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早期汉诗与其创作主体的关系

吴雨平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与中国诗歌自始至终存在民间与文人的双向互动不同，汉诗在日本是一个引进的文学品种，它经历了由“王谢堂前燕”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向下流动与向外发散的过程。在1300多年的流淌辗转中，由于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复杂关系，日本汉诗的创作主体也经历了从早期的皇宫贵族、王族、上层知识分子，到中期的僧侣阶层，再到后期的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的转变。这是导致日本汉诗诗风演变的一个显著的、并且几乎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创作主体是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全部文学实践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创作主体的素质、修养和认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基本品质和再度阐释的潜在空间大小，也会最终决定作品的美学品质与社会影响。

早期日本汉诗表现出典型的“公的性质”(1)“公的性质”是指汉诗作者基于经国济世的思想观念，在诗中表现出了对战乱、民生疾苦、政治制度等国家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它直接继承了中国文学言志、教化、讽喻等传统。日本关于汉诗的研究著作中多有此说，如后藤昭雄的《平安朝汉文学论考》(补订版)，第11页，2005年，日本勉诚出版。：汉诗基本上表现宫中的颂德、应制、唱和、赠答以及君臣游宴、从驾等题材，除了菅原道真独树一帜的创作，早期的日本汉诗显示出一种“集团性”[1]的特点——直接记录统治集团集体生活的场景，极少涉及个人日常生活以及真情实感。

一、早期日本汉诗作者群概况

如果将全部日本汉诗的历史分为王朝时期(646—1192)、五山时期(1192—1602)、江户时期(1603—1868)、明治以后(1868—)的话，那么早期日本汉诗就是指王朝时期的奈良平安时代的汉诗，即从公元646到1192年五百多年时间内的汉诗作品。这一时期包括日本历史上大和时代的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是日本汉诗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也是日本汉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751年)，而且有奉嵯峨天皇(786—842年，809—823年在位)之命编纂的《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以及奉淳和天皇(786—840年，823—833年在位)之命编纂的《经国集》(827年)，即“敕撰三集”；还有《扶桑集》(998年)、《本朝文粹》(1066年)、《续本朝文粹》(1139年)、《新撰和汉朗咏集》(1138年)、《本朝无题诗》(1163年)等汉诗总集和菅原道真、空海、岛田忠臣等人的汉诗别集；学问僧空海所著日本第一部汉诗理论著作《文镜秘府论》(819年)也问世于此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平安晚期的1013年还产生了一部由中国诗人、日本汉诗人和日本歌人创作的诗文佳句、和歌佳作构成的选集《和汉朗咏集》，菅原道真、大江朝纲、源顺、纪长谷雄等著名汉诗人的作品被收录其中——日本汉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就此形成，这也是日本汉诗在汉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时期。

这一阶段汉诗的代表性作品，是日本汉诗的发轫之作《怀风藻》以及日本汉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三部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而这些诗集中的汉诗绝大多数以皇族、贵族和上层官吏、御用文人为创作主体。

《怀风藻》序言即指出：“作者六十四人，具题姓名，并显爵里，冠于篇首。”[2]62意思是除了注明姓名以外，还要特别注明爵位和官位，仿佛是官方“会议纪要”中的排名。而将它们“冠于篇首”，正说明《怀风藻》的绝大多数作者具有相当高的身份和地位。尽管《怀风藻》目录又注明“略以时代相次，不以尊卑等级”，这在尊卑等级观念盛行的封建社会确属独具胆识，但是这种说明形同虚设，相反，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它恰恰表明了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同的作者之间是存在着“尊卑等级”的。事实上，这部诗集中117首诗的64位作者基本上都是皇族、贵族以及各级官吏等上层统治阶级的人物。兹将《怀风藻》中的部分作者名录于下：

淡海潮皇太子、净大参河岛皇子、大津皇子、僧正吴学生智藏师、正四位上式部卿葛野王、大纳言直大二中臣朝臣大岛、大纳言正三位纪朝臣麻吕、文武天皇、从三位中纳言大神朝臣高市麻吕、太宰大贰从四位上巨势朝臣多益磨、治部卿正四位下犬上王、正五位下纪朝臣古麻吕、大学博士从五位下美努连净麻吕、判事从七位下纪朝臣末茂、唐学士辨正法师、正五位下大学头调忌寸老人、赠正一位大政大臣藤原朝臣史……[2]63-67

