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媒介域转型与教育变革

2020-02-24 04:58方仁田
视听 2020年6期
关键词:权威媒介文字

□ 方仁田

随着即将到来的5G时代,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将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资源。伴随着技术发展而出现的各种新兴传播手段,丰富了我们信息接收的渠道,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人类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和网络媒介的发展过程,不同时代由不同的传播技术所主宰。不同传播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媒介域转型,进一步影响了那个时代教育的发展。

一、媒介域转型及其时代特征

所谓媒介域,就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介化配置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而言,人类历经了五个不同的传播媒介所主宰的媒介域。人类在社会演进过程中,选择了最适合当前时代的传播手段。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人在媒介演化过程中进行着理性选择,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换言之,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新的技术要取代旧的技术,必然带来社会变革,在媒介学的观点中,这种技术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必然是由当前时代所主宰的媒介技术所造成的。

(一)文字时代:逻各斯域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口相传,人们凭借口头上的信息交流与外界进行沟通。这种传播方式受限于传播双方必须面对面传播而限制了传播距离,此外,口语时代人类的信息储存方式主要依赖于人类的记忆力,因此信息储存的能力有限。

文字的产生则给口语传播带来了冲击,人们可以将文字记录于传播载体之上,让信息能够实现长时间、远距离的传播。文字储存了人类的集体记忆,它将口语时代所无法传播的信息记录于传播载体中,这种信息的传播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这种信息储存和传播方式的变革给口语时代带来了冲击,生活于口语时代的人们抵触文字,像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著。

文字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神圣性的确立。文字作为一种新传播方式出现之初,只是由少数贵族阶层所掌握,书写成为一种垄断资源,精英化成为了世界的主调。在这个时代,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威成为主调,帝国、强权是政治生活的代名词。文字时代的垄断给教会、国王、贵族的生活带来了一种神秘性,由于文字传播依赖于对文字的掌握,这种神秘性意味着绝对权威的树立。

(二)印刷时代:书写域

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字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知识从精英阶层转向大众普及,印刷机的诞生更是带来了西方社会的宗教革命,新教依赖于印刷机的传播而迅速发展壮大,因此,印刷术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发明。印刷术的普及,缩小了精英和平民的差距,文字时代精英化的趋势开始消逝,书籍的传播及识字率的提高带来公共知识的产生。

相较于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强调的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这是一个法治建立的时代,诉诸法律和民主的国家政治取代了专制政权。同时,教会、国王、贵族也不再是权威的象征,科学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流代表,思想的交流和包容成为主流,诉诸理性和线性的思维。在德布雷的观点下,印刷机与现代世界的诞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则把印刷机看作是早期欧洲的变革动因,是早期近代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工具。

印刷术带来识字率的提高,文化的普及不再主要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可以通过自我阅读来实现,在这种独立学习中,自我反省的个体意识开始诞生,人们进行理性化的思考,理性思维的建立成为趋势。

(三)视听时代:图像域

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的发明,将传播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声音、图像的跨时空传播,对实在对象的拟像化传播成为可能。德布雷认为,图像域的传播意味着视觉化信息对人类身体感性和综合感知系统的征用,这种感性系统的征用意味着印刷时代所构筑的诉诸线性、理性的思维将被感性思维所取代。

随着电影、电视等技术的发展,声音、图像的跨时空传播使得人们形成“不在场的在场”,媒介将不同物质场地的人们连接进一个相同的媒介场域之中,人们是拟像化的在场,图像成为传播的主流,拟像取代了真实。图像域带来了大众娱乐的工业化,娱乐工业成为主流,明星、公众人物成为意见领袖,人们沦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产物。视听媒介补偿了文字传播缺乏的临场感、真实感,通过图像、视频、音频的传播,视听媒介给人们提供了“不在场的在场”的条件。

图像域的媒介环境中,信息传播碎片化,不再是一种线性阅读,而在非线性化地获取信息,人们追求的是当下享乐,伴随的是无目的地浏览图像信息。在视听时代,图像作为主要的媒介接触形式,生产的是可观赏性的信息,“颜值即正义”“景观社会”成为一种趋势。人们追求的是可观赏性强的信息,奇观化成为一种主流追求,人们倾向于接触与主观情感贴合度高的信息,在这种趋势下,感性取代了理性,图像取代了真理。

(四)网络时代:数字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们处于一个新的被称作“数字域”的媒介域中,这是一个二维码的、形象的和符号的世界,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被编码,甚至于人也只是这个编码世界的一个数字符号。在这个数字域之中,人们不再说“我们”,而是说“我”,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推动。传播方式的转变也开始出现,视听时代的大众传媒开始衰落,而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媒体传播开始成为主流,随着自媒体影响力的扩大,大众传媒业开始面临压力。人们可以利用手机、手提电脑等移动终端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与其他人的意见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在数字域的影响之下,制度性的产物开始消逝,而个体性的东西则越来越多,这种数字技术的创新能够修正权力关系,它将权力赋权进行重新定义,传播开始“去制度化”。

媒介域转型是以新技术的发展为根源,这种转型不仅仅是技术的更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型、一种权力的更迭、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媒介域转型影响了当前社会的制度根基,它将前一个时代的制度刨根而去,建立属于新时代的制度基础。这种媒介域转型带来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对教育产生影响。

二、媒介域转型与教育变革

德布雷认为,每个时代的媒介域都可能混杂着不同的技术载体,而维持记忆的技术手段是第一位的,人类的思想活动不能脱离当时的媒介技术的记录、传递和储存。自口语时代以来,教育就是一种记忆的唤醒,在那个没有文字、没有教具的时代,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唤醒存在人记忆中的知识。文字的产生,以及印刷机、电视机、计算机等各种传播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这种观念的转变与媒介域的转型密切相关。

