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熟人社区”
——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式微与重建

王露璐

(南京师范大学 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特征使村庄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日常化的道德生活形态，也使日常化的公共道德平台在道德评价、道德传播和道德约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伴随着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和人们交往熟悉程度的下降，传统乡村公共道德平台日渐式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中，如何重建新型的乡村公共道德平台？在此，笔者将结合对地处中国不同地区的10个村庄田野调查资料(1)2007年以来，笔者和团队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经济伦理的苏南图像”、重点项目“转型期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和重大项目“中国乡村伦理研究”的过程中，先后对江苏省江阴市华宏村(2007年初访，2017年再访)和吴江市圣牛村(2017年)、河南省漯河市扁担赵村(2012年)、贵州省凯里市朗利村(2012年)、湖南省郴州市西岭村(2017年)、湖北省罗田县赵家湾村(2017年)、甘肃省岷县辘辘村(2017年)、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下聂村(2017年)、山东省金乡县王杰村(2018年)、广东省湛江市林屋村(2018年)进行了田野调查。田野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并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汇总分析。深度访谈按照兼顾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的原则，在每个村庄选取10名左右的访谈对象。此外，笔者还带领团队对浙江省丽水市的“乡村春晚”、江苏省徐州市马庄村的基层文化建设进行了专项调研。，探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公共道德平台的式微及其原因，并提出重建契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型公共道德平台的可能路径。

一、“熟人社会”：“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及其公共道德平台的日常化

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终老是乡是农民的常态生活。这使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呈现出“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进一步而言，这种“熟人社会”特征与传统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7页。。因此，对于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则是一种变态。世代定居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使得人们在熟悉的空间和人群中成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10页。。由此，传统村庄成为一个“面对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group)，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基于这种彼此的熟悉，以传统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内部有着较高的人际信任度和共同的道德准则，并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乡村公共道德平台，也为村庄内部凝聚力的形成和“礼治秩序”的维系打下了基础。

所谓公共道德平台，意指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具有道德评价、道德传播和道德约束等功能的特定场所、空间或活动。公共道德平台由来已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公共道德平台的形式与内容也呈现出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相适应的不同特征。传统乡村耕种土地的生产方式、世代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基于“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使村庄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日常化的道德生活形态，这种日常化的道德生活形态也生成了传统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日常化特征。例如，日常农耕时人们会在劳作间隙聚集在田间空地，取水洗衣时相聚在井口河边，特定节日时人们会在村中的祠堂、戏台集结，或是以特定风俗形式(如赛龙舟、舞狮、游神)聚会。在这些日常化、高频率的聚集中，村庄成员议论张家长、李家短，谁家儿子能干，谁家媳妇不孝，并产生了极强的道德评价、传播和约束作用。由此，这些日常化的田间、井口、河边、集市、祠堂、戏台，形成了村庄共同体内部独特的公共道德平台，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公共道德平台的日常化，使村庄传统道德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正如孟德拉斯所言，青年农民“做事的本领和处世之道是同一种经验：在他的孩提和少年生活中，耕作技术与家庭的田地联系在一起，像语言或礼节等其他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技术’一样，耕作技术是在田地里学到的，并纳入一种生活方式”(5)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1-82页。。换言之，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传承和道德教化是日常化的，渗透于家庭、家族、村落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55页。。“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55-56页。。在这种日常化的道德传承和道德教化中，人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置身其中并习以为常的“日常”，也成为道德启蒙和不断强化道德认同的重要场所和形式。

其二，公共道德平台的日常化，使村庄成员形成并强化共同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评价。在日常化的生产和生活中，村庄共同体成员通过口头议论、行动亲疏等方式表达并传播对某些言行或事件的肯定、赞誉或否定、贬斥，这种道德评价依靠村庄共同体的“熟人社会”特征对被评价者施加重要的影响，从而使村庄成员形成共同的道德价值和判断。可以说，正是在那些成为“日常”的田间休憩、井口取水、河边洗衣、戏台看戏过程中，村庄成员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道德评价和传播，生成并不断强化村庄共同体的道德认同和内部凝聚。

