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视域下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解读

金怀梅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TimesofMichaelK，1983)是库切(J. M. Coetzee，1940—)的首个布克奖小说，讲述了小人物迈克尔·K带母返乡以及在此途中和之后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其中涉及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战乱背景。评奖委员会主席韦尔登(Fay Weldon)盛赞其“具有非凡的创新性和控制精当的想象力”[1]393；韦伯(W. L. Webb)称其“向我们展示了极度精疲力尽的人类和其不可消减的精神”[1]392；布朗茨维尔(W. Bronzwaer)更是指出，“这部小说无论是在其精致的技巧，还是人性化的感性方面都有着一种罕见的威力”[1]398。自出版之日起，评论界已对其丰富的主题和文化内涵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但时至今日，仍然“主要是在英语后殖民文学批评的狭窄范围内”[2]309。正如有论者所言，“库切的小说被一致认为是高要求和挑衅性的文本，挑战读者的期望，迫使他们修改习惯性的阐释模式”[3]，因而，虽然对该作品进行后殖民解读是必要的，但还可以从跨文明的视域来阐释库切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复杂多元，是个难以阐释的作家”[4]，跨文明研究方法可以呈现这部作品深刻而广泛的思想内涵。故给予该作品超越后殖民背景这一单一语境的解读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尝试从儒家思想角度观照该作品，用包括孝道、归隐和“天人合一”观在内的儒家核心理念解读迈克尔·K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伦理观、政治观和生态观。

一、K之“孝”：“送母还乡”之孝行故事

泰格勒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以主人公从开普敦到艾尔伯特王子城的旅程为形式，描述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一位受害者的生活”[5]124，可见，故事是围绕主人公K的旅程开展的。我们还需进一步弄清K开始这次旅程的缘由——“生病的母亲向他求助”[6]77，母亲安娜从医院回来后，希望K带她回归故乡，“她要回到乡下去，在那里，即使她要死了，至少也能够死在那蔚蓝的天空下”。对母亲的这一主张，K“没有二话就接受下来，他知道那当中包含着母亲的智慧”[7]8。因而，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个与“送母还乡”相关的故事，故事源于孝道，并关涉孝道。如果确认这是一部“带有人类崇高精神的作品”的话[1]398，那么，K所表现出的孝道自然可位于这一“崇高精神”之列。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由儒家倡导并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套家庭伦理体系。中国首部古词典《尔雅》如此释义：“善父母为孝。”[8]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孝悌”为“仁之本”的伦理学说，将孝道孝行视为道德的起点、伦理的基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9]2“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0]276，孝道文化要求子女侍奉父母、敬爱父母，想父母之所想，急父母之所急。孝道不仅是一套关乎家庭人伦规范的伦理学说，也是子女实行孝行的实践指南，更是内化为人格典范，体现了人类最原始最根本的伦理情操。

K的行为很好地体现了儒家的孝道。儒家强调“事父母，能竭其力”[9]5，K侍奉母亲可谓尽心竭力。母亲出院后，K每晚陪伴左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照顾他的母亲”[7]6。K主动收拾母亲雇主比尔曼夫妇那套被暴乱蹂躏的公寓，心想自己“干这些活儿可不是为了那对老头老太太，而是为了我母亲”[7]16。对母亲的回乡愿望，K积极行动，第二天便去买车票，却得知没有通行证无法乘坐火车。在战事逼近、母亲身体状况不容继续等待的情况下，K自制一辆独轮车手推母亲返乡，因为他认为“一旦在艾尔伯特王子城安顿下来，她的健康会很快恢复起来”[7]21。安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十分“仰仗着这个呆头呆脑的儿子的孝心”[7]7。尽管路途艰难重重，风吹雨淋，又不时遭遇警察盘查和路人抢劫，然而K不顾自己疲惫、寒冷和饥饿，竭尽所能地照顾母亲。母亲途中因病情加重住院，K夜宿街头，对母亲不离不弃。

