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对话”：民族和世界视野下的东方美学
——第九届东方美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石若凡，熊显长

2019年10月18日至21日，由国际东方美学学会主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承办的第九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湖北大学举行。来自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国内的近百名学者莅临盛会，围绕东方美学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对话。

一、立足差异：多维视域下的民族美学研究

武汉大学刘纲纪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东方美学是建立在与西方美学相区分的基础之上的，东方美学从内涵来说首先包括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和日本美学等；而就中国美学来说，应高度关注中国美学的文化基因问题，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同社会的统一是中国美学基本的哲学前提，也是中国美学的特殊贡献所在；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除了向东方其他民族学习外，更重要的是要发挥我们自身的优秀传统。对于其他民族的美学来说，亦当如是。应当说，刘纲纪先生准确概括了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层面，与会学者们分别就中国美学、西方美学、日本美学和韩国美学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中国美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法教授以中国八景为研究对象，指出中国的八景并非某种单纯的、个别的自然景观，而是源远流长的、普遍性的文化景观，其关键在于它和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是紧密关联的。中国对景的欣赏不在于自然风景的具体构成成分，而重在它背后的宇宙论根据。张法教授以燕京八景为例，分析了八景所内蕴的中国宇宙观的三个层次：地理结构的天下胸怀、景观结构的时空一体和天地一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八景的选择，实际上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重要的是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基本结构。并且，八景文化随着传播到日本、韩国而与整个东亚文化紧密关联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朱志荣教授探讨了审美意象的特质问题。审美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遗产，也是今天建构中国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朱志荣教授从意象和审美意象的关系、意象和形象的关系、意象中的主体问题、意象和意境的关系等四个层面展开分析，指出意象的创构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俯仰式的审美情怀，从有限体会无限，其中象是空灵的、不着痕迹的，意是在想象力统摄下的主观和客观、情和理的统一；对意象的具体研究应当建立在对它与形象这一范畴深度辨析的前提之下，注意到审美主体在审美意象创构中的作用与地位，注意到意境与意象之间的逻辑关联，即意境是基于意象的，是意象的内在层次。杭州师范大学杜卫教授关注的是美育这一主题。美育的观念在18世纪首先在德国提出，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这一事实对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美育传统”构成一种遮蔽，人们往往忽视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悠久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杜卫教授敏锐地看到，今天中国的美育研究应立足中国文化，紧扣“中国的美育传统就是中国的修身传统”这一根本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育和德育内在融合的“心育”特色、以体验为途径的内化于心的“情育”特色和以“潜移默化”为代表的方法论话语。对中国美育传统的强调，必将极大地改变当前中国美育研究中现有的中西格局，对研究的方向和前景产生深刻的影响。浙江大学张节末教授从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的乐器贾湖古笛说起，切入中国早期的时间意识问题，由贾湖古笛联系到中国古代的“候气法”，挖掘出其中所显现的古人以音乐的方法来掌握不同节气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意蕴，即自然律就是音律；辨析了与宗白华阐发的“以时间率领空间”的美学命题的内在一致性；并独辟蹊径地进一步思考借鉴现代量子力学概念诸如能量、光子、波粒二象性、量子态等，来增进理解中国古代的时间意识如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庄子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等的可能性和启发性。