其三，公共道德平台的日常化，为维系村庄礼治秩序提供了有效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村庄依靠乡规民约形成了有效的自治管理。这些乡规民约形式多样且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确了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中的基本准则。一般而言，这些乡规民约由村中长老、士绅召集村民商议并达成共识性的意见后形成文字，往往会公布、张贴或刻写在村庄的祠堂或其他村民集聚的特定场所，甚至由族长或长老定期带领村民诵读。对于违反村规的行为，也往往会在特定场所向村民公开并给予惩戒。例如，小说《白鹿原》中的祠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乡村公共道德平台。主人公白嘉轩在这里带领村民诵读《乡约》，在这里鞭打违背《乡约》礼法的白孝文和黑娃，最终又在这里允许他们祭拜祖先，行奉《乡约》。这些特定场所和道德惩戒形式不仅强化了人们对乡规民约的认同，也为村庄礼治秩序的维系提供了日常化的有效载体。

二、“半熟人社会”：“新乡土中国”的变化与公共道德平台的式微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也引发了乡村社会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的巨大变化。与传统“乡土中国”相比，“新乡土中国”(8)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乡土中国”的背景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冲破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限制从事市场化、职业化的生产劳动，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他们在城市中从事新型的职业劳动，也开始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他们往往只在节假日或农忙时返回农村，对于他们而言，村庄日渐成为“陌生的故乡”，城市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他们的“日常”，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伴随着村庄合并及东部地区大量村庄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村庄人口数量大幅提高，外来务工人员迅猛增加。例如，笔者和团队分别于2007年和2017年两次调研的江苏省江阴市华宏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没有一亩农田、没有一个完全务农的农民”的新型工业化乡村社区。目前，华宏村本地村民8650人，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10000人。由此，传统村庄的“熟人社会”特征发生了变化，村庄成员的异质性大大提高，相互间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与城市的市场化、现代化程度相比，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仍然在经济方式、家庭结构、交往方式、治理方式等方面保留着大量未被市场浪潮冲刷殆尽的“乡土本色”。也正因为如此，“新乡土中国”既有其“新”之变化，又依然存有其“乡土”之谓。与从“乡土中国”向“新乡土中国”变化相对应，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脱离了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礼俗社会的意涵，但又不是城市社会、陌生人社会、法理社会所能完全概括的”，“当前中国农民生活心智结构的变化，并未使乡村走向城市式的法治秩序，也并未使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因而‘半熟人社会’可以成为分析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中层概念”(9)陈柏峰：《半熟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页。。在对10个村庄的问卷调查中，受访对象面对“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本村人”这一问题，选择“完全信任”和“比较信任”选项的占比总和为45.49%，其他则选择了“一般”、“比较不信任”、“完全不信任”、“说不清”、“拒绝回答”等选项。这一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当前中国乡村的“半熟人社会”特征。

伴随着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和人们交往熟悉程度的下降，传统村庄的公共道德平台日渐式微。一方面，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自来水、家用电器的普遍使用和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减少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在田间、井口、河边、集市等处相聚的机会。在华宏村，一位村民在访谈中讲述了村庄工业化进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对村民相互交往的影响：

以前人都在一起干活，一起回来。现在年轻人都不怎么接触，一家人都不怎么在一起。接触少，感情自然就生疏了……夏天，空调一开，互不走访，不到你家里的。

——2017年8月20日在华宏村村委会对BLH的访谈记录

在赵家湾村，一位受访者在谈到“电影下乡”时表示：

这里也有电影下乡的，看的也只有几个老头，和我们这些干部，加在一起不过十几、二十人，几乎没人看。

——2017年7月14日在赵家湾村村委会对WYG的访谈记录

在下聂村，受访的村主任更是向我们明确表达了新兴媒体对乡村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产生的影响：