(一)逻各斯域:绝对权威的树立

文字作为一种媒介,在其产生以前,人们通过言语沟通、面对面的交流获取知识与直接经验,而文字产生后,人们不再追求直接经验的获取。通过阅读文字,人们可以学习获取知识,然而这种知识的获取是通过文字作为媒介而获取的间接经验,这种教育方式缺少了对现实世界的接触,使学习者的直接经验获取逐渐丧失,不再与真实接触,成为文字的“傀儡”。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削弱了人们通过感官获取知识的能力,它将知识通过冰冷的符号载体传输到人类大脑中。在苏格拉底看来,文字拉大了人与人之间心灵与心灵直接对话的距离,文字只能让人抵达形似的真实,而不能达到真实本身,这就是文字的“毒性”。

文字的发明使书写成为一种垄断资源,精英化的神谕话语垄断了世界观,绝对权威成为主流话语,因此,文字时代的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威的介质,教育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学习者不能挑战这种权威,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学习者被教育要臣服于统治对象。在文字时代,文字的使用权仅掌握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中,教育的目的在于巩固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教育最终造成了阶级的固化和阶级矛盾的加深。文字的传播范围小也意味着统治阶级的神秘性,在社会中,统治阶级具有绝对权威,受教育是为了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为了获取、继承权威。

(二)书写域:理性主体的培养

印刷术的发明使书写文化得以大规模廉价复制,知识和观念从精英垄断走向大众普及,书写和阅读成为越来越平民化和世俗化的活动,新型学者也随之出现,开放知识、公共知识得以产生,这是一个科学和理性、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时代。在印刷时代,理性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开始流行,普世性价值观的出现以及未来导向理念的产生,使得人们相信“未来更美好”。在这种时代背景影响之下,教育开始追求一种公平、理性、科学的教育理念。

在这个时代,权威的持有者不再是统治阶级和贵族,科学家、思想家、知识分子和职业化的专业人士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他们由于有更高的文化水平而被人们追崇,科学体系得以建立。在这个时代影响下,一些知名教育家开始探索他们认为符合时代发展的教育方式,一系列教育理论得以产生,他们所追求的是理性判断下的教育理论,一种符合科学体系的教育体系。在书写域发展进程中,教育理念是向着科学化、理性化的发展方向前进,这种教育方式旨在培养一种“理性主体”,培养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公民”,他们不再服务于统治阶级。教育追求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共识得以产生,而教育就要使这种社会共识普及,教育追求普世化的发展。

(三)图像域:学校消亡论的出现

电子化视听技术的发明让实在的拟像化成为可能,图像作为一种符号成为传播的主流,主宰了传播规则,拟像取代对象。在视听时代,娱乐成为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人们不会像阅读那样逻辑性、线性地获取信息,而是在碎片化、非线性地获取信息,这种方式使人们不能获取完整的知识体系,只能获取整体性的知识框架。教育不能像印刷时代那样建立完整的体系,而只能匆匆构建整体的知识外框,让学习者不至于落后于视听时代广泛的知识需求量。

在图像域的主导下,当下导向成为主流,无目的、被动性地获取信息已经非常普遍,这种时代趋势使教育难以培养一个理性主体,教育的无目的性开始凸显。教育无处不在,学校教育中系统化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这使得学校教育受到巨大的冲击,“学校消亡论”“非学校论”出现。在视听时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主流,人们追求感性、“颜值”、奇观,这些思维方式的转变都是“学校消亡论”出现的重要社会基础。西方学者伊利奇认为,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消费,致使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然而现行的学校制度却助长了消费主义的发展,这加剧了社会的非人性化危机。

“学校消亡论”的出现,是文字域向图像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媒介域转型带来的影响。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在学校里,学生可以获取系统化的知识,然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当下导向的理念对学校造成了种种影响。

(四)数字域:去制度化的发展

互联网发展至今,与“逻各斯域”相比,完全是一种反权威、反规则的信息流动方式。在网络时代,个体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获取信息、发表意见,各个主体散布于世界各地,全球化的理念开始被学界关注。在数字域之下,所有的知识都是编码的一部分,只要你有一定的解码能力,就能够获取你想要的信息与知识。受这种传播方式转变的影响,教师不再是知识的象征,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与知识,能够掌握新的传播技术的人成为社会的支柱力量,而年轻人由于掌握新知识的能力比年长者更快,他们更能够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宰者。

在教育领域,这种新技术掌握能力的错位带来了教育理念的彻底性颠覆,自学能力、个体学习成为教育的主流方式。通过网络的编码符号获取知识的方式,使得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成为过去式,作为个体的学习者很少接触到制度化的培养,传播的“去制度化”带来了受教育者思想观念的“去制度化”,他们不再受到权威的束缚。此外,一种技术创新会修正权力关系,对新技术接受程度高、接受能力强的人成为新的“权力中心”“意见领袖”,这种传播方式的修正,不仅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修正了代与代之间的代际关系。因此,网络时代的教育带来的必然是“去制度化”理念的发展,个体由于掌握新的技术而成为“权力中心”,但是这种“权力中心”并不等同于文字时代的绝对权威,反而是一种学习能力的象征。

媒介域转型带来的社会影响存在于各个方面,其在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媒介域转型带来教育的变革发展,同时,教育的变革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理念,催生了新的传播技术,推动了媒介域进一步转型。这种影响的相互性需要更多的理论去研究,本文只是在德布雷媒介学影响下的一篇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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