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李 俊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发挥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过远古氏族、部落、部族，到各民族交流、交会与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其中文化起着核心作用，任继愈认为，“中华民族把文化认同看得比种族血统认同更重要”[1]。田兆元更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的统一不仅是种族血缘的统一，而且是文化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血缘之根，而只是一种文化之根。”[2]王震中先生进而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历史上，从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到秦汉以来的汉民族以及中华民族，都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为主干的文化民族”[3]，以炎黄文化为龙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新时代，要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4]的任务，我们必须搞清楚、弄明白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内在的精神，在民族自知的基础上，做到民族自觉、坚定民主自信。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龙头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从古至今，“中华”“中国”之称谓，都是与炎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地域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炎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就文化方面来说，它指的是炎黄及其后裔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尽管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大家都有一个自觉的“中华”认同，即都是“中国人”。加强炎黄文化的研究，有助于培养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能极大提升民族自信、促进国家团结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徐光春先生在《光明日报》上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的团结统一等方面，提出了研究炎黄文化的必要性[5]。本文着重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探讨炎黄文化的独有价值。

一、炎黄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路

民族是在文化、血缘、经济、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6]。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部落融合民族进行分析，他指出：“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7]中华民族是由众多分散的小氏族融合成大氏族、“氏族—部落—部族”，联盟最后形成的，而炎黄二族在其中起着核心与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源于炎黄时代所奠定的华夏民族。从现有文献的记载看，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源于炎黄时代，中华文明亦肇始于这一时期。朱乃诚认为：炎黄时代是继伏羲氏之后、虞夏之前的一个农业文化不断发展、文明起源至文明形成、国家诞生的时代[8]。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把《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明确讲“自黄帝始”。夏曾佑在被学人称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即《中国古代史》中提出：“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9]关于炎黄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比较认可的是《国语·晋语四》里面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10]就是说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他们分别居住在姬水、姜水。这段话启示我们：（1）黄帝、炎帝不是专指两个人，而更多是两个部落的存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炎黄更多是指炎黄时代。（2）氏族林立在炎黄之前就存在，仅就华夏集团来说，华夏族内中有少典与有蟜，两氏族互通婚姻。黄帝、炎帝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氏族或部落，他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融合和分支出了其他氏族。与此同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生活着其他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徐旭生先生认为，中国远古时期的部族，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集团[11]，华夏集团发祥于今陕西省的黄土高原，散布于陕西、山西、陇东、豫北、河北地区，华夏集团以炎黄二族为核心。东夷集团以太昊、少昊、蚩尤等为首领，最盛时包括山东、豫东、豫东南、皖北、苏北地区。苗蛮集团以祝融氏族为主，主要居住在湖北、湖南、豫南、江西等地。三大集团相遇之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最终完全同化，才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汉族。

华夏集团的黄帝族与炎帝族经过阪泉之战，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炎黄二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后来，华夏集团向东、向南扩张，分别与东夷、苗蛮集团通过战争而相互融合。三大部落集团融合后，以华夏集团为核心凝聚成了最初的华夏族——华夏民族之前身。从其生成过程来看，三大部族集团融合后，华夏族在血缘上并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延续，而是形成了一个新族群——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自此开始，“华夏民族—汉民族—中华民族”在“滚雪球”式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沿着“文化民族”的道路发展的[3]，只是在这个伟大的文化民族之中，“炎黄”乃亦为核心的血脉基因，亦为核心的文化基因。

炎黄时代的族群大融合，适应了当时社会对外发展的需要，是对原有氏族制度的一种超越，形成了超越亲属部落联盟的新型联合体的雏形，确立黄帝的领导地位，拉开了英雄时代的帷幕[12]。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时，天下未定，“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黄帝“修德振兵”，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后又“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打败炎帝、擒杀蚩尤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由此成为“天下共主”。对于战败者，黄帝从不赶尽杀绝，而是以仁爱、宽容之心善待对方。阪泉之战后，黄帝想方设法安抚炎帝族人，“择其优秀和平者，予以官爵以羁之，封之国土以容之，崇其明祀以縻之”（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黄帝采取怀柔策略，通过“予以官爵”“封之国土”和“崇其明祀”等举措，让原本兵戎相见的炎黄二族，最终得以化解积怨、消除隔阂，视对方为同族，彻底融合在一起。擒杀蚩尤后，黄帝同样也是采用怀柔策略安抚蚩尤旧部，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归附自己。后世圣王，特别是那些开国明君，纷纷仿效黄帝这一做法。如商灭夏后，商汤“封夏之后”（《史记·夏本纪》）；周灭商后，周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黄帝以战促和，以德报怨，成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融合，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路。