现在人们联系很方便，可以通过微信聊天。村里40%的家里有网络，最主要是有网络电视，家里有小孩的还会装电脑看新闻。现在网上购物的也多，一年比一年多，接收快递也很方便。

——2017年7月26日在下聂村聂氏宗祠对NYB的访谈记录

另一方面，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也使传统乡村民俗的受众面逐渐缩小。尤其是对于大量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而言，尽管他们出生在农村，但是大多在完成初中或高中学业后离开村庄外出打工。他们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具有根植于农耕活动的“乡土情结”，相反，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更容易接受城市中的现代文化载体和活动方式，对于传统乡村生活中的活动平台和活动形式缺乏心理的认同和行动的参与。在湖南西岭村，一位出生在本村的瑶族在读大三学生在访谈中多次流露出，无论是父母还是自己，都希望毕业后去企业工作：

我家里六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爷爷奶奶。弟弟现在乡镇中学读初二，当年我也是在这里读完初中，然后在宜章一中读完高中。我是瑶族人，不过不会说瑶语，基本上能听懂一点……在村里像我这样考上大学的不是很多，我们初中这一届都考上高中了，我们是重点班，都继续读书了，很多非重点班读完初中就出去做事了……回过头看我们的村子，村里买东西不方便，买菜啊、生活用品不太方便，大多数村民家里没有WiFi，偶尔有几个村民家里有WiFi的，他家周围就会有一排小孩蹭网玩手机……我毕业后希望去企业，父母随我干什么。

——2017年7月9日在西岭村村委办公室对HZM的访谈记录

在广东林屋村，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年轻人对“游神”(10)指村民们抬着菩萨在村中游行，村民们祭拜、祈福。等传统风俗活动的兴趣和参与度不高：

就连“游神”这样固定的集体性的风俗活动，参加的人也比以前少了。以前“游神”是寄托了村民对生活的美好希望，不管信与不信，大家都会去讨个吉利，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都不参加。

——2018年8月14日在林屋村公共服务中心大厅对LH 的访谈记录

由是观之，伴随着“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村庄稳定而日常化的道德生活样态被打破，传统乡村公共道德平台失去了其日常化的表现形式。田间、井口、河边、集市、祠堂、戏台等，难以再发挥其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强大的道德评价、传播和约束功能。但与此同时，与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的村庄生产、生活方式和“半熟人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新型公共道德平台却出现了某种“空场”或“断裂”。

三、“熟人社区”：重建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基本思路

关于社区这一概念的理解，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在其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GemeinschaftundGesellschaft)中，以Gemeinschaft表示与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理想类型，“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1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3页。。因此，“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1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54页。。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将该著译为CommunityandSociety， Community由此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将Community一词译为“社区”并引入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就当时的研究背景而言，“社区”概念中更多凸显了“区”的地域意义，即被理解为一种有边界的相对封闭的实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学被取消，“社区”概念及其相关的研究也逐渐趋冷。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概念在“加强社区建设”的主流倡导中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社区”概念更多被理解为以农村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城市的街道办事处辖区或居委会辖区以及目前一些城市新划分的社区委员会辖区为表现方式的“法定社区”。

