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的文化战略与西周文化的繁荣昌盛

吕文郁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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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商代在中国历史上号称文化发达。《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左传》一书记载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因而被楚灵王称为“良史”，[2]被楚国大夫王孙圉称为“楚国之宝”。[3]左史倚相是春秋时代楚国非常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他是《左传》一书的作者左丘明之祖父。他所能够读懂的这些古书都是西周以前传世的重要历史文化典籍。殷商有六百多年统治经验，其文化积淀相当深厚。殷商的统治被推翻后，周人仍称殷商为“大邦殷”[1]或“天邑商”[1]。相对于殷商而言，周人只不过是地处西鄙、文化落后，仅仅擅长于农耕的“蛮邦”。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代，周人仍在与狄人杂居的豳地“陶复陶穴，未有家室”，[4]他们住的是窑洞和地穴，连像样的居住房屋都没有，更谈不上宫殿之类的宏大建筑了。后来在遭到狄人屡次侵犯时，古公亶父不得不率领族人毅然决然地南迁至岐山脚下的周原。在这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4]，特别适合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上开始重建家园。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到了殷周之际，周人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势下，仍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以服事殷”[5]，甚至在推翻殷商政权后仍谦恭地自称为“小邦周”[1]“我小国”[1]。然而周人抓住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在殷纣王倒行逆施、不听臣下劝谏，导致民怨沸腾的有利时机，联合西部的一些小邦组成了同盟军，向殷商的统治中心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仅用了一个上午就使这个“大邦殷”的统治土崩瓦解，周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殷商的统治权力。

殷商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周武王病逝，新即位的周成王年幼，不能亲政，周公旦临危受命，代成王执掌西周王权。此时刚刚执掌政权的西周统治中心内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并因此而相互猜忌，一时间流言四起。周公旦的兄弟中就有人攻击周公旦有野心，要篡夺成王的权力。《尚书·金滕》篇记载：“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公”即指代成王执政的周公旦，“孺子”即指年幼的周成王。当时的西周政权危在旦夕。周公旦在这样的危难之际顶住压力，一方面对“三监之乱”和“徐奄之乱”实施了坚决的武力镇压，严惩了首恶分子，同时对大批的殷商遗民则采取了迁徙、安抚和分化瓦解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为稳定局势、巩固刚刚建立的西周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逸周书·作洛》篇说：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录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6]

孔晁注云：“献民，士大夫也。”即指那些被俘的殷商贵族。“九毕”，有的本子作“九里”，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郊。“降辟三叔”即指对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的管叔、霍叔和蔡叔给予了应有的处罚。与此同时，周公旦还把大批的殷商贵族迁徙到镐京附近。不久，东都洛邑建成，周公旦又把另外的一些殷商贵族迁往洛邑周围，为的是把这些桀骜不驯的殷商遗民置于周人的严密监视控制之下，避免他们再度侍机反扑。

周公旦作为殷周之际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深知仅仅依靠武力镇压和监管，是不可能长久地制服殷商遗民的。须知那些大批的“殷顽民”内心里根本瞧不起周人，他们认为周人是文化落后的“蛮邦”，不愿俯首帖耳地接受那些野蛮人的统治，并时刻准备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周公旦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思想和文化上全面地赶上并超越殷商，才能最终战胜殷商，才能永久地维护周人的政治统治。周公旦深知要完成这个任务远比夺取殷商的政治权力需要更长期、更艰苦的努力。为此，周公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和文化建设方略，这些改革措施和文化建设方略充分显示了周公旦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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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首先对殷商时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殷商时代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盟邦制。殷商与周边的许多方国之间是盟主与盟邦的关系。盟邦制的基本原则是各盟邦之间地位平等，各个盟邦的内部事务基本由各盟邦自己解决。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全体盟邦的重大问题上盟主有最后决定权。西周政权建立后周公改盟邦制为分封制。在分封制度下，周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故周王称周天子。西周的所有诸侯国都是由周天子分封的。即便是殷商时代曾经效忠于商王的旧方国，也必需重新履行周王的策封手续，才能正式成为周王朝治下的诸侯国。各诸侯国的诸侯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各诸侯国内重要官吏的册封也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周天子有权对诸侯发号施令，诸侯则必须对周天子定期朝拜并承担纳贡和拱卫王室等义务。分封制提高了周天子的权威，实现了所谓“天下一统”的格局。正如《诗经》中的一首诗所描述的那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在西周之前是不曾有过的。周公旦的这项改革不仅为周王朝奠定了八百年的基业，也为中国后世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先例，因此周公旦是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伟大政治家。

