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进入潮州城的历史考察

陈雪峰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汕头 515000）

由于行政沿革、经济往来、文化教育等因素，清代以前，潮州城长期是韩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成为赣、汀、梅、潮的联系枢纽。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尽管汕头取代潮州的经济地位，汀、梅、韩诸流域的客家人，仍要经由流过潮州的韩江运货到达汕头，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客家商人、移民进入潮州。由于行政变化，私人贸易取缔，加上韩江地位被陆路运输取代，客家商人不再依赖潮州进行交流。本文对居留潮州城客家人的考察，以清代和民国为主。

一、大量客家姓氏进入潮州城

文献所称的“潮州”，往往指从前潮州府管辖的区域，包括现在的潮汕三市，甚至远及今天的梅县、兴宁和蕉岭等地。笔者搜集各客家姓氏进入潮州府城的情况，发现他们多来自梅江、汀江流域，属于广义的韩江流域。客家姓氏主要来自从前的梅州、汀州地区，尤其以梅县、大埔为多。下面略举几例。

客家何姓进入潮州城。《大埔何氏源流》载，大埔何氏属武平始祖何大郎后裔。三十七世大郎公，原居安徽庐州府，生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后梁贞明五年（919）中进士，授福建汀州宁化县令，举家居宁化石壁村。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从宁化迁福建武平狮岩，又徙冷洋（现称宁洋），为武平开基一世祖。生五子，分居各处。大郎公第四世孙念七、念八、念九。念七、念八迁湖寮莒村为始祖；念九因官迁潮州南门左厢，传至第五世龙升公，生二子：长子继先公，又名竹居；次子继新公，又名双山，兄弟俩于公元1207 年从潮州迁大埔大麻竹洋落居；1217年继先公又从竹洋迁湖寮双坑开基，为双坑始祖。［1］88

客家谢姓进入潮州城。《谢氏宗谱》云，南宋景炎年间（1276），有江西赣州宁都之谢朴六（又名谢新，谢清春之子，申伯七十五世，东山会稽谢氏第四十世，原籍福建宁化石壁），为文天祥谘议参军，随军抗元收复梅州，因功于景炎二年升任梅州令尉，遂卜居梅州，为梅县白渡大坑头、丙村程江岌谢氏开基始祖。谢朴六生子三……三子天保，居潮州南门。［2］188

客家张姓进入潮州城。据《饶平客家姓氏渊源》，其先祖百廿二代四十三世为张化孙（1175-1258），讳衍，字传万，号起鸣。诰封忠宪大夫，移居上杭县店前街尾。百廿九代五十世为张盛德，又名子预（1306-1377），妻刘氏、罗氏，刘氏居饶平，生四子：长男衍昌，次男继旺，三男启盛，四男名卿。第四房情况为：“四房名卿（兴），妻吴氏，生一子名乌佑，派居坝上、富竹排、马坑、潮州东门外、潮阳赤寮、客寨、樟溪、灯塔溪、霞磜（今新圩霞光村）。”［3］

客家詹姓进入潮州城。《饶平客家姓氏渊源》载饶平北部客家詹姓的一支为饶洋镇祠北贵康楼宗源公派目，其七十四世祖：“廷盛公，任福建松溪县知县。公生三子：长子文宣公，派赤棠坑口（查无族谱）。二子文忠，派贵康楼、九村东角、上善塘背、潮州下市。三子文穆，派澄海。”［4］

虽然客家人在潮州城内没有形成方言村，但各客家姓氏进入潮州城极多，以上仅举例若干姓氏情况。至民国时期，仍发现有不少汀赣地区的客家人，因为避战乱来到潮州城的，来自江西瑞金的吕平回忆个人经历：

