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何以成功

王延超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这既是百年波澜壮阔的党史所反复证明的事实，也是诸多理论成果系统、充分阐释了的问题。笔者从党正确处理与人事物的关系视角出发，探索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功秘诀。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与人的关系

处理与人的关系，可以是一个人处理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可以是一个人处理与一群人的关系，也可以是这一群人处理与那一群人的关系，上升到国家、社会，就是执政群体如何处理与公众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是对的，如何处理是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阐释直指社会意识的各种污泥浊水，荡涤各种陋习偏见，将人与人的关系摆在平等的位置上。依靠“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奉献给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法宝，是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宝。

翻开中国近代史，面对外敌入侵，生灵涂炭，各个时代的执政群体虽然也不甘外辱、英勇抵御，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因为手中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依靠和为了“绝大多数人”这一法宝。包括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针对英军的进犯下令对英宣战，派奕山赴广州剿匪等，最后是清廷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包括1856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率勇士顽强抵抗，12月29日广州失守；包括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人血战，6月13日清廷战败，被迫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包括1860年8月14日英法侵略军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8月21日大沽失陷，24日侵略军占领天津，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于八里桥，10月13日侵略军攻入北京，10月24日、25日清廷被迫与英法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包括后来清廷直到灭亡之前被迫与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路数基本是：外敌武力进犯或者施压，清廷抵抗、失败、签约。这当中，有许许多多人民群众踊跃参战的身影，其间出现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或者有组织的反抗外敌入侵斗争，比如1841年5月30日的广州三元里抗英、1842年8月15日的靖江保卫战、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爆发的捻军起义、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等，都没有被清廷正确对待。如广州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中，清廷官员“奕山不仅自己不战，反而派广州知府余保纯恫吓哄骗迫令群众散开，为英军解围”(3)张林珍：《“落后就要挨打”之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S2期。。1842年8月15日，由江苏靖江知县领导和依靠群众力量取得全胜的靖江保卫战，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知县杨凤翮(即杨凤融)被以“大胆滋事”的罪名撤职。清廷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绞杀，对义和团运动的先利用后镇压，以及后来的袁世凯政府、走马灯般多变的北洋军阀政府，在镇压民众反帝爱国运动方面同样心狠手辣。到了蒋介石反革命政府，就更是继承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衣钵，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一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残酷镇压，结果也就注定了这些反动政权的自绝于人民和必然短命。

面对外敌入侵，各个时期的反动政权为什么都宁愿付出沉重代价也选择与人民为敌，不做加法做减法？说到底还是个价值观、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家贼难防”思维陷阱在作怪。这种思维陷阱的源头是迷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会打洞”，不承认人人各有其长、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而是热衷于根据财富和权力等的占有，划分人的高贵与卑贱，在情感和思维方式上崇尚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视为洪水猛兽，时时处处严加防范。相反，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依靠的力量，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党纲中，明确提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随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军队民主以巩固工农武装割据，“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6)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5页。。在这样的红色政权区域，“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⑤。在当时深入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眼里，他看到的是“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农’成分的处境。在新区中，取消了一切租税，使农民们有透口气的机会。在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其次，他们把土地分给缺地农民，贫农、佃农、雇农都得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中共领导的革命给解放区人民的最大恩典是使他们免于饥饿”(7)李金铮：《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六次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9)《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1437页。。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11)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364页。“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爱群众，到用好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传家宝、权力下放调动积极性、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再到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的成功秘诀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处理与事的关系