周公旦对殷商制度的另一重大改革是废弃殷商的王位继承制。殷商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以“兄终弟及”为主，以“父死子继”为辅。“兄终弟及”指的是商王去世后由死者的弟弟（习惯上是由幼弟）来接替哥哥留下的王位空缺；“父死子继”指的是商王死后由死者的儿子来继承王位。这种王位继承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继位者不是“唯一”的，因为已故的王可能有许多弟弟和许多儿子，而殷商的王位继承制度没有严格地归定由哪一个“弟”来“及”，也没有严格地规定由哪一个“子”来“即”，因而极易形成众多的可能继承者相互争夺这唯一的王位。在殷商王朝的历史上，从殷王仲丁开始，曾因王位的争夺而发生“九世之乱”，因而导致殷商的国力大大衰弱。这使殷商的统治一度岌岌可危，直至盘庚迁殷这一乱局才告结束。周公鉴于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创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要确立嫡长子继承制，首先就要确立严格的嫡庶制度，即规定享有最高权力的周王无论有多少妻妾嫔妃，只有王后一人是嫡妻，其余的妻妾嫔妃都是庶妻。嫡长子即指嫡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嫡长子继承制明确规定只有嫡长子是王位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王位空缺时可能出现的王位争夺战。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后，其适用范围并不限于王位继承，这一制度也同样适用于诸侯的君位、卿大夫士的爵位和宗族宗子的宗位继承。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事关重大，周代的嫡庶制度、宗法制度、丧服制度等等都因嫡长子继承制而产生，王国维先生在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中已有详细的论证。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自西周之初创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都在沿用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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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在推翻殷商统治、巩固周人政权的过程中，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改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周人自己新的天命观。殷商末年的最高统治者纣王荒淫无度，臣下因此极为担忧，纷纷对纣王进行劝谏，但纣王却执迷不悟。当殷商的盟邦黎国被周人攻破后，纣王的贤臣祖伊又来劝诫纣王，希望他能改弦易辙。然而纣王却有恃无恐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1]纣王自以为有上天的保佑，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料到当周武王姬发率领的盟军攻入殷商都城朝歌郊外的牧野时，纣王的军队迅速倒戈，不得人心的纣王只能狼狈逃窜，最后知道大势已去，不得已点火自焚。上天终究未能保佑他，这个“大邦殷”终于在顷刻间灭亡了。殷商的遗民大都相信天命。推翻殷商统治后周公也曾打着“天命”的旗号对那些桀骜不驯的殷顽民进行恫吓，《尚书》中有清楚的记载[1]：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①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殷商遗民，因为纣王不敬上天，故上天把大祸降给殷商，并非我们这个小国敢于随意得罪你们这个大国。我们周人正是奉行上天的旨意，来结束你们的统治。现在上天已经抛弃你们了，转而支持我们周人了。我们哪敢违抗上天的威严，不去执行上天的这一使命？这正是天命难违啊！周公作为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挥舞“天命”大棒对付殷商遗民的同时，却又反复地警告那些周人的各级掌权者：“天不可信”“越天棐忱”“天难谌”[1]。意思很明确：天命是靠不住的！因此周公旦对召公奭再三叮嘱：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1]