除了上述“宏大”的中国美学问题外，与会学者还从各自研究领域切入到许多细致具体但富有启发的问题。如浙江工商大学特聘研究员李幸哲(Lee Haeng-Cheol)由高丽至朝鲜时期使华人员遗存的文献入手研究清高宗时宴会上的茶叶和茶具，以考证当时中国茶文化的风貌。武汉音乐学院潘斌老师围绕着在《庄子》中体现、并多次出现在魏晋文人笔下的“至人”形象，力图揭示“至人”人格与古琴的文化品格之间的关系。武汉纺织大学刘思捷老师由古代官方建筑文献《营造法式》中发现中国古代的崇“三”意识，从审美、礼制和哲学三种动因的层面对其审美文化内涵进行了剖析。华中师范大学王海龙老师探讨了中国艺术对道的比象问题，通过对道的性质、功能、形态和意义等四重向度的比象，中国艺术既使人获致生命的证悟，又升华了文化的品格。广州大学肖建华副教授对李泽厚美学的“情本体”概念进行了深入讨论，既辨明了它所赖以构建的儒学根基及合理性，又批判了对传统儒学的过度美化。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尹一帆关注的对象是与当今中国大众生活紧密关联的移动短视频，通过辨析其合理性与消极性，提出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的优秀思想来引导和规训移动短视频的审美形态的构想。枣庄学院任辉副教授探讨了艺术作品的意识形态向审美客体、审美对象的转化路径与方法问题，并进一步延伸到审美如何与伦理道理相贯通的道德审美问题。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筱星探析了由“败蕉”和“雪”两种意象组合而成的“雪中芭蕉”这一经典艺术形象，对其审美特征进行了阐释。

应当看到，中国美学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重头戏，这与中国美学在东方美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直接关联。除了上述学者外，还有许多研究的主题列属中国美学范域，但视域的中心和立论的基点超出了中国美学本身，将在后文再作述评。

(二)西方美学

德国卡塞尔大学斯蒂凡·马耶夏克教授(Stefan Majetschak)指出，虽然康拉德·费德勒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他所倡导的艺术哲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今天的艺术哲学研究仍在康德式的传统美学模式上发展着，奠立在审美的愉悦与其他种种非审美的愉悦之间的区分的基础上；而费德勒通过深入辨析以事物可见性为中心的视网膜图像与以强调意义的打开的艺术图像之间的区别，促使人们关注艺术家在创作中是如何构建和呈现图像的，即图像中所展现的视觉形式本身；基于此，艺术哲学研究关注的中心应是对作品所呈现的视觉形式的认识，从而与美学研究区分开来。诚如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所指出的，马耶夏克教授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日本北海学园大学大石和久教授(Oishi Kazuhisa)讨论的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视觉无意识”概念。本雅明注意到现代摄影能捕捉到我们人眼所无法看到的“瞬间”，并借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界定，导致学界长期以来从与精神分析学的类比角度去理解视觉无意识。通过深入辨析，大石教授认为视觉无意识与精神分析没有关联，并创造性地提出，可以从柏格森的无意识概念，即从艺术与现实、非实用与实用的区分的角度去理解本雅明的视觉无意识，并由此将摄影理解为艺术之一种。大石教授关注的虽然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美学概念，但其分析展现出一种宽广的治学视野和博学的治学风格。日本大学桥爪惠子研究员(Hashizume Keiko)深入探析了加斯东·巴什拉的现象学观念。巴什拉的现象学观念是建立在批判胡塞尔的基础之上的，他对科学的现实性、认知活动中主体参与的必要性及对自然态度的排除的必要性等的强调，使他走向一种新的想象现象学。厘清巴什拉的现象学观念的内涵，是在文学研究中具体运用现象学的视角审视文学意象问题的理论前提。

长安大学贾红雨副教授立足于国内当前黑格尔美学研究之不足的现状，提出了对黑格尔艺术哲学进行重构的诉求，通过全面辨析和总结国内学界对黑格尔美学理解不到位的问题、未曾论及的问题及误读的问题等的基础上，提出依据理念发展的内在逻辑来重新呈现黑格尔艺术哲学的体系性义涵与面貌。湖北大学吴天天老师聚焦于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和朗西埃在图像理论方面的对话，指出朗西埃对巴特图像理论的重构在包含洞见的同时也包含误读，朗西埃忽视了巴特后期的图像理论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联，也未能充分意识到当巴特将刺点视为对展面的解构时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原则往往导致对感性、差异以及他者的遮蔽和忽视。湖北大学曹元甲老师对西方美学史上的“创造”概念进行了梳理。创造概念经历了上帝创造期、天才创造期最后进入凡人创造期，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创造失去了它曾经的神秘色彩和精英光环，而从特定艺术领域的局阈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使它被泛化了。