通常人们讲“事理”，特别看重懂“事理”，是因为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大到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凡“事”均有自己的“理”。如果不琢磨、尊重事物本身的理，就会在实践中碰壁。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还是结合中国近代史作一番研究思考。比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廷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完整的国家治理不仅被“五口通商”硬生生撕开5个大口子，而且还有割让香港岛、赔偿白银、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的权利等条款，并且还招引来了美国和法国的趁火打劫。1844年清廷又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不仅增加了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侵犯中国的领海权等条款，还“撒下了日后长出许多毒蘑菇的种子”，规定12年后要“修约”；与法国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不仅增加了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永久居住、自由贸易、设立领事、停泊兵船等条款，还增加了清政府“对法国人的家产、财货负责保护”和“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的条款，对清政府实施“绑架”。1858年4月，被各国侵略者任意宰割的“中国肥羊”遭遇来自北方“披着羊皮的狼”，沙俄借英法美以“修约”为名武力迫使清廷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之机，以“调停人”身份，抢在美英法三国之前，胁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不仅窃夺了在中国增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通商口岸、俄国得在各通商口岸设领、对俄国陆路通商人数和所带货物与资本不加限制等利益，还埋下了“由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这根钉子，成为日后沙俄一步步掠夺中国领土的借口。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此时，已经16个年头，清政府应当很清楚各国侵略者的野心尤其是沙俄“调停人”的真面目和所谓调停就是趁火打劫的本质了吧？但悲哀的是，遇到明火执仗的进犯，清政府仍然乞求所谓的友好国家给予调停，期待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1860年11月，沙俄借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对清政府大加勒索之机，又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声称自己调停有功，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强迫清政府认可了1858年5月28日逼迫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包括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等)，规定了俄罗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等条款，还强行割占了《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6年6月，沙俄又以联合德法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基本是不费一兵一卒抢走了清政府花三千万两白银“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还有，1914年8月底至9月初，日本在龙口登陆占领胶州湾地区，9月21日袁世凯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划出所谓“交战区”供日德开战，导致胶济铁路全线被日军占领和1915年5月接受丧权辱国“二十一条”。还包括蒋介石政府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妥协，“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1935年5月‘张北事件’、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14)金一南:《即使胜利了也不能忘记》，《党史文苑》2015年第19期。。这就是面对民族危机的一个个反动执政集团的选择！尽管历经上百年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对待外敌入侵上，其奴颜婢膝的嘴脸如出一辙，都希望通过和谈平息战争，也都以被迫接受更多的勒索和屈辱而告终。

道理显而易见，嗜血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战争贩子的天性，他们不可能有恻隐、怜悯之心，任何形式的求和都不能结束战争。正如列宁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靠单方面的决定是结束不了战争的。”(15)③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7页。“说我们主张靠单独媾和来结束战争，这是十分荒谬的！想靠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来结束这个由各个最富强的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结束这个由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引起的战争，这种想法十分愚蠢，甚至加以反驳都是可笑的。”③“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1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4页。因为战争就是战争，反动的战争只能用革命的战争去结束。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所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7)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⑥这就是毛泽东基于“实事求是”研究得出的革命战争规律，也是我们党用以破解各种难题的法宝。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运用“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1941年5月，毛泽东还给出了“实事求是”的完整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我们党从1942年2月到1945年春季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促使“实事求是”在全党蔚然成风。实事求是指导我们党历经革命、战争和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1982年9月，我们党将“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写入十二大党章的总纲中(21)③⑦ 中共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八大)》，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312、284页。。1992年党的十四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总纲，明确告诫全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③并且从党的十六大党章到十九大新党章，随着形势的发展对其有丰富和发展。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是在各个时期引领我们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引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克服各种困难以纠正错误的法宝。比如，我们党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就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决定给右派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就是为了纠正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错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22)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65、666页。，“《决定》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明确指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⑤，就是为了引领全党坚持毛泽东思想，正确汲取经验教训。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为了引导全党通过科学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再如，2017年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中删除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句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修改意义重大。我们党从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开始，总纲和条文分别表述。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没有具体阐释党的领导的内容。1969年的九大党章和1973年的十大党章，因为正值“文革”时期，存在严重问题。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曾明确指出：“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2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1977年修改通过的十一大党章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体式，在内容上恢复了八大党章中一些正确的部分，但仍然没有较明确具体阐释党的领导的文字。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对十一大党章作了多方面、带有根本意义的修改，在总纲中增加了加强党的建设“坚决实现”的“三项基本要求”，但也在“三项基本要求”之后，增加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党的领导怎么能仅仅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呢？对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不管了吗？比如经济建设，它到底包不包括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之内？如果说包括，将怎样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如果不包括，那又怎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自然而然应当包括我们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如果将党的领导限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三个方面，理论和实践要么“两张皮”，要么就基本上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削弱党的领导的论调熟视无睹。因为就宏观层面而言离开经济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离开本职业务，就根本没有办法和能力领导政治、思想和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正常社会运行中的生产关系不能够脱离生产力、上层建筑不能够脱离经济基础。党的十九大新党章，使我们党的领导得以回归到应有位置，得以带领全党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时代重任。这就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定理想信念、不断纠正错误的中国共产党，这也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对党的领导充满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满自信，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充满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自信，不仅因为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心人民、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因为我们的百年大党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坚持实事求是，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能够将生机与活力长期保持下去。

