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文化与村落形态之管窥
——以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例

胡梦晓

宿州学院办公室，安徽宿州，234000

流域文化是以河流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为独特优势，以其流域内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综合文化体系。一般意义上，人们将村落定义为众多居住房屋构成的集合或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这一集合或区域内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构成了村落文化。村落形态作为村落文化的外显形式，集中反映了村落文化与诸方因素的内在勾连和相互影响：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徽州地区，其村落分布是宗族为中心的典型南方村落形态；处在黄淮海平原的淮河流域村落，则更多呈现出相对集中的团聚式形态。

1 环境的“挑战”

村落形态的形成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其中自然因素的影响是传统村落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古代文明大多发源于河流，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河谷地带从来都是村落孕育和发展的理想之所。然而,囿于自然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村落形态的孕育和发展历程，往往受到自然环境的极大制约和挑战。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理论指出“安逸对于文明是有害的，逆境则是一种美德”。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可刺激人类久怠的安逸感，使人类面对灾害做出一定程度的应对，从而积极推动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如果这种恶劣环境挑战的力量处于过量与不足的节点间，就不能够使挑战对象为之应战。反之，挑战力量过大则会使对方畏怯退缩[1]。环境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变革的机遇。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徽州地区和淮河流域的黄淮海平原同处具有相似的地缘环境，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流域文化形态，即反映了“挑战和应战”理论中所指的“恶劣环境”挑战力量程度的差异。

1.1 偏僻与繁荣

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长江中下游流域徽州地区村落形态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受到两方面“恶劣环境”的挑战：一方面，在地理位置上，徽州地区处多省交界，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恶劣环境”的始终存在，贯穿着村落形态的萌芽与发展；另一方面，徽州地区多山地丘陵，这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农业发展的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落聚居规模的稳定扩展。上述两种“挑战”构成了徽州地区村落形态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其他文化的冲击和干扰，使其发展受到外界的影响和辐射较少，确保其文化谱系的独立发展。

自然环境的偏僻孤立，成为徽州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有利外界因素。自宋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大批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徽州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加之，徽人好儒重教传统由来已久，在其宗族族谱中记载“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2]。汉儒之风、教化兴学在徽州地区早已充盈氤氲、深入人心，产生了诸如朱熹、郑玉、戴震等一大批教育思想家和学术大家，新安学派、新安画派、桐城派等一大批学术和艺术流派更是蔚然大观，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滋养着徽州文化的接续繁荣和蓬勃发展。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接续繁荣，保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徽州村落形态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支撑力。

1.2 震荡与断层

在淮河流域村落形态的发展过程中，“恶劣环境”的挑战呈现出分化对立的状态：首先，由于淮河流域处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中间地带，气候和地理因素相对适宜农业生产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淮河没有独立入海口，泛滥问题由来已久，淮河治理成为农业发展的首要难题。其次，土地贫瘠、自然灾害、战乱侵扰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极大地制约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村落形态的物质基础相对匮乏，经济和文化因素的支撑力明显不足。

可以说，与徽州地区文化接续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淮河流域文化的发展过程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现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生存问题受到极大挑战的恶劣环境之下，区域内教育、文化事业等的发展自然处在被忽视和搁置的状态。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淮河文化中的尚武轻教之风还是占据社会主流，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民风淳朴而粗犷。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宋代以前，淮河流域曾有老庄、白居易、苏轼、欧阳修等留下传奇与诗篇，但多是点状且分散的文化符号或现象，并未像徽州地区形成蔚然大观、充盈辐射的盛景。社会的动荡、文化的断层以及教育的缺位，造成社会诸多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相互作用，对区域村落形态的孕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长江中下游流域：宗族聚居村落

长江中下游流域，即以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主要生产生活范围的广阔区域。作为我国三大平原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跨鄂、湘、赣、皖、苏、浙、沪等省市，水陆交通发达，人类活动频繁，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社会经济繁荣异常，素有“水乡泽国”之称。由于山水的天然阻隔，徽州村落的分布往往是较为孤立和散落的，呈现出整体密度较大且格局较不规整、内部紧密勾连的特征。徽州地区传统村落形态的显著特征，一是以浓厚的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典型宗族聚居形式，二是农业生产的式微和经商传统的影响，造就了妇孺留守、重视文化的稳定人文生态模式，其村落社会的生长发展呈现相互独立而又复杂勾连的复杂形态。

