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传》还是《离骚傅》

黄 镇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 “傅”“传”之争的起源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1]清人王念孙称《离骚传》之“传”当作“傅”，“傅”“赋”古通，引《汉纪》《淮南鸿烈解叙》为证。[2]

可知早在东汉，刘安奉诏所作之文已有异称。班氏记为《离骚传》，荀氏、高氏二人记作《离骚赋》，王逸记为《离骚经章句》。实为一，名已有三：《离骚传》《离骚赋》《离骚经章句》。前人虽已注意此处的异称，但并未深究（按，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引为“传”，而于《神思篇》则引为“赋”[3]）。然自清儒王念孙疑其字应作“离骚赋”以及尹湾汉简《神乌傅（赋）》的出土，引起了学界围绕《汉书》文字的校订，展开了两次激烈争论。

2 “傅”“传”之争的诸家说法

虽历经两次争论但本质未变，仍是名实之争，即对刘安文的标题是否符合内容的争论。我们为讨论之便，将诸家说法分为两派：一派以清人王念孙为代表，提出《离骚传》本为《离骚傅（赋）》之新说；一派以《汉书》颜注为代表，认为刘安文是《离骚传》无误。藉此梳理一二，一窥双方学术之争的脉络，望能为此悬案的解决提供些许帮助。

2.1 《离骚傅（赋）》之说

前文已提及，早在东汉时期，《离骚传》之名已有异称。但真正将之当作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的第一人是清儒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云：

“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傅》。下文云“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艺文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事并与此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若《毛诗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汉纪·孝武纪》云：“上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云：“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太平御览·皇亲部》十六引此作《离骚赋》，是所见本与师古不同。[4]

认为“传”是“傅”之讹写，“傅”为“赋”之借字。并提出三条佐证：一为《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下文云“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故而刘安奉诏作文应与颂相类，并将之与《艺文志·诗赋略》所言“《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相系联，奉诏之文应在其中。二为刘安奉诏作文时间太短，文献记载皆为“旦受诏，日食时上”，《离骚》将近2900字，如仿《毛传》对其注释，时间不够。三则引荀悦、高诱等人著作为证，加之《太平御览》的引文，确证别本作《离骚赋》。

由此“传”为“傅”之讹写，成为定论。随后便被时人王先谦《汉书补注》征引：

王念孙曰：传（傳）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皋陶谟》“敷纳以言”，《文纪》作傅，僖二十七年《左传》作赋。《论语·公冶长》：“可使治其赋也”，《释文》：“赋，梁武云《鲁论》作傅”。“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安辩博善为文辞，故使作《离骚赋》，下文云安“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艺文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事与此并相类也。若谓使解释《离骚传》则安才虽敏，岂能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乎?《汉纪·孝武纪》云：“上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云：“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此皆本于《汉书》。《御览·皇亲部十六》引此作；《离骚赋》是所见本与师古不同。[5]

王先谦于“传”字条下不仅全文征引王念孙之说，且仅列此一条，足可见其对王念孙之说的推崇。

清人孙诒让也作此论，在《札迻·神思第二十六》“淮南崇朝而赋《骚》”条下云：传与章句非崇朝所能成，疑高说得之。[6]无独有偶，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神思篇》“淮南崇朝而赋骚”条下，也持此论：《汉书》本传云：作传。王逸《楚辞序》云：作章句。传及章句，非祟朝所能就，疑高说得之。[7]可知，孙、黄二人的观点，虽变“日食时”为“早食”，但也不出王说。

此后，对“传”“傅”的争论一度波澜不惊，直到1996年连云港汉墓出土《神乌傅（赋）》，再次引起学界注意。

扬之水于同年便发表《<神乌赋>謭论》，言若以《神乌赋》写作《神乌傅》之例论，则传赋的公案当以清儒王念孙为有卓见之氏。[8]扬文从秦汉“文、学之辨”出发，引清人刘天惠《文笔考》之论：“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至若董子工于封策，而叙传但稽其属书，司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皆不得混能文之誉焉。”云两汉时代“以文章之义称‘文’，以博学之义称‘学’，颇见分明”。扬氏认为“《淮南王传》先以“安辨博善为文辞”为叙，继以作《离骚傅（赋）》为事例，证其“文思敏捷，文辞佳胜，可知其所善正为赋颂”。认定刘安所作是《离骚傅（赋）》无误。