如“僧正吴学生智藏师”是在中国江浙一带留过学的僧人、法师，“正四位上式部卿葛野王”是式部省的长官，掌管内外文官的名册、考试等。如此等等，这些官职五花八门，研究者要将他们和现代的官职相对应，既很困难，又无必要。但是它提供给我们的重要信息是，《怀风藻》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更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掌握着国家政权、主宰国家命运的文武天皇、大津皇子、大友皇子、长屋王等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以及身居高位的各级官吏和法师、“大学博士”等上层知识分子。

继《怀风藻》完成64年之后，日本于13年内编成了三部敕撰汉诗集，其作者与《怀风藻》基本相似。分而论之，由平安初期著名的汉诗文家小野岑守(777—830年)和菅原清公(770—842年)奉嵯峨天皇之命编纂的《凌云集》，收录有桓武天皇延历元年(782年)至嵯峨天皇弘仁五年(814年)33年间23名作者的90首汉诗，但日本的现存本却有作者24人，诗歌91首。从作者来看，嵯峨天皇以22首诗入选而居于首位，其后依次是贺阳丰年、小野岑守各13首，淳和天皇5首，菅原清公4首，其他人大多数都只有一两首，而能名列其中的几乎都是朝廷重臣。

《文华秀丽集》同样奉嵯峨天皇之命编纂，名义上的编纂者是藤原冬嗣(775—826年)，但是入选的诗歌实际上是由仲雄王和菅原清公、勇山文继、滋野贞主等当时著名的汉诗人商议后确定的。现存本有嵯峨天皇、巨势识人等28人的诗歌148首。它的内容大多是君臣和唱以及应制之作，作者群自然是以“君”为中心的“臣”和“僚”。

《经国集》由中纳言良臣安世、东宫学士滋野贞主在淳和天皇的敕命下编成20卷，但现存的只有第一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和第二十卷，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经国集》严格地说是“汉诗文集”，因为它除了收录从庆云四年(707年)到天长四年(817年)的诗917首以外，还有赋17篇、序51篇、对策38篇。全书178名作者中的主要代表除了嵯峨天皇、淳和天皇外，还有石上宅嗣、淡海三船、菅原清公、安野文继、南渊弘贞、安倍吉人等，他们也都是朝廷重臣或者御用文人。

所以，“敕撰三集”的作者依然主要是皇室成员以及公卿贵族。其中，嵯峨天皇创作的汉诗除了在《凌云集》中被收入22首外，《文华秀丽集》中也收入34首，《经国集》中收入37首，共计93首，他成为三部敕撰诗集中被收入诗歌最多的诗人，其次的滋野贞主和小野岑守分别被收入33首、30首，只有嵯峨天皇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诗坛盟主，嵯峨天皇都是平安初期当之无愧的第一人”[3]7。但是，嵯峨天皇让位前后的汉诗创作，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嵯峨天皇的诗，由于他心境的变化，在《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中具有不同的性质，总的来说，《凌云集》表现为经世济国的风格，《文华秀丽集》表现为唯美的性格。”[3]12虽然《文华秀丽集》成书时嵯峨天皇还在位，但是他已经多次表示希望让位于弟弟，所以从题材上确实可以看出他心境的变化，《凌云集》中的《春日游猎，日暮宿江头亭子》《九月九日于神泉苑宴群臣》等“游览”“宴集”诗共有12首，到《文华秀丽集》中只有“宴集”诗4首；《凌云集》所没有的“艳情”诗，在《文华秀丽集》中却有2首，“哀伤”和“杂咏”诗的数量也比《凌云集》大大增加；而他让位之后被收入《经国集》的诗，“游览”“宴集”“赠答”“咏史”“述怀”等表现“公的性质”的诗一首也没有，大量的是“寂寂空房无与听，春寒独恨薜萝帷”“遁世云山里，秋深掩壁庐”等体现个人寂寞、隐世情感的诗句。虽然实际上嵯峨天皇并没有真的隐居，让位后的他仍以“家父长”的地位参与政务，但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了天皇的身份，才使他觉得自己可以用汉诗来表现一些“私”的东西，表现内心的幽寂文雅等，尽管这种表现既显得较为苍白无力，又有附庸风雅之嫌。

此外，早期日本汉诗的重要作者还有葛野王、长屋王、境部王、仲雄王、文武天皇、平城天皇、仁明天皇、宇多天皇、醍醐天后、村上天皇、一条天皇、有智子内亲王、辅仁亲王等等，这也足以说明当时的皇室贵族参与汉诗创作的热情很高。