原籍江西瑞金，先祖父吕泽鸿，为前清赣南武秀才，慷慨助人，热心地方公益，为粤闽赣省边区数县人士所共闻。先父吕重章，出身黄埔军校六期，……于二十年随家人远迁粤东潮汕，寄居於潮安县开元路。家兄已初中毕业，进入当地“潮揭汽车客运公司”为练习生，学习汽车机械修理。我入该县“大埔旅潮小学”就读。该校学生多为客家语系子弟和外省籍人，师资良好，教学也很认眞。先母胡氏则与友人合伙开设裁缝店，以弥补家用不足。时闽西赣南一带，为逃难而旅居该县者很多，因同为他乡游子，兼言语又通，生活习惯接近，故较容易建立情感，而长汀与瑞金人，更是亲如手足，守望相助。［5］

另外发现，历史上进入潮州城或周边的客家籍士兵不少。如明天顺三年（1459），“程乡（现梅州）人罗刘宁聚众入海，与官府对抗。罗刘宁聚众近千人，不断出没于惠州、兴宁、长乐和潮州属各县。同年攻打海阳县，被潮州知府谢光所派的官兵打败”。［6］32又如嘉靖二年（1523），“程乡县人梁八尺、黄万山、赖康等聚众400 多人，同官府对抗，并与福建上杭的江小、范四等农民起义军相呼应，频繁活动于潮州的海阳县等县及惠州各县，是年，提督张顶派佥事施儒围剿梁八尺，事平”。［6］34-35又如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二十七日，九军首领刘公显、刘胜、黄甲、马麟带兵攻打潮州城，被城内清兵打败”；“是年三月，镇平县（今蕉岭）赖其肖起兵攻打各县。七月，赖其肖派朱慈脊攻打大埔、饶平和福建的平和县，朱慈脊路过潮州，兵住潮州城外，车任重以商议对付朱慈脊为借口，请驻潮州城的各级长官到开元寺聚会，借机在席间杀死巡道李光垣和潮州知府凌犀渠”。［6］41

调查也发现，从潮州城移出，进入客家地区的也不少，说明潮州确实是从前潮安交流的重要节点，以方姓为例：

大埔的方姓祖籍世居惠来县城梅北村，传至方桂庭与其弟方星洲，因做生意迁潮州，在下水门建房居住。抗日战争后期，日本打到潮州，为了避难，携妻儿来到大埔高陂下坝角定居。后曾开设制造瓷药小作坊，一直经营到合作化进入公私合营。桂庭娶妻陈御华、卢桂英，共生六子二女。［1］19

二、经济活动是客家人进入潮州城的重要原因

清代以前，潮州长期是粤东、闽西、赣南等地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中心。广东的兴梅地区、福建西部、江西南部以及东江流域的一部分物资都通过韩江水路运到潮州集散贸易；各地在潮州交流的物资又分别通过韩江和汀江运往福建；一部分物资则从韩江出海运往广州等地。清代潮盐行销区域辽阔。当时通过韩江水运潮盐，则以广济桥为界，上游各县称为桥上埠，下游各县称为桥下埠。潮州府属的海阳、揭阳、潮阳、澄海、饶平、普宁、惠来和丰顺的一半地方均属桥下。潮属的大埔和丰顺的另一半地方，广东嘉应州属的嘉应、镇平、平远、长乐、兴宁，福建汀州的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永定，江西的赣州府属的于都、兴国、会昌、长宁，宁都属的宁都、瑞金、石城，共21县称为桥上。每年约有295 000 多包潮盐通过广济桥转运至桥上各埠。［7］

民国时期的潮州商业，仍然十分繁荣。粤东商业中心在近代从潮州转移至汕头是一个渐变过程，但潮州对于客家商人来说仍然重要。

近代以来，针对韩江流域的货运，铁路、公路运输慢慢取代河流。近代客家商人对潮州经济发展起到较大作用的是潮汕铁路的建设，这方面学界研究已多，潮汕铁路的建成，使得更多客家人进入潮州，更加方便潮客交流。潮汕铁路的出资者是梅县客家人张榕轩、张耀轩兄弟。