(三)日韩美学

复旦大学徐静波教授聚焦于日本饮食文化这一贴近生活但又内蕴丰富的主题，对日本文化的形成进行历史的溯源，发现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禅宗文化三大元素构建起日本人的独特价值观；在日本的饮食中则具体地展现了日本的审美文化意识，具体细致地表现在对食物形与色的高度讲究、食物器具的精雅素朴和饮食环境的洁净雅致三个维度。由此可以看到，独特的自然风土和与东亚大陆若即若离的人文历史，养成了日本民族高度发达的审美意识和纤细精致的感受力，甚至达到为美化生活而牺牲生活的程度。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关注的是日本美学的历史生成与发展，具体体现在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美学以何种样相存在、其发展态势如何及其成就与问题等方面。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日本美学自其产生以来就与西方美学维系着割舍不断的紧密关联。通过与西方学者的良性学术互动、创建美学会和美学杂志、关注东方美学发展等三个方面的全面展开，日本美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并构成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日本桥”。

日本广岛大学博士研究生片山俊宏(Katayama Toshihiro)对日本明治及大正时期的“冈田式静坐法”进行探究，以身体姿势为中心，揭示了其本身的艺术性及作为一种艺术疗法的双重特性。日本广岛大学博士研究生和晓祎从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男性凝视概念切入日本轻小说研究。轻小说长期受父权文化的影响，难以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写作惯性，而作家时泽雨惠在其创作中则极力褪去女性角色的被消费状态。以其作品《奇诺之旅》为例，和晓祎探讨了摆脱男性凝视之可能性和具体方法，以有益于促进女性的觉醒。

韩国岭南大学闵周植教授(Min Joosik)将视野放在中、日、韩艺术与人格特征的比较上，虽然看到了三个民族的共性，但他更关注的是通过比较来展现和凸显“韩国人民”、“韩国审美意识”、“韩国意识结构”等话题。闵教授从三个国家在儒家思想的表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诗歌的敏感度等方面的差异，强调和彰显了对礼仪规矩的意识和偏爱这样一种韩国独特的艺术人格特征。韩国成均馆大学朴商焕教授(Bak Sanghwan)直接围绕韩国舞蹈这一民族艺术形式，考察了韩国传统舞蹈的形成和其中所隐含的对身体的社会制约，以及20世纪以来在“文明化”条件下向妓生舞蹈与新舞蹈的演化。在舞蹈这一艺术形式中，所有社会与人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肉体这一表现媒介中。通过对舞蹈中肢体语言的分析，朴商焕教授深入思考了转换期韩国近代性的问题，看到过度的形式化导致近代化的失败，产生了“铁笼现象的悖论”。

二、着眼共性：探寻建构东方美学可能路径

无疑，差异是进行中国美学、西方美学、日本美学和韩国美学的独立研究所不可忽视的一个向度，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对各民族(或东西方之间)美学的研究最终都是为实现民族之间、东西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对话。由此，与着眼差异形成较鲜明对比的是，诸多学者着眼于东方美学、着眼于东西会通来观照对具体美学问题的研究。

