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 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李蒙蒙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030619）

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时代语境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启蒙主义与人道主义文学精神的恢复、文学研究的自主性与审美转向、现代派文学的大量评介、生产传播体制的相对宽松等综合因素，使穆旦研究进入建设性阶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学并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政治性范式与现实主义批评形态仍旧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定位置，这给穆旦诗歌的再发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艰难前进的。本文以1979 年穆旦名字首次出现在大陆文学场域中为起点，至1986 年《穆旦诗选》的出版和其个人话语权的取得为第一阶段，从“个体出场的艰难”与“群体传播的优劣”两个层面对这一阶段进行考察；将1980 年代中后期至1994年“大师事件”出现之前视为第二阶段，关注穆旦诗歌个体价值在此一时期被发掘的过程。

一 穆旦个体出场的艰难性

“名不正则言不顺”，针对建国后穆旦本人的污名化历史状况，新时期初期穆旦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形象建构和翻案问题。穆旦虽已于1979 年被平反，历史问题也在1981 年得到彻底解决，但是穆旦的政治身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遭受质疑；同时，穆旦的长期隐匿、诗人身份与译者身份的分离，也使得穆旦在一般读者和评论家眼中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因此，扫除历史障碍，恢复其诗人、翻译家的本来面目对穆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1979 年，杜运燮和郭保卫怀念穆旦的文章在香港《新晚报》刊发。这些诗友的“率先发声”对这一时期的穆旦研究起到了填补空白的重要作用。这些诗友主要围绕着穆旦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学成就和高尚人格等方面进行形象建构的。如杜运燮在《怀穆旦》一文中从穆旦的翻译谈起，赞颂穆旦以翻译为人民创造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行为，强调其诗歌所表现的是中国的现实和民族精神，是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做出的探索，赞颂穆旦“无愧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勤劳的文艺耕耘者……穆旦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中国诗坛、中国翻译界的一个损失!”[1]1981 年，樊帆（郭保卫）发表《忆穆旦晚年二三事》一文，追忆穆旦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创作风格、诗歌翻译成就，指出穆旦是“我国诗坛和翻译界……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翻译家……璀璨夜空里放射着独特光辉的一颗”[2]，并对穆旦热爱祖国、关心青年成长、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的主体精神境界予以高度评价。同时，这一时期穆旦译著出版时由亲友补作的序言或后记也具有类似的建构功能，一些同辈人的回忆类文章中对穆旦的提及也在无形中丰富了穆旦形象的多元构成。1985 年北京语言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3 分册）》出版，对穆旦作出现代诗人与文学翻译家的定位，对穆旦自1930 年代以来的创作历程与成就进行追溯，其功能类似于诗人的小传。“这些‘传略’和‘辞典’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让作家平反亮相的作用，而且及时为教学研究提供了非常短缺的资料”[3]，在其作用之下，穆旦逐渐被公众社会所接纳，为普通读者所了解。

在1986 年《穆旦诗选》出版之前，穆旦诗歌主要是通过选本传播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场域中的。1979—1985 年穆旦各时期的诗歌作品开始被不同类型、不同传播范围的文学选本收录，穆旦诗歌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消隐之后，又重新进入当代读者的接受视域中。1979 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新诗选》第三册选入穆旦的《洗衣妇》《春天和蜜蜂》《诗八首》《出发》等篇什，这是建国以来大陆新诗选本对穆旦诗歌的首次收录，这一选录行为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功效。1984 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在编选过程中注重现代文学史的流派与风格的多样性和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并将穆旦的《春》选入其中。这一选录行为呈现出新时期选家文学史观念的逐步更新，反映了穆旦文学史地位的变动情况。同时，在一些非专业类的选本中，穆旦诗歌也开始受到青睐。如《春天和蜂蜜》《诗八首》被选入《中国现代爱情诗选》《爱情诗选·恋歌》等爱情类诗歌选本中。《云》《农民兵》《手》《赞美》《出发》《幻想的乘客》等被一些时代性较强的诗选如《黎明的呼唤》和《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等收录。此外，穆旦1940 年代诗歌作品中也有少量被选入香港和海外出版的新诗选本。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穆旦1940 年代诗歌的传播力度而言，穆旦1950 年代的诗歌作品由于受到诗歌观念和时间距离等的限制，传播速度相对滞缓。穆旦20 世纪50 年代诗歌作品在新时期初期的传播较为匮乏，仅见于聂华苓所编译的《百花齐放文集》第二卷。总之，这一阶段的选本传播对于“打开局面”和提升穆旦的知名度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由于受到时代环境、选家观念等的囿限，这一时期穆旦诗歌入选的类型较为单一，多集中于现实性较强或较为通俗易懂的诗篇，且入选数量较少。除了《九叶集》和《八叶集》对穆旦诗歌进行了较大比重的收录之外，其余选本大都是不超过5 首的零星收录。这表明，穆旦诗歌在这一时期仍未受到选家的充分关注和重视，许多重要作品未被发掘出来，呈现穆旦诗歌原貌的工作还有待于穆旦个人选集或诗集的集中收录。

