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
——基于生态学视域下的争鸣与辩护

董琦琦， 党圣元

(1.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北京 100011； 2.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由历史观和自然观两个部分组成，如果说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是建构式的话，那么其历史观的形成集中显现为批判式的，是在与其他思想的矛盾冲突中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对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否定、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土地论的抨击、与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决裂等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关键时刻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整个过程又与唯物主义自然观交织在一起，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同时蕴含其中。马克思一生撰述多次关联“普罗米修斯”阐释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自然观及生态思想，“普罗米修斯”在马克思笔下并非单纯的古希腊神话原型意象，而是被马克思赋予了复杂的学理内涵和实践指向，进而充当了强有力的工具用以揭示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谬误。步入生态文明时代以来，围绕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形成的学术问题、文化现象备受瞩目，并引发了当代生态学热议：有的人斥责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唯生产力至上，思想是反生态的；有的人对此加以反驳，称生态思想在马克思有关普罗米修斯的经典文献中清晰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一股力量不仅参与了以上学术争鸣，而且坚定不移地秉持唯物主义立场，以马克思节选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事实为起点，直接回应绿色人士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的误读，在厘清、突出、强化马克思原初本意的同时，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全面辩护。

一、马克思赋予普罗米修斯的学理内涵和实践指向

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博士论文》，开篇序言援引的第一句便是“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注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序”，第2页。，这句话出自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并非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最早讲述，赫西俄德的《神谱》及《工作和时日》先于此已经有了相关记载。马克思缘何钟情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答案只有一个：埃斯库罗斯对普罗米修斯的塑造更加契合马克思的思想倾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借助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对赫尔墨斯所说的话强有力地表达了对哲学神圣性的捍卫：“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而为之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上帝的奴仆赫尔墨斯(Hermes)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住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注]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第3页。哲学依凭普罗米修斯式的激情拒绝以牺牲个人自由为前提代价的规训，这种交易对哲学而言是痛苦的，哲学通过普罗米修斯的豪言壮语突出强调了对神学权威的挑衅和僭越。孙斌指出，当人们阅读马克思节选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片段时，并非总能够顺利地把握原典文献背后的真正含义，反倒是聚焦于悲剧发生地高加索山的悬崖，苦难与反叛作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两大主题立刻凸现出来；孙斌认为，没有哪个讲述如埃斯库罗斯这般深刻，苦难与反叛正是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由以开始的起点[注]孙斌、张艳芬：《普罗米修斯的四重身份——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神话学考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2年刊。。普罗米修斯通过对神的反叛形成自我意识、回到自我意识，马克思把普罗米修斯对神的痛恨归结为哲学的任务，此时的普罗米修斯虽然被绑缚在高加索悬崖上，但肉身的不自由并不妨碍普罗米修斯的意识自由、精神解放，后者正是哲学的根本使命所在。就此而论，普罗米修斯首先是一位忠实的哲学拥护者，普罗米修斯的苦难和反叛是马克思反对宗教目的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1844年2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流露出另一个层面的想法，即普罗米修斯实现对神的彻底反叛、自身彻底解放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人间的存在物。马克思曾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哲学”、“无产阶级”、“人的解放”三个关键词被紧密关联在一起。马克思在德国人的身上看到了全人类的解放，如果说哲学意味着精神解放的话，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是解放达成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即普罗米修斯在人间的生存方式，是把普罗米修斯的肉身从高加索悬崖上解放出来的现实力量，是普罗米修斯与伊俄对话中预见的普罗米修斯的后代。埃斯库罗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写道：“(伊)谁来违反宙斯的意思把你放了呢？(普)你的后代子孙。(伊)你说什么？我的孩子能解除你的苦难吗？(普)他能解除；他是你的十代以后第三代的人。”[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8页。埃斯库罗斯所谓“十代以后第三代的人”是指大力士赫勒克勒斯，但马克思在这里有着更加深远的考虑，无产阶级作为普罗米修斯的后代在对资产阶级的反叛中将普罗米修斯的精神薪火相传。孙斌认为马克思的关联是合理的，至少就“无权者”的身份而言，普罗米修斯与无产阶级的境遇是相当的[注]孙斌、张艳芬：《普罗米修斯的四重身份——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神话学考察》。。