二、早期日本汉诗的贵族宫廷气息

如上所述，早期日本汉诗的创作主体主要为皇帝、皇子、贵族、官吏等上层阶级成员，有批评家指出，这一个或一类作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感情、这样的作风，他之所以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这一切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必然。这是创作主体的一般规定性”。[4]64作者的身份、地位、处境等对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影响是深刻和不自觉的。

宫廷政治生活容易产生宫廷气息浓厚的诗篇，中外皆然。以杜甫为例，他穷尽毕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探索律诗的创作方法，他的律诗创作题材广泛，成为他自由表达内心思想情感、表现真实生活经历的最好途径。杜甫以“遣词必中律”“律中鬼神惊”为目标，终于“晚节渐于诗律细”，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而又严守格律的理想境界，是唐代诗坛令人敬仰的“诗圣”。但是，他在短暂的左拾遗任上的诗歌却显得较为庸常，不幸落入角色决定思想的定律：

官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

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

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轻。

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5]

——《端午日赐衣》

户外昭荣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

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

昼漏希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

宫中每出归东省，回送夔龙集凤池。[6]

——《紫宸殿退朝口号》

杜甫这一类的作品还有，但仅此就已经可见他作为皇帝近臣的踌躇满志：流连光景、粉饰太平、颂扬圣恩。它们跟任何宫廷诗人的作品相比，都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深刻和伟大之处。律诗本身是雅文化的产物，它“产生的环境给它带来一些先天优雅而贫血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用这一新的文学样式来任意抒情的可能性”[4]63-64。在杜甫之前写作律诗的大多是朝官，他们运用律诗这一适宜于颂圣的体裁应制或唱和。但是被贬官之后致力于律诗创作的晚年杜甫，身处江湖之远，不必再去应制唱和，却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去探究各种题材的不同表现手法。可以说，杜甫的律诗通过题材上的开拓进展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以及他对中国律诗的重大贡献，跟他晚年在野漂泊和穷困潦倒的生活境况是分不开的。

可见，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创作主体诗艺的娴熟与否固然重要，他们的身份和生活环境对创作的影响更不可低估，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首先是一个或一群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他们是具体的、感性的存在，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的存在、属性、本质、心理结构、生存方式，都有其客观的规定性”[7]。

早期日本汉诗的情况与此相似。中国诗歌作为雅文化的象征，在传入日本之初，首先能够接触到它们的是日本贵族和上层阶级，普通百姓受到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的限制，不但不可能接触到汉文化，而且缺乏一般的文化教养与闲情雅致，根本无从了解汉诗的这种文体形制，更无法以这种外来文学的形式表达思想、抒发胸臆，这一时期汉诗的创作主体自然就都是皇族、贵族和上层官吏、御用文人。

同时，每一种文体都有其最适宜表现的精神内容，而文体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所要表达的内容。正如中国的词人李清照严守诗与词的区分、力主词“别是一家”一样，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日本人来说，汉诗如父亲，和歌如母亲，他们往往以汉诗明心志，作为座右铭和人生格言，激发富国图强、奋发向上的情怀，表现宫廷应和的生活；而以和歌的形式表达对人的细腻情感和对自然景物的瞬间感悟，表现“幽玄”“物哀”的民族审美情趣。也就是说，作为日本汉诗创作主体的日本诗人并不认为所有日本社会生活的“内容”都适合用汉诗这种“形式”来表现，或者说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在开始被日本人运用时，就已经限定了它特定的内容，日本汉诗的形式和内容二者互相关联和统一：“它不仅遵循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格律，而且具有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类似的历史文化内涵。”[8]像《怀风藻》中《述怀》《春日应诏》之类的汉诗如果用和歌的形式来表达，将是无法想象的。

由宫廷贵族诗人们创作的这类诗歌，在早期日本汉诗中随处可见，如《怀风藻》所收大津皇子(663—686年)的五言《春苑言宴》：

开衿临灵沼，游目步金苑。

澄清苔水深，晻暖霞峰远。

惊波共弦响，哝鸟与风闻。

群公倒载归，彭泽宴谁论。[9]11-12

大津皇子为天武天皇的皇妃所生，既有诗才，又礼贤下士，很受百姓爱戴，而皇后的儿子虽为太子却懦弱无能，天武天皇去世后，大津皇子被皇后以谋反罪逮捕并处死，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他临刑前还赋《临终》诗一首：“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离家向。”[9]112宫廷中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异常险恶的政治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处境中的皇宫贵族们即使已经能够运用汉诗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根本不可能写出关心民众疾苦、针砭时事政治、奔放自由地抒发内心情感的诗篇。

