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造视阈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

李洪良 刘洁晶 郭志斌

（1.衡水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2.衡水学院 教务处，河北 衡水 053000；3.衡水学院 公共外语教学部，河北 衡水 05300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倡导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理解中国为世界发展所提供的“中国方案”，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应对全球性问题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文化创造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传统内发和交流互鉴这两种文化创造形式的有机融合。在尊重本土文化传承和文明多元互鉴的基础上，激发文化创造活力，谋求和谐发展，推动人类共同进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和意义所在。

一、文化创造的含义与其实现形式

文化创造是人类进行的产生文化价值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文化发明和文化融受这两种实现路径，文化发明的实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文化融受则有赖于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互鉴。这里的文化基于其宏观定义，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者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1]”文化创造视域下，文化融受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文化复制和文化再创造。而作为文化创造实现形式的文化创造力，包括作为经济基础和力量源泉的文化生产力，精神层面上推动文化创造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文化传承力，内、外两个指向上的文化批判力，以及作为国际话语权强弱标志的文化传播力。

（一）文化创造的重要性

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因子，文化创造的实现和壮大、文化创造力的有效提升可以推动文化自信的增强、文化自觉的激发、文化自立的确立、文化认同的形成、文化安全的维系。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文化创造的实现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

首先，文化创造是文化自信的表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其文化基奠，文化创造首先要对文化基奠中所蕴含的自身价值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挖掘。只有在明确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对其文化生命力的信念和自信才能够得以建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可以促进文化传统的从容坚守和创新活力的有效激发。

其次，文化创造是文化自觉的展示，激发着自我文化的觉醒、反省和再创建。文化主体基于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形成了其基本的文化自信，而文化创造的实现则更需要文化主体对于其自身文化的历史脉络、现实状况、未来走向、文化发展规律以及文化特质持有更多的认识，并将这些与他者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形成更加客观和理性的文化意识，也就是文化自觉。

再次，文化创造是一种文化自立的展现。文化创造过程是文化主体批判性的继承自身文化和借鉴外来先进文化，结合自身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及素质，激发其内在的创造力因子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由此可知，通过文化创造，文化主体的文化活力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彰显，并以先进文化成果的取得确立自身的文化地位和身份。

最后，文化创造是维系文化安全的需要。文化安全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主要关注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2]”，文化安全以文化主体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所具有的独立性为指向，既是一种对文化主体文化原创性和文化吸引力的保护能力，也是一种对文化主体文化创造成果的保障能力。

（二）文化创造实现的表现形式

文化创造力作为文化创造的实现形式，可以表现为作为经济基础和力量源泉的文化生产力，精神层面上推动文化创造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文化传承力，内、外两个指向上的文化批判力，以及显现文化辐射、影响范围的文化传播力。

从宏观定义的角度来说，“文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人类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就像语言和宗教或法律和艺术一样，科学、技术和经济基本上是文化现象，由社会在它们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影响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文化是人类为了不断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有社会的和精神的、物质的和技术的价值精华。[3]”因此，文化创造视阈下，文化生产力作为文化创造实现的表现之一，具体显现为文化主体进行文化创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产能力，它不仅包含人类实践过程中所进行的物质数据的生产，同时也包含着精神方面的生产，是一种宏观意义的文化创造力表现形式。

文化精神力显现为人们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所形成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是文化创造实现的重要衡量指标，是某种文化进行文化创造而产生的明显区别于他者文化的文化优势和文化实力，具体体现为基于文化基底的自信、自立、自强的主体心态。文化精神力是文化自身创造性和超越性特征的体现，只有具有强大的精神力的文化主体才能维系自身的主体地位，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之中保持自身的独特地位，才能拥有文化竞争中的话语权，进而以独立的文化身份展开文化的再创造。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由此可知，文化传承是文化创造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传承力是文化主体基于对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认知和理解，在现实文化创造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续传和继承的能力，它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基本的能力，是文化创造力实现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之上不断地创造。文化传统的失去必然会引起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同时也会引起对文化发展前景的迷惑，最终造成文化自信的丧失和文化自觉的乏力。

文化具有流动性，并不是僵死的、固化的、静止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是其重要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文化是具有传播力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具备传播力，一般来说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活力的文化形态或文化模式，才可能产生对其他文化的辐射作用，即文化传播力。另外，文化传播力是文化主体基于自身文化创造成果的基础，借助于必要的文化传播媒介而实现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文化传播力彰显了文化创造成果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现实的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文化主体通过必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不断地扩展其文化影响力，在积极吸收其他文化模式先进创造成果的基础上，促成自身文化的优化，从而不断地打破地域空间和结构空间的局限，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文化传承力和文化传播力代表了文化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指向的发展能力，前者代表了文化的纵向发展能力，而文化传播力则代表了文化的横向发展能力，它是一种在共时时态下文化主体对于其他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