三、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正确处理与物的关系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世界千变万化。面对瞬息多变、日新月异的物质世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跟上世界的变化，才能在学习中不断成长进步，反之，就会被物质世界奔腾不息的洪流所抛弃。清朝统治中国从1644年开始，历经康乾盛世到1911年灭亡，足以说明这个道理。“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使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2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5页。结果，从1840年6月英军舰船封锁广东珠江海口，到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军以较少的兵力就将中华帝国拖入灾难的深渊。随后，各国侵略者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加重了中华民族的灾难。“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步步被动、因应错误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昧于世界大势，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论’的迷思中，认为只有中国典章制度、声名文物才是‘普世的’，因此只有华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25)雷颐：《清朝灭亡源自对现代性的无知》，《博览群书》2012年第5期。这种态度不仅限制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军队战斗力生成，还成为扼杀新生力量改革创新的屠刀。1894年8月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维新变法运动，便是当时国人为拯救祖国危亡作出的一种选择”(26)④⑤⑥⑦ 龚书铎：《中国近代史干部读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119、122、123、124页。。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积极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④，1898年5月20日，“光绪帝接受建议，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诏书200余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改革”⑤。“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日益猛烈地冲击着旧制度、旧观念，触犯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囚光绪于中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等维新派分子”⑦。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清王朝也彻底堵死了有可能借维新求新生的通道，走进必然灭亡的死胡同。后来的袁世凯在接受了丧权辱国、令人发指的“二十一条”后，“加紧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27)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6页。。他因逆历史潮流而动，走上了自取灭亡之路。同样，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因此导致军队缺乏精气神、战斗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地区日军只有1万余人，而中国东北军人数达19万之众，日军却只用一星期就控制了辽宁，三个月占领整个东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华北地区全部日军最高统计数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仅宋哲元29军就不下10万人，可一个月时间华北就沦陷。这是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敌强我弱。我之弱，不仅是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更是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领导者弱”(28)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力量何以能凝聚并强大起来》，《求是》2016年第1期。。精神的颓废溃败，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致命伤。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宣告自己的奋斗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推翻反动统治。这就注定了其生存环境的艰难、凶险，不仅要啥没啥，还时刻面临被反动统治阶级绞杀的危险。但是，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南陈北李”还是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要么是很著名的学者，要么是小有名气的书生，都崇尚读书学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直崇尚读书学习的源头。其中，毛泽东不仅是毕生崇尚读书学习的典范，还特别注重通过组织民众学习以改造社会。比如，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29)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剩余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建立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30)⑤ 王海军、王新刚：《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探析——以1929—1934年干部学校教育为考察对象》，《理论学刊》2018年第2期。。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局集中中央苏区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1933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局下发《关于党内教育计划》，强调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的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注重实效，强调理论教育必须联系实际、为实际服务，是这一时期干部学校教育尤为重视的一点”⑤。1934年7月，苏维埃大学合并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号召全党都要学习军事，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并以游击战争作为当前战争的主要形式，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发展成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31)⑧ 韩泰华主编：《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349—350页。。从1939年开始，全党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延安各机关、学校、单位干部又分设高级干部学习组(甲组)、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三种中心学习组，每组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学习方法”(32)陈怡阳、徐德刚：《延安整风时期学习运动初探》，《延边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举行预备会议。5月24日，受主席团委托，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针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山头。对知识的要求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鉴于过去的中央不完全，再选一个中央将来也还会不完全，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学习的任务。选举中央委员会，就要选有学习精神的人，他不懂得这不要紧，我们选他，让他去学。”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同志们提出问题的回答，立意深远、温婉通透、逻辑严密还风趣幽默，参加会议听取这样的报告，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学习、激励和提高。

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建设新中国的需要，毛泽东又给全党提出了新的学习要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3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针对新时期的新需要，邓小平针对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学习，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4)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80页。1992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③为了加强干部教育，“1994年至1996年，中央有关部门连续下发《关于组织广大干部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基本知识的通知》《关于组织广大干部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通知》等”(35)赵铁锁、秦明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干部教育述论》，《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为了确保干部教育培训始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自《1996—2000年全国干部培训规划》出台以后，形成了每五年制定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传统。”(36)何彦霏、刘晓哲：《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70年：历程、规律及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党中央先后颁布了《2001年—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06年—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明确规定要全面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完善包括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专业化能力培训和知识培训的内容体系。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按照党的十九大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第一项义务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37)《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我们党就是这样一直和学习学习再学习相伴而行，一直坚持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调整、提升全党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我们党历经艰辛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