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类节目讲好中国文物故事的路径探索
——以《国家宝藏》为例

2020-02-24 04:58姚佳欣

视听 2020年6期

□ 姚佳欣

作为文化的遗存和物证，文物回答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曾怎样生活”的重大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冲击，传媒奉行“娱乐至上”的原则取悦观众，荧屏充斥着大量缺乏文化底蕴和现实教育意义的电视剧、电影、综艺等文化节目，无形中为受众制造了信息接收中的“信息茧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综艺《国家宝藏》的推出无疑为当下过度商业化的文化市场树立了建设性的标杆，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路径。

一、《国家宝藏》内容生产模式的创新实践分析

自2017年末上线以来，《国家宝藏》两季共集结展示了17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院）共54件国宝文物，因具有“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记录的气质”①，一时间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

（一）主题鲜明，价值内核体现文化自信

《国家宝藏》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主题选择鲜明地呈现出地域范围广阔、文物类型多样、时代跨度较大、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价值取向等特点。两季节目每一期甄选出的文物无论在学术价值、艺术审美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是其所处时代的重要见证。例如，山西省“侯马盟书”的出土为春秋末期晋国史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浙江省“宁波万工轿”生动展现了清代宁波人民日常生活的繁荣图景和手工业的高超技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则显示了中华儿女抗击外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勇气与智慧；陕西省“长信宫灯”作为文化交流的“特使”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承担了“文物外交”的重任。《国家宝藏》通过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技术工艺等，并与新时期文明建设工作巧妙结合，环环相扣，使受众以文物见文化，不仅唤起其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情感共鸣和自豪之情②，更激励和感染更多年轻的受众关注和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来。

从国宝的选择和呈现来看，《国家宝藏》除了关注其实用性价值，更加注重挖掘其中蕴含的精神性价值。以“礼仪”为例，中国自古就有“纳礼于器，器以载道”的观点，“礼”是每一个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文化基因，将这种传统道德文化元素外化在具体器物之上，从而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在生活之中遵守礼仪规范③。如在“大克鼎”的故事中，以膳夫“克”靠分祭肉来平定诸侯内乱的故事展示“礼正则天下定”的中国传统礼仪规范和礼治思想。而山东博物馆的“铜餐具”虽然只是战国时期的日常食具，但其寓礼于器，从生活中延伸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争饮食，无廉耻”等规范，通过对餐具和食礼的重视来揭示中华文明中“礼”最初的来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由此可见，以器物来表达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是一种常见的展现方式，这些宏大的文化内涵延续至今，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准则，成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的根基。

（二）古今结合，创新内容生产模式

《国家宝藏》在内容生产层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与创新，为其他文博类综艺的制作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借鉴与参考。它摒弃了传统文博类节目所采用的宏大叙事的基调，加入了许多微观表达的素材，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观众拉回历史语境下进行内容叙事。节目为国宝增加了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在基于史料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艺术改编，以舞台剧的形式呈现，使观众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和文化内核，并且以文物为桥梁串联古今，管中窥豹，挖掘国宝之于整个行业、整个国家和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例如，“云纹铜禁”揭示了春秋时期楚国浮沉八百年最终灭亡的历史教训，而其使用的“失蜡法”则为现代高精尖的航空发动机叶片的铸造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借鉴。这种“历史故事+现实启示”的编排方式不仅丰富了节目叙事内容，也让历史文物在当下“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

《国家宝藏》还首创为每一件国宝文物选择明星守护人和讲述人的形式，这些守护者或因地域、或因职业、或因某些人生经历而与某件文物发生了一些联系，由他们走进博物馆，走进演播厅，为古老的国宝注入鲜活的血液。在节目中，山西省博物院为国宝侯马金代董氏墓戏俑请到了演员潘长江、蔡明作为守护者，以喜剧的表现方法刻画了北宋靖康之乱后山西人民在金政权统治下饱受压迫，渴望宋政府收复家园的精神诉求，于是以时事入戏，创造了中国戏曲史上独特的艺术形式——“金院本”；同时延请京剧界的“流量担当”演员王佩瑜担任今生故事讲述人，探讨戏曲这种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如何融入新时期的主流审美并走向世界。明星效应为《国家宝藏》带来了更多的流量和关注度，粉丝们自发参与和主动推送，甚至从线上热潮转为线下走进博物馆感受国宝的魅力，意见领袖的言传身教和示范作用引导观众对文化产生敬畏之心和喜爱之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充分的创新表达。