2.1 经济的繁荣与落后

徽州地处长江下游，是长江流域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人称“江南邹鲁”。自秦汉以来，随着中央集权政府对徽州地区的控制，大量汉人迁入与当地越人融合，促进了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

徽州自古有外出经商传统，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民谣)。这种传统的形成有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但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上文提到，徽州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由于处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1)(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二)“江南二”引《王荆公孙抚碑图》[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四部丛刊影印本。，区域内耕地面积十分有限，物质生产资料匮乏，劳动力数量不足，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落后，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优势难以有效发挥，极大地制约了徽州地区传统农耕经济的发展。

古徽州的交通主要依靠新安江和阊江，且以物资转运为主要功能，而非区域交通和市场中心。虽然农业从来都是徽州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但徽州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市镇工商经济的繁荣，始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制约因素。

可以说，无论徽州经济发展到多么精致的水平，都只能停留在农业社会村落经济的水平。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因素，特别是家庭集体劳动，吸附在土地之上的居民以村落为聚居地，村落始终是徽州人的社会生活中心。

2.2 强大的宗族勾连

自秦汉以来，徽州地区逐渐成为越、汉文化的融合交汇之地。三国时期，已初步显露出强大的宗族形态。至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宗族聚居与宗族制度已经形成非常成熟和发达的体系，其中又以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宗族聚居最为昌盛、宗族制度最为完善、血缘谱系最为发达，且尤以徽州地区最为典型。

诚然，在长江流域同姓聚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在徽州人的血缘群族观念中，其宗族观念亦显示出独有的特征：虽然始祖与远祖的地位不容置疑，现实情况却是，在供奉始祖及名贤远祖的村落大宗祠中，某一地域始迁祖常常被抬高到同等地位，可见人们对某一地域始迁祖的重视程度更甚。这种血缘群族观念，使得徽州地区的宗族村落的形成不再单纯以血缘或同姓为单一纽带。相反，如果不具备所谓地域始迁祖的内在纽带，即使处在一个相当小的乡村地域单位中的同姓族群，也无法形成同一而紧密的宗族关系。这种以始迁祖为中心的宗族聚居形态，极大程度上确保了其宗族谱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使其在村落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借助血缘族群的内在同一性，通过从祖居地不断地向周边扩展的形式蓬勃发展，形成了宗族村落中内部紧密勾连的稳定状态。

2.3 人文生态模式

前文提到徽州的文化接续繁荣和经商传统，促进了区域文化和经济的双重繁荣，为徽州地区形成以宗族勾连为核心的村落形态，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储备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宗族不仅仅是构建村落与村落间稳定联系的核心因素，亦是推进村落内部结构完善和有序治理的关键因素。换言之，其村落内部稳定的人文生态模式，亦是推进宗族村落形成与持续发展的有效形式。

所谓稳定的人文生态模式，既包括徽州村落山环水绕的外部自然地理环境，亦表现为村落内部结构的精巧与基础公共设施的完备，后者实际上是浓厚宗族观念及其强大凝聚力的外化形式。徽州村落的公共生活设施相当完备：村落东西两头有供全体族人神社及祖先崇拜等活动的“左祠右社”，村落内有供各个宗支分房婚假丧祭及节日活动的祠堂园第等，还有供士子读书、文人会文的书楼，供缙绅士大夫休憩的楼、阁、园等各类设施。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完备的公共生活设施、错落有致的宗族分支居住模式等，使“村落族群不仅在生产与经济生活中形成一个互助的群体，而且族群的文化生活也完全从村落的公共设施得到满足，村落形成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会生活单位，成为宗族生长发育的温床与核心”[3]235。

可以说，在整个古代村落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徽州完美的村落结构也是令世人瞩目和赞叹的。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宗族间复杂的勾连接续和内部结构的精巧完备，造就了典型的“以迁祖定居的大村落为中心、吸附同一迁祖名下的分迁村落为一个宗族单位”[3]265的内部结构形态，徽州地区得以形成以宗族为中心且绵延世代、接续相承的宗族村落。

3 淮河流域：松散聚居村落

上文提到，徽州和淮河地区均受到“恶劣环境”的挑战，然而二者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村落发展形态和脉络。淮河流域，处在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区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多元共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松散动荡的村落聚合形态。淮河流域传统村落形态的显著特征，一是悠久的农耕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小农耕作模式，农业生产为首要经济支柱产业;二是以家族(小型聚居)为单位、以分散村落为基本生存单元的松散聚合形态。