在大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穆旦名字最早出现于1979 年谢冕的《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一文中，但文章仅在列举1957 年在《诗刊》发表作品的作者行列时提及穆旦名字，而对其作品和被批判情况一概不提。其后，1980 年冯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郭志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册、1984 年河南大学中文系等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简编》中都延续了这种叙述方法。1983 年张炯和邾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中指出：“原来在国统区的诗人中，有两部分人后来的遭遇值得注意，一部分是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件中被错误处置而中断了诗歌创作的诗人……另一部分是活跃于四十年代、受西方现代诗风影响较大的进步诗人，即辛笛、穆旦、唐湜……”[4]其可谓对历史真实面貌的较早还原。在新诗史叙述方面，1980 年艾青的《中国新诗60 年》是较早的具有新诗史意义的总结性文章，该文章在第五部分结尾处用近百字的篇幅指出：“在上海，以《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了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5]这一历史回顾对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的文学史定位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与影响力。随后，1981 年孙玉石的《新诗流派发展的历史启示——〈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导论〉》一文也提及到穆旦等人在20 世纪40 年代的历史存在。总之，这一时期，在文学史观念与政治理念等的限制之下，穆旦的个体性仍遭受压抑和遮蔽，穆旦的文学史位置仍然相对微弱。

这一时期针对穆旦个体研究的文章（怀念类文章除外）仅有4 篇，其中一篇是对穆旦译诗的推介性文章，即周珏良1981 年发表于《读书》杂志的《读查译本〈唐璜〉》；另有3 篇是对穆旦诗歌的赏析性文章，即1983 年林真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曾使我激动和哭泣——读穆旦的诗集》和《穆旦诗作的特色》（上、下）。这些微弱的“发声”基本未能引起相应的回响，穆旦以个体身份在新时期初期的当代文学场域中的传播效度仍是非常有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穆旦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即是与“九叶”研究的杂糅。

二 “九叶”视角的庇护与遮蔽

作为长期被湮没、如今“花开二度”的诗人群体，“九叶派”在新时期一经“出土”即展露出熠熠光彩，散发出巨大的生命魅力，成为新诗界的热门研究对象，激发出学者的探究欲望与言说热情，“以此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专著的出版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迅速超越了其他诗歌流派的关注。”[6]作为建国后出版的第一个新诗流派选集，1981 年《九叶集》的出版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香港及大陆的一些期刊杂志曾专门开辟“九叶新绿”的研究专栏或特辑，《人民日报》《文学评论》《中国青年报》《读书》等权威报刊杂志也相继刊出了相关研究文章或推介广告。在对流派整体的研究过程中，穆旦及其诗歌获得了来自读者大众、评论家的“注意力”资源，并扩大了社会影响；但是由于时代语境的过渡性、文学研究范式的因袭等原因，穆旦在这一时期仅被认证为“九叶”诗人中的普通一员，其个体性仍然未受到充分重视。可以说，这一时段的“九叶”研究视角既参与建构了穆旦诗歌出场的合法性，又对穆旦诗歌个体价值的发掘造成了一定遮蔽。