(一)探本溯源——从东方美学到东方文化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高度肯定了东方美学和东方艺术之于东方文化价值本身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性，提出了对东方美学与东方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性前景的期待与展望。对于今天的东方美学研究来说，有两项重要的任务与使命，一是确认东方文化的价值共同性，二是在此基础上着力于在全球互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实现东方美学的作为。对此，王德胜教授提出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东方美学和艺术的文化价值共同性的发现和确认，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全体东方民族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信念和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在全球文化的冲突和整合中，当代东方美学如何能够形成特定的世界性文化关怀力量；在强调东方美学自身文化价值共同性的同时，如何在当今世界的复杂文化形势下充分地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对话。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探析了四季意识与东方美学叙事之间的关系。四季意识是东方文学艺术的深层文化因素，它渗透着东方民族的循环历史观、善恶观、人生观和命运观，具体地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叙事结构中。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在中、日、韩三国的文艺作品中，由四季轮回的叙事结构而内蕴着东方人对生命的阐释方式——内敛、隐忍、历炼、度劫、回归；而中国的四时与阴阳五行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月令系统，构成万物流转的模式，并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时空观、人物关系的安排乃至人物命运的安排；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以及日本物哀体系都深深植根着这种四季意识与四季叙事。湖北大学郝祥满教授从东方剑道的技艺修养训练入手，揭示了它与传统道艺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技巧和道艺达到纯粹的程度就是对美感的体验。这种美感体验具有两个层次，一是通过熟练掌握技巧达到“物心如一”，一是突破工具、法则和技巧的束缚达到“物我两忘”。由剑道修养，可以观照到东方的修艺、修养和人生的三重境界——自由无碍的“常无”境界、无烦恼的自由的“禅定”境界和富有节奏感的轻松状态即“有间”。显然，剑道所昭显的东方审美精神才是最终的旨归。由此，在更高层次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借此观照全部东方的道艺、技艺和艺术。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朴然淑教授(Park Yeonsook)看到东方绘画的传统留白手法之于艺术鉴赏的意义与价值，深入剖析了留白所构建的白色空间对自然无限性的表达，以及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空白而营造出的简雅美感和诗意节奏，并进一步独到地思考了在当今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当东方绘画的二维空间被构建成三维空间时，留白方式在促使观者由刺激型欣赏之外进入到静谧欣赏的氛围的独特审美效果。武汉大学李松教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到一种“东亚的”文学的必要性，厘清了东亚文学研究的三种路向，即东亚各国的现当代文学之关系，对殖民语境下所谓“大东亚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基于全球化、世界文学等知识学背景下“东亚文学”的方法论意义。而第三种路向，即作为“方法”的东亚文学，对它的考察和反思，对于今天构建起东亚的乃至世界的文学交流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金玺美(Kim Sae-Me)通过对韩国单色画与中国极繁主义绘画的比较，看到二者共通的重复技法中包蕴着东方修养精神的具体呈现，即通过持续不断地重复某种行为以及记录简单劳动型创作的“修”的过程，达至摆脱种种束缚和限制而达到自由的“游”的境界。

从具体的东方美学问题中发现东方各民族间在美学精神中的共通之处，从共通的东方美学精神中发现东方共通的文化底蕴，对于构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东方美学来说，无疑是一条循序而进的道路。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以西方美学为借鉴或通过东西美学之比较来探索东西会通之可能。