从炎黄到尧舜，再到夏商周三代，在不断征伐与融合中，东夷、苗蛮、夏人和商人消失了，他们最终与周人一起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大族群。这个新族群，其名称依然叫作“华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都自称是“华夏”之后。“诸夏”之说，即源于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华夏”，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华夏族又与蛮夷戎狄各族迅速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文化趋同的汉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汉民族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直至形成了今天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炎黄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直接源于华夏族。《尚书·武成》说：“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主体和核心是来自远古的炎黄部落。阪泉之战后，炎黄结盟；涿鹿之战后，黄帝“合符釜山”，“监于万国，万国和”，这就说明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炎黄的烙印，成为流淌着炎黄文化血液的民族。如果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话，那么，炎黄就是中华文明之源、中华民族之根。“故当今欲言中国文化，当名为炎黄文化。欲论中国民族，当名为炎黄民族。”[13]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缘性上或姓氏谱系看，炎黄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基因。

王震中先生把民族分为“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两个范畴，“古代民族”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的民族，“近代民族”是与近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市场和民族贸易相联系，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关联。中华民族形成于“古代民族”，带有家族和宗族的血缘文化的自然属性。“在历史上，夏商周各族都以始祖诞生神话和族谱或姓族的形式展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因此族共同体中的血缘色彩是其特征。”[14]

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国语》，是最早记载炎黄起源、姓氏、世系、事功、祭典且比较可信的典籍。《国语·周语》云：“夫亡者岂系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国语·晋语四》称“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关于炎帝的族谱或姓族，《左传·哀公九年》亦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咦鸣，咦鸣生岁十有二。”从这段记载看，炎帝与祝融似乎有衍生关系。春秋时期姜姓人群不仅数量众多，分布也十分广泛。《国语·周语中》称“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昭注曰：“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也。”沈镕注曰：“齐，今山东东北部及直隶南境。许，今河南许昌县。又河南南阳县北有申城，西有吕城，故申、吕国也。”又《国语·周语下》云：“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韦昭注曰：“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后变易，至四岳有德，帝复赐祖姓，使绍炎帝之后。”据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与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考证，炎帝后裔的姓氏，除姜、齐、许、申、吕之外，还有伊、纪、向、甘、薄、赖等。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他不仅把《五帝本纪》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篇，而且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并从宗族的血缘文化上进行历史叙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司马迁此说原出自《国语》。《国语·晋语四》云：“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后人有两大分支：一是黄帝—昌意—颛顼（舜、禹）；二是黄帝—玄嚣—蟜极—帝喾（尧、商、周）。不仅尧、舜、禹（夏）、商、周为黄帝后裔，就连楚、越、匈奴也被《史记》纳入黄帝谱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郑樵《通志·氏族略》云：“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陈、田、姚等皆出自舜族。禹族姓氏有禹、夏、党等，楚族姓氏有熊、屈、伍等，尧族姓氏有刘、祁等，商族姓氏有殷、商等。

以上的文献记载充分反映了炎黄在中华姓氏谱系中的源头地位，说明中华民族是以认同炎黄为血缘始祖，或认同炎黄为人文初祖发展起来的。这种血缘性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内在的独特性，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标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具有血缘认同特征的姓氏谱系会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但民族文化的根脉对于促进民族认同、民族凝聚，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中华民族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和文明的源头看，“炎黄二帝是中国上古时代最伟大的文明创造者”[15]。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中国早期的先民们在认识自然、利用并改造自然的物资和精神成果，最早表现为农业文明。炎黄时代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16]，仰韶文化遗址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时期农业文明的发展。炎黄二帝作为炎黄时代的标识或代表，在早期先民关于农耕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升和创造，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开创者。我们可以从先秦及秦汉等典籍记载中找到答案。

