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中的傀儡
——《可以吃的女人》中的后现代焦虑

张秋琳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书名预先给了读者一个期待视野，但是读者读完之后就会发现这恰恰不是女权主义的作品，而是人权的问题。主人公玛丽安所经历的一切，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每个人其实都经历过，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然而玛丽安意识到了，同样遭遇这一问题的彼得没有意识到。并非彼得悟性不足，而是因为他不用面临为了结婚而丢工作的困境，所以这种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女性地位有关系的。女性在某些外因的刺激下更加容易怀疑某些看似正常的事物，而彼得缺少一个使之必须且迫切进行反省的条件。

玛丽安始终感觉彼得不真实，那是因为无论两个人的关系怎样近切，他者终究是他者。孩童对于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够了然，容易混淆在一起，而开始试图把自我从世界中剥离出来时，他者会给我们带来镜鉴，也会给我们带来困惑。彼得却只不过把玛丽安所有想要找寻自我主体性的行为简单归结为孩子气的胡闹，与玛丽安真实的出发点完全背道而驰。可是即使彼得意识到了又会怎样呢？那么大概彼得就会变成邓肯吧。而事实证明，邓肯自顾不暇，依然不能拯救玛丽安。这种对于自我主体性确立而同时能与他者沟通理解的渴望所带来的后现代焦虑问题是不分性别的。男性也可能有，就像邓肯，不过他无力解决；而女性如果本来就对自己没有什么追求，也可能意识不到，就像克拉拉，她根本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内核，也没有找回来的兴趣。所以这是人的共性问题，不是女人的问题。只不过社会主要是一种男权环境，所以也带来了性别问题，然后两个问题被叠加在一起进行理解时，就被误为了女权的问题。

当然并不否认，“《可以吃的女人》中充满了男女两性间钳制与抗争，凝视与逃离，消费与厌食等二元对立话语”[1]，只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女人的标签掩盖了人的本质，所以玛丽安的自我差点被毁掉，但作为男性的彼得也同样被其他一些标签毁灭着，并没有更幸运。小说中的人物所反映出的共性的后现代焦虑问题主要是人的相互隔绝以及被操控而不自知。

一、傀儡：主体的迷失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的后现代主义文艺基本审美特征，其中一点就是主体的消失，现代主义建构起来的个性和风格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再次被消除，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在《可以吃的女人》中，主体的迷失直观地体现在人称的转换上。小说总共有三个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都用第一人称，而作为小说主体的第二部分用的是第三人称。一般情况下女性作家对于第几人称的运用更加值得注意，这部小说中叙事视角的转变用意，在于暗示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真正问题，而不只是作家的小花招。主人公从“我”到玛丽安再到“我”，显然不是为了叙述的便利，而是意味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丢失了。“我”失去了引导情节发展的资格，只能像幽灵一样站在玛丽安的外面观察本该由“我”去经历的事情，而完全无能为力。“我”丢失的时间是玛丽安快要跟彼得结婚时，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但是又想不清楚的是哪个时期。“恩斯丽曾经警告我说彼得要把我完全抓在他手掌心里了。”[2]12不过那时“我”并没有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幸运的是“我”在吃掉了那个蛋糕女人之后，终于想清楚了，并且及时找回了自己。这个时期很多人都会经历，但大部分人并不会去思考它，于是就像克拉拉或者彼得一样顺理成章地走了过来，结果终究是永远迷失了。这是一种象征，意味着主体的中断与回归。那个蛋糕女人被吃掉以后，“我”如释重负，重新找回了自己，但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理，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在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身体一直处于理性、信仰和灵魂所控制的卑贱地位，依附于灵魂与宗教目的，与流行时尚符号根本无缘，更无法显示其在世俗景观中的主体性地位。而在当下文化中，身体与时尚符号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不断被改造和不确定性的存在”[3]。所以作为女性身体象征的蛋糕的消灭，使我产生了主体性被重新确立的仪式感。有人说“我”的这些折腾只是因为不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因为被吃掉的蛋糕代表了女性的身体，而女性也的确是自甘被男性消费的，似乎吃掉了这个身体，“我”就解除了性别的困扰。但他们只看到了表象，也许“我”的问题的确是一直不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但那是因为一旦接受了女性身份，“我”就失去了人的身份，而人的身份才是更本质的，“我”不能让女性的标签阻碍了人的主体。玛丽安的焦虑，并非女性的焦虑，而是后现代社会主体有了觉醒的可能却又被极力同化和镇压而带来的人的异化的焦虑。

