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方志学理论述略

郑彩云

严嵩是明朝著名的权臣，在历史上可谓是妇孺皆知。《明史》将他列为六大奸臣之一，称“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7916页。。虽然严嵩臭名昭著，但他才华横溢也是不争的事实，其诗词、文章在明代文坛上有很高的地位。沈德符评价说：“（严嵩）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李梦阳也曾称赞：“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239页。严嵩一生著述甚多，据曹国庆先生统计，包括读卷、纂修、编刻在内，知其书目者近二十种④曹国庆：《严嵩著述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其中的《正德袁州府志》《嘉靖袁州府志》，内容全面，考证谨严，且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纂修方志过程中，严嵩还提出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和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目前学界研究严嵩的著作、论文成果非常丰硕，然而少有人关注其纂修方志的实践与方志学理论。

一、严嵩的修志实践活动

严嵩的籍贯是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属新余市），他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同时又有出众的才学，史学、文学功底都非常深厚，因此是主持修志的不二人选。在正德、嘉靖时他先后修撰了两部《袁州府志》，为家乡做出了重要贡献。

严嵩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因祖父、母亲相继去世，严嵩回籍丁忧，遂归隐钤山。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知府姚汀开局修志，听说严嵩丁忧在家，“乃走书钤冈，以志书为恳”⑤（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邀请严氏辑补府志。此前成化初已有刘茂、陈定曾修撰郡志，但年久亡佚、舛误难识。未几，姚汀以事去职。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首询及此，慨然有文献不足之叹”①（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末。，把纂修府志当作头等大事，亦聘请严嵩续修府志，并聘任通判毛鹏、钱士宜以及郡学生欧阳诚等为其助手。严嵩受任后，挖掘史料，广搜博采，对袁州一府四县的疆域、建置、物产、食货、兵防等做了详细的考察。经过三年的艰辛编写，正德九年（1514年）《袁州府志》终于修毕。因为这一年为甲戌年，故被称之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该志结束了袁州府无完整方志的历史，使“一郡文献赖以有徵”②（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严嵩序。，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袁州府地方志。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袁州府知府再次组织纂修府志。据记载，《袁州府志》嘉靖间凡二修，另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由陈德文纂修，系沿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体例续修而成。严嵩本则是由嵩与范钦主修，赵文华、彭凤等纂。严嵩在序言中称：“始托政和令陈德文纂辑，既而陈以补令建安去。卒相予以成者，通参赵文华、编修董份、高拱，检讨王材、晁瑮、陈以勤诸君子实有赖焉。而同里彭编修凤、何侍御称、郭太仆进皆相与赞之。郡前守范侯钦首任增辑，以升宪臬去。今守徐候祯实募匠梓刻之。”③（明）严嵩原修、季德甫增修：《嘉靖袁州府志》，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严嵩序。全志共二十卷，卷一创郡始末、属县始末、分野、形胜、疆域、风俗；卷二山川；卷三公署、学校、兵卫、邮传、储恤；卷四城池、坊巷、厢隅、桥梁、陂渠、李渠事本末；卷五户口、赋税、课程、土贡、徭役、民兵、物产；卷六坛壝、祠庙、寺观、宫室、古迹、丘墓；卷七郡官、县官、学官；卷八贤郡守事迹、贤郡官事迹、贤县官事迹、武勋；卷九科第、岁贡、荫叙、援例、辟举、貤封；卷十人物列传；卷十一隐逸、贵后、烈女、仙释、仰山事实；卷十二祥异、遗事；卷十三艺文一诏、训、表、铭、杂文、序；卷十四艺文二记；卷十五艺文三记；卷十六艺文四记；卷十七艺文五记；卷十八艺文六记；卷十九艺文七赋诗；卷二十艺文八诗④（明）严嵩原修、季德甫增修：《嘉靖袁州府志》，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严嵩序。。而在乾隆《袁州府志》历修郡志姓氏中列范钦、徐祯、严嵩、彭凤、何称、郭进、高拱、董份、陈以勤、王材、晁瑮为著者⑤（清）陈廷枚等修、熊曰华等纂：《乾隆袁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卷首。。所以，曹国庆先生认为：“严嵩已入内阁，且身在京师，故《嘉靖袁州府志》，严嵩当是名誉纂修，而不似在《正德袁州府志》中亲手成之。”⑥曹国庆：《严嵩著述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

严嵩的《正德袁州府志》《嘉靖袁州府志》，体例严谨，条类清晰，都是明代方志中的上乘之作。两志内容完备，史料详实而考证严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明史及袁州地方史的重要资料。

二、严嵩的方志学理论

严嵩虽没有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著作存世，但在修志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其对方志性质、功用以及纂修方志的原则、方法等的观点与见解，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方志学理论，从《正德袁州府志》《嘉靖袁州府志》中可窥一斑。