维塞尔(Leonard P.Wessell)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则关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争取解放的神话故事，这则神话讲述的是化身为无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如何征服资本世界并解放人类的故事。19世纪的欧洲文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中从来不乏其人借用普罗米修斯表达对人的肯定、对神的反抗，维塞尔指出马克思的解释在其生活的年代里广为流传，或者可以说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承载了19世纪的时代精神。维塞尔在专著《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中将普罗米修斯被缚、受难、自救乃至奋起反抗界说为马克思思想奠基的神话隐喻和救度原型[注]维塞尔：《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李昀、万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8页。。为了避免读者在理解上产生歧义，维塞尔特别强调其研究目的不在于简化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使之生搬硬套适应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模型，而是立意证明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中有此模式的存在，借以为马克思研究提供新解。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一文中关联尼采论评马克思援引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事实时指出，马克思借助普罗米修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注]沃格林：《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40页。。且不作价值评鉴，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沃格林看来，马克思对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进行了误读，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由此形成，它源起于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但又区别于后者，强化了普罗米修斯与马克思生活年代的现实适应性。对应马克思《博士论文》开篇序言引用语“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埃斯库罗斯原文写道“一句话告诉你，我憎恨所有受了我的恩惠，恩将仇报，迫害我的神”[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第34页。，孙斌对此给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恩将仇报特指普罗米修斯与赫淮斯托斯的个人恩怨；另一种是恩将仇报泛指神的本性及制度，这种解释在马克思处获得了延伸，即资产阶级作为特权阶级对无产阶级恩将仇报[注]孙斌、张艳芬：《普罗米修斯的四重身份——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神话学考察》。。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与其说是反叛神的存在物，毋宁说是彻彻底底的人间存在物。相较埃斯库罗斯和赫西俄德的讲述，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背景语境、历史条件、阶级矛盾等因素赋予了普罗米修斯新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层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论述“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时又一次提及普罗米修斯，他说：“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那是质量最差的一种马铃薯。”[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为避免注释混乱，删掉了引文中的两个注释序号。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需求与生产方式、生产对象之间相互呼应，建立了良性循环关系，人的本质力量获得明证。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中获得利己需要的满足。以此为目的，工人异化劳动的重要表征之一在于需求及满足需求的资料日益精致化的同时，需求愈发野蛮化和简单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非但没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反而诱发人类退化一发不可收拾。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歌咏与赞美在“明亮的居室”这一空间场域中显而易见，与“明亮的居室”对立的“洞穴”，以及异化的人返回“洞穴”居住的行为本身是马克思借以隐喻和控诉资本主义文明罪恶的重要意象。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对工人需求的破坏和危害已经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方式不仅是非人的，就连动物性的也是无从谈起，是最粗陋的劳动方式的浮现。经由资本主义的文明化，人重新变成了野蛮人——讽刺的是，这里的“野蛮人”不是野蛮时代的野蛮人，而是文明时代的野蛮人，工人的劳动及其后果彻底走向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9-270页。劳动被异化，工人在劳动中被异化。

在埃斯库罗斯甚至更早的赫西俄德的记载中，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周而复始地被宙斯派遣的鹰啄食，尔后一次又一次地再生。据孙斌考证，“肝脏”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是一种可以再生的东西，生命于是在肝脏上获得了意义，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与反叛正是发端于肝脏的再生与不死[注]孙斌、张艳芬：《作为普罗米修斯后裔的无产阶级——从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出发的一个考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4年刊。。不死的肝脏为鹰生产美食的同时，也为自己生产了无限的苦难，这一幕在马克思看来无时无刻不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生：“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8页。劳动异化指向生命本身，工人在劳动生产中将生命投入劳动对象的同时，却于不知不觉间创造出了剥夺自身生命的异己力量，导致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劳动者之间的异化，生命的反讽性被揭示。作为普罗米修斯继承者的工人阶级的苦难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注定，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统治的反叛持续不断地上演，“这一点早已由肝脏的象征意义所透露了”[注]孙斌、张艳芬：《作为普罗米修斯后裔的无产阶级——从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出发的一个考察》。。