随后裘锡圭1997年发表《<神乌傅（赋）>初探》，也认为《神乌傅（赋）》的出土论证了王说无误[9]。裘文引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观点，赞同小南说刘安奉召所作之文，不仅是对《离骚》的训释之作，且还兼有以《离骚》为素材的文学作品的性质，因而既能名“传”，名“章句”，也能名“赋”。因此“离骚传”“离骚赋”“离骚经章句”三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的。裘先生由此认定“传”应为“傅（赋）”。此外，裘文还从“赋体”的源流这一角度出发，通过追溯“赋”的本字，发现“赋”或“傅”当为通假字，其真正本字应为《说文》训作“布”的“尃”字，取其“陈述”“铺陈”一类的意义[9]。

综上所述，认为“离骚传”应为“离骚傅（赋）”的诸家说法，基本沿袭王、裘等人的观点。多从文字通假，字形讹误、写作时长、“文学之辨”等方面加以举证。另一方面，学术界则针对这一新说，出现了坚持传统、以《汉书》颜注为准的观点，十分有趣的是，他们则多从以上角度进行反驳，其中还涉及到王氏等人并未谈及的文体问题。下面则是一些坚持《汉书》颜注的代表说法。

2.2 《离骚传》之说

2.2.1 “传”之文体

我们遍检群书，发现最早的反对者是余嘉锡，其在《余嘉锡论学杂著·书仪顾堂题跋后》的自注中提及“离骚传”之说：

古人作叙，未有不详撰人行事者。最早者如淮南王刘安受诏所作之《离骚传》，王逸及隋志均谓之离骚章句，盖是离骚之注，犹之春秋传诗传云耳。（《淮南王传》注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氏传。考班孟坚离骚序谓安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知师古之说确不可易。王念孙读书杂志谓传为赋字之误，殊为失考。）……诚以书叙本是传体也。[10]

可知余不与王同，认为刘安所作的是《离骚传》，考其残篇文字体裁，有解释人物典故之语，故而应是一篇书叙，而书叙在古代本是传体。班固将司马迁、扬雄的自叙称之为“叙传”即是明证。这是最早从文体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观点。虽说陈述有些简单，但这一角度多被后世学者继承。

民国学者杨树达最有力的论点即是文体。杨氏云：“这种普通文体的名称，班固为甚么不用本字的赋字，忽然来一个同音假借字呢？《艺文志》有《诗赋略》，用的赋字不知道若干，是不是也有一个作傅字呢？王氏这种说法，不是很离奇的吗？”[11]在他看来，王氏所言的《汉纪》纰漏甚多，根本不足为据。故而论定王氏以“传”为“傅”的根本原因在于奉诏作文的时间，“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传这种著作的体裁，东汉与西汉大不相同。”[11]杨说西汉的“传”是通论式的，是泛论作意；至东汉则变成训诂式的。并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引《汉书·艺文志》的篇目，其中《六艺》诗家书目中不仅有《齐后氏故》《韩故》，还有《齐后氏传》《韩内传》《韩外传》，故而“传”“故”两种文体在西汉应有所别，“故”是“训故、训诂”，那么“传”必然不是“训故、训诂”。第二，引《毛诗故训传·巷伯篇》注解，说明当“故”和“传”汇入一书时，二者差异不仅十分之大，还充分体现“传”这一体裁的特点恰是“取春秋，采杂说”。第三，引西汉时人王褒的作品《四子讲德论序》，说明西汉时期“传”确是泛论作意的。[11]

这三点充分说明西汉“传”“故”有别，“传”是一种泛论作意具有“取春秋，采杂说”特点的文学体裁。故而泛论作意的“传”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从而推翻了王氏的第二条佐证。

发展二人观点的是李若晖。李氏在《<神乌赋>与<离骚传>》[12]一文中，补充大量论据，有力地反驳了王氏第三条佐证。李文也从“传故”出发，引证汉代卫宏《毛诗序》，被唐代陆德明《毛诗音义》称引作《毛诗传》，认同《离骚传》之“传”是序传之传。其次，李文谈及《离骚传》中解释《离骚》原文的文字，是“古代文献正文中蕴藏着丰富的训诂资料”的一种表现。最后，李文云蒋天枢《论<楚辞章句>》提及不同类书对《离骚传》的征引，如《册府元龟》《海录碎事》等都引作《离骚传》，而景宋刊本和宋景佑本的《太平御览》也引作“离骚传”[12]，从版本上驳斥了王氏之说。李氏从多方面补充了余、杨二人的观点，论据十分充足，说明淮南王的《离骚传》应为“序传”之“传”，而非“故传”之“传”，是附于作品之后，用以论述作者生平事迹与撰写之意的文字，并非用来训释作品的考释类文字。

2.2.2 “书”之体例

以上皆是从“传”之文体入手，翁世华则不然。其《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辩》一文另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分析《史记》《汉书》用字体例，认为：