应当看到，英文中的Community一词兼有“社区”和“共同体”之含义。滕尼斯在使用Gemeinschaft这一概念时虽未完全排除地域性特征，但更多凸显的是其内部成员间的亲密关系、共同意识及由此形成的归属感、认同感。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将Gemeinschaft译为“共同体”能够更准确地体现滕尼斯的原意。就滕尼斯的阐释本身来看，“共同体”是古老而传统的、自然形成的小范围群体，“社会”是新兴而现代的、有目的的人的联合。在他看来，共同体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主要存在于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相互信任的密切关系。不难看出，滕尼斯在此提出的“共同体”主要意指以传统村庄为典型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一理解也帮助我们获得了准确把握“社区”概念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维度，即：社区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应被理解为一个内涵“精神共同体”或“伦理共同体”的概念。事实上，以“社区”概念代替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广泛使用的“小区”概念，决非仅仅是名词转换上的一字之差，“社区”语词的中文表达本身，也在提示我们关注这一概念中以“社”为指向的社会性、关系性视角。正如马克思早就提醒我们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依循这一逻辑思路，我们显然无法在理论上想象一种脱离了成员间相互关系的所谓纯粹的地域性“社区”概念，更无法在现实中构建一个人与人之间形同陌路的所谓“和谐社区”或“幸福社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从经济、生态、文化、政治、社会五个方面，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部署。具体到一个村庄，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基础，是使村庄从一个单纯行政单位转变为一种“精神共同体”或“伦理共同体”。进而言之，如果说传统中国乡村是基于日常化的公共道德平台形成的“熟人社会”，那么，通过重建与当前乡村生产、生活、交往方式相契合的乡村公共道德平台，增强村庄成员之间的接触、交往和交流，使村庄成为一种新型的“熟人社区”，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近年来，出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乡村文化礼堂、文化广场、道德讲堂、家族祠堂、乡村书院等自发而多样、各具特色的文化载体和形式，不断打造出新型的乡村公共道德平台，成为村民自发、自觉、自愿乃至喜爱的聚集和交流平台，也形成了乡村广场舞、乡村春晚、乡村故事会、乡村乐团等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

四、乡村振兴背景中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重建路径

通过对10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村庄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村民居住条件和形式、村庄传统文化习俗等因素，采取多种形式，构建新型的乡村公共道德平台。

其一，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重建应充分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居住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也意味着，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基本方向，与传统乡村农耕生产和生活相适应的田间、井口、河边等公共道德平台，总体上已经无法适应现今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也无法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中新型公共道德平台的基本形式。与此同时，我国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水平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所指出的，“我国乡村差异显著，多样化分化的趋势仍将延续”，不同地区的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居住条件和方式明显不同。因此，构建新型的乡村公共道德平台，应当充分考虑当前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和不同地区差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居住形式。例如，在乡村工业化程度较高、村庄经济较为发达、农民开始以小区方式集中居住的东部地区，应当更多考虑以企业公共活动平台、小区公共空间和设施建设、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定期开展等形式，打造文化广场、文化礼堂、道德讲堂、村庄文体活动室等新型活动空间和活动品牌，既能加强村民间的沟通和交流，也能更好地满足他们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笔者和团队两次调研的华宏村，在2005年就完成了村民集中居住区“华宏世纪苑”的建造工程。世纪苑每套住房面积均为208平方米，每户设计完全相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每幢楼的一楼原先设计为车库，但在实际装修和使用中，所有村民都将一楼车库改造成了厨房和饭厅。在访谈中，几乎所有村民都对这种集中居住的小区及改造后的一楼空间表示了认同。

我们这里(华宏世纪苑小区)人把一楼车库改为吃饭的地方，这样可以经常串门，方便吃过晚饭之后转转。村里的人相互都认识，大家交往都很好。村民之间没什么矛盾，矛盾面前大家都能退一步，没听过周围吵架的。

——2017年8月20日在华宏村村委会与BHR的访谈记录

我就住在华宏世纪苑，我们一家六口住，和儿子儿媳住一起，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大的5岁，小的3岁，家庭之间矛盾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等孙子孙女大了，我们老两口不一定搬到城里和儿子儿媳住，一般还是留在乡下。我觉得在农村住挺好的，隔壁邻居要好的、熟悉的多，如果在城里的话谁也不认识谁。大家平时吃完晚饭都会在一楼聊聊天，方便交流。

——2017年8月21日在华宏村村委会对HFA的访谈记录

不难看出，这种“改车库为厨房”的行动，体现的正是走向工业化的村庄和受现代化生产方式影响的农民对传统村庄“熟人社会”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依恋，也反映了他们创设新型“熟人社区”的实践智慧。由此，华宏世纪苑这一集中居住小区不同于“吵架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一般城市小区，而成为人们彼此熟悉、相互信任的新型乡村社区，人们在常态化的沟通、交流中形成共同的道德评价和强有力的内部凝聚。