其实叙事视角的转换从序言就已经开始了，序言就让人感觉到了奇怪，里边一会说“我”，一会说作者，使人迷惑写序言的到底是作者还是“我”，直到最后才意识到是作者一直在人称上做文章。当她在谈自己的感受或者从自己内在关照一切时就是“我”；当她从外在的眼光去讨论一些也许更可以叫做事实的东西时就是作者。所以事实上，当作品问世以后，作者不是作为女性而是作为人被读者或者书商或者什么人吃掉了。这跟作者死了不同，研究的人是把作者绑架上手术台切割加工，而不是把作者完全丢弃，可是作者一直在挣扎，没有放弃“我”，最后她胜利了，不是作为女人的胜利，而是作为人的胜利。这提示着一种可能性，人是可以不被吃掉的。

玛丽安从茫无头绪的焦虑到最后成功的探索，经历了一次次的逃跑，还有厌食。“我”一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抽什么风，也一度觉得是自己疯了，而没有意识到，“疯了”也许恰恰是开始觉醒的标志。因为清醒所以做出一些看似疯狂的举动，再要回到既清醒又不疯狂的状态就必须拿掉自己身上附加的性别标签，这种标签遮蔽了玛丽安的主体性。玛丽安为此作了很多努力，几乎把自己折腾死。“我”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而真正可悲的是那些安然接受一切、放弃了自我顺应社会、虽属无心但确乎不但自己迷失还要阻止“我”找寻的人，他们再也不打算把“我”找回来。事实上这绝不单是女性面临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彼得作为一个男性，其实同样失去了自我，只是因为意识不到，所以就好像问题不存在，让他看上去不能再正常了。而如果不肯放弃自我，那就只能以疯癫为代价，就算是男性也一样，比如邓肯。

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看上去对于如何生活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其实未必。当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构成问题，似乎选择是多元甚至迥异的。可是剖开表象探究下去，真相却让人恐慌。

《可以吃的女人》中有三类女人：第一类是以恩斯丽为代表的完全现代化的女性，因为她们接受过大学教育，视野开阔，并且具备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所以对婚姻不屑一顾，愿意追求具有更丰富可能性的生活。第二类是以克拉拉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即使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或者拥有自我生存的能力，但仍然心甘情愿退回到婚姻体制当中，摧毁掉自己的内核，不再思考自己的人生，得过且过。办公室的处女们虽然暂时还没走上克拉拉的道路，但克拉拉就是她们的人生目标，房东太太和其他老女人们也就是克拉拉的未来。第三类是以玛丽安为代表，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玛丽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可以拥有一定的经济独立，但传统是烙印在她心底深处的。她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接受跟彼得较为现代的关系，但从未怀疑过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有一天结婚生子的。她看上去是最正常的，既没有像恩斯丽一样放荡，也没有像克拉拉一样乏味，但在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深处，她一直在跟自己进行拉锯战，而这种自我对抗的点究竟在哪里，她自己也想不清楚。看起来女性的选择多了起来，不再只有“家宅里的天使”这一条路可走。但是，恩斯丽的心里还是认定女人可以不结婚但必须有个孩子，为此最终还是要给孩子找个爸爸。克拉拉等人自不必说。玛丽安也是差点结了婚，在她结婚前跟自己对抗的过程中一直感觉是自己出了问题，而从未怀疑过可能是另外一些事情出了问题。