生命的贫乏让无产阶级在异化劳动中剩余下来的不过是畸形、愚钝、痴呆甚至死亡，这些东西无一例外是与无产阶级的身体欲求相背谬的，为此马克思选择以普罗米修斯式的激情召唤无产阶级奋起抗争，力求改变自身苦难历程。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解放不仅要毁灭敌人，而且要扬弃自身，在毁灭与扬弃中，伴随着愤怒的激情，无产阶级充当了反讽者，生发出了无限强大的否定力量。马克思看到了阶级对抗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的阶级对抗，生产力的发展乃至整个历史进程的前行方才获得了动力，此种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唯物史观通过马克思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多次援引以及对普罗米修斯的创新解读逐渐清晰起来，并充当了马克思批判同时代误导工人运动思想的重要武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但绝不因此放弃对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4-65页。。马克思为了突出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观念的正确性，鼓舞工人运动，采取反观对照的方式，通过对各种形形色色的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批判，在比较鉴别中将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带上前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蒲鲁东视作“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此派观点认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是最美好的，这样的社会秩序应当被保存，导致以上社会秩序破坏和瓦解的革命性因素相反被规避，在本质上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存社会秩序里，放弃革命信仰[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9页。。“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削弱工人阶级革命斗志方面极尽其能事，硬生生地称工人阶级获得好处的路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马克思就此警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废除，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行政方面的改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不会有丝毫改变，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其财政管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9-60页。。马克思不无讽刺地斥责“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暗讽“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表面上高呼“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实则以此为幌子为本阶级谋求福利，从自由贸易到保护关税再到单人牢房，这才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真实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60页。。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不仅赋予普罗米修斯以个人理想，而且据此对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展开批判；作为反题，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参照，为进一步切近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提供了可行性路径和方法。

作为巴黎公社革命前对法国工人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论家、经济学家，蒲鲁东也曾经借用“普罗米修斯”这一原型意象言说自己的主张，但与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所指内涵存在本质区别。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写道：“普罗米修斯的所作所为正是人类活动的写照。普罗米修斯盗取了天火，发明了初期的工艺；普罗米修斯能预知未来，并且企图和丘比特分庭抗礼；普罗米修斯就是上帝。因此，我们就把社会叫做普罗米修斯吧！”[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4页。蒲鲁东的普罗米修斯怎样理解？《贫困的哲学》多处语焉不详，时而无所不包，时而又拒万物于千里之外，结合蒲鲁东的哲学框架是围绕着“天命”构建起来的事实，笔者倾向赞同“‘天命’是由‘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指向导致和谐的比例规律”这一说法[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144页。。“普罗米修斯”代表“天命”，“天命”是“普罗米修斯”背后抽象的、先验的、永恒的哲学范畴，具体到经济学领域，“普罗米修斯”指向蒲鲁东建构的形而上学的价值理论。上文所谓“比例规律”是指为社会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和多样性，并按比例根据劳动时间为每一位劳动者公平分配经济报酬，属于蒲鲁东形而上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一点遭遇了马克思的犀利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思想是神秘的，开始于天命，最终又回归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回应：“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3页。马克思以圈地运动为例斥责“天命”割裂了与历史内容的联系，根本无力胜任具体历史问题的阐释。“天命”一词遮蔽的是土地所有制的扩展、羊毛的生产、耕地变牧场、小农庄的清除、土地的集中以及租佃者离开家园的事实，它们是历史真正的物质内容，不应该被忽略。蒲鲁东以虚空的“天命”隐藏历史，这是他自创发明的一种对待自然和社会的目的论方法。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说明现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77页。。