其二，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重建应充分尊重当地民间习俗，吸纳优秀道德传统。在中国乡村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及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区域独具特色的地域伦理文化。应当看到，“在道德实在论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种道德知识或者道德观念首先都必定是地方性的、本土的、甚或是部落式的。人们对道德观念或道德知识的接受习得方式也是谱系式的”(14)万俊人：《道德谱系与知识镜像》，《读书》2004年第4期。。田野工作的村庄问卷数据和访谈记录，既使我们看到了种种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也清晰地呈现出以传统习俗、村规民约以及标识性的文化事象、空间作为主要表征的“地方性道德知识”依然存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江西下聂村，退休后返乡致力乡村建设的访谈对象NJB在谈及祠堂、舞龙等问题时表示：

可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村民对修祠堂很重视，也会自发祭祖。要搞好农村文化建设，祠堂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老百姓易于接受，因为他们对祠堂有敬畏感，对祖宗有敬畏感。像舞龙这种传统文化，老百姓也易于接受。我们这个村是一个望族，风俗保存多，历史悠久，老百姓对村庄有荣誉感。

——2017年7月26日在下聂村聂氏宗祠对NJB的访谈记录

在江苏马庄村，作为当地民间传统的家庭香包制作，通过“香包大院”这一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村庄的支柱产业和重要旅游点。马庄香包得到来自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订单，为马庄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香包大院”既是村民们职业活动的领域，也是他们沟通交流的场所，更是村庄道德文化展示的平台。一位香包制作者谈到了她在“香包大院”工作的感受：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绣香包，有说有笑的，比如谁有什么事跟她婆婆闹矛盾了，大家都一起说说，调解一下。如果一个人在家就胡思乱想，大家人多了，想法也多了，然后一劝你，你就想开了。这跟搁家里、搁外面上班是不一样的。

——2019年1月25日于马庄村村委办公室与TP的访谈记录

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由来已久，丰富多样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悠久厚重的乡村文化传统，是丽水春晚的良好基础。在传统节日或农闲时节，村民经常举办舞龙灯、迎神节、香期盛会、黄粿节、百桌宴、斗牛比赛等特色民俗活动。近年来，这些特色民俗活动适应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逐渐演变成为一台台承载村民情感、满足村民文化需求的春节晚会。目前，丽水乡村春晚已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品牌，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正是在发展春晚的进程中，当地村庄建起了一批公共文化礼堂，这既为乡村春晚提供了场所，也为当地村民沟通交流提供了空间。村民在乡村春晚的准备、演出和观看中进行的交流、交往、协调等活动，大大增进了彼此的熟悉和了解，也增强了共同记忆的强度和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降低了村庄成员自身的孤独感和相互之间的陌生感。

山东王杰村是英雄王杰的故乡，1968年家乡人民为纪念王杰将村名改为“王杰村”。在该村的调研中，很多受访对象都谈到了“王杰精神”在当地的传承与弘扬问题。驻村第一书记在访谈中提到：

我们还修建了王杰精神大讲堂、文化广场，将传承王杰精神融入到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当中。我们村是英雄的故乡，英雄的诞生是需要英雄的土壤的，这个村的文化传统继承得非常好，社会风气也比较正，面对不公正的人、不公正的事，他们敢于执言、勇于纠偏。王杰的成长是受到这种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影响的。同时，王杰精神也会为这里的人树立标杆，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积极生活。王杰精神作为我们村重要的文化内容也为我们获得上级的支持提供了便利，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一种资产，对本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8年6月2日在王杰村村委办公室对MRH的访谈记录