一方面，“九叶派”的整体研究视角对20 世纪80 年代初穆旦的传播和回归起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和促进作用。1980 年代初，文学研究尚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和阶级话语的控制，作家的政治身份和作品的思想倾向仍是研究中的决定性因素，穆旦长期的“历史反革命”身份和另类的诗歌风格所造成的接受障碍，使其在文学场域中的回归尤为艰难。在这一背景下，《九叶集》的出版和“九叶派”的集体亮相无疑为穆旦的“再现”提供了有效途径。“九叶派”曾长期遭受政治偏见，被认为是与“新月派”“现代派”等类似的“逆流”诗群，因此在积极争取合法性和“政治翻身”的诉求下，“九叶诗派”在新时期一出场就带有强烈的自我塑造意识。研究者们首先打出“政治进步”和“现实主义”的两面旗帜，对整个诗派做出爱国性与人民性的定位，并将其与西方现代派诗歌严格划清界限。多数评论家也都在这一总体框架和理念中去评介穆旦诗歌，他们或对穆旦诗歌中的进步因素进行发掘和推广，或对其诗歌进行“无伤大雅”的批评，这使得穆旦诗歌在总体的肯定性评价中被合法化。此一阶段，穆旦基本被形塑为具有明确的爱国政治立场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进步诗人，《赞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也成为被频繁引证的作品。如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将“九叶诗派”率先界定为“有爱国心和正义感，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他在论述“九叶派”诗歌反映现实、渴望光明的思想倾向时，专门以穆旦《赞美》作为例证，称赞其将赞歌升华为“带血的歌”[7]，可谓为穆旦戴上了一顶“政治正确”的“帽子”。严迪昌的《他们歌吟在光明与黑暗交替时——读〈九叶集〉》将“九叶诗人”指认为“四十年代进步的，与时代同进的一些国统区的爱国知识分子”[8]，对该诗派做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定位，并特别褒扬穆旦对人民深沉的爱、崇高的礼赞和为民族复兴而献身的精神。楼肇明在《一个蓝色的不沉的湖泊》中也强调“穆旦一开始就自觉地把民族的苦难和个人的苦难结合起来……他焦灼地挣扎着和坚忍地摸索着”[9]。同时，伴随着文学史对“九叶派”的接纳，穆旦也得以首次进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成为被重新添补上的一员。如1984 年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对9 位诗人有较大篇幅的介绍，并专门阐释了穆旦的《赞美》一诗。1984 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给予“九叶诗人”将近5页的叙述篇幅，并明确标识出“穆旦的诗是九人中现代派的意味最浓的”[10]。可以说，新时期初期穆旦研究能够突破历史的封锁，进入现代文学史册，并获得某种象征资本与阐释优势，是与新时期诗歌界对“九叶派”的历史建构之间存在某种直接关联的。

另一方面，“九叶派”的整体研究视角对20世纪80 年代初穆旦的发掘也造成了某种遮蔽效果。从1970 年代末到1980 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中仍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学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还主要停留在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体的理论争鸣和创作探索层面”[11]。在这一过渡性语境下，一些研究者对这一诗派做出了“基本上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定位；也有一些研究者仅在技巧和手法层面对其现代主义风格作出有限度的评说，如认为其结合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融合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段和现实主艺术手法等。在这种言说策略之下，穆旦诗歌中丰富的现代主义内涵以及成熟的现代主义诗艺被严重遮蔽，穆旦诗歌真正的价值也未能被发掘出来。此时仅有少数文章直接以鲜明的现代主义视角切入“九叶”研究，并对穆旦诗歌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如1983 年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一文，认为穆旦诗歌在自我搏斗、抒情方式、语言表现等方面与西方现代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对穆旦的诗歌创作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中明确指出，穆旦将现代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对其诗作中鲜明的现代主义风格进行了专门分析；1983 年蓝棣之《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一文，对穆旦诗歌风格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他诗歌的哲理、感受方式和情调，有浓重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色彩……他的诗是感情熬煮思想的产物”[12]。这也说明，只有在研究范式发生合理转换时，穆旦诗歌的价值和地位才有可能被发掘出来，穆旦才有可能成为“九叶诗派”中突出的一员，而“假如习惯的硬壳不碎，评论家仍在标贴过‘现实主义为主’或‘人民性’的标签后便心安理得的话”[13]，“九叶诗派”及穆旦的真正价值仍将被压抑和湮没。