3.1 多元共生的经济

淮河流域地处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独特而重要，历来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域。然而，由于受到历史上黄河长期夺淮入海的侵扰，河道水利的变动而使流域界线发生变动，中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甚至外域文化等多方汇聚，造成了影响流域内经济发展的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加之，流域内特定的气候和地形条件，自然灾害频发、战乱不断，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曲折起伏的状态。

作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南北文化汇聚和过渡区，淮河流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是域内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原始农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广阔的平原地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人们聚集而居，交通相对便利，人口规模总量相对固定，保证了劳动生产力的充足供给，区域内农业文明发展较为成熟，享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南宋以前，淮河流域水道密布，灌溉便利，航运兴盛，生态循环良好，拥有着相对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是全国重要的粮仓之一。自夏商周至两汉时期，流域内经济主要是农业、手工业的开发与持续发展，到唐宋以来的空前繁荣，再到南宋的衰落与明清的短暂恢复与再度萧条。

总体而言，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始终是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基础产业，商品经济的新景象和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昙花一现。这种多元共生的经济形态，成为淮河流域村落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制约因素。

3.2 人口迁徙与松散村落

作为贯通南北的中间过渡和推移区域，淮河流域内河流众多、水路陆路交通均十分发达，但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因素，流域内的人口流失和迁徙时有发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人口迁出和移入的活跃区域。

民众迁徙和流动的原因显而易见。首先，是来自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据《怀远县志》记载：“因淮、涡交通，商贾辐辏，五方逐末者居其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鬻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4]。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由泗入淮”，此后黄河由北流、东流改为以南流为主。北宋以后决、溢、徙的平均间隔时间趋短，频率也明显加快。流域内水患灾害的持续加剧，引发流域内人口经常性急剧流失和减少，造成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据《颍州府志》记载：“颍地山少水多，土脉松虚，士生其间，浮动易而沉潜难……以至荡析家产，弃祖父之业者，比比皆是”[5]。

其次，是以战争为主导的社会政治因素。淮河流域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北朝时期以来，就发生了诸如淝水之战、靖难之役等战争。频繁的战乱引发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大批民众被迫迁徙流出。一方面,引起流域内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导致影响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堆叠，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涌入。自明初至清初，就有来自河南、山东、江西、江苏、福建、湖北等地的人口迁入。其中既有自发性迁徙，又有强制性迁徙现象。《定远县志》记载有：“民户消减，洪武十四年，乃迁江南、苏、松、常、杭、严、绍、金八府民居之……但性习安惰，水无潴滀，灌溉不继。一遇旱干，辄负担弃土而逃。”[6]

区域人口的频繁大规模涌入和流失，成为制约淮河流域内村落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外迁入淮的移民多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形成内部结构松散且相互孤立的小型宗族村落。由于相互之间渗透性和勾连程度较浅，凝聚力不足，外迁入淮的移民很难长期居住于此，易造成人口的再度流失和迁徙。加之，区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村落文化的形成易受到干扰和侵袭，难以形成相对独立稳定的发展形态，加剧了村落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

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和叠加之下，表现在淮河流域的村落形态上，即呈现出村落规模较大，整体格局规整，但密度较小、勾连较弱，特别是村落内部结构相对松散、稀疏的外化形态。

4 余 论

清李塨言“平居尝叹南人好虚大……牵曼昔贤，虽伪冒不计也；而北人又过弇陋，先世显绩卓行，不四五传，遂恍惚不复记忆”[7]。长江流域，尤以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徽州地区为典型，宗族聚居形态高度发达，而北人却很少写族谱，且血缘谱系不够深入，大多数族谱仅能追溯数代祖先。宗族因素，成为南北村落形态紧密和疏离两种形态的重要内因。

长江流域宗族村落的形成具有先天优势：流域内天然山水分隔的地理环境、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模式、深厚的血缘宗族意识以及大量回流的商业财富，为宗族村落发展提供了相对封闭的外部条件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宗族村落中内部的稳定勾连，借助血缘族群的内在同一性，从祖居地不断地向周边扩展，形成了宗族血缘谱系繁复紧密、勾连交错的“形散实密”的独特宗族村落形态。

处在北方平原地区的淮河流域，地形条件总体开阔平坦且少阻隔，村落之间交通便利，缺少独立发展的空间条件，加之自然灾害、社会战乱、人口迁徙因素的影响，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侵扰，往往出现断层、震荡甚至中断的现象。村落形态的发展受制于诸多不利因素的阻碍，呈现出“形聚实散”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外部形态的团聚与内部结构的松散矛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