在评述普鲁米修斯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时，蒲鲁东同样本末倒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蒲鲁东对社会关系的描述是非历史的，在不了解社会关系历史来源的情况下，仅求助于包括比例规律、普罗米修斯、天命等在内的抽象范畴、规律和原则编织现实的社会关系，现实的社会关系被以上脱离历史的抽象范畴、规律和原则所先验预设和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222页。。《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的写作目的和指向性更是一目了然，直接反驳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的不正当说法，包括对蒲鲁东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对经济的关注超越对哲学的关注的第一本著作[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142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在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价值理论严重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将衡量价值的两种方法——用生产一般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和用生产劳动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即劳动价值)来衡量混为一谈。蒲鲁东自诩自己的价值理论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找到了公式，然而殊不知其得出的根据劳动时间进行报酬分配的“和谐”结论从源头处追溯就是荒谬的。蒲鲁东的错误在于：一方面无视劳动的特殊属性，劳动在资本主义劳动活动中被商品化，蒲鲁东对此熟视无睹，将劳动商品与其他一般商品等同对待；另一方面，蒲鲁东价值理论的建构视角仅体现了对生产力维度的观照，未触及生产关系维度。对此，马克思表达了不同意见：针对第一个方面，马克思看到了劳动作为商品的特殊属性，工人在资本主义劳动活动中投入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不成正比，并非如蒲鲁东所说“按比例”分配报酬，事实却是工人劳动时间越长，工资被压榨和盘剥的程度越深；针对第二个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中指出，“价值”表示个人参与社会总劳动决定的社会关系。显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分析不是单纯局限于生产力维度，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前提基础。马克思敏锐洞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杂性、隐秘性、诡谲性，强调生产财富的关系中同时生产了贫困，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中同时发展了产生压迫的力量。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价值理论提供了不彻底的解决方案，蒲鲁东的价值理论注定是导致工人遭遇现代奴役的公式。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坦言自己一生“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是什么？结合马克思1865年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上发表的文章及《资本论》中的说法，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第二，蒲鲁东“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0页。。马克思称蒲鲁东的最大问题在于不理解现实历史中的经济发展规律，蒲鲁东对经济发展的理论阐释彻底摈弃了生产关系的考察。以此为前提，蒲鲁东必然会从“分开来工作”的角度解读分工，看不到分工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蒲鲁东所谓“分工”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经济范畴，颠倒了具体的经济事实与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关系。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程、对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作出初步描述的同时，对蒲鲁东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展开批判，这种批判不单单是一种经济学批判，更是一种哲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转折和升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获得系统阐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原理，尤其是历史冲突来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运动的“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中充当了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精神支柱，具体涉及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垄断、竞争等重要经济范畴的辩证分析。

按照蒲鲁东的说法，经济进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开的，尔后从劳动分工中得出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积聚是对劳动分工的否定。马克思对此不认同，他指出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劳动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生产工具积聚发展了，劳动分工也随之发展，反过来亦然。正是因此，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会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08页。。在劳动分工与生产工具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观点恰好相反。蒲鲁东称分工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解决劳动分工及其带来弊病的有效手段就是机器，机器是分工的反题，是把被分工所分割的劳动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机器的采纳可以简化传动系统，压缩劳动量，降低成本，使分工劳动者恢复原状，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产品的价格，活跃各种价值的交流，促进新发明和提高公共福利[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第167-168页。。对此，马克思回应说，蒲鲁东把机器看作劳动分工的“反题”、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是荒谬至极的事情[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07页。。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书信中进一步分析指出：蒲鲁东给予机器一个具体的“普罗米修斯”特征，却抛弃了机器的历史起源和条件，蒲鲁东将机器从生产和剥削的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把机器虚构为保留分工好的方面、消除分工坏的方面的神秘范畴，只能产生机械的目的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蒲鲁东对机器的盲目崇拜就是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把现实的人类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强化现实促使人们遗忘历史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0-481页。。回应蒲鲁东的观点，马克思梳理了机器发展的历史进程：“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08页。从简单工具到工具的积累再到复杂工具，从人力工具到自然力工具再到装备发动机的机器体系，马克思结合劳动力的不同形态勾勒了生产工具的演变轨迹，现代化机器最终取代人力工具、自然力工具登上历史舞台。与蒲鲁东不同，马克思对机器的认知是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确保马克思思想区别于蒲鲁东的关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同并继承了马克思的立场，认为机器体现了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是其所认为的通往进步和天命的钥匙[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144页。。

马克思与蒲鲁东在价值理论、劳动分工、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等问题上存在本质区别，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与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截然不同，前者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后者是抽象的、神秘的、唯心主义的。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伴随着绿色思潮的勃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非但没有被正确对待，反而遭遇了生态学视域下的误读。鉴于此，以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为中心，当代学界展开了生态学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成员纷纷参与其中，在这场赞成与反对声音共在的学术争鸣中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的原初本意及其蕴含的生态学思想获得了全面检视。