周公旦认为，如果殷商的最高统治者能够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避免胡作非为，那么殷商的政权很可能会持续延长。周公认为殷商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无德而又胡作非为，因而丧失了民心。因此周公旦明确地提出了“王其疾敬德”[1]“保民”[1]“明德慎罚”[1]“开释无辜，亦克用劝”[1]等主张，意为执政者必须注重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必须了解民众的疾苦，对那些罪过较轻者应当以教育为主，不要动辄就用严酷的刑罚来惩治他们。这些都是周公旦等西周统治者从殷商灭亡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的正确认识。与此同时，周公又在西周之初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酗酒、反对贪图安逸、提倡勤俭节约等主张，这在《尚书·周书》中的《酒诰》《召诰》《康诰》《无逸》《梓材》等篇，以及大量的西周铜器铭文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周公旦的这些思想和举措开创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为西周的文化建设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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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深知推翻殷商统治后周人要进行文化建设的最大短板是缺乏大批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绝非短时间内周人可以自己培养造就的。此时的政治家周公旦把眼光投向了那些殷商遗民。问题是许多殷商遗民因为殷商统治被推翻而倾家荡产，他们对新的统治者抱有强烈的敌意，这些殷商遗民宁愿长期失业也不肯为周人效劳。但周公对这些有一技之长的“殷顽民”却极为重视，对他们不仅不歧视、不迫害，反而许以高官厚禄，吸引他们为周人服务。请看周公在《尚书·多士》篇中对那些殷商遗民的训诫：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1]

周公旦在这篇简短的讲话中，有严厉警告，也有威胁恫吓，有善意安慰，也有物质和官位的引诱，既说明了后果的严重，也为这些殷顽民指明了未来的方向。真可谓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周公旦的这些策略对吸引大批殷顽民为周人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我们仅仅举数例，对周公吸引殷商遗民为周人服务的策略稍加剖析。

1975年陕西省扶风县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座西周古墓，在墓中挖出了14件青铜器，从这批铜器的铭文中得知，墓主人名叫伯。墓中出土的铜器中最重要的有3件伯鼎和两件伯簋。清人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和近人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中曾著录有录卣、录尊、录伯簋等8件铜器，从纹饰和铭文可以断定这8件铜器与伯墓出土的铜器同属于一个家族，而且这个家族属于殷商王族。周武王克殷后这个家族被迁往宗周，后来这个家族转而效忠于周王朝。伯家族很有军事才能，伯的父母都曾率领周人的军队参与平定淮夷之乱，伯的母亲日庚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在西周初年平定淮夷之乱时曾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周王朝的奖赏，因而也在王畿之内获得了采邑。[7]类似伯家族的例证还有很多。

1976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这个窖藏后来被称为“庄白一号铜器窖藏”，从这个青铜器窖藏中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有铭文的铜器多达74件。这些铜器同属于一个家族，具有明显的殷商文化特征。根据窖藏铜器的铭文记载，这个家族与“三监之乱”平定后被周人封为宋国国君的微子启同属一个大家族，都出身于殷商王族，因而被称为“微氏家族”。这个窖藏出土的的许多铜器上都铸有同一个族徽，有的研究者把这个族徽读为“样册册”，表明这个家族在商代就曾长期担任作册（史官），因而有一些学者又称这个家族为“微史家族”。武王灭商之后，这个家族随着大批殷商遗民西迁，他们受到武王和周公的重视。周公旦聘请这个家族的主要成员担任西周王朝的史官。众所周知，能够胜任王朝史官的人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史学修养，还要精通天文历法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周人因文化落后，自己不具备这样的人才，只能在殷商遗民中物色。从西周初年开始，直到西周后期的周懿王时代，这个家族始终在周王朝担任史官。根据微氏家族铜器铭文记载，先后在西周王朝担任史官的是：高祖——刺（烈）祖——乙祖（乙公）——亚祖祖辛（辛公、乍册折）——丰（乙公）——史墙（丁公）——微伯。微氏家族铜器群中最重要的铜器《墙盘》铭文说：

微史烈祖带着他的家族初迁于宗周，武王命周公在自己的采邑岐周一带，安排他们定居下来，“于周卑处”即“俾处于周”，以后这里就成为微氏家族世代寓居的采地。与《墙盘》同时出土的《钟》（丙组）铭文说得更为具体：

“五十颂”即五十通。“颂”与“通”古音同字通。《司马法》云：“井十为通”。《汉书·刑法志》亦云：“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一井为一平方里，一颂等于十平方里，五十颂则为五百平方里②。这就是说，周公奉武王之命，在岐周附近划出五百平方周里的土地作微氏家族的采邑。微氏家族铜器群出于扶风，与《墙盘》铭文所说的“于周卑处”正相吻合，这证实扶风县庄白村一带就是微氏家族食采之地。这批铜器很可能是西周末年由于犬戎入侵，这个家族成员随同周王室仓惶东迁时匆忙埋入地下的。不料两千多年后，这批遗物却成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无价之宝。微氏家族铜器群及其铭文仅仅是周公重用殷商遗民、充分发挥殷商遗民的文化专长为周人服务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具体例证。