王念孙的异议，乍看似有理。然而细究起来，未免牵强。须知“傅”与“赋”，尽管古字可通，但在《楚辞》一书，绝不可通；史迁与孟坚笔下，也从未通用。若有的话，则仅有“传”字误作“傅”字之例而已，却无“傅”作“赋”，或“传”作“赋”一如王念孙所指之事。[13]

在《楚辞》一书中所用“傅”“赋”“传”三字，辞意甚明。不论是屈原、宋玉，乃至汉人如王逸的作品，都从未通用。例如“傅”字五见，“赋”字三见，“传”字三见，仅只有“百易兮傅卖（九思：伤时）”中的“傅”讹写为“传”，且此处广为人知。

而在《史记》《汉书》中，翁氏以为尽管“傅”与“赋”古字相通，却也从未通用。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报任安书》与《汉书·贾谊传》诸篇说明“赋”“傅”确在其中并不通用。他指出“实际上班固在汉书里，尤其是有关《楚辞》、屈原的作品，或是汉赋，也从未用过它们的通假义。但是对于旁人，如淮南王刘安、扬雄等人所作有关解释、评述离骚的作品，他却称为‘传’‘反’，或是‘广’等，绝不称‘赋’的”[13]。

此外，他驳斥王氏所谓“离骚赋”的别本之说十分有力，对荀书、高书以及《太平御览》等不屑一顾，认同游国恩之说：若说他们所根据的汉书本子要比颜师古早，那末王逸所见的不更比荀悦早吗？翁文找出高诱《淮南子注叙》的史料错误，将下诏作文的皇帝记成“孝文皇帝”，从根本上驳斥此书的可靠性，使论据无效化。当然，翁文不止驳斥王氏，还批评孙氏《札迻》对“离骚传”前后论述矛盾，也是不可靠的。

最后翁氏为王氏疑刘安旦受诏而食时成书提供了一个解释：由于“淮南王安是汉初研究屈原作品最有成就的人”，他在研究《楚辞》之后，诵读《离骚》之余，平时必有圈点、批注与评述之作。可能在未“旦受诏”之前，已积稿盈笈。一旦受诏，他即刻退朝回家整理有关《离骚传》的旧稿，到“日食时”入朝呈上，有何不可？这是诸家没有提及的。

2.2.3 “赋”之源流

而在《神乌赋》出土后，曲德来面对“传”“傅”的新一轮争论，首先提出异议。他针对裘氏认为“傅”“赋”同义的问题，提出疑问：屈原之作在汉时已被当作“赋”，如《屈原贾生列传》中言“乃作《怀沙》之赋”，则屈原已作《离骚赋》，刘安又何必再作赋？故而认定刘安所作必然不是《离骚赋》，而只能是《离骚传》[14]。曲文认为即使如小南先生所言，刘安所作之文就是《离骚经章句》中隔句用韵的注文，可称为“传”“章句”或“赋”，仅能说明这些注文是对《离骚》的解释，恰好论证了刘安之文是章句之学，而不是文学作品；更能说明“汉人深受赋体文学的影响，连作传这种章句之学也要学习赋的写法，而不能说这种注文、这种章句之学就是赋。”[14]曲文还从“赋”的文体起源入手，说明赋体之“赋”并非源于“铺陈”，而是源于“取敛”，起源于周人“赋诗”的政治活动，否认裘氏所说赋体是由诗之六义的“铺陈”而来。故而曲氏以为刘安所做《离骚传》是章句之学，不属于文学作品的辞赋之学。曲文可说是与裘文开展的一次学术交流。

2.2.4 “文”之内容

除了以上三方面外，还有人从《离骚传》残篇入手。张继海《淮南王作<离骚传>考》[15]从王逸《楚辞章句叙》出发，结合文中所引班固之序，阐述刘安《离骚传》的相关内容，知刘安对《离骚》的推崇，曾为篇中一些人物做注。从而推测班固很有可能看过刘安原文。而据张氏统计，王逸这位为《离骚》作注的集大成者，对《离骚》的注解也仅有15000字左右。刘安作注属于草创时期，字数应不多。故而张氏认为章句可简可繁，他结合西汉时制以为淮南王所作之文是《离骚传》也叫《离骚经章句》，约数千字，花费4个小时左右时间完成，内容主要是对《离骚》中的一些人物典故做注释。此外，末尾还应有一篇阐释《离骚》大旨之“叙”。[15]

2.3 《傅（赋）》《传》二说之评述

前文已提及，王氏主要从古字通假说明“传”为“傅”字之讹写，而这一点显然也被出土的《神乌傅》所证实。《神乌傅》的出土有力地说明“傅”“赋”二字可通假，这是王氏的先见之明。然而王氏认为奉诏作文时间过短，不可能作“传”，并旁引《汉纪》《淮南鸿烈解叙》《太平御览》等书记载别本作“离骚赋”，留给后人诸多话柄。