三、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引发的当代生态学热议

马克思全面否定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期间关于技术、生产力的界说深刻洞见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为全世界工人运动、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思想指导。然而，伴随着生态危机的恶化和蔓延，马克思的核心理论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质疑。

特德·本顿(Ted Benton)在《新左派评论》1989年第178期上刊文《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的限度：生态批评与重建》(“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生产力论的(productivist)”、“普罗米修斯式的(Promethean)”[注]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New Left Review，Vol.I，No.178，1989.。两年后，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MarxismandEcology)一书中也称马克思的思想前提是对“自然”施加“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注]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Clarendon University Press，1991，p.52.。1996年，本顿主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TheGreeningofMarxism)一书出版，全书开篇导言点题：生态学的勃兴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技术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导言”，第2页。。这句话折射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欣欣向荣的生态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和方法产生强烈冲击，上述有关马克思历史观和自然观的批评声音正是生态学转向发生以来的事情。《生态马克思主义》收录的文章无一例外来自这场生态学争鸣，以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为焦点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反思与重建作为问题之一获得热议。

东欧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加入绿党后一直致力于“红”“绿”运动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技术论作过如下判断：“马克思主义者迄今为止还很少考虑人类不仅必须转变其生产关系，而且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其生产方式也就是生产力、所谓的技术结构的整个性质。”[注]Rudolf Bahro，Socialism and Survival，London：Heretic Books，1982，p.27.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道夫·巴罗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生产力论、技术论的反思值得被关注。始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技术等问题的立场上形成了一种传统，鲁道夫·巴罗有关马克思主义观念转变的倡议充分印证了生态革命的震慑力，无怪乎彼得·塔切尔(Peter Tatchell)[注]Peter Tatchell，“Why I joined the Greens”，Red Pepper，May 1，2004，https:www.redpepper.Org.UKWhy-I-joined-the-Greens.、菲利克斯·多兹(Felix Dodds)[注]Felix Dodds，ed.，Into the 21st Century:An Agenda for Political Realignment，Basingstoke，U.K.：Green Print，1988，“Preface”，p.xi.、乔纳森·波拉特(Jonathon Porritt)[注]Felix Dodds，ed.，Into the 21st Century:An Agenda for Political Realignment，p.196.异口同声表示生态革命是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新激进运动。生态革命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应以“生态”为中心的新情况？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生态思想？一时间备受瞩目。

凯特·索普(Kate Soper)在文章《绿化普罗米修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Greening Prometheus：Marxism and Ecology”，inTheGreeningofMarxism，1996)中以梳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为线索展开研究，探查了绿色人士质疑马克思生态资质的深层次原因[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77页。。除敏感的政治原因外，有一个原因是属于学理层面的，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赋予生产力的发展以优先性，在迈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社会进步依赖发达的技术基础设施，“这种描绘人类发展的‘唯生产力论’冲动，这种对于技术提高的好处的相关信仰，这种对于自然界其他部分含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78页。，与绿色人士对可持续性、再生产型经济、去工业化、简约消费、生态平衡的强调相冲突，绿色人士因此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定为反生态的，又加之绿色运动自勃兴之初便高举后现代主义的旗帜对现代主义大肆声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描述被认为未挣脱现代性结构框架而置于风口浪尖。

基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爱欲与文明》(ErosandCivilization)中称普罗米修斯“是苦役、生产和由压抑而进步的文化英雄”，作为众神的反抗者象征着支配性的生产力，以持久的苦难为代价创造文化，充当了维护西方现代文明秩序的中心人物，其标志的操作原则是征服、控制式的，相反，同为神话原型意象的俄耳甫斯和那喀索斯却给人以欢愉、满足、自由的感觉[注]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44-145页。。马尔库塞关于普罗米修斯意义的延伸备受绿色人士青睐，被其拿来作为攻击马克思的有力武器。其实马尔库塞的解读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种，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钟情于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曾作为整个浪漫主义文化的中心获得推崇。马克思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援引本身也是复杂的，并非单纯出自对技术发展的肯定，对自由的召唤才是更深层次的。一些恶意中伤马克思的手段在于把原本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生搬硬套至马克思身上，如通过普罗米修斯混淆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界限，将蒲鲁东对机器的颂扬说成是马克思的。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与蒲鲁东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赞美完全是两回事。