K不仅在母亲生前尽孝，在母亲去世后也依然恪守孝行，这与儒家的孝道观如出一辙。儒家重视对父母长辈的祭祀和追念，所谓“慎终，追远”[9]6“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9]14。在儒家看来，无论父母生前生后，子女的孝行应该始终如一，通过父母去世后子女的行为可以知晓其是否尽孝，“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7。小说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叙事客观冷静，无论在言语、情绪抑或心理活动方面，都并未多加笔墨展现K在母亲离世后的悲痛，然而，读者却能在只言片语的客观描写中体会K内心的无比伤痛。当被告知母亲已去世时，“他扑通一下坐到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双手松开又握紧的动作”[7]37。他变得对一切事情都不在意，连宵禁令也不再遵守，时常“感到一阵阵空虚”[7]41。他在母亲的大衣上撕下一块黑色的布条缠在自己的胳膊上，“他将终生怀念她”[7]41。他拒绝医院代为处理母亲骨灰的提议，坚持自己将其带回母亲故乡，因为他清楚“这是她希望我做的事儿”[7]60。继续下去的回乡之旅依然充满艰辛，K的病弱之躯不仅忍受着严寒和风餐露宿，而且还受到人为的或是体制的暴力摧残。但自始至终，K都很好地保护着骨灰。最终，历经千难，K找到了母亲小时候生活的农场，慎重地埋葬了骨灰，算是了了母亲叶落归根的心愿。

库切对K孝行的描绘很难说与他自己对母亲维拉的深爱和眷念没有关联。艾尔伯特王子城是库切小时候和母亲待过的地方。据库切传记作者坎尼米耶记叙，库切“非常喜欢他的母亲”[1]37。在其自传体小说《男孩》中，库切写到母亲在自己心中的分量：“他无法想象她死去。她是他生命中最坚实的东西。她是他脚下的基石。没有她，他将会一无所有。”[11]35。库切曾在演讲中说道：“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母亲，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些能使我们获得诺贝尔奖的事情呢？”[1]573其另一部小说《铁器时代》以日记体的形式展现一位年老病重的母亲对远在美国的女儿的倾诉，尽显母亲对孩子的渴望。虽然该作品聚焦南非政治，却“也做了一个关于母亲的比喻，映衬着库切在生命中的一个缺失——维拉·库切的死亡”[1]462。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测，K的孝行映射着库切自己对母亲的深爱之情，传达着库切的孝道。遗憾的是，历来的批评家过于重视文本的社会政治语境，而忽略或无视文本传递的浓浓爱母之情。

库切的文学素养源自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学或文化中的亲子关系往往都是异化的，这或许是这部作品中的孝行未获重视的一大原由。以儒家孝道文化观照K的行为，文本呈现为一个与送母还乡相关的孝行故事，因而拥有了另一层极具特色的审美和文化内涵。

二、K之“隐”：天下无道则隐

小说出版后虽赢得赞誉一片，但也不乏责难之声。在南非民族主义者们看来，在国家种族冲突日益激烈、政治急剧动荡的大环境下，库切却将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处于内战时期的温和的局外人，一个尽可能逃避战争的流浪者”[12]，似乎显得不那么政治正确，因而小说“被指控为逃避紧迫的政治问题”[13]。其中，纳丁·戈迪默的讨伐声最具影响力。她直陈自己失望于该小说“对所有政治和革命解决方案的厌恶”，不满于“库切的主人公是那些无视历史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14]。对此，海因斯分析得较有见地，他认为戈迪默指责库切“对黑人主人公身份作了错误的描述：让一个在动荡时期放弃革命角色而选择关注土地耕种的人作为主人公”[15]。甚至有论者指出，库切的小说“回避，或者更确切地说，确认了白人写作在南非的不安全或混乱的困境”[16]，认为库切迫于白人当局的淫威不敢塑造积极、正面的反抗英雄角色。库切曾在一次访谈中表达过对南非批评群体那种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阅读方式的无奈，认为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这本书的哪方面可以融入政治斗争’”[1]400。质言之，K没有融入政治斗争是这部小说遭受诟病的关键原由。

库切曾明确指出，K“是一种撤退或逃避工人英雄想法的英雄。但是，只要这种抵制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我看不出其与迈克尔·K这本书本身的抵制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1]400-401。显然，库切是否认K或者作品的逃避倾向的，反而肯定其抵制的“社会意义和价值”，那么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库切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展望的、可以展开的，或许还是可以挖掘的”[1]402。笔者有意尝试这项挖掘工作，将K的行为置于儒家“归隐”思想中加以考量，论证K之“隐”的政治积极性，揭开库切尚未明示的创作谜底。