(二)异中求同——从民族美学看东西会通路径

日本东京工艺大学平山敬二教授(Hirayama Keiji)选择同一时期东西方两位重要美学家和哲辻郎的《风土：气候与文化》和达格伯特·弗莱的《比较艺术学的基础》进行比较。有趣的是，两位美学家在各自著作中都采用了比较的方法，从而使这一议题展现出双重的比较视野。和哲辻郎揭示了每一种文化是如何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状况关联起来的，并区分了三种气候类型；而弗莱则比较了不同文化中直立雕塑的艺术表现方式，区分了六种不同文化地域的不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哲辻郎的气候哲学在弗莱的比较艺术学中以一种敏锐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得到了展现。由这两位彼此并不相知的东西方美学家在思想上令人惊异的不谋而合，无疑昭显着东西方美学融合与会通的现实可能性。山西大学臧新明教授虽然讨论的是东方视角下的“模仿”概念，但在具体展开分析时则将东西方的“模仿”时时刻刻紧密关联起来，指出东方对“模仿”的探讨在存在形态上区别于西方的系统研究，呈现为片断式，发掘和总结了东方“模仿”的独特内涵，但最终导向模仿的普遍的、内在的根据，即模仿是人存在着的、求上进、学习的天性与本能，是人生必然的一种要求。臧新明教授还举例说，以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为例，他以东方绘画形式为依托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从而具体地展现了东西方艺术的交融与升华。贵州师范大学唐善林教授以宗白华的“六法”绘画美学思想为切入点，指出中国绘画艺术讲究的是用点线笔墨所造成的气韵生动，从而区别西方绘画因形体色彩所造成的另一种气韵生动，虽然两种“气韵生动”在构成、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生命的律动”上可以见出某种相通性来。而进一步追溯宗白华“六法”思想的文化资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以孔孟或老庄、《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和以叔本华、歌德等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思想。由此，我们可以在超越中西的高度重新审视和理解源自中国古代传统的“六法”思想。安庆师范大学江飞教授关注的是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辨析并指出其实践美学谱系结构中呈现出的多元共存、多声部合唱的交融面貌，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改造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蒋孔阳的实践生成论与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思想融为一炉。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崔莉老师从“寂”与“幽默”这两个概念出发探析了日本美学家大西克礼在融会东西方美学上所做出的努力与成就。大西克礼在自己的美学研究中明确表达了融贯东西的理念，即通过“反省东方的审美意识及基于此的艺术特征，去修补和扩充带有片面性的西方传统美学”，从而建立更具普遍性的美学体系。“寂”是日本俳谐中的核心概念，而“幽默”则是西方美学三大基本范畴之一，从内含的精神自由性来说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但前者中又存在精神所无法洞察之处而需要一种东方式的沉潜、归入。由此，大西克礼表现出一种双重的超越——既在讨论日本美学的独立性时时刻注意联系西方，又不拘泥于西方狭义的审美概念，以东方的精神观照日本的艺术与精神生活。湖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徐易探讨了德拉克拉瓦绘画中的东方意蕴，虽然彼“东方”在具体所指上并不同于我们的东方，但是，德拉克洛瓦从作为他乡的“东方”找到了自身创作的突破点，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现了美学与艺术的交流之于艺术创作和美学研究的必要性。

正如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所指出的，中国或者整个东方与西方近一百年来经历过相遇、抗争、融合，由陌生到相知，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应当从自身出发，由东方走向西方，同时西方也从自身出发，由西方走向东方，中西美学应互相欣赏，以期从中生长出一种中西融合的、超越中西传统的、具有现代性、当代性的新美学。

三、无问西东：以对话为当代美学研究旨归

虽然与会学者们的讨论都必须从某一个具体的美学问题展开，这个美学问题必然属于某个民族的、或东方或西方的，但是，东西方学者会聚一堂，纵论古今东西，正是为了超越古今东西。

(一)对环境美学的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切入

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聚焦点和共同课题是环境美学，吸引了众多与会学者的广泛、深入讨论。德国达姆斯塔特大学格诺特·波默教授(Gernot Böhme)认为，环境美学关注的应当是被其所寓居的空间特质(qualities of the space)所打动的此在，由此，环境美学研究的焦点应在于情感状态，即一个人对他周围环境是怎么样的感受，而不在于客观的外部空间本身。气氛美学(Atmosphäre)的思想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我们可以在清新的空气中嗅到一种欢乐的气息，这种或是清新、或是炎热、或是潮湿的空气既是一种气象，但也可以作为一种情绪，是人的身体所感受的一种氛围。由此，气氛美学要求环境美学回归感性学的路径。同时，这一诉求是建立在德国环境美学所赖以奠立的现实语境之上的，德国环境美学面临的挑战是对遭到毁灭的大自然的重建，比如对城市的重新城市化以创造一个宜居的环境。这与还在发展中的中国更关注共生发展、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较鲜明的对比。日本广岛大学青木孝夫教授(Aoki Takao)从日本独特的气候环境出发阐发了气象美学的思想。气象美学与气氛美学从英文译名(atomosphere)来看并无不同，二者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青木教授立论的出发点是东方的、日本的。他指出，日本习惯于用与天气相关的语词来描述一个地方、一件艺术作品或一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如宁静、晴朗、多云等；在高湿度、多雨的日本，产生的与湿度、水相关的日常用语非常丰富，它不仅可以展现审美体验的原形，而且还作为对艺术进行审美评价的用语。气象美学既是基于美学立场对气候的考察，也是对自然与人的一体化的考察。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看到作为人类生命之本的森林在中国的持续递减状况，并去到中国的自然文化中寻找根源，将森林与山水、山川、风月等并置，看到森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其价值主要是经济的，而文化价值出现明显的缺失。进一步地，陈望衡教授通过与印度文化的比较，通过对古希腊森林女神的重新审视，看到呼唤中国的森林女神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又精到地指出，中国的森林女神必须是中国的，应当是融稚气未脱与仁爱宽厚于一炉，合道家“复归于婴儿”的旺盛生命力与儒家“天下为公”的胸襟气概为一体的。如此，才能期待一个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