在上述调研中，江苏马庄村的香包大院、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江西下聂村的聂氏祠堂、山东王杰村的王杰大讲堂等，尽管形式不一、内容多样，但都既传承了当地风俗习惯和道德文化传统，又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必要的创新和转换，从而构建了村民惯于且乐于置身其中并积极参与的新型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由是观之，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重建，要善于从当地民间习俗和文化传统中汲取有益资源，努力探索新形式，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娱乐、交流场所和互助平台，增进村民情感，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其三，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重建应体现乡村多元主体作用，注重发挥“新乡贤”的道德权威力量。构建新型公共道德平台需要村民、乡贤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从根本上说，农民是乡村伦理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也是乡村公共道德平台得以构建并发挥作用最为重要的力量。要充分激发村民作为乡村伦理文化建设主体的文化热情和内生活力，鼓励他们自办、自创各种道德平台和文化活动。在所有村庄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传统的“电影下乡”、“送书下乡”等形式，由于未能激发农民的主体参与，在基层村庄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例如，2007年起，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农家书屋”工程，规定每个农家书屋原则上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但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对“农家书屋”兴趣不高，村委会的阅览室基本闲置。在河南扁担赵村和贵州朗利村，相当数量的“农家书屋”工程下发图书成捆堆放，从未拆封。与之相反，凡村民亲身参与的道德平台和文化形式，都能够形成强大的感召力量，在村庄道德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浙江丽水，问卷调研数据显示，热衷于乡村春晚、每年必看的村民比例达到84.92%，以各种身份参与到乡村春晚中的村民比例高达99.21%。一位乡村春晚的导演表示现在为难的是想上的节目太多，难以取舍。在湖北赵家湾村，很多受访者谈到了当地广场舞对村民的强大吸引力：

现在我们村每个月两场电影，也没人看，家里有电视嘛。我们建了个广场，自娱自乐，那个广场舞很吸引人。开始的时候我们组织一下，买了音响，后来村民就自己搞了。我们村还举行广场舞比赛，去年有3000多人来观看，我也是80年代初赶集的时候才看到过这么多人。我们希望把农民业余时打扑克、打麻将的习惯改掉，让他们参与到广场舞中来。以前赌博输了钱，夫妻会吵架。现在搞广场舞，大家出一身汗，回去睡个好觉，又不输钱，不是挺好的嘛。

——2017年7月14日于赵家湾村村委会与LXC的访谈记录

还应看到，构建符合村民需要且具有引领作用的新型道德平台，需要充分重视并发挥“新乡贤”的权威力量。在江西下聂村，曾担任区文化局局长、退休后返乡修建祠堂、兴办书院的NJB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办书院的初衷和对乡贤作用的理解：

关注留守儿童要高度重视农村的基础建设，不要管城市怎么样，农村建设好了，人们就回来了。我办书院是为了培养我们村里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现在人们对我的书院期望很高，人们对孩子的教育也很重视。这里教育水平不高，考上大学的不多，考不上的就外出打工了，考上大学的也不会再回到村里。

关于乡贤，我以前没有这个意识，在修桥过程中才认识到乡贤在老百姓中的作用。老百姓并非开始就从心里认同村里的新农村建设，而是因为对我的信任和面子才给予支持。乡贤在推动农村道德文化建设方面非常有作用，我在政策措施和老百姓之间搭建了桥梁。乡贤不同于干部下乡，最重要的是，乡贤是本村的人，只要他能得到老百姓信任，他说的话就能被老百姓接受。

——2017年7月26日在下聂村聂氏宗祠对NJB的访谈记录

此外，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构建也要发挥政府积极有效的引领作用，通过适当的资金支持、场所支持、政策支持、人员支持，引导各村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道德平台和文化形式，而不是以“一刀切”的平台和形式强行推进乡村道德建设。

概而言之，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重建，应当契合村庄发展水平，体现村庄地方特色，采取多种形式并使其常态化地融入村庄日常生活。由此，方能实现村庄从传统“熟人社会”走向新型的“熟人社区”，也才能使公共道德平台更好地发挥其在道德评价、道德传播和道德约束方面的功能，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中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