文化批判力是一种文化主体基于文化创造现实而生成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对文化发展进程和现实成果的理性反思，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反省，是一种对文化创造可以起到支撑作用的批判性建构能力。文化批判力的实现基于文化的宏观性和总体性生成，不仅体现着对文化创造力及其表现形式的批判和反思，也体现着对于未来文化发展的预测和警示；不仅体现在纵向的内部反思，也体现在面对异质文化的横向比较。文化批判力是文化创造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彰显了文化主体的理性辨别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文化批判力集中体现了文化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的特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力表现形式，是文化主体文化自觉的一种强烈表现也是一种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能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创造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顺应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很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中国的倡议，谋求共同发展。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多元一体”则是时代特征的突出体现。世界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下，多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受，任何一方的文化创造都无法离散于多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外，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的文化创造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发展生态文明，提升文化生产力

时至今日，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迈进。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文化生产力的提升几乎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说当前人类文化生产力的提升主要是依赖于生态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倡生态文明的有序发展，在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基础上，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下，文化生产力的提升需要坚持绿色的生活方式，不再一味地通过改造自然获得自身的满足。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使人和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将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转为健康走向，需要在物质资料生产能力提高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生产方式。

（二）推进对话文明，提升文化精神力

当今时代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以及世界其他文明之间深度交流与融合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需要的是具备广义文化交流意义的对话文明，这种文明已经不再是某种霸权主义或者绝对中心主义的文明交流形式，追求的是平等、均衡、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基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谋求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正义、开放、包容、和谐的对话，一方面增强了中华民族参与国际事务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为全球困境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文化精神力的提升，必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进一步结合时代特点发掘传统优秀文化、借鉴他国先进文化，不断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以平等、包容的姿态参与文明对话和国际事务。

（三）构建“一带一路”，提升文化传播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下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同于任何西方模式的 “新型全球化”，这样的新型全球化模式下，和平和发展成为主题，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成为主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引导的新型全球化需要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更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这就必然需要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对这种新型全球化理念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和实践，推动文明间的深度交流互鉴。“一带一路”的倡议不只是对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的单向宣传，更是需要通过展示其特有的开放性、对话性、包容性来获得沿线国家的共鸣，使这些国家与中国一道寻求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为多元一体的世界新文明注入充分而新鲜的活力，并推动和引导世界各国向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随着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化传播力的不断深入和扩展，沿线国家之间既可以在道路、贸易、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做到融通和沟通，而且可以做到人民之间心心相通，进而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体的新型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锤炼的机会。

（四）重塑儒家文化，提升文化传承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承载着世界人民“大同”的美好愿景，究其思想根源，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文化传承力的提升必然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的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和重塑，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始阶段，为了能够使共同体思想获得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认同，现代儒家文化的构建即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儒家文化的重塑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安乐哲所说“儒学是解决全球困境的重要资源[5]”，以马克思主义重建儒家文化，可以使儒家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活力，使儒家文化取得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为世界性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同时，也可以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文化，进一步为传统文化带来先进因子。

（五）创建共赢合作新秩序，提升文化批判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秩序是融入了中国智慧的国际新秩序。秦亚青认为，“中国人在思考国际关系时首先考虑天下大势或者全局性国际环境[6]”，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全球，提倡“共赢合作”的国际新秩序。共赢与合作是这一国际新秩序的最终目标，而在一些具体领域肯定会存在彼此之间的认知差异和意见分歧，这就要求各方依托国际组织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和磋商，因而进行意见沟通和认知调整。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是以和平共识、沟通交流的方式谋求共同发展、不断提高文化批评力的过程。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避免暴力手段给冲突双方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中国人民的愿景、也是世界人民的希望所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对话交流不断完善“共赢合作”的国际新秩序，也是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不断改善文化批判力的实现方式和达成效果的最有效途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文化多元互鉴

文化创造视域下，我们可以从生态文明、一带一路、新儒家文化、国际新秩序等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行解读，不管是哪个维度的发展和提升都需要发掘和激发文化传统的内发超越性，如中国的“天人”思想对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展生态文明、提升文化生产力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传统思想为展开平等、包容的对话文明提供了文化基底，等等。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应对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相互交融的世界格局，在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互鉴显得尤为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创造的文化融受对当前文化创造力的实现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催化和支撑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反映着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无论在范围、速度、强度方面，还是在规模方面都是先前社会所无法比拟的[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不是提倡某种文明或者文化倾轧其他文明或者文化，而是提倡充分尊重世界多样文化的存在，在尊重异质文化所代表的国家、民族以及相关地区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发展。提倡加强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理解，促使各方以平等、包容的姿态，搁置隔阂、求同存异，积极地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倡的文明多元互鉴是一种积极的文化融受。文明多元互鉴的提出顺应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任何一种文化都在与多元他质文化进行着深入而广泛的接触，文明多元互鉴需要在不改变主体文化基底的基础上，将多元文化融受为创造活力的激发手段或者主体文化的充实内容，进而实现新的文化创造。如前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文明有高低优劣之分，都有着其独特性，都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能够找到促进共同进步的利益契合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在多元文化平等、包容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取长补短，追求的是将多元文化融合到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文化创造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