张榕轩（1851-1911），原名煜南；张耀轩（1861-1921），原名鸿南。二张是同胞兄弟，榕轩为兄，松南乡南下村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筹建潮汕铁路，总预算金额为300 万银元，其中张氏兄弟各认100万元，谢梦池认25万元，张宗煌认20 万元，林丽生认50 万元，不足之数，由张氏兄弟补足。光绪三十年（1904）潮汕铁路公司成立，张榕轩任董事长。光绪三十二（1906）年九月，潮汕铁路建成通车，实际投资为302.58万元。［2］1110

清代至民国，大批客家商人出现在潮州，他们的商业活动以烟丝、典当、竹木、土纸为主。

潮州竹木多来自福建上杭、武平和江西寻邬、瑞金及广东平远、蕉岭、大埔、梅县、丰顺等地，经潮州运销于韩江中、下游一带。是时，潮州竹木市场主要聚集在两个地方。一是潮城之南，一是与潮州城北堤对峙的意溪。当时，在潮州城南门古一带，开办的竹铺就有40 多家，被称为竹铺头。到民国十九年（1930），潮州竹类市场再度扩大。杉木竹行延至潮城下东堤、东门街及东门城外的沿江一带。潮州土纸业是指经营福纸（草纸）和篓纸（白纸）的一个行档。辛亥革命后，随着纸张销路的逐步增长，行商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形成了一个自然行业，在潮州市场点据重要的地位。土纸主要产自闽西一带的长汀、连城、上杭、永定、龙岩、武平、和平等地，沿韩江水运至潮州，最多时每年达篓纸5 000担、福纸300 块以上。其中大部分转销往安南、老挝、柬埔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和南洋群岛一带。民国元年至十九年（1912-1930），潮州已有篓纸行8 家、福纸行10 家、纸铺40 家，大抵集中在府城靠东侧的东平路、太平路、东门街、开元路、西马路、水平路一带。大的商号拥有资本约1万元，小的商号也有资本二三千元。［8］尽管笔者不能确定上述从事竹木、土纸的店铺到底有多少家属于客家商人所有，但大批客家商人在潮州经商是不争事实。

在抗战前汕头商业发展的高峰期，客家商人资本不容忽视。在汀韩流域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中，客籍商人也开始在潮汕等地投资物业。潮州许多有名的店铺，有很多就是由客籍人士开办的。清道光年间，潮州首创有义隆烟庄；光绪间又有贵和、金兰烟庄开张；至清末民初，相继有美兰、聚兰、福盛、泰裕盛、海记、美发、裕发、海丰、巨昌、珠兰、瑞兰、义发（义隆分号）等十余家烟庄开业。他们都是大埔人，亲自带着工人来潮创办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烟丝业最旺盛时期。那时，客家人基本垄断了潮州烟叶的贸易。各商号年年结余，每家年纯利最少有光洋二千元以上；各家门市及栈房场地，多是盈利自置产业，这是该业的黄金时代。当时泰裕盛财东张敬丞，已发展到东门街、开元街头、西门古、振德街头四个门市；复承人有东关府税厂权力，拥有张明裕（专营葡萄酒）及裕华银行，成为财雄势大的豪商。他想统一潮州烟丝业，惜未果行；后来，聚兰、美兰、贵和、义隆便跃为烟丝业四大户，占全行业营业一半。［9］

三、客家移民对潮州城的影响

（一）客家移民深刻影响潮州城的商业组织

为联系客家乡谊，促进自身发展，潮州城客家商人成立各类组织，相传在设立时，不属潮州府治的多称书院（或同乡会），和客家人有关的有镇平会馆（道光、咸丰已建成，地点仙街头右）、汀龙会馆（1763年建，地点开元街中）、茶阳书院（又称大埔会馆，地点开元街）、嘉应会馆（后称梅县同乡会，清末建成，地点羊玉巷头）、鹏湖书院（又称丰顺会馆，清初所设丰顺县永丰仓演化而来，地点大街军厅巷口，另设一始平书院）和五华旅潮同乡会。［10-11］

研究者指出：

乾嘉以来，龙岩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已很突出，很多人向外发展，龙岩商人“一肩行李，跋涉江湖”，足迹遍及江南。而近邻的潮汕地区，成为闽西土纸、烟草、林木等土特产的最大市场。龙岩商人和汀州商人大量涌向潮汕经商，利益相通，人情相近，逐步培育起地域共同体的意识，最发后展到汀州帮和龙岩帮商人联合起来，倡建潮州汀龙会馆。［12］188