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是马尔库塞的学生，他在《自然的控制》(TheDominationofNature，1972年首次出版，1994年再版)中称“控制自然”概念及其关涉问题在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已经随处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注]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使用了这些术语，但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界说亦不是割裂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2页。在这段人与自然亲密关系的经典描述中，马克思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谦卑的，绝非以人类中心而自居，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状态被充分强调。在福斯特看来，“普罗米修斯主义”是鄙俗的，是对“普罗米修斯”这一原型意象的误读，是对马克思的严重曲解。为回应质疑，福斯特在《马克思与生态环境》(“Marx and The Environment”，inInDefenseofHistory：MarxismandthePostmodernAgenda，Ellen Meiksins Wood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ed.，1997)一文中慷慨陈词：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危机作率先批判的话，那么当代有关生态问题的理性认知根本无从想象，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绝非简单地将马恩对号入座并不假思索加以肯定或否定就足够了[注]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主编：《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郝明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88-189页。。

凯特·索普认为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引发学术争鸣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态度中的模糊性”，此种“模糊性”是其“‘超越一切过去的尺度的’未来设想涵义空洞、内容缺乏”的结果，“马克思所作的曾经被接受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盲目自大地看待自然的论述，往往在形式上是如此的辩证、如此的缺乏经验内容，以至于它们既允许作更具绿色的解读，也允许作更技术决定论色彩的解读”[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94页。。“‘超越一切过去的尺度的’未来设想”所指为何？在凯特·索普看来，马克思生前已经对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严重性作了较好的描述，但还算不上学科意义上的生态界说。按照马克思的预测，以上危机终将伴随着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性转折销声匿迹，然其受时代局限对资本主义化解矛盾的能力和策略估计不足。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无疑透辟入里，相反，凯特·索普认为其有关共产主义的构想多少有些浅尝辄止，所以才说“涵义空洞”、“内容缺乏”，包括马克思对“自然”的论述也存在类似的弊病与缺失，此种笔法留下空白结构的同时，也为不同维度的解读提供了可能。凯特·索普由此称马克思一些被诟病具有强烈的普罗米修斯色彩、绿色若有似无的表态亦无法全然排除其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模棱两可如果说是马克思的叙事风格的话，那么至少体现了其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辩证地对待人类生产自然、征服自然的启蒙运动传统，其中包含他对启蒙运动传统的复杂情愫。也正因为如此，凯特·索普在研究中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文本的细读得出结论：“在马克思那里，的确有一些不仅适合于当前的生态批判，而且可以强有力地增强这种批判的主题”[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81页。，这些主题的绿色指向通过“异化”、“拜物教”概念被带上前来。

与凯特·索普的切入点一致，吉恩-盖伊·瓦兰柯特(Jean-Guy Vaillancourt)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本笃会色彩重于方济各会色彩》(“Marxism and Ecology：More Benedictine than Franciscan”，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3，No.1，1992. & inTheGreeningofMarxism，1996)一文中也从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关系的不同看法说起，称论调的不确定性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人支配自然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44页。，并以此为背景力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经典文本中寻求佐证。吉恩-盖伊·瓦兰柯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和尤其在1860年之后——也就是他们发现了达尔文的见解之后——变得更坚定的自然主义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55页。。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激发他们重视自然环境和生产力的唯物主义与促使他们强调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历史性变革和辩证法的人道主义之间左右为难”[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55页。。吉恩-盖伊·瓦兰柯特何出此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存留下来大量文字，它们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口增长、资源枯竭、工业污染等论述，又蕴含对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成果的看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辩证法等几乎全部被涉及，忧心忡忡与欢欣鼓舞两种相悖相反的情愫并存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丰富性决定了其被阐释视角的多元性，使之既可以拿来作绿色解读，又可以拿来作“唯生产力论”典型予以批判。同凯特·索普的做法类似，吉恩-盖伊·瓦兰柯特并未局限于对学术争鸣的现象梳理，而是立足原典，从《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依次进行探查，发现了许多马克思具有生态观的论据，并称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生态学”一词，但基于从他们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他们无疑可以被称为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环境社会学的先驱，也可以被称为政治生态学，尤其是那种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倾向的先驱[注]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第55页。。