儒家思想以积极入世见著，然而归隐思想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这在《论语》里尤为显见。孔子胸怀政治抱负，以参与社会为毕生追求，然而当个人伦理原则或信仰与政治形势格格不入时，孔子也明确提倡隐逸，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9]114“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9]227“道不行，乘桴浮于海”[9]57“贤者辟世，其次辟地”[9]219。可见，儒家的归隐是腐朽黑暗的政治环境有违自己的道义时为保存道义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是非常时期必要的生存方式和信仰选择。

K的避世契合儒家归隐思想的原则。他离开开普敦的初衷是出于尽守孝道，帮助母亲完成心愿，并非是主动逃离战争。而后正是他目睹和亲历的种种暴力和社会动乱让他抱定避世理想，希冀创造出一种远离尘嚣且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营地医生认为K“听不到历史车轮的隆隆声音”[7]194，然而，恰恰相反，K无时不被这种“声音”所困扰。当他和母亲蜷缩在地下室的小屋里，躲避着外面一连串的抢劫、纵火、枪杀和暴乱之时，他明白“真正的战争已经来到了海角，他们躲不过去了”[7]14。返乡途中，他遭遇政府军抢劫，被警察抓捕做苦力，生命不断在逃离和被囚禁之间往复。他亲眼目睹自己开垦的菜园被游击队毁坏，果实被政府军强行占有。他宁愿住洞穴吃昆虫野草或亲自开垦种植也不愿在营地里偷生。营地看守不理解K为何总想逃跑，在他看来，营地里的人有吃有工作，比起外面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算“过得很不错了”[7]106，对此，K说道：“我不想要呆在营地里，这就是全部原因。”[7]105K深知，正如营地里的朋友罗伯特告诉他的那样，“你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吗？根本别想。他们情愿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生病和死去的时候看上去太可怕了”[7]109。K如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对恶浊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知，并以归隐躬耕作为一种守道形式以捍卫精神上的自由和高洁，正所谓“隐居以求其志”[9]249。他的持续逃离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不与黑暗政治和战争暴力同流合污的保全志向，是坚持内心信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9]275的一种方式。

K对战争之本质尤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在遭到军人抢劫时，他质问对方：“你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什么？是为了拿走别人的钱吗？”[7]45当他在经历种种由战乱带来的磨难之后仍然坚持“我并不在这场战争里”[7]168，可见他对战争以及战争暴力的极度厌恶与抵制。因而，若认定他对战事毫不在意，“对历史、社会分裂和空间界限漠不关心”[17]，是完全缺乏文本根据的。事实上，当一群游击队员来到K藏身的大坝前宿营时，他有过动摇，想要爬出洞跟随他们，但最终并未这样做。这也就为戈迪默等人的指控提供了貌似充足的论据。然而，库切在谈到这一片段时曾提醒读者：“如果一个人简单地读这本小说，K所提供的是一个或者是适度谨慎的，或者说是怯懦的模型。”[1]401据此，我们需要深入阅读以弄清K不加入游击队的真正原因。K给出的理由是，走向战争的人已经足够多，必须有人留在后方种植。但全知叙述者适时补充：“在这个原因和事实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裂缝。”[7]135而这个裂缝的突破口在于K对游击队员的认知，他们“是那些炸毁铁路、在公路上埋设地雷、袭击农舍、赶走牛羊、隔断城市之间的联系的人们”[7]134。库切深知，戈迪默们对这部小说最为关注的是，自己会“呈现什么样的面对压迫的行为模式”以及“应如何结束种族隔离的暴政”[1]401。而库切通过展现K这一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苦难来呈现昏暗政治和战争暴力之无所不及的破坏性影响，并希望通过K的选择传达出：如果反对压迫意味着以暴制暴、不顾及无辜的话，那么这样的斗争无异于白人统治者的残暴，同样是可耻的、不人道的，整个战争也注定是非正义的。因而，K的不加入和归隐不仅无关乎消极逃避或懦弱，更是对不人道战争乃至一切形式的暴力的抵制和批判，是“对政治不公正的极具意义的回应”[18]。

K的归隐反映了库切鲜明的政治立场，体现了他对战争和暴力的憎恶以及对和平和民主政府的渴望。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库切，早在孩提时期“就已经看过更多不应该给孩子看到的残忍和暴力”[1]86。他曾决意大学一毕业就远离南非，因其“对政府以种族隔离的名义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感到震惊”[1]87。他无比渴望结束种族隔离的暴政，然而也绝对反对以暴制暴。他的作品并非像戈迪默所指控的那样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只是他给的方案不那么激进，但却饱含人文精神，那就是和平和民主。最终，如他所愿，在小说出版后的第八年，南非在黑白双方共同努力下，以和谈而非暴力的形式宣告种族隔离制度正式结束，黑人领袖曼德拉和白人领袖德克勒克共同掌政。如此看来，K的抵制和归隐不能不说是极具前瞻性的进步政治主张。