很多时候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其实都是被当傀儡一样安排的。一切生活都被精心地操控了。克拉拉甘心被操控，看不到问题所在，这与她的自我还没有形成就被摧毁有关系。事实上她的丈夫并没想摧毁她，是她甘心甚至主动被摧毁的，因为那时她还太年轻，缺少思考的能力。恩斯丽在挣脱传统束缚的路上走着走着，终究还是绕回了原点，她那些看似有自我的宣言，其实不过是别人灌输给她的。不管是女人应该有个孩子，还是孩子应该有个爸爸，这些都不是她自己经过自我分析得出的结论，而是别人直接抛给她的指令，所以她仍然不具备主体的思考能力，本质上与克拉拉无异。心理学毕业的恩斯丽并没能逃出男权传统的圈套，毕竟大学里所教授的知识主要还是男人创造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目的是强制女人去‘适应’她们的地位”[4]301，只要不是自己学会思考和质疑，仅有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玛丽安之所以能够意识到问题，是因为她已经具备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但是还不完全。而如果不是自己立场坚定有主张的话，做了傀儡是很自然的事情。社会也会努力炮制一种焦虑施加给女性。小说里的女性看上去有三类，其实只要找不到自己的内心，归根结底不过是从三条路上殊途同归的一类，都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一个女性真正考虑过自己作为“我”的未来，都是在围绕着婚姻打转。社会在给她们施压，让她们以为是自己想结婚，她们对此从未产生质疑。真正有尝试去看清自己内心的只有玛丽安，她在和彼得订婚之后又和邓肯发生关系，就是因为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子能让自己看清楚自己作出的决定，所以只能进行一些离经叛道的尝试。她的视野已经被打开，即不再是个傻子了，心里有了想法，又还不够强大，必须向社会屈服，结果只能折腾自己。玛丽安这一时期的行为就是因为觉察到了有些事情不太对劲，但是又不十分了然，所以才会说出一些在别人看来是胡闹的话。克拉拉则是趁着自己还是个主体没有觉醒的傻子的时候赶紧把自己处理掉了，这样就避免了有一天变得像玛丽安一样神经质。

但是男性也并没什么区别，小说里的男性也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彼得为代表的最正常的男性，留恋单身贵族的生活，却并不想对生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到了某个时候还是决定结婚，也有一定的事业基础作为保障，他的未来就是那些先他一步踏进婚姻的朋友以及乔，邓肯的室友们也终有一天会成为彼得。第二类是以邓肯为代表的对思想走火入魔者，大脑走在了身体前面，常常对自己和世界进行在别人看来像是疯子的思考，越思考就越发现很多事情不对劲，然而又像零余者一样无心或者无力去改变。他能明白玛丽安迷失那段时间的痛苦挣扎，不过他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不想插手现实问题，他的话真真假假无从分辨，就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邓肯的很多行为显得缺乏感情，以至初遇时玛丽安以为他是精神分裂患者，而这恰恰是后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突出体现，“‘感情’正在减弱、消失：后现代主义的经验不再是一种焦虑，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分裂[5]289”。正常如彼得的人只是将这种心理压制下来，所以小说开头多次强调“我”感到自己很正常，这为后来玛丽安的精神出现问题埋下了伏笔，并且可以更好地表现主题，即疯癫是因为自我的觉醒，而非自身的心理建构不完全。第三类是以伦为代表的男性，他跟邓肯相似的是都将思想和现实截然分开，他们的思考落于现实就会陷入悖论，他们同样会做一些看上去不负责任的事情。但不同的是邓肯会先讲清楚自己的想法然后等待愿者上钩，所以他的猎物都是玛丽安这样尝试对自己进行思考的人，他给她提供一个思路，算是互利。而伦是专以类似欺骗的手段寻找不能对自己负责任且不思考的小女生，结果不断给自己惹下麻烦。事实证明，恩斯丽本质上也就是个不思考的小女生，即使她跟很多男人发生过关系。所以伦跟邓肯终究又不是一类。那么男人是不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彼得的选择很显然是社会的选择，但违背了他的初衷；邓肯不是社会的选择，他只是作不出自己的选择，所以随遇而安；伦对纯洁女生的向往和占有后就失去纯洁的矛盾，本质上也是他无法自主地作出选择的掩饰。

每个人都是提线木偶。这不只是女性的问题，但很奇怪的是男性一般都不只是想不清楚，而是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但这确保了彼得们可以始终顺畅地生活下去。邓肯意识到了但选择忽视，伦没有意识到但本能地逃避。唯一模模糊糊意识到了并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玛丽安则一度把自己逼入绝境。