汀龙会馆直到民国时期都是潮州城内最大的会馆，下辖12 个商纲，具体是：篓纸纲、龙岩纲、履泰纲、立本纲、福纸纲、九州纲、运河纲、武平纲、上杭纲、莲峰纲、永定纲、白沙纲。这12 个商纲主要将闽西境内的木材、土纸、烟草、油、米、豆等转贩到潮汕地区，又从潮汕地区进口食盐、煤油、海味以及其他日用品。抗战胜利后，在汀龙会馆的基础上，汀龙商人还成立了潮州汀龙同乡会，同乡会还办了个汀龙小学，招收在潮经商的汀龙商人的子弟入学。［12］188-189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客家人在潮州城仍然很多，然而当时对地方影响巨大的潮安县商会中，没发现客家商人参与的情况，说明潮、客在地方商业界的分野十分突出，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汕头市，客家人在汕头也设立自己的会馆，这些情况说明潮、客在经济领域的族群分类意识是强烈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潮州府商会成立。这是潮州的原始商会。是继上海、宁波两商会之后，与广州同时建立的。是清末时全国最早建立的四个商会之一。”［13］14，316潮州府商会历经海阳县商会、潮安县商会，迄至新中国成立止，下辖潮安商报社、商民团练和潮安县乙种商业学校。

潮州府商会设总理制，每届任期二年。第一届推选陈陶圃为首任商会总理，清廷“赏戴蓝（顶）（花）翎”，相当于清六品衔出身，陈陶圃是广和发省行财东，是届商会助理为柯树荣。光绪三十年（1904），推选李芳兰为第二任总理，李是潮州士绅，创办悦来兴宁行，其子李桐，是民国初年的潮安县参议员，其孙李笠侬后任潮安县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推选饶兴桐（饶兴桐是饶宗颐的高祖父）为第三任总理，饶是潮安银行财东。光绪三十四年（1908），推选吴焕堂为第四任总理，吴是如陶银行财东。宣统二年（1901），推选陈子轩为第五任总理，陈是乾泰银行财东。［13］14，316

饶宗颐的祖宗来自大埔，至他已是第十三代，成为道地的潮州人。［14］123饶宗颐自己叙述，他的家族是潮州城的富商兼学问世家，移入潮州极早，在高祖之世，家境极佳：“我的家族可以说是潮安地区的首富。我的祖辈是商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钱财，但并不是一般的富贵乡绅。我出生的时候，家族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正如日中天。我的高祖名兴桐，有四个儿子，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有钱就可以买书，大型的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都购置了。这就是我的父亲饶锷书楼‘天啸楼’的来历。”［15］

《饶宗颐学艺记》也记载：“饶宗颐，1917年8 月9 日（农历丁巳年六月廿二）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城首富之家，家中拥有四个钱庄，并自己发行钱票。父亲饶锷先生（1891-1932）乃当地著名学者。”［16］

《潮州市志》关于饶锷的人物条则是：饶锷，字纯钩，自号纯庵，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世居海阳县城。清末生员，因罢科而未应试。曾任教于省立二师（韩山师范）。饶锷嗜书史，家中藏书甚丰。毕生刻苦攻读，勤于著述，与石铭吾、王显诏、蔡儒兰、游惜予等组织“壬社”诗社，砥砺切磋。1931 年因病逝世，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所著《潮州艺文志》未竟全功，召长子宗颐至榻前，谆谆嘱咐其继父志续成是书。［17］1861