我们在前文也已经将诸家对这两点的驳斥梳理完毕，但检阅文献后，会发现文体驳斥的角度建立在王说的第二条佐证之上，将论点中心放在辨“传”之体裁上，得出当时的“传”是通论式的书序之传，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余嘉锡、杨树达及李若晖莫不如此。只有翁世华提出新假说，认为刘安平日阅读《离骚》就有批注评述之作，奉诏之时，只需整理旧稿即可。但我们以为这一说法难以成立，首先刘安为淮南王长期居住在诸侯国内，当时书籍的载体多为竹简，不易于搬运，刘安不大可能带上一堆旧日评述《离骚》的竹简，舟车劳顿进入京师。其次，即便不是写在竹简，而是轻便的帛书之上，但这一次奉诏作文，刘安在不知汉武帝下诏要求写《离骚传》时，如何会随身携带与《离骚》有关的文字旧稿？实在难以取信于人。

此外以翁、李为代表，一一驳斥王氏所引书籍有误的做法，在我们看来也不大合适。这些书籍皆为后人传抄而来，虽能找到与王氏所举书籍相反的例证，却不能说明他们所引用的书籍一定是对的。我们要论述一个问题的真假，自然要百分百无误。由此看来，双方对于“离骚传”的异文证据虽各执一词，看似确凿实则两可。

第二次争论基本围绕着裘锡圭的文章展开，双方的理据在曲德来和张继海的文章中十分清晰。曲文和张文论证有理有据，逻辑强烈，但其中仍有微小瑕疵。在曲文中，作者以“文体之赋”驳斥裘先生的“六义之赋”，谈及“赋”之本义，看似有理，实则也是一个假说。因为赋体源流在学术界本就不一而论，并未有统一的说法。曲说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并不能作为驳斥裘文的论点，只能说二人于赋体源流各执一家，并无对错之分。而张文论点集中之处在于班固是“真正研读过刘安作品的人”。我们对此存疑，如果班固真的看见《离骚传》，那么为什么引文只有少许，又为何与《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内容重合？这其中要么是班固只看到《史记》中所引用的那部分，要么是后世认为窜入《屈原列传》的两段文字即为刘安所作《离骚传》[16]。否则，无法解释班固所引文字为何与《屈原列传》相同。

可知诸家似将王说的三条佐证一一驳斥（第一条为王氏臆测，不需讨论）。实则双方都只是臆测罢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以上观点哪个最准确呢？这需反问一个问题：即《神乌傅》出土后，除因篇题“神乌傅”单独用漂亮的隶书写于第132号简外，为什么学术界公认“神乌傅”是“神乌赋”的通假，而不能认可“离骚传”是“离骚傅”的讹写呢？我们猜想，数百年来《离骚传》的称呼是重点（国人有尊古之风），但更多的是信任班固这一良史，还有王逸与《隋书·经籍志》也记载为《离骚经章句》。然而学术界接受《神乌傅》是辞赋文学作品，与其本身内容是非常典型的四字句、押韵的赋体格式分不开。我们认为不认可“离骚传”是“离骚傅”之讹写的原因与此相同。

《离骚传》的残篇，公认保存于班氏《离骚叙》中：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

将之与《屈原列传》对比：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6]

可知，《史记》的这段文字很有可能就是刘安所作《离骚传》的一部分，至少与刘安的《离骚传》有关联。可以推测学者反对称“傅（赋）”，也是因为“赋”这一文体不能涵盖《离骚传》残篇。这同时许是大多数人从“传”之文体入手的原因。

3 《离骚传》之“传”不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纠缠作文时间并没有太大意义，这很容易提出反论。这种能自圆其说的臆测，实在缺乏证据。如我们也可说，武帝下诏刘安作《离骚传》，旦受诏而食时成书上交，与曹丕让曹植七步之内作诗的情况相似：只有这种短时间内完成看似不能完成的“传”，才能体现《汉书》记载刘安“辩博善为文辞”的高文学素养。可见，这种臆测之词是容易达成的。

故而，我们更认可游国恩所说：辞赋的唯一条件必有韵。既是《离骚赋》，自然也与贾马诸人的赋无异；但自《屈传》“国风好色而不淫”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看来，既没有韵，又不像赋体，而且很像序赞和通释的体裁[17]。在无更多其他证据的条件下，我们认为刘安所作之文应如《汉书》记载，作《离骚传》不误，是一篇论述《离骚》作意的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