日本的宫廷贵族诗人似乎对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铺陈、爱藻饰、钟情于自然山水的诗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绮靡艳丽的奉和应制之作充斥于“敕撰三集”等早期诗歌集中，小野岑守、巨势识人、滋野贞主、贺阳丰年等著名诗人的作品被收入《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的，几乎都是奉和诗，如收入《经国集》的小野岑守(778—830)的《五言奉和落梅花》：

晚树梅花落，轻飞竞满空。

窗前将敛素，簾下未锁红。

著面催妆妇，黏衣助女工。

华篇终寡和，何独郢之中。[9]144-145

小野岑守作为著名的汉诗文家、《凌云集》的编纂者，其汉文学修养不可谓不高，但是他的御用文人身份规定了他要去做一些附和天皇的“份内事”，况且“奉和”二字也已经规定了这首诗的题材和格调，所以我们在小野岑守的诗中看不到梅花傲雪凌霜的高洁品质，看到的是它飘零时的“轻”和“软”；看不到作者个人的志向和喜好，看到的是一些毫无生气和个性、靠取悦于人生活的宫中妇人。这些诗歌的读者也主要是公卿贵族，其审美取向具有典型的贵族风格。

另外，由于在当时能文善诗是皇室成员必须具备的教养，也是宫廷生活的重要内容，皇室成员和朝臣要获得天皇的赏识和奖赏，往往要通过献诗和“诗合”(2)“诗合”是平安时期宫廷中盛行的斗诗(汉诗比赛)形式，分左右两队进行，并判胜负。这条路。据记载，神龟三年(726年)，日本皇宫内有灵芝长出，公元724年至729年在位的圣武天皇命令群臣赋汉诗以庆贺祥瑞之兆，仅十多天就有一百二十多人献诗；《日本纪略》就记载了宽弘二年(1005年)三月三日当天在“御书所”有诗合，题目是“花貌年年同”。献诗和诗合的主要内容是歌功颂德或宫廷生活景致，这样的“作业”显然难以依照个人意愿和个人独特的感受进行创作，因此真正有感而发并且把汉诗创作当成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和精神享受的诗人自然非常少见，这也是日本贵族诗人创作不出能够真正表现个人情怀的诗歌的重要原因。

奈良和平安初期汉诗创作主体是皇族、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他们的创作活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烙印，他们提倡和创作汉诗既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对汉诗的喜爱，同时也是出于为统治集团服务并维护其利益的“公”的需要。

三、菅原道真汉诗创作的个体选择

作为日本早期汉诗人的杰出代表，菅原道真(845—903年)的诗歌创作受到了白居易诗歌的极大影响。他创作的汉诗不仅体现了对现实和人生的独特体验，也反映出他对汉诗艺术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堪称日本平安时期最为优秀的汉诗人。

随着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层知识贵族文化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他们文学主体意识的逐步加强，到平安末期，日本同中国大陆进行交流的主要目的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开始转变为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新主题。曾经依附于国家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文学交往应该逐步从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中分化和独立出来，成为日本知识贵族中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意愿。

被尊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是当时知识贵族中竭力推行这种主张并且付诸实践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平安时代的著名学者、汉诗人、政治家，他提出了“和魂汉才”的主张，呼吁将引进的汉文化和汉文学进行本土化改造，与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相融合，以促进日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壮大。他的汉诗文集《菅家文草》努力尝试在汉诗文中加入日本式审美因素，有意识地表现所谓的“和习”(3)“和习”是指早期日本汉诗创作中的音律不和谐、用字不准确等现象。，汉诗创作有意识地打破了唐诗过于严格的格律以及过分整齐的形式，较多地采用了自由的、长短句夹杂的杂言体形式，不拘泥于古典词藻，而倡导使用朴素的日常词汇，因而他的诗即便是仿照中国诗歌的创作，也具有浓郁的日本式的生活情趣。

