通识性非遗教育人才是掌握综合性非遗知识和具有对非遗文化的普遍认同的人才，但是因为要求涉猎较多，所以很难有时间进行专门研究，通过通识性人才可以进行非遗通识性教育，也可以说是非遗综合知识的基础性教育。专业性人才是对非遗与某个学科的结合点进行精深研究，并能从某个学科角度进行深入的非遗教育，同时具有对非遗的文化认同，专业性非遗教育人才可以开展专业性非遗教育。但无论使用哪种人才或教育模式，都是当今社会发展和非遗保护所需要的。“非遗教育者共同体”和“非遗学科共同体”都是为非遗教育服务的，所以二者都应该被归入“非遗教育共同体”这个“大群”。这个“大群”包括从事非遗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认同并有志于非遗事业的所有人员。

中国是国际上最早进行非遗传承人认定的国家，认定传承人的目的是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我们应该活用“国家非遗传承人认定”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政策，看到教育工作者和各学科人才在非遗保护、传承、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走出一条中国本土的非遗保护道路——建构非遗教育共同体。

结 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早在《学记》里就曾说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党的十九大也再次重申了教育先行对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作用。如今，非遗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面对非遗传承、保护、推广和复兴的历史使命，不应也不能忽视教育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应该通过教育发挥身处其中的人的主体性，在具体的非遗教育实践中不断探讨和完善非遗教育体系，并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创造的良好平台，将非遗教育中的传承人和教育工作者、各学科人才联系起来，打造非遗教育共同体，为非遗教育搭建平台。

通过对非遗保护的教育性方法论与道路的探究，以保证非遗教育工作得以有效进行，并在非遗教育工作中形成对非遗的文化认同和厘清其知识体系，然后通过教育的力量向社会大众辐射开来。这种自内而外的力量，是非遗存续发展的生命源泉，也是民族艺术与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