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考古发掘更证明周原一带分布许多类似微氏家族和伯家族的殷商遗民采邑和墓葬，这些殷商贵族的墓葬及其出土器物具有明显的殷商文化特征。这些采邑和墓葬绝非普通的殷商遗民所能享有，这些遗迹和文物揭示了西周初年周公旦重视殷商遗民，大胆启用具有一技之长的殷商遗民为周人服务的情景。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西周初年施行大分封时，对那些王室懿亲除了分给一些从殷商那里缴获的各种宝物、礼器外，还特别分给每个家族一些殷商贵族。如分给鲁公伯禽以条氏、徐氏等“殷民六族”，分给康叔以施氏、繁氏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以“怀姓九宗”。这些殷商遗民绝大多数都具备某些文化专长或特殊技能。如伯禽分得的“殷民六族”旧时曾在各方国任祝、宗、卜、史，康叔分得的“殷民七族”都是身怀绝技的手工业制作能手，这些恰好都是周人急需的专业人才，所以周人对这些有专长的殷商遗民特别重视，周人千方百计地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而且尽可能地对这些殷商遗民给予种种特殊照顾。如西周初年周公旦等鉴于殷商灭亡的惨痛教训，先后多次发布诫酒令，严厉地禁止官民酗酒，但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殷商遗民及手工业者却网开一面。周公旦在他授权发布的诫酒令中说：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1]

周公旦的诫酒令主要是针对周代的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的，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殷商遗民却格外宽大，“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这种政策上的差别一方面是考虑到殷商遗民的旧习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殷商遗民为周人服务的积极性。周公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推翻殷商政权之后，一面坚定地维护周人刚刚建立的政权，一面实施一系列文化战略，他能够放下身段，虚心地向自己曾经的对手虚心学习，大胆地启用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殷商遗民为周人的文化建设服务，对他们不排斥、不歧视，并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这充分显示了周公旦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技巧。

周公旦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开创了独具特色而又符合周代社会需要的礼乐制度，被后人称之为“制礼作乐”。周公旦在西周之初“制礼作乐”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殷商文化批判继承的过程。从而逐渐形成了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西周礼乐文明。周公堪称西周文化的设计师。周代礼乐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伦理道德以维护并完善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礼乐文明就是周公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卓越贡献。春秋末期的孔子为什么推崇西周为最理想的社会？孔子为什么如此盛赞西周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孔子为什么把周公当作偶像、当作圣人来崇拜，甚至经常梦见周公？正是因为孔子与周公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周公开创的这种礼乐文明成为后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源泉。孔子为什么称“周监于二代”？是说周人善于吸收前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孔子为什么盛赞周文化“郁郁乎文哉”？实质上是说西周的礼乐文明是殷商文明与周文明完美结合的产物。众所周知，积极参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那些文化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有殷商文化背景。被称为道家学派先驱人物的鬻熊是殷商末年一位学识渊博的巫师，他被周文王聘请为师，由后人编辑整理而成的《鬻子》一书堪称先秦诸子的滥觞之作。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宋国人，而宋国是殷商后裔的封国，周代的宋国是殷商文化传统保存得最完整、最突出的国家。老子的《道德经》是殷商文化的集中体现。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也是宋国人，他是战国中期高举道家旗帜参与“百家争鸣”的重要人物。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祖先也是宋国人，而且出身于宋国公族，孔子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殷人的后裔。[8]唐玄宗李隆基过曲阜时曾作《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一诗：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9]

身为帝王的李隆基也不忘按照殷商的旧习俗来祭奠孔子。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也是宋国人，而且是宋襄公之兄目夷的后代。道家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庄周、还有庄周的朋友、道家和纵横家的双料人物惠施也是宋国人。所有这些绝非偶然巧合。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次殷商文化的复兴运动。这些都与西周初年周公旦批判地继承殷商文化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注释：

① 《尚书》中的周初“八诰”都是周公以王的名义发布的文诰，这些全部出自周公的手笔。

② 周代一里的长度约等于415米，略小于现代的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