环境美学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是，三位教授以各自的研究又展现了它的民族性，同时它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或者说当代性。围绕环境美学的复杂性，与会学者对环境美学的探讨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性面貌。其一，从民族文化中发掘环境美学的资源。日本立命馆大学竹中悠美教授(Takenaka Yumi)从日本通俗艺术出发，探讨雨、风、雪等自然现象的双重性，即既可能引起自然灾害，又最能代表自然之美，由此切入到二者之间的边界问题。湖北大学访问教授大卫·布鲁贝克(David Brubaker)看到中国哲学家运用传统的“天人合一”原则来回应对环境伦理学的呼吁，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将美学与科学这两种环境主义的方法统一起来，从而生成了其作为道德环境美学的特质。湖北大学丁利荣副教授通过考察程颢、程颐的自然美学思想，从学道与体道、格物之术、自然气象与圣人气象三个层面，阐发了一种中国理学美学思想中的独特气象观念，即气象既是先天的性情气禀，也是后天的学理境界和时代精神共同涵养而成，是通过人的声色相貌、言行举止及服饰器物所显现出来的一种气象。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陈露阳对明清园林艺术中“借景”手法的研究，揭示了其中所内蕴的人工与自然、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传统哲学思想以及以“妙”为核心的审美境界。其二，紧扣时代语境探索当代环境问题。武汉理工大学喻仲文教授从当代中国农村村落的空间结构美学和文化生态发生的变化着眼，从建筑美学与空间美学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发现其中的空心化、马赛化和荒漠化特征，并由此探讨重建农村社会交往空间的可能。浙江工业大学刘圣鹏教授关注的则是我国当前的城市建设问题，指出现代城市从单纯功能型走向复合审美型成为一种必然，提出以城镇美学主导城市美学、以自然历史文化个性的综合研究统领江南城镇美学的构想和思路。四川美术学院骆玉平副教授也是从四川当地特殊的地理状况出发，考察山地城市景观设计的问题，探讨我们能否在享受优越舒适的城市条件的同时实现“诗意地栖居”。湖北大学赵红梅副教授则以“新时代”为出发点和旨归，提出了对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共赢来构建环境美学新时代的展望。其三，从不同领域切入对气氛美学的思考。波默教授对气氛美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理论、建筑等层面，但气氛美学的影响早已超出环境美学的范域，延伸至其他艺术领域之中。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王卓斐教授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观照了气氛美学，对气氛这一概念如何有助于拓展美学研究范围、不同文化氛围中美学如何实现的问题作出了思考。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超直接以气氛美学和中国古典的意境美学为理论源渊，以电影艺术为实践领域，探讨了电影意境和电影气氛的融合与分野问题。武汉音乐学院单金龙老师以音乐作品《白桦树的眼睛》为例探析了碎片化叙事的听觉经验，最终落脚在听觉经验本身和对外部自然世界的体验上。湖北大学王希翀老师则从自然音响的角度对哈代的小说文本展开剖析，探究了自然音响作为隐性叙事之于人物形象、场景氛围和伦理环境的多重建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研究都与气氛美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可以视为在电影、音乐与文学等不同领域对气氛美学的延伸与扩展。