上文提及民国时期对潮州城影响很大的潮安商会。发现客家先祖的饶氏商人深入影响潮汕人控制的潮安商会，说明当时的潮安饶氏早就彻底潮汕化。影响潮安商会的潮安饶氏重要人物除了饶兴桐，还有饶钝钩：民国十四年（1925）8月，潮安县商会依规定举行改选。为争得这一届商会会长一职，在饶、邢两氏之间展开了商会沿革过程中最为激烈的一次会长竞选活动，被潮州城商人称之为“银牛斗角”。当时，饶氏以饶纯钩为代表，经营着潮安、绵益、川英、承安等4家银庄；邢氏以邢叔珩为代表，经营着邢裕生银庄、邢瑞合纸行和邢佑合兴宁行。双方为争票数，多拉关系，开席宴宾，请客送礼，结果，邢氏以金镯作为送礼之本届商会品，争多一席取得会长席位，邢叔珩当选为该届会长。饶纯钩则由调解人从中斡旋，在商会中增设公断处长一职给其担任，其余机构设置如前。［18］

（二）客家人进一步影响潮州城的文化教育和族群融合

自晚清至民国，大批客家文化人居留潮州，以丘逢甲、温仲和、温廷敬、丘建猷、何如璋等为代表。这些文化名人在潮州，既主讲书院，也和潮汕文人交往；既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也促进潮客交流。韩山书院是客家文人在潮州城的活动中心。

原籍蕉岭客家的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和潮州关系密切，他多次经过潮州。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丘逢甲三十二岁，“8 月初抵泉州。再经厦门、汕头、潮州而抵镇平”［19］533-534；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丘逢甲三十三岁，“夏，经潮州、汕头、香港赴广州”［19］534；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丘逢甲奉旨落籍海阳，定居于潮州城鱼市巷。是年，他受聘担任韩山书院主讲。讲课中，注意联系实际，“以实学训士”，“课文外兼讲科学”，向青年学士介绍新思潮和东西方文明。丘逢甲在讲学中的新思想、新方法，引起书院当权者和社会守旧势力的不满和非议，被“目为异端”。他不愿受制于人，当年年终辞去韩山书院教职。［17］1853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丘逢甲三十六岁，“冬，辞去东山、景韩两书院主讲职，筹办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初在潮筹备，后迁汕头”［19］535。丘逢甲说过：“吾之籍固潮也，则乐言潮，故而尤乐言昌黎。”他生活在潮汕地区八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收集内渡以后的诗共1 746首，其中的1 200首是在潮州期间写的，其慷慨悲壮的艺术风格也于这时形成。［20］

温仲和（1848-1904），家名位中，字慕柳，号柳介，梅县松口大塘村人。少读私塾，17岁入嘉应州学，与黄遵宪同窗。光绪十四年（1888），以优贡资格参试，中式顺天乡试举人。翌年殿试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在翰林院任职四年后归里，到潮州主讲金山书院，并任院长。［2］1106

温廷敬（1868-1953），字丹铭，大埔县百侯镇白罗村人。光绪十五年（1889）得广东学政樊恭熙赏识，录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旋进潮州韩山书院，从院长温仲和游，为学益进。后值丘逢甲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仲和、廷敬均受聘为教习。在其教导之下，成就卓著的有潮安饶锷、兴宁饶景华等。民国三十五年（1946），还任《潮州志》编纂顾问，编《潮季潮州忠逸传》六卷。其于诗文，亦造诣甚深，有《茶阳三家文钞》《弘觉师诗文钞》及《潮州诗萃》等编辑校订本存世。［21］38-39

丘建猷（1795-1854），字尔嘉，号迪甫，大埔县青溪镇坪砂村人。道光八年（1828）中举，十四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他总篡的《大清一统志》，内容丰富，考订精详，是一本比较完善的全国性地理志。丘建猷在各处居官时间都不长。咸丰二年（1852），又调饶州代理知府，数月后再次复任南康。不久，因母老告请回乡，从此不再出仕。回乡后，曾在海阳、龙湖、澄海、景韩、韩山等书院掌教。［21］25-26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大埔县湖寮镇双坑村人。咸丰十一年（1861）中举人，同治四年（1865）任五品衔知县。三年后中进士。光绪二年（1876）出使日本，是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在戍期间，何如璋写成了《管子析疑》三十六卷。从军台放还后，粤督李瀚章请他主持韩山讲席。在韩山，他赏识谢锡勋、陈宗廙、李香谿等文艺上后来皆有名于时的人物。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卒于韩山书院，享年五十四岁。［21］30-31