三、K之“合”：“天人合一”思想

库切对自然万物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倾心关注已得到评论界共识，他“把一颗担忧他类生命乃至地球生态环境的拳拳之心呈现于读者眼前，形成其独有的生态言说”[19]。《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便是这种生态言说的绝佳文本，且K被认为是在库切所有作品中“与自然交流最为亲密的一个人物”[20]。然而，由于小说强烈的政治指涉性，其生态思想历来受到的关注有限，而这些有限的相关研究均是从欧美生态批评尤其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探讨文本中“生态与政治的交叠”[18]，并未将生态作为独立的主题思想纳入库切的创作主旨中。例如，奈姆内和穆海达强调，“这部小说的生态内容是对政治状况的注解”[18]；瓦尔塔认为，小说“对自然的描写从属于它对现代性的深刻怀疑”，自然只“是K寻求从现代性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地方”[12]。但事实上，生态书写是库切整个创作生涯中一脉相承的创作思想，我们若能走出欧美文化批评的既定阐释框架，诉诸另一种文化阐释路径，或许能凸显出文本生态言说的本质性内涵。笔者发现，该小说的生态言说与儒家“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有着深度的共鸣，以此透视K的自然观，文本的普适性生态意义得以彰显。

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为全人类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21]，也即冯友兰先生所颂扬的“天地境界”。学者黄明同指出：“阳明认定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离不开宇宙的一切，人与天地万物确实是一体。”[22]儒家认为，人与万物皆同根同源，自然是一个万物相互融通的有机整体，人只是其中的一员，“天地者，生之始也”[23]84“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24]62。故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应该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自然万物，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21]，尊重、关爱一切生命。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儒家“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最高理想。这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启蒙论者所倡导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截然不同。对此，佩雷斯的看法可谓切中肯綮，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自然界和个人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人‘在其中’的文化”[25]。

K与自然亲密无间。K的逃避之地绝非陶渊明那与世无争、风景宜人的人间仙境桃花源，而是荒无人烟的大草原，然而他却怡然自得。他以天为帐，以地为席，以鸟鸣虫叫为伴，醉心于耕种。在日落时分看着汩汩流淌的清水滋润着干旱的大地是“他最大的快乐”[7]73；泥土的气味“使他陶醉”[7]142；在梦中，他与母亲走在群山之中，“他环视天地，指点江山，他胸中充满欢乐与激动”[7]146。他无比享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丝毫不在意生存条件的恶劣。有论者认为，K“与国家的象征性距离将他与自然联系在一起”[12]，其实“与生态不甚关联”[12]，这种见解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当第一次到达母亲故土，K寄宿在一栋废弃的房子里，但却感觉“并不自在”，最后他把床搬到厨房，因为在那儿“至少能够穿过房顶上的窟窿看到群星向他闪耀”[7]72。当逃出营地再次来到那里时，K直接睡在露天地里，他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然亲切”[7]122。最后，出于遮风避雨的目的，他在两个小山的山脚处给自己建了一个洞穴，为的是睡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因为他觉得两座小山“好像女人丰满的乳峰”[7]123。

K认为大自然是所有生命的来源，人与万物休戚与共。K埋葬母亲的方式很特别，他先是把整袋骨灰放到坑里，但最后改为把骨灰撒在土地上，再一锹一锹铲土盖在骨灰上，好让“母亲重归(return)大地”[7]72。对此，雷德尔认为，“‘return’一词的使用表明迈克尔视大地为一切生命的来源，包括他母亲的生命”[25]。这种解读无疑是有效的，但也要注意到埋葬方式本身同样表达了这层意义。K用耕种的方式埋葬母亲，显然意在说明人与花草树木同为大自然的产物，因而都具备同样的生命价值，且彼此休戚相关。这在K对母亲死亡的看法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母亲“在过了她在地球上的季节之后，已经被冲走了，被吹散了，被吸收到野草的叶子里去了”[7]153，“她在促进植物生长”[7]158。