（一）关于方志的性质与功用

1.方志为史类。

关于方志的属性，严嵩认为“志犹史也”。其实，宋以前主流观点认为方志属于地理类，宋以后这种观点逐渐受到挑战，但仍有很多人认为方志乃是地理类，如著名学者戴震即持这一观点，《四库全书》也是把志书列入史部地理类⑦史五一：《试论李绂方志学思想》，《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1期。。严嵩一反传统观点，明确将志书归入史类。他在《正德袁州府志·序》中称：“郡有志，犹国有史也。古者列国皆有史，晋乘、楚梼杌、鲁春秋是也。后世作于朝廷者曰史，于四方者曰志。”①（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严嵩序。他认为先秦各国皆有史，郡有志就犹如国有史，只不过后世将国家层面的曰史，地方性的则曰志。在他看来，地方志即为地方史。严嵩进一步阐释：“明兴，四方之志盖烂然矣，法虽与史异，而疆域见焉，土风物产著焉，创建详焉，食货兵防祠祀政教寓焉，名臣哲士贞媛之丰美列焉，而后之曰史者，所采录又多于此焉，据则志于四方固亦史也。”②（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严嵩序。严嵩认为虽然从标准上看，志与史有所区别，但通过志书的记载，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疆域、建置变革、风土人情、兵防政教、名人志士等方面的内容，而后世称为“史”者，其内容多于“志”，因此四方志即为四方之史。可见，他将方志的地位等同于史书，也是一位“方志即史书”观点的持有者。

严嵩“志犹史也”的观点为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认可，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章氏称“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③（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8页。按照章学诚的见解，方志是众多史书的一种，如有国家之史，郡国之史，家族、个人皆有史，府志、县志即为郡国之史。章学诚也把志书当史书看待，与严嵩“志犹史也”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严嵩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志乃史体”说与此有着深厚的渊源。

2.修志功能为“纪远示法”。

关于方志的功能与作用，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中说到，“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⑤（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1999年，第200页。这是古人对修志功用的最早表述，表明了封建时代方志传述忠孝节义，维护纲常礼仪，以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此后，倡导修志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极具见地的论述，普遍认为方志的功用在于“资治、存史、教化”。

严嵩也对方志的功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正德袁州府志》凡例中说：“志以纪远示法，其录州土、沿革、风俗、吏治、人才要皆有微旨，弗敢略。若夫物货常产、舍宇器物凡目，仕官杂员世常抄取计簿，编以为册，使观者夸以为详，非也。今诸制并记其大要，以明政教法度之体，其细文备仪则弗克赘云。”⑥（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凡例。由此可知，严嵩认为修志的目的是“纪远示法”，即记录历史、示法后代，也就是说方志具有存史、教化之功能。严嵩进一步指出，对于土物地产、庙宇器物、官员名录之类的资料，大多是沿袭旧志抄录成册的，并无实际意义，应当简略纪述。而名人功绩、吏治风教、风俗人情、忠义贞节事迹等都有深远的内涵，这些史料有助于教化，有利于提高人的修养，应当“记其大要，以明政教法度之体”。

（二）方志编纂理论

1.修志原则。在志书编纂中，严嵩制定了几项原则。其一是“不牵浮议，不怵贵势，不比亲暱”⑦（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中国史学历来倡导“不虚美，不掩恶”，不隐瞒、不夸大，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严嵩在修志中恪守史学的这一优秀传统。其二是严格挑选入志内容。“境内山川不能悉书，书其名跡胜者”，户口、贡赋等类项中不可考者则“阙焉”⑧（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凡例。。其三是对于名宦与哲士“生不立传”。“名宦人物必既殁乃书，其见存者，虽有美绩，法不得书，俟后续书”。即使是孝友、文学、隐逸诸人物，也应坚持“据事直书，义自见云”①（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这些原则体现严嵩严谨求实的修志精神。

2.修纂方法。严嵩十分注重考据，确保志书的可靠性。他在对袁州府政区沿革、职官等记述中，不盲目遵从旧志，而是利用文献资料详加考证，力求正确无误。如探究袁州府沿革源流时，严嵩“推原其世次，质证以传记”②（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制成《郡县表》。通过严嵩的考证，袁州府的沿革脉络，在志书中呈现得非常清晰。严嵩对前代职官的考证更为细致，正如他所讲“今博考史传并先正文集，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备书之，疑未信者阙焉。”③（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旧志中唐、五代职官的记载，语焉不详或残缺不备。严嵩认真梳理，列具袁州历任刺史名录，其中唐代前期少部分列有出身、任职时间，中期以后则绝大多数都有记录，甚至部分还注明了字号、籍贯。他还对名录予以统计、说明，“自武德至天祐，一百有六人，外不赴任一人：锺传”。五代刺史中，除首任王安外，其余记载非常详明，分别注明了任职时间、出身、籍贯等，且多数有传，后面亦有归纳“伪吴刺史七人”“南唐刺史八人外，遥授一人翟彦钊。”④（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关于宋元时代职官的记载则更为全面，不仅记有州级、路级官员，而且其他地方属吏亦记述甚详。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严嵩修志精于考证的特点。