二、孤岛：他者的缺席

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社会竭力同化，自己的选择可能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的主体被中断，作为能指的玛丽安所指是社会文化形态而非一个特定的个体，这个他者侵占了“我”，玛丽安被异化成一个傀儡。对于自我被毁灭的恐慌和愤怒是没有办法跟人说清楚的，所以有时这样的反抗在别人眼里也就仅仅是任性胡闹，就算玛丽安和彼得沟通，也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他者在侵占的同时也同样缺席了“我”的存在。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邓肯也许可以理解，但正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完全陷在自己的麻烦当中，根本顾不得玛丽安，并且因为了解他者的不在，他并不期待和相信玛丽安与自己之间能互有助益，所以这样的问题实质上只能自己去解决，没有人能分担的。玛丽安以为只有邓肯能够理解自己遇到的麻烦，所以把他当作救命稻草。但事实上，人甚至跟自己都不能互相理解，她希望得到邓肯的拯救注定是无意义的。作为全文主体的第二部分，作者从第一人称叙事转入第三人称叙事的视角，也恰恰体现出人们与自身的隔膜。当忽然意识到一些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时，人不得不跟自己拉开距离去观察事情到底是哪里不对了，对自己采取他者的视角，这预示着对自己的不理解，而且这个他者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即使自己跟自己之间也不能通航。玛丽安一度不太明白自己的厌食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怎么从酒会上跑去找邓肯发生关系的，在恩斯丽和伦的关系中她应该持一种什么态度，玛丽安会不会有一天变成克拉拉，所有的一切，就算是玛丽安也理解不了玛丽安。最后通过吃掉蛋糕女人这一象征性行为，“我”才回到了玛丽安身上，只有恢复跟“我”，也就是自己的主体关系，玛丽安才能克服掉自己充满后现代意味的焦虑。那个蛋糕女人所象征的不只是等待被吃掉、被摧毁的女人的身体，而更多是作为客体的玛丽安，那个社会的提线木偶，只有把她摧毁，“我”才会回来。因为等待救生船的孤岛是玛丽安，而“我”对于被其他孤岛看见没有那种迫切的必然，所以即使不通航“我”也不是一座孤岛。

不过，不得不说，对于女孩子，邓肯仍然比彼得有吸引力。这里是指那种让人看起来好像发疯一样的最真实的吸引力，而不是出于不管是对寂寞或是对未来的恐惧而需要抓住身边一个具体而固定的家伙那种吸引力。如果一个女孩子很肯定地否定掉这一点，那么她一定只是把自己的内核或者本我困锁在地下室里太久，以至于忘记了偶尔要去送水送饭，于是那个她在不为人知当中已经悄然死去，再也回不来了。而要摆脱孤岛的状态，必须要把那个自己从心理空间的地下室释放出来，只有那个“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必须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才能摆脱作为傀儡的命运，找回自我才能感觉到他者。

“我”对于彼得所感到的那种不真实，是因为两个人之间从未真正建立联系。最开始“我”一味迁就彼得，揣测他，直到发现彼得不为自己所知的那一面时，开始对他有了不真实的感觉，于是发生了第一次逃跑和“捉迷藏”。“我”从未了解彼得，彼得对“我”的行为也是简单归结为孩子气。快要结婚时玛丽安越来越烦躁，却害怕彼得觉得她精神错乱而不敢把自己的麻烦跟他说，即使跟克拉拉也是有选择地说了一点就被定义为婚前焦虑，恩斯丽也因为伦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谈什么了。“乐观主义者或许会将其视为文化的民主化 , 悲观主义者却会指出由此产生的那些文化产品中让人无法忍受的庸俗和空洞。与现代主义的焦虑症和后现代主义的自恋症不同, 伪现代主义的病理特征是自闭症 , 而它的典型情感特征则是无知、 狂热和恍惚。”[6]看起来只是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事实上没有人作出选择，就像彼得谈起猎杀兔子时一样。人们都在狂热地冷漠着，玛丽安跟外界的一切通航都是表象，事实上每个人都困守在自己的孤岛上，对自己对他人都无能为力。这种他者的缺席也发生在玛丽安自我迷失的时期，当她找回自我，他者对她也就不再构成问题了。