除此之外，《国家宝藏》将通俗文化、网络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大量网络用语的使用使节目更接地气。如“墙都不服，就服你”“掉链子”“撞衫”“萌萌哒”等用语活跃了节目的气氛，拉近了观众与古老文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为节目增添了年轻化的元素④。此外，主持人在《国家宝藏》节目中增加了非常多的现场互动环节。如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讲述“长信宫灯”出国借展程序时，特意带来长信宫灯的复制品，并现场请主持人和守护人进行安装复原体验。通过一系列通俗化、潮流化、年轻化的内容生产方式的革新，《国家宝藏》做到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感，创新文化输出新模式，为中国讲好自己的文物故事。

二、《国家宝藏》传播矩阵及传播仪式观的创新性建构

全媒体矩阵平台的打造和使用为《国家宝藏》的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强势助力。在节目宣传方面，社交媒体平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家宝藏》开通微博并进行全时全域传播，通过话题引流，引起全网关注。官博日常发布节目预告、嘉宾海报及节目精彩片段，以幽默诙谐的语气和流行表情包与受众进行留言、抽奖、征集广告语等互动。《国家宝藏》还发起了投票活动，由观众决定每一季能够入选《国家宝藏》特展的九件文物；同时，联合喜马拉雅APP让国宝故事入驻付费音频节目频道。这些趣味项目精准捕捉了年轻受众的兴趣点，充分调动了用户生产内容的积极性，营造了强势的文化热点，进一步扩大了节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此外，在节目发布层面，播出渠道的选择更加自由化和多元化。通过对用户群体的垂直化细分，《国家宝藏》的播出平台不再仅仅拘泥于电视媒体，而是更多转向了移动互联网视频网站，不仅在央视频道播出，还在CNTV、Bilibili、爱奇艺、腾讯等多平台播放⑤，尽力贴合当下移动化的需求，在青年受众群体中引爆话题，引导其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仪式不仅彰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也是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的重要机制。传播仪式观将人类的传播行为视为一种仪式，人们通过参与仪式完成意义的分享、情感的共鸣以及身份的确认，公共空间的秩序也得以确立。《国家宝藏》将程序化的仪式作为一种节目亮点，通过仪式感的塑造，营造庄严肃穆的宣誓现场，使受众发自内心地体会国宝文物所代表和凝聚的民族情感和身份认同，吸引受众积极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之中。节目中，从各博物馆馆长向明星守护人授予国宝守护人印信、守护人进行历史情景演绎、今生故事讲述人对国宝现世价值的延伸拓展到全场共同宣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程链条；每一季每一期的宣誓词也采用了同样的语句语法结构，其中不断强调“华夏”“民族”“中国”等概念，为受众不断建构“守护者”的叙事框架。如“金漆木雕大神龛”的宣誓词为“守护历史，守护血脉乡情”，而“曾侯乙编钟”的宣誓词为“守护历史，守护华夏正音”。每一句宣誓词都是对守护传统历史文化的行为意义的传承⑥，潜移默化中坚定受众对中华文明的敬畏之心，对传承者和保护者的敬佩之情——“我们是一档年轻的节目，有多年轻？上下五千年”。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正如《国家宝藏》开篇语“让国宝活起来”，这档热播的文博类节目是一次探索如何讲“活”中国文物故事、培养和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有益尝试。《国家宝藏》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节目的内容和形式古今结合，雅俗共赏，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延续至今的精神内涵和大国气魄，唤起了中华儿女血脉中的文化自信；同时坚定“以人为本”，将受众置于节目生产与传播链条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要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传递给受众，更带动了观众的积极性，加入文物资源保护、开发和传播的再创造之中⑦，赋予了受众更多的主动权和能动性。《国家宝藏》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并没有可完善之处。如何应对外来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式微的困境，如何将传统文化内涵与年轻人群体的思想观念更紧密地结合，使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何创新民族文化的对外输出模式，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故事，让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优秀文化更好地交融互动，依旧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注释：

①段慧宁.电视文化类节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以《国家宝藏》为例[J].传播力研究，2019(22):5-6.

②景浩.文化自信视角下的电视综艺节目创新——以《国家宝藏》为例[J].视听，2019(10):46-47.

③高萱萱.国家宝藏之于传统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J].东南传播，2019(07):91-93.

④关峥，蔡脒.传统文化元素年轻化在社会化综艺节目中的表征——以《国家宝藏》为例[J].传媒论坛，2019(22):169-170.

⑤吴家渝，赵怀远，钟景怡.叙事学视角下文博类节目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路径探索——以《国家宝藏》为例[J].科技传播，2019(19):177-178.

⑥高萱萱.国家宝藏之于传统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J].东南传播，2019(07):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