如果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猿相揖别”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文字的发明及应用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中国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最早发现在刻画于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郭沫若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符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7]。从文献的记载看，黄帝遣仓颉造字。《世本·作篇》曰：“黄帝使仓颉作书。”《说文解字》序讲：“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与农业文明相关联的更多是农耕生产和生活的发明、创造。炎黄在此方面的创造主要有：（1）在农作物生产上，《管子·形势解》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轻重戊》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下化之。”《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耤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2）在农业工具上，一是耒耜的发明和使用。《周易·系辞》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书·尝麦》曰:“（神农）破木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芥，然后五谷兴。”耒耜的发明提高了古代先民们的耕作效率，体现了先民们利用创造物服务生产的思想。二是陶冶技术。《皇王大记》曰，神农“作为陶冶，合土范金”；《事物纪原》曰：“陶冶于炎帝民矣。”在烧制高温陶器的过程中，黄帝进一步尝试冶铜。《史记·封禅书》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3）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上，体现在衣食住行和社会组织方式上的新发展。《新语·道基》曰:“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作篇》云:“黄帝造火食。”《周易·系辞》曰：“（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4）在社会管理上，《淮南子·主术训》曰，神农之治天下“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尚书大传·略说》曰，黄帝“礼文法，兴事创业”。《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等等。总之，炎黄时期的发明创造是方方面面的，是我国农业文明早期发展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早期的先民们摆脱原始“野蛮”的见证。

三、炎黄确立了中华文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内核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并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分三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第三步，“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18]。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第一部的华夏族团的形成则是开创性的一步。朱乃诚先生对此又进行细分，认为这种多元一体最早体现为：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部落氏族，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部族”，最终形成以华夏或中原为核心融合四方各部族文化特色的华夏民族[19]。炎黄时代正是这一阶段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炎黄开启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门。炎黄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族这一中华民族源头的标识，根本原因是炎黄所具有的内在精神。霍彦儒认为：炎黄二帝在其缔造中华民族、创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精神——炎黄精神，并将炎黄精神定义为，“就是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和以黄帝为首的姬黄族及其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斗争中，在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和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实干、创新、务实、进取、和合、献身等伟大精神”[20]。在这种精神的指导、激励和驱使下，炎黄部族不断发展壮大，但真正促使炎黄部落联盟走向华夏族的共同体根本内核是炎黄文化的凝聚力，主要表现为共襄和合精神。

“共襄”就是合作、互助。“和合”是中华民族先贤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具有丰富的内容。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但“和合”更是蕴含了融合发展的理念，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共襄和合精神体现在炎黄为民担当的情怀上。炎帝作为姜炎部族的首领，坚持“与民并耕而食”，坚持公心待人。为了发展生产、减轻辛劳、改善人们的生活，进行了许多发明创造。史传炎帝发明了耒耜、粟谷、医药、市场、纺织、琴瑟等等。黄帝除与炎帝一样与民共甘苦，进行发明创造外，注重社会管理，善于集思广益，发挥团队的智慧和力量。例如，《尚书大传·略说》载：“黄帝始……礼文法度，兴事创业。”《白虎通义》载：“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史书记载，黄帝与其臣子的发明创造达二三十种之多。

共襄和合精神体现为战争促和。战争是手段，和才是目的。中华民族早期的大融合，就是通过战争实现的。炎黄时代是氏族林立、大动荡的时代，除炎黄外，还有东夷集团、苗蛮集团诸多氏族。根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记载，“诸侯相侵伐”，百姓苦难，而“神农氏世衰”，“弗能征”。蚩尤“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于是，黄帝“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通过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终于形成了“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的局面，实现了天下的第一次融合、统一。而成为“天下共主”的黄帝，并未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而是表现出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和气度，“抚万民，度四方”。

共襄和合精神体现为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包容。不同的氏族有不同的文化或精神标识，黄帝在形成“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的局面后，通过与其他部族的“和合”，实现民族新的融合发展。比如，对炎帝部落，与其结盟和通婚联姻。《国语·晋语四》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共襄和合精神体现在图腾综合中。图腾是一个群体的象征，最早起源于原始民族对大自然的崇拜，后演变为一种具有团结群体、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文化现象。民间传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而龙是黄帝（大龙）综合各部落图腾（小龙）而成的图腾象征。其实在我国古代氏族发展中，各氏族均有不同的图腾，《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少昊部落以鸟为图腾等。所以，大龙身上既有鹿之角，牛之头、虾之须，也有小龙的影子，即朱雀的爪子，浑身长满鱼之鳞，一个各部落图腾的合和体[21]。

正是炎帝、黄帝的这种共襄和合精神，使炎帝部族、黄帝部族不断发展壮大，在与其他部族战争、融合发展后，实现“合符釜山”会盟天下、“万国和”，一举奠定了华夏族共同体的基础。华夏特有的“天下”观念涵盖了早期华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致性，反映了华夏民族共同体所特有的宗族与民族同构合一的现象[16]，这正说明了炎黄文化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具有不同于西方民族的独特性。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的新理念，将过去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发展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文化认同。习近平在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指出“我国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2]。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源于炎黄时代所奠定的华夏民族和孕育的炎黄文化，因此，炎黄文化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有着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