3.注重材料的搜集。搜集材料是修志的基本和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编修《正德袁州府志》时，严嵩“稽郡乘，观星野，采摭子史传记之说，网罗金石之文，旁听博闻山氓故老之谭，以补益其事以为志。”⑤（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在《正德袁州府志》卷一中专设“风俗”一目。严嵩采用纂辑式收载了《隋地理志》等诸史籍中有关袁州民情风俗的资料数十条，包括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时节礼仪诸多方面。这在同时代的志书中所见不多，在方志编纂史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艺文志是方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保存该地区有代表性的文献，对研究地方文化、考订学术源流，颇具参考价值。清人章学诚指出：“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⑥（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655页。严嵩十分重视《艺文志》的编写，广泛搜集先贤的佚文遗著。以《正德袁州府志》为例，全志共十四卷，《艺文志》五卷，占全志三分之一以上，共收录历代诏令、表、状、铭文、祭文、记等107篇，诗词116首。该《艺文志》中不乏明代以前的名家名作，如唐代韩愈表、状、诗各1篇，铭文、祭文4篇，柳宗元铭文1篇；宋代祖无择诗7首、记3篇，黄庭坚诗5首；元代欧阳玄祭文1篇、诗2首、记3篇，虞集诗2首、记6篇。这些文献极大地丰富了袁州府的历史文化。

4.修志体例。严嵩纂修《袁州府志》采用当时较为通用的体例——平列分目体，将全志内容分为若干门类，再平行排列，无所统属。两部府志主要包括卷首、正文、卷尾三部分，于图、表、志、传、艺文尽括无遗。此外，严嵩还适当增添条目，注重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结合。虽然永乐朝曾两次颁布修志条例，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舎、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二十一类⑦王德恒、许明辉、贾辉铭：《中国方志学》，合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470—472页。。但是，严嵩并没有完全照搬朝廷的规定，一方面将上述内容囊括其中，力求面面俱到，避免厚此薄彼；同时又结合袁州府的实际情况有所增设，如编修《正德袁州府志》时，为了“使吾袁四境之内千数百年之间之事迹可按籍而知，而文献不至于无徵”⑧（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3年，卷首。，将类目拓展至四十一目。而后《嘉靖袁州府志》的纂修也是基本沿袭正德本的类目，这较为全面反映袁州府各个方面的历史风貌。严嵩关于方志体例的纂修主张，既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又满足修志具体实践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为后世修志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式。所以，后人对其所纂府志称赞有加，尤其正德本更是得到了高度肯定，被称“博采旁搜，创为义例”“并美都元敬《黄山图经》、李懋卿《东莞志》、邵国贤《许州志》者也”①（清）施闰章：《康熙袁州府志》，康熙9年刻本，卷首。。时至今日，正德本仍得到“讲究编纂法则，体例较为严谨”的美誉②中国地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地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三、严嵩修志实践的启示意义

考察研究严嵩的修志实践，对当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一、修志者要有一定的史学功底。修志即是修史，扎实的专业知识是纂修良志佳本的基础。严嵩曾负责主持更修《宋史》，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据《明史》记载：“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③（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7914页。有明一代，各级政府对选聘修志主纂及参加人员尤为重视，这些人多为进士，史学知识非常坚实，地方修志形成以地方官主持、乡绅和名人学士参加的纂修制度。张英聘通过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的研究总结道：“他们（纂修者）多进士出身，或举人或乡贡，或‘博综群籍’，学贯古今。他们熟悉典章，精于修撰，擅百家之长，并且许多人有为宦从政的经历。”④张英聘：《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5期。正是因饱学之士的参与，明代志书不仅数量、种类繁多，而且修纂水平颇高。

其二、修志者要有严谨求真的作风。严嵩修志，从搜集资料到志书内容的选定，尤其是关于袁州府政区变革、历代官职的考辨，非常严谨细致，体现了他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修志者学习。在修志实践中，编纂人员不能盲从前人，也不能迷信经典，要具备一定的搜集资料、整理资料、考辨资料的能力，要具备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伪存真的能力。修志即存史，必须真实可靠。社会主义新方志纂修务要坚持严谨求实的原则，站在对历史及后人负责的高度对入志资料进行详细的甄别和考证，确保所修志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其三、修志者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嵩在修志实践中十分重视继承与创新。如上文所述，虽然早在永乐时朝廷已颁布修志条例，但严嵩仍对府志体例做了较大变动，充分吸取时人修志经验，适量增设条目，使志书内容丰富而又具时代特色。当今修志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开拓新思路，运用新方法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一是要在篇目、体例上创新。整体框架设计既要继承旧志好的传统模式，又要体现社会主义新方志体例创新之处。篇目设置体现志书体例，要合乎科学分类，更要突出时代特点。二是要反映地方特色。要充分发挥修纂人员的聪明才智，结合本地实际，突出本地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这是修志创新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