总之，20 世纪80 年代前期，在“九叶派”的庇护与遮蔽的双重作用下，穆旦及其诗歌的“二度发现”正在缓慢推进。只有拂去历史的尘埃，纠正观念的偏颇，从单一的政治化或者阶级论维度向学理性、全息性、系统性维度转换[14]，才有可能重新恢复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原貌，才有可能还原穆旦诗歌应有的价值，实现其真正的“正名”。这一切都有待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对穆旦其人其诗的进一步研究。

三 穆旦个体价值与现代性的发现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的加速，文学研究观念与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以下转换：其一，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与文学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文学研究逐步实现了由意识形态向审美研究的转向，文学逐渐回归自身。其二，文学史观的变化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兴起。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要求排除意识形态与“非文学”因素的干扰，重申文学的审美性与现代性，以全新的标准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评定，以往的“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秩序遭到质疑与重构，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得到提升。其三，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现代主义文学的艰难接受和被误读的状况相比较，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多数研究者“对现代主义有了一些了解，能够稍稍客观和冷静地来看待它，倾向于以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来认识它的二重性”[15]。这些都为穆旦诗歌的深度发掘提供了良好的语境。

首先，新时期中后期以来的三次传播事件在穆旦研究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其有效打破了穆旦研究的沉寂状态，使穆旦诗歌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使穆旦的个体形象逐渐被突显，也使穆旦其人其诗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接受空间中。其一，1986 年，《穆旦诗选》出版，选本收录穆旦各时期诗歌共59 首，这是建国后穆旦诗歌在大陆的首次系统面世。杜运燮在后记中对穆旦的生平与影响源头、穆旦的诗歌观念、内容方面的深度和密度、语言方面的欧化倾向等作出分析，肯定“他的诗在艺术上达到的水平，他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开拓和丰富中国新诗的表现方法方面，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6]。其二，1987 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出版，收录了穆旦研究文章、怀念文章、穆旦小传、著译目录和代表作品等，集中呈现了一批穆旦研究的成果。其中既有王佐良、袁可嘉等同辈诗友以历史当事人的姿态对穆旦诗歌创作和翻译成就作出的高度肯定和全面评价，也有其爱人、亲人、密友、青年诗友和普通读者对于穆旦形象的多元建构，也不乏殷之、夏家善、蓝棣之、王圣思等学者对穆旦早期创作面貌的发掘和勾勒，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郑敏和梁秉钧以全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对穆旦研究新方向的开启。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是穆旦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与突破的直接证明，同时也是一种话语权力与社会地位的彰显。其三，1988 年5 月25 日，“穆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于穆旦的著译成就与学术思想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呼吁重新发现穆旦，“以穆旦似的真实和真诚，培养强大的自我，搞充分的现实主义，从而去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创作出真正的好诗来”[17]。这次会议将穆旦诗歌的宣传效果进一步放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提高了穆旦的诗坛地位。

其次，在“九叶”研究中，穆旦的位置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这一时期“九叶”研究进入加速期，相关研究论文不断增多，同时在“九叶派”的主义定位问题上，也摆脱了上一阶段的“唯现实主义”观念的桎梏，研究明确指出，“九叶派”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在诗歌观念、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现代诗风。在新的研究中，穆旦在“九叶派”中的位置得到有效突显。从1987 年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穆旦个体地位做出首肯——“《九叶集》诗人中最具特色、成就也最高的是穆旦”[18]，到多数“九叶派”成员对穆旦代表性位置的肯定，再到1988 年陈安湖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认为“穆旦也许是‘九叶’诗人中现代派气息最浓郁的诗人”[19]，大家对穆旦作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的诗歌地位逐渐达成了共识，其也被研究者广泛引述和反复肯定，形成了文学史与新诗史中的稳固表述，这样，穆旦的代表性地位被牢固树立起来。同时，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元素被重新发掘出来，一些研究者对穆旦诗歌的思想感觉化特征、智性化倾向，以及哲学意识、理性思辨精神、玄学派风味、自我搏斗精神、意象营构的奇崛性、语言和句法的欧化风格等诗学命题做出重新探讨。这些研究视角构成了与1940 年代穆旦研究之间的某种接续关系，表明穆旦作为“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的身份正在逐渐回归，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价值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1993 年，钱理群在研究论文中以“穆旦和他的朋友们”“穆旦们”指代“九叶派”，并对穆旦的现代性与超越性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等进行专门探讨，指出“穆旦是少数经过自己的独特体验与独立思考，真正接近了鲁迅的作家”[20]，至此，穆旦的代表性位置及思想高度已然显豁。