菅原道真出身于仕官和文章世家，少年时便有神童之名，尤其长于汉诗。18岁为文章生，26岁对策及第，33岁为文章博士，曾被称赞为有白乐天之才，深得宇多天皇赏识和信任，先后官至中纳言、大纳言、右近卫大将，但是后来受到朝廷异己势力的嫉妒和排挤，被贬为九州太宰权帅，在他抑郁离世后才被追封为太政大臣。因此从身份上来说，他也在朝廷官员和御用文人之列，属于这一时期汉诗创作主体中的一员。但是，他的曲折经历却使他能够超越这一创作群体，成为当时贵族诗人集团的“离群孤雁”，在边缘处思考，用真情去吟咏，“始终致力于展示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用质朴、真诚、不加矫饰的心声来感染读者、激发读者，达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高度默契的情感交流”[10]。确实，当文学创作主体使用特定的物质材料——文字反映社会生活时，文学就实现了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过渡；当主体使用各种方式进行艺术创作时，他(她)自己在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安排结构、运用艺术语言、塑造艺术形象等方面，也成了一个更具灵魂的人。

菅原道真对日本汉诗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诗歌创作极大地增强了这一时期少见的汉诗的抒情功能，而且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官运亨通时的侍宴应制之作，还是被贬官期间的感怀身世之作，都与他悲剧性的政治命运紧密相关。他的诗是“公”的性格和“私”的性格的完美结合。如他的长诗《咏乐天北窗三友诗》：

白氏洛中集十卷，中有北窗三友诗。

一友弹琴一友酒，酒之与琴吾不知。

吾虽不知能得意，既云得意无所疑。

酒何以成麹和水，琴何以成桐播丝。

…………

自从敕使驱将去，父子一时五处离。

口不能言眼中血，俯仰天神与地祗。

东行西行云眇眇，二月三月日迟迟。

重关警固知闻断，单寝辛酸梦见稀。

山河邈矣随行隔，风景黯然在路移。

平致谪所谁与食，生及秋风无定衣。

古之三友一生乐，今之三友一生悲。

古不同今今异古，一悲一乐志所之。[11]

这首诗写于菅原道真被贬到太宰府(今福冈县太宰府市)，到达谪居地之后。此时的菅原道真被软禁在茅舍房内，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妻离子散、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完全不知外界的信息，琴、酒都不能使他快乐，只有诗陪伴着他，读白居易的《北窗三友》以及借诗抒发胸中的悲愤和郁闷成了他的情感寄托。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也没有忘记言“志”，这个“志”也是令他自己一生由乐转悲、大起大落的根源。他的诗虽然没有屈原《离骚》《天问》那样暴风雨般激烈的情感，也没有杜甫“三吏三别”那样对国破家亡和百姓疾苦的感同身受，但他的“乐”和“悲”都是发自内心的，从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悲愤、孤独、凄惨但仍然胸有“山河”的封建文人形象。另外，他虽然崇拜白居易，把白居易的诗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但是却没有简单模仿白诗，而是另辟蹊径，使白诗意境与自己的情感浑然一体，不愧为平安时期日本诗坛的领军诗人。

然而，菅原道真的诗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认为，不仅是因为他出身于汉文学世家，从小具有深厚的汉文学素养，具有同时代诗人难以企及的汉诗创作才华，更因为他还和杜甫一样，有着一般日本贵族和官吏所没有的宦海沉浮的特殊经历。试想，如果他一直顺利地享受朝廷的高官厚禄，而没有经历过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磨难，怎么可能写出上面这首表达悲愤和凄苦的诗？况且，他在朝廷做官时确实也写下了大量的侍宴诗、奉和诗和赠答酬唱诗，如《重阳侍宴，赋景美秋稼，应制》《奉和兵部侍郎哭舍弟大夫之作》《醉中脱衣，赠裴大使，叙一绝，寄以谢之》等等，这表明创作主体的外在表现往往与其心理和社会文化身份互为表里、相互映衬。

综上所述，由于每个创作主体都处于特定时代精神当中，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必然会对作者的创作题材和叙事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集体无意识”会悄然渗入“个体无意识”，从而暗中操控作家的整个创作思考，因此在皇室贵族诗人的笔下，日本汉诗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它发展的最高峰，但是日本汉诗起源于他们，如果没有皇室诗人最初的倡导和实践，日本汉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蓬勃发展、兴旺发达，成为日本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殊的“文体”。可以说，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亲自参与，才使日本汉诗这种外来的文学样式在发展之初就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这一段不可缺少的“孵化期”，使汉诗晋升为日本的“国家文学”，在其发展之初占据了比民族文学样式的和歌更高的文体地位，也使它具有了在日本本国文学传统中较少见的与政治和权力集团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