其实不但人与人之间互相隔膜，就连文化与文化之间也有不同的态度。玛丽安身边的朋友对待婚姻恋爱的态度差不多体现了几种典型。克拉拉从出场就是被玛丽安可怜甚至有些鄙夷的形象。在玛丽安眼里，本来很瘦的克拉拉怀孕之后挺着一个突兀的大肚子的样子，就像一条蟒蛇吞下了一个大西瓜，十分滑稽。克拉拉的生活更是一团糟，没有了自己的追求，每天就是围绕在一群嘈杂可恼的孩子中间，继续怀孕，继续加深自己荒谬的苦难。最重要的是，她自己对此还浑然不觉，即使乔并没想毁掉她的内核，乔尚且意识到了问题，希望她改变现状，她自己却还是麻木的。玛丽安暗暗下定决心，自己绝不要过和克拉拉一样的生活。

在小说里，克拉拉的生活是被看不起的，因为作者是一个西方人，她的价值观排斥这种生活。但其实在缅甸读者眼里，克拉拉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缅甸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认为女性还是应当结婚生子，得到安稳的幸福。何况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克拉拉的选择完全可以被理解。

与西方文化的理解恰恰相反，在缅甸读者看来，女主人公玛丽安最初跟彼得维持了一种情人关系却没有结婚，后来更是主动跟邓肯上床，亲手破坏自己婚约的行为，是在贬低自己的价值。在东方文化中，不只是女性，男性也是希望能跟自己爱的人名正言顺地永远在一起。玛丽安最开始没想结婚，只是因为不经意中受到了结婚就要丢工作的制度影响，她不是不想结婚，只是害怕失去工作。但换做是缅甸的女孩，如果在婚姻与工作之间必须作出一个选择的话，她们会果断选择婚姻。而彼得骨子里也是希望结婚的，所以在玛丽安逃跑的那一晚他才会求婚。即使是认为自我价值才是最高追求，不在乎他人眼光的西方人也一样会有结婚的需求。只不过西方对于贞洁没有那么看重，东方文化中女性在婚前是不可以跟其他男性发生关系的。

在东方文化看来，玛丽安的所谓“胡闹”不是因为她自己不想结婚，因为除了工作制度，身边的文化环境也在起作用。她的室友恩斯丽因为上过大学，思想非常开放，拒绝结婚。玛丽安虽然也不认同她的很多行为，但是潜意识中还是会形成一种观念，即读过书的女性不应该再退回到相夫教子的生活。跟恩斯丽在一起，她害怕自己会显得很落后，就像自己看待克拉拉一样，所以她刻意让自己看起来无所谓。事实上，当她为了说服自己跟彼得结婚，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对恩斯丽说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也许一直想嫁给彼得时，恩斯丽“听了这话不做声了，就像是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一样”[2]87。所以玛丽安其实对自己的选择缺乏信心，或者说对自己作选择的能力缺乏安全感。她没有办法不活在他人的眼光中，所以恩斯丽会对她产生直接影响，她怕自己不被恩斯丽认可甚于不被自己认可。

也许西方文化更现代，但是东方文化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两者并无高下之分。只是从对待这部小说的不同态度中，反映出了作为东方文化典型的缅甸和西方文化典型的加拿大之间的差异。

其实这些后现代的焦虑，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文化带来的。克拉拉的生活会是很多缅甸读者的选择，他们不会有什么焦虑，焦虑的只有像玛丽安一样在自我与生活之间挣扎的人。

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问题是孤立而不独立。自我迷失，他者也缺席，所以余下的就只有虚无。《可以吃的女人》所集中展现的，与其说是女性在面对婚姻时所遭遇的尴尬境地，不如说是整个人类在面对被异化的危机时的挣扎或顺从。“《可以吃的女人》正是这样一部处处弥散着性别政治与反抗话语的文本。”[1]被生活操控，无力作出自己的选择，互相之间处于不同的次元，这些问题都在玛丽安一点点觉醒的过程中清晰起来。虽然相对来说，偏于温和与传统的东方文化不会受到那样激烈的冲击，在相对激进的西方文化中这种矛盾冲突得到了更强烈的表现，但这些后现代性的焦虑是东西方所共同面临的，只有通过自我的找寻才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