再次，除了恢复穆旦在“九叶派”中的位置和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特征之外，一些研究者也倾向于将穆旦诗歌推向时代经典的高度，或将穆旦放置在新诗现代化乃至新诗史的整体语境中探讨穆旦的诗歌地位。如20 世纪80 年代末，袁可嘉曾将穆旦与20 世纪30 年代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冯至等前辈诗人的诗歌探索勾连起来，标举出穆旦在20 世纪40 年代新诗现代化运动中的旗手地位。蓝棣之也明确指出穆旦诗歌在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派技法方面不同于甚至超越了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和卞之琳等人——“从中国新诗的发展来看，穆旦属于40 年代崛起的现代诗派……在40 年代‘现代诗’派中，穆旦的这些特征更为突出鲜明，这就是穆旦的诗史地位”[21]。李怡则将穆旦的出现视为继郭沫若、徐志摩、卞之琳、何其芳的探索之后，中国新诗发展到20 世纪40 年代时阴霾的天空中跃出的“一道炫目的闪电”，将穆旦指认为“中国现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才、怪才”[22]，高度肯定了穆旦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贡献。1993 年谢冕的《新世纪的太阳——20 世纪中国诗潮》中释放出更多的突破讯号，他将穆旦视为20 世纪40 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一面旗帜，并对穆旦进行专论，指出穆旦在诗歌理念、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现代化追求与时代氛围的不协调造成了其悲剧命运，但“他为风靡大地的陈旧氛围透进些许现代空气的努力，作为一支燃尽的蜡烛而凝结的苦难和死亡的血泪，无疑有着重大的历史的价值，中国新诗的现代运动将永远‘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23]。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穆旦诗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持续扩大，并呈现出被经典化的趋向。同时，这一阶段穆旦诗歌除了被现代文学作品选和其他类型的大众选本收录以外，还首次进入了“大系”选本，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第十四集·诗卷》《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 诗集》。“大系”选本作为对一个时期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进行集中收录的特殊选本，具有一定的文学史的权威性和经典性意味，穆旦的入选表征着研究界对其诗歌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1988—1993 年间还出现了8 篇针对穆旦诗歌个体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或是对穆旦《春》《裂纹》及1976 年部分诗作进行赏析和细读，或是对穆旦与西方现代派关系进行探究，或是对穆旦1939—1949 年阶段诗歌创作的主题与风格进行分析，或是对穆旦诗歌地位的给予肯定与合理评价。其中邵燕祥的《重新发现穆旦》一文从穆旦诗歌对痛苦与矛盾的呈现、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艺术生命力方面构建起穆旦与当下时代的关联，指出重新发现穆旦的必要性与意义，呼吁“让更多的新一代的读者，能逐渐有条件从穆旦的诗中获得思想感情的某种共振，汲取精神力量和艺术经验”[24]。李怡的《黄昏里那道夺目的闪电——论穆旦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贡献》一文，是从穆旦对现代主义诗风的真正接近、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完美融合、抒情方式与语言艺术的现代性转换方面最早对其诗歌的价值意义进行深入研究的长篇论文。这些较有分量的研究性专论的出现，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穆旦诗歌的经典化建构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新时期初期以来，随着时代语境和研究范式等的不断转型，穆旦诗歌逐渐摆脱了被遮蔽和误读的状态，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具有独立性和学理性的研究成果，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不断被发掘出来，穆旦逐渐从“九叶派”中脱颖而出，其经典化建构也呈现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状态。但是，穆旦诗歌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仍有赖于中后期更加深入成熟的个体性研究和更广阔范围内的共识、论争甚至轰动性事件的持续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