小说中动物意象比比皆是。除却叙述者把K比作“老鼠”[7]14“狗”[7]36“猫”[7]38“兔子”[7]47“蠕虫”[7]133“蜗牛”[7]139等，K也把自己比作“蚂蚁”[7]103“鼹鼠”[7]130“寄生虫”“蜥蜴”[7]143。对该意象的已有研究中，无论是认为“动物被隐喻性地用来描绘卑微/非人化状态”[18]，还是将此视作K“对前政治的甚至是原始王国的呼吁”[20]，都过于偏向政治化解读，似乎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K对动物生存状态的怜悯以及他与动物的亲密联系。这可在他将植物看作是家庭成员中得到佐证，他把西瓜看成“姐妹”，把南瓜视为“兄弟”[7]139。在K看来，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与自己拥有同一个大地母亲，所谓“物，吾与也”[24]62。

K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即便一路逃生，他也始终怀揣一包南瓜种子。正如梭罗在《种子的信仰》中所揭示的，大自然的生命传承就在种子中，K视自己为“土地的照看者”[7]140，坚持对种子和种植的信仰，因为一旦耕种“这根绳索断裂了，大地就会变得坚硬”[7]135，大自然的生命将会枯萎。当看到士兵在土地上挖坑时，K心痛不已，因为他与大地“相互归属的神秘事实使他很难目睹暴力施加在大地上，他觉得大地的痛苦是他自己的”。他请求自己挖掘，因为自己的“行动会温柔得多，不会造成伤害”[5]168。这个片段不免让读者想到库切另一部布克奖小说《耻》中的主人公卢里对待动物的情感，他坚持亲自焚化狗尸，只因不忍心看到工人们暴力对待狗尸，他要维护狗尸的尊严。

K给西瓜铺上草垫，防止它们的皮受伤。在到达农场后，他为了活命猎杀了一头羊，但事后却十分后悔，并决意不再“杀害这么大的动物”[7]71，改为吃小鸟、蜥蜴和植物的根等为生。后来，农场主的孙子提议要抓羊时，K立马阻止他，承诺帮他打麻雀和野鸽子吃。K截断了水槽的水流，以防止山羊们跑来喝水时遭到农场主孙子的宰杀。在K看来，即便人面临食物匮乏、难以生存的困境，在吃小动物就可以活命的情况下，不该过度消费，伤害大动物。这与儒家的生态观是一致的。儒家提倡“爱物”，但也强调爱有差别，人类为了生存可以利用动植物，然而这种利用具有内在的限制。儒家反对滥用、过度使用，并把规范社会人伦秩序的道德准则用来规范人类对动植物的行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10]193“杀大蚤，……非礼也”[23]298“开蛰不杀，则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27]。

K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是库切自身情感的投射，正如阿特瓦尔所指出的，K“饱含了库切自己的某些性情和喜好：对母亲的强烈感情，视农场为想象的出生地”[28]。库切一生挚爱自然生态。在《男孩》中，小库切对卡鲁自然风光特别是祖父的“百鸟喷泉农庄”的深厚感情洋溢在字里行间，那里的鸟兽花草都令他痴爱，他期望死后骨灰能撒在那里，他甚至视农庄为“母亲”[11]96。生活中的库切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对生态的保护。他积极活跃于多种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坚持素食主义；一生酷爱骑自行车，因为自行车“没有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任何可见的危害”；他晚年移居澳大利亚，部分原因是“被土地本身的美丽所吸引”[1]431，561。因而，可以说，库切的自然书写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批判的目的，更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小说中，包括昆虫、野草、尘土等各种微不足道的生命形式都悉数登场，占据了主人公的道德视线，更是召唤着读者的关注、反思和珍视。

四、结 语

尽管K是“一个逃避最终意义的人物，他的故事挑战了阐释的力量”[29]，然而，我们若走出西方文化批评范式的既定阐释框架，用中国儒家思想观照K的行为，会挖掘出文本所传达的诸多富含儒家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库切文本的思想深度和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意义得到彰显，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同样得到体现。K并非是一个消极逃避战争、对政治毫不关心的懦弱分子，他的逃离是其坚持内心信仰的一种归隐方式，是对暴力的抵制和批判，饱含着作者对和平和民主政治的渴求。K对母亲的孝道以及对自然万物的深厚感情不仅是库切自身情感的投射，更是库切对亲子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之和谐、美好发展的热情礼赞和呼吁。反观当代社会战争和其他各种政治暴力仍频繁上演、弑母和虐子等道德败坏的人伦惨剧时有发生，以及生态危机越发严重等状况，库切文本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