马克思一生在许多地方提到过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出现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被赋予了复杂的学理内涵和实践指向，随着生态意识的自觉，以后现代主义自我标榜的绿色思潮向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发起质疑并逐渐形成趋势，马克思的论述在这场绿色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博弈中，马克思多少被标签化了[注]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主编：《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173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一股力量，在为马克思主义作辩护、肯定马克思生态观的同时，结合当代社会新条件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应对世界生态危机的能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将生态危机原因分析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相结合，另一方面将生态危机原因分析与资本主义消费观批判相结合。就前者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诱发生态危机的根源，由此决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诊断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展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就后者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形态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观及其生存方式是诱发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为广告所操纵的非理性消费带来的幸福感之虚假性后，主张人的需求的满足应当从消费领域回归劳动领域。第二，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和生态政治战略。与以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为基础的生态反思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态运动与激进阶级运动相结合，生态政治指向性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绿色思潮独树一帜的地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生态社会主义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第三，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生态为中心的当代现实向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要求，为了加强理论对现实的指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创新性解读，福斯特重点挖掘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生态学思想；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目的，奥康纳从生态学维度入手为唯物主义补充了新元素，此类举措极大程度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问题的契合度和针对性。

余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适应性

从马克思赋予普罗米修斯以学理内涵和实践指向，到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再到“生态学转向”发生以来围绕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展开的生态学讨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分析无一不是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究其根本是间性思维、唯物史观、辩证方法论的综合体现和运用，这些内容时至今日仍旧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作为创始人，马克思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不仅为区分真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标准，而且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前提基础。

海尔布隆纳(Robert L.Heilbroner)称“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各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注]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导言”，第1页。。马克思主义充满魅惑力，让人欲罢不能；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极具争议性，是矛盾冲突由以开始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歧很大程度上发端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不同阐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延续了马克思的观点，另一些则几乎彻底颠覆了马克思的观点，以至于找不到将其统一起来的元素[注]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导言”，第5页。。由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所引发的争鸣与辩护情况更加复杂，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不同思想的碰撞。总体而言，一方面，当代绿色思潮的勃兴带有鲜明的反现代性，绿色人士高声疾呼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般如期退出历史舞台，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新现象、新趋势亦无法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现成答案；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同时代的另一股激进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较之于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主义而言具有与时俱进的延展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对全球生态困境，开启了“回归马克思”、“向马克思经典文本致敬”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探索。以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为关键词，两股思潮展开一番唇枪舌战，绿色人士指责马克思的思想一味追求生产力发展，属于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不仅追本溯源考察了马克思生态观的萌芽、形成和演变轨迹，而且立足当代现实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影响范围。马克思辞世距离今天已有137年，关于马克思的讨论从未间断，赞成与否定如影相随，凡此种种足以佐证“马克思的幽灵”在当代持续在场。

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对生态学的贡献十分有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领域存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几乎没有对尔后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什么影响，马恩生态观后继无人。针对上述说法，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如果正确，何以佐证？倘若错误，反驳的依据是什么？其次，这种认识并非转瞬即逝，而是一度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缘何如此？既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20世纪30-60年代，直接的生态学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确比较罕见。20世纪30年代前，以苏俄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密切，其在生态学理论建设和实践转化方面表现得积极活跃；20世纪30年代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探查逐渐趋于沉寂甚至陷入停滞，这一转折给马克思主义内部生态思想的传承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待高举人本主义旗帜的新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它们在向实证主义宣战的同时或多或少歪曲了生态学的原初本意，导致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日渐疏离，相关研究进入了蜇伏期。然而，“马克思的幽灵”并未真正散去，20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注]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2.《寂静的春天》首个中译本于199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横空出世，以此为起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恢复了与生态学的交往关系，而且共同衍生出一系列具有先锋性和前沿性的学科交叉问题，让马克思主义内部一度隐匿的生态学思想路径清晰起来，马克思的生态观作为源头不断被回复、发现、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与“马克思的幽灵”的接续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