同济大学李弢副教授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他关注到身体、空间和自然等诸多关键词，但落脚点最终还是落在自然之上。波默教授的气氛概念与青木教授的气象概念，既相异又相通，最终还是在思考人的问题，是对人所在的世界宇宙的一个再认识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资源与视界的整合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或东方的思想资源、西方的思想资源，都应受到同等的重视，才能生成一个世界视野的新东西。这可以作为对环境美学这一主题的复杂多样的探讨的一个小结。

(二)以世界视野导引东西美学问题的超越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疆教授独具一格地提出了别现代理论并探析了其中国文化的根源。别现代理论是从社会学领域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论概括，其民族的本色毋庸置疑。但是，同样无需争论的是，别现代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思想基础上对一种新型的中国美学思想的建构，是从世界视域的高度来反观和思考中国当代文化，只有将别现代与现代、后现代并置齐观，才能真正深入别现代的精神内核。此外，别现代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视野的具体展现，以浮世绘为例，可以看到日本绘画通过继承和吸引中国文化，又改造和发展了中国文化，最后把它变成一种世界文化的共同财富，因此，别现代、别文化与多元文化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石长平教授对别现代思想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回应。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讨论的是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地理的关系，强调了对地理和美学关系的独特理解，即地理本身就是美学。这一理解恰是建立在反对以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为代表的视地理为美和艺术的容器的观念的基础上。对地理的审美价值的理解虽然可以从三个向度来展开，即哲学的、地理学的和文艺学的，但最根本的仍是哲学的向度，由此来观照中国传统国家地理，可以将地理本身作为美学和地理孕育的美学区分来展开，前者如以圆形为美的观念，它为东西方所共有，涉及的是人类早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问题，后者如东西模式，则为中国独特的地理结构造就的民族地理美学。应当说，无论是别现代理论还是地理美学，其中典型地凸显出的是世界的视野。这也构成诸多与会学者探讨问题时的一种共通的超越性，与大会的主题形成和谐的共奏，并使原本被拘阈于一陇之地的东西方美学问题焕发出新的面貌与生机。

华中师范大学王庆卫教授从现代知识范式出发，辨析了凤凰神话遭遇的合法化危机，它只有作为文化学、人类学、艺术学或神话研究的符号才被获准进入研究视野，最终沦为知识范式本身的自我印证和预设结论后的同义反复；但结合当代学者对心灵现象、微观世界和高维空间等的思考，又可以看到一种同时容纳理性与诗意的知识范式的可能。日本东京大学吉田宽教授(Yoshida Hiroshi)从当前世界性的计算机与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来观照“模仿”这一普遍性的美学范畴，从而揭示了模仿与游戏的同质性。中南大学陈国雄副教授深入探析了明清环境审美观的发生与世界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与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思潮的紧密关联。首都师范大学李雷副教授在美术革命的发生这一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中来反思现代中国的美育革命，看到西方绘画作为一种价值范型对现代美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参考和借鉴的作用，由此区分了借美术革新之名行政治变革之实和作为情感陶冶的两种美育观念的分野。浙江海宁市文联一级作家王学海以日本的汉学研究为例，揭示了它作为“文化间性转向”的典型意义，使儒学有了世界的回响。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丁乙从19世纪末西方艺术及艺术理论的传入为背景反思了钱锺书的诗画论，揭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诗画一致论实际上是在以莱辛《拉奥孔》为代表的诗画异质论的刺激下以对立的姿态生成的。山西大学孟姝芳老师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理解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若结合朱光潜的西学背景来看，这一理解背后深刻地隐藏着中国美学界孜孜求索的中、西、马融合的线索。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赖俊威在讨论中国古代时间的价值向度时，不是一味地向中国传统回溯，而是借鉴了法国学者朱利安的思想，从而揭示出中国有“时”无“间”的特性。

广西师范大学麦永雄教授在对跨文化阐释问题的阐发中，提出应以撒播为视界，实现彼此之间的拓展、冲突和互动，从而延伸出开放性、多元性，走向“文化间性阐释学”。“间性文化”强调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但并不是要消除异质而走向同质化，因此，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东方内部、东西方之间的美学研究中，交流与对话将成为一种永恒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