客家人对潮州城的文化、教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潮、客文人在潮州城相处融洽，清代至民国，潮州城有一些著名文人结社，潮、客文人均有参加。就潮州城的民间风俗而言，近代外江戏在潮州的流行，理应和客家人有关。

清代在粤东流行的外地剧种，有昆腔、正字戏、西秦戏、外江戏、南下白字戏等。［22］211客家人的剧种今称“汉剧”，由外江戏演变而来。据记载，外江班在粤东最盛时有三十多个班，其中尤以澄海的老福顺班、潮阳的老三多班、普宁的荣天彩班、潮州的新天彩班最为人所称道，被称为“外江四大名班”。光绪十四年（1884），潮州上水门兴建外江戏梨园公所，迄今屋宇碑记犹存。［22］217外江戏不能认为专属于客家，它其实是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西皮源于秦腔，二黄出自徽调。［22］216尽管如此，外江戏和客家人的关系是密切的，外江戏对潮剧有较大影响。

另外，移民潮州城的客家人，基本经历了潮语化的过程，两户著名人家最可代表，一是李嘉诚家族，二是饶宗颐家族。饶宗颐家族在上文已经提到。潮汕人曾经称誉李嘉诚为“华人最富”、饶宗颐为“华人最有学问”，两个家族的先祖都来自客家地区，可归入“客家祖潮汕人”一类。

陈泽泓指出，混居地区的潮、客民系居民之间，并不是互不往来，而是在接触、交流之中，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相持或转化状态。在梅州、潮汕结合部的潮、客民系之间，就呈现特殊的相持状态。［14］120-121其突出例子是今天的丰顺汤坑，“与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半福客’二元文化状态不同，另一种情况是潮、客互相转化。原属某一民系的家族，迁入另一民系已占绝对优势地区遂转化为另一民系”［14］122-123。移民潮州城的客家人被潮汕人同化是必然的，因为潮州城是潮汕人的最核心地区，潮汕民系占绝对优势。在这里需要指出，界定潮、客族群身份的根本因素在于文化认同，语言是最重要标志，血缘因素在族群分类中的作用是次要的。

以下就李嘉诚家族情况说明，李氏先祖来自汀州上杭的李火德。《李火德史话》中有一篇专门厘清李嘉诚世系的文章，其中提及：

李嘉诚先生是明山公的第十代后嗣，从火德公算起，潮州府城李氏直线世系是：

入闽大始祖火德公（1 世）——三三郞（2 世）——四六郎（3 世）——千八郎（4世）——念三郎（5 世）——万二郎（6世） —— 德 荣（7 世） —— 崇 山（8世） —— 宗 良（9 世） —— 时 芳（10世） —— 厚（11 世） —— 仁 亲（12世） ——廷取（13 世） ——明山（14世）——朝客（15世）［23］

有学者专文说明李嘉诚是“客家祖潮汕人”，虽然李嘉诚并不承认他是客家人。“他不否认是客家人李火德的23 世裔孙，他有客家血统，但在潮汕文化氛围中生长，没有‘客家文化素质’，也没有‘客家认同意识’，因此，他是‘潮州人’而不是‘客家人’。”［24］

李嘉诚、饶宗颐均是移入潮州城客家人的后代，饶宗颐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而李嘉诚先祖也是连续几代出读书人。李、饶两户人家体现了移入潮州城客家人的突出特点，即对于文化教育高度重视。研究客家人在潮州城的情况，这一点是需要十分注意的。

余 论

从以上分析看出，潮州城确实是从前潮客来往的交汇中心。由于地理因素、行政区划、经济往来和文化活动诸因素，客家人大批进入潮州城，他们深刻影响潮州城的经济、文化发展。尽管今天潮州城作为潮客交流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人们仍不能忽视历史上大批客家人曾入住潮州城，以潮州城为中心的潮客交流曾